二

我在开头曾说过，霍布斯离弃亚里士多德修辞学，这在与修辞主旨相关的两个论题中才能得到理解。第一个论题直到现在才引起注意，它关注修辞学与辩证法的关系。我想继续谈论的第二点就是，修辞学是伦理学和政治学的一个分支。通过这个论题，亚里士多德主要想支持说服性的政治演说，也即，为了演讲能在公共领域中影响未来的行动。亚里士多德认为，要想在这种说服中取胜，人们就得表现良好的品质，并使人相信他拥有这种品质。所以，个人得知道好品质和坏品质的本性（nature），或者说美德与邪恶的本性，至少，也得知道它们的那些表现（signs）。另外，人们得知道善好的本性或者至少知道对它的共识。亚里士多德补充道，“最重要最有效的说服手段和明智的审议，要依靠对于各种政体的了解（Ⅰ.8，1365b22-25）”。[13]换而言之，令人印象深刻的演说者，必须能够显示他对民主政体、寡头政体、贵族政体或君主政体有自己的见解。

霍布斯不同意能发现善好的本性，就像他曾说过，他怀疑存在关于善好的共识，[如果]这些共识存在的话，其意义也只在于，它们是一种用于说服的有用根据。众所周知，他也轻视亚里士多德对政府形式的分类。他认为那是一个糟糕的分类，因为根据那些政府形式对意见（sentiment）的不同区分，这会增加政府的种类。然而，我从霍布斯论善好的观点开始。亚里士多德认为可以简要地定义好的事物——好东西就是那些本身可取的东西，他也能列出那些事物，他认为大部分人能够同意它们是好的（比如，幸福、美德、财富、健康、荣誉、名声以及知识的完美[Ⅰ.6，1362b10-30]），与亚里士多德不同，霍布斯认为这些东西仅与特殊个体欲望相关时，才是好的。

霍布斯有着极其个人主义的观念，同时还假定欲望本质上是利己的。好东西首先就是它对拥有它的人有好处。这暗含了霍布斯不同意亚里士多德无可争议的好的事物的观点。因为亚里士多德认为无可争议的好的事物，是对任何拥有他的人来说都是好的，不论他们享有的数量大小。于是，对一些穷人来说，富有的洛克菲勒也是好的，因为人们会认为富有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好的。对霍布斯来说，任何人富有都是好的，这个看法可以理解，不过，要是从根本上说，那么，只有从这个想法中推演出一个实例，即，自己富有才是好的。霍布斯与亚里士多德的考虑不同，在前者看来，追求财富与讨厌他人的财富没有矛盾，因为这考虑的并非是财富客观的善好，这种客观的善好并不能对人自己的富有有益。再次，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使某些确定的事物——包括无可争议的好东西——成为好的，这就是关于种类的必要真理，与亚里士多德相比，霍布斯却认为，人们普遍同意某些事物是好的，这是非常偶然的事实，而且可能维持的时间很短，除非有种如何分配好善或恶的科学，或者有种政治强权来达成一致。

这些观点组成了一种怀疑论，怀疑善好对人来说是否存在，人们追求财富、健康以及喜好的东西，在他们广泛的共同欲望里，我们能够读出这种怀疑论。与这种怀疑论一致，霍布斯的政治论文催促人们作出政治选择——也即，完全求助于实际的王权——这个选择不是赞成人们诉诸所有读者乃至所有人都认为是好的事物。相反，论文诉诸一种预期，预料战争状态中仓促而痛苦的死亡，根据霍布斯的灵魂学，这些是人们必须极端厌恶的东西。根据霍布斯的学说，如果人们想去抵抗一种现存的王权，或者在自然状态中，人们决定反对建立王权，他们就会招致仓促而痛苦的死亡。霍布斯诉诸仓促痛苦的死亡，[我们]不能含糊地以为，这背后的观念在于，人们更易在他们厌恶而非喜好的事情上达成一致，而在于宁愿战争危害欲望的满足并威胁所有物品的获得。任何人都会假定，他们因没有获利而心生厌恶，不过因没有获利而生的厌恶感中，这是次级的厌恶，而不是第一等级（first order）的厌恶，后者有助于解释为何强调战争。在另一面，人们希望拥有次级（second order）的爱好，即想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追求使人满足的和平与科学。这也作为一种服从的诱因，并且以追求舒适生活的形式被提到。战争并不是所有人都自然而然渴望的事情，也不是他们第一等级的欲求。当人们追求尽可能多的方式，从而使他们各种第一等级的欲求得到可靠满足时，这才是好的。

霍布斯关于静止（quiescence）的论据，不仅用不上关于善好的本质理论——亚里士多德认为要想有效说服别人需要这些理论，而且它同时还破坏了政府类型的传统分类，即亚里士多德认为的分类——如果人们要在政治演说中取得成效，就必须掌握这种分类。比如，霍布斯的论证暗示，最好的政府形式就是统治权是绝对的并且集于一人之手。这听起来像亚里士多德所抨击的君主政治形式中的僭主（tyranny）。但是，霍布斯的理论是对不同政府类型理论的修补，他并不想去争辩，这个理论并不完全符合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僭主，比如说，所有政府类型都为了相同的目标，所以无需亚里士多德对利益的分类。看起来，霍布斯的策略是，根据任命负责公共安全的王权类型为政府分类，而这种简化已经根本上背离了传统。

在政治的具体思想对修辞学家是否有用这一点上，霍布斯再次反对亚里士多德。如何把这些反对结合起来呢？我认为这在《利维坦》的引言“认识你自己”中有所暗示。根据霍布斯的看法，如果政治修辞学能起说服作用，那是因为它同意人性的事实，而非因为修辞学使人们耽于安逸而接受错误的观点。霍布斯指出，人性相关的事实在于，他的修辞学的读者们通过反省能独立认识某些激情。每个读者探讨的激情对他们来说并不特殊；然而，这些激情的目标对每个人来说都会变化，霍布斯却令他的读者们忽略了这点。霍布斯使读者们注意他们自身某些种类的激情，他指出，在贫乏的状态下，某些种类的激情和一般的暴力或战争之间的必要关联。这些关系远非常识所能预料，而发现这些令人非常吃惊和不快，因为它们破坏了自爱（self-love）。但是某种程度上，这些关联能够给出一种解释，即解释为什么我们可能怀疑地回应关于这些联系的论证。霍布斯对这些激情的回顾，不仅使我们关注某些令人不快的事实，也使我们看到那些妨碍我们关注事实的成见。成见排斥了任何另外的权威，因为它们显示出的，并不是来自关注激情的有效原因推理（cause-effect reasoning），霍布斯却表明，这些成见是权威观点唯一可靠的来源。霍布斯对有效原因推理的使用实在巧妙，他告诉我们激情的影响，同时，它吸引我们的激情并且促使我们抑制那些影响。

[1]此文提交于纪念霍布斯诞辰四百年会议，牛津，1988年9月，后发表于《哲学和修辞》（Philosophy and Rhetoric），Vol.23，No.2，1990。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University Park and London。

[2]Molesworth版的《霍布斯英文著作集》第六卷。文中这个版本后面的参考书以E开头，下面有卷数和页码。（[译注]本文引文页码都来自英文著作集）要了解《摘要》（Biefe），可以看John T.Harwood编的《霍布斯和伯纳德·拉米的修辞学》（The Rhetorics of Thomas Hobbes and Bernard Lamy，Carbondale，Ill：Southern Illinois Press，1986），页1-131。

[3]可以看Harwood的介绍，loc.cit.，页13-23，以及James P.Zappen，《霍布斯〈利维坦〉中的亚里士多德式和拉米斯式的修辞学：情感对抗品格》（Aristotelian and Ramist Rhetoric in Thomas Hobbes’s Leviathan：Pathos versus Ethos），（[编者注]原文作者最后遗漏了两个单词：and Logos，所以Zappen文章名的准确汉译当是：《情感对抗品格和理性——霍布斯〈利维坦〉中的亚里士多德式修辞学和拉米斯式修辞学》，详见本期赵雪纲译文），《修辞学》（Rhetorica）（1983），页65-91，尤其是页78以下。

[4][译注]Peter Ramus，十六世纪法国哲学家，反对亚里士多德学派哲学，他认为修辞学应该专注于表达语言风格和口头表达。

[5]Walter Ong的《霍布斯和塔隆的拉米斯修辞学在英国的影响》（Hobbes and Talon’s Ramist Rhetoric in English，Transactions of the Cambridg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1，1959-53），页260-29。

[6]John Aubrey，《生活剪影》（Brief Lives），Richard Barber编辑，London：Folio Society，1957。

[7][译注]在此借鉴罗念生先生的翻译，详见《罗念生全集》（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2004年，页304，本文引用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段落都参考了罗先生的译本，在此致谢。

[8][译按]Enthymema，特指与逻辑三段论相对的修辞推论，其结论不一定可靠，这里为音译，指可能性较大的推理论证，见《罗念生全集》第一卷。

[9]Tonnies编，London：Marshall and Simpkin，1899，p.ⅹⅵ。文本中的参考书以EL开头，后面跟着部分、章、节以及Tonnies的页码。

[10][译注]本文中引用《利维坦》的段落都参考了《利维坦》中译本，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

[11]我仅仅在我的《霍布斯》（Hobbes）中简要提过这个问题（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6，页133-37），我在后面补充中的《霍布斯用于说服的国民科学》（Hobbes’s Persuasive Civil Science）会给出（考虑不同的问题）理由，紧跟其后的是Jonathan Ree编的《修辞学和哲学》（Rhetoric and Philosophy，Hutchinson），以及《霍布斯政治学中的科学》（The Science in Hobbes’s Politics），这篇文章收在A.Ryan和G.A.J.Rogers编的《透视霍布斯》（Perspectives on Hobbes，Oxford：University Press，1988）。

[12]经常有人宣称这两者间有张力，一方面是霍布斯“认识你自己”的口号，默许诉诸《利维坦》读者的激情和个人经验，另一方面则是政治学说中科学的主张。可以看Marshall Missner的例子，《霍布斯〈利维坦〉的方法》（Hobbes’s Method in Leviathan），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38（1977）：607-21。相似的论述可以看Victoria Kahn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修辞学，审慎和怀疑论》（Rhetoric，Prudence and Skepticism in the Renaissance，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页178-9。实际上，其中没有张力。首先，理性，因此是科学，预示而非排除了经验；第二，诉诸个人的经验和激情不是作为知识的媒介，而是作为知识的目标，这点与霍布斯关于科学的看法完全一致。

[13]W.Rhys Roberts翻译的《亚里士多德作品集》（The Works of Aristotle），W.D.Ross编，Oxford：Clarendon Press，1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