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外交事务优先

执行一旦不再明显地服从法律，一旦摆脱与正义的联系，便成为应对一般紧急状态的在手良方，不仅仅满足实施法律的迫切需要。这种紧急状态容易来自突发的外部危险，同样容易产生于国内骚动的野心，要应对它们，需要权力的全权代表。亚里士多德有五种王制，其中之一就是统帅，委以指挥战争的权力；他是正式官员，依法统治。[12]相反，马基雅维里则颂扬罗马人设立独裁官的实践，“当麻烦在国内出现，或损害国家时”，独裁官能够应对紧急事态（D I.33）。这时将“权力授予一人，无须征询便能决定，无须公断便能实施决定”。[13]马基雅维里否认独裁官的权威有害，或者，否认一般的看法，即独裁官把僭政引进罗马。独裁官非常有用，不仅当罗马共和国遭受外部威胁时，而且——现在，马基雅维里颠倒了道德基础——当“扩张帝国”时。[14]

涉及惩罚时，马基雅维里越过实施法律的困难，接纳了不正义的必要性，同样，当涉及外交事务时，他所处置的紧急事态，不再来自关注自身事务的国家，而是来自那些具有帝国野心的国家，它们必然寻找或挑起事端，作为口实（D III.16）。柏拉图的《王制》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简单地讨论了外交事务，而马基雅维里的《论李维》，如今所见，则有一半篇幅用来讨论外交事务，至少与《君主论》份量相同。在中世纪，古典传统必然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所改变，以顾及他们与异教徒的关系。基督教则让古典传统适应皇帝与教皇的广泛势力。这些改变给外交政策注入新的内容，然而，并未动摇正义的地位，因此，依然是国内事务优先。不过，恐惧一旦像马基雅维里认为的那样，作为政治基础取代了正义，结果便摆脱严格的限制，政治学设定的任务是向君主解释，他们如何才能获取和保存他们的国家，并向共和国解释，他们如何才能抑制腐败，向外扩张。政府必须学会，对待本族民众如同对待臣服的外族民众——不一定虐待，但没有信任与正义。使国家永存的重要执行功能，与独裁官实施自己决策的权力（扩张国家）相结合，表明马基雅维里在政治中初次强调生存（survival）。而古典政治科学认为，一切政制均循环往复，注定灭亡，因此，它评判政制不是依据其寿命多长，而是依据它们如何行为。马基雅维里摈弃了循环说，因为国家必将屈从于秩序更好的邻邦，而不愿孤独地忍受自己的灾祸（D I.2）。[15]他的新的对内政策证明外交政策应当优先，二者均由扩展的执行权所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