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俗之人

我们可以从考察亚里士多德“低俗的”（banousos）^[1]这一术语的意蕴开始。我们在使用这一术语时，常常将低俗与粗劣、令人厌恶或暧昧的性之本性的污秽联系在一起。但这样一些联系虽是启发性的却也是误导。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这一术语意味着三重“common-ness”：表示常见与平凡的“common”，表示在社交方面粗鄙庸俗的“common”，以及表示道德上卑劣、不高贵的“common”。在亚里士多德对于这个术语的使用中，他涉及并交叠使用了这三重含义，只是每次使用时往往强调其中一重含义[如NE1095b20，1107b19——《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P1260a40——《政治学》（Politics），下文分别以NE和P表示。以“低俗”一词在彼时代通行的希腊语中的应用为背景，来阐释亚里士多德的“低俗”观念，可参看Liddell & Scott]。超越这一词语的定义，继续深入开掘，我们如何能断定亚里士多德领会并采纳了这样一种“低俗”观呢？就其内核而言，低俗可以被理解为一系列的伦理缺陷，其核心在于鄙俗与不高贵，也可被理解为种种崇高价值基础的颠倒，这种颠倒源自于生活中与物质资源的错误关联。六个次要的特征构成并揭示出亚里士多德对于这一概念的解释。他将低俗与下面几方面连接起来：（1）就肉体而言，使人耗尽精力并变得愚蠢的身体劳作，限制了人们完善和应用理性的能力（P1258b35-8，1277b1-6）；（2）与之类似，在精神上，超强度的使人疲乏不堪的工作使得人们学习和获得德性的能力大减（P1337b5-20）；（3）缺乏或滥用闲暇时光，而闲暇时光原本有助于完善个人的公民生活及其道德、理智和精神（P1328b34-29a2）；（4）缺乏可帮助人们获得和促进德性的经济资源，或炫耀和贪婪地滥用这些资源；（5）人们在必要的约束中耗费时间尽力服务于他人，而非在自主选择中为了自身及其城邦而耗费时间与精力（P1278a5-21）；（6）最后，以基本的、庸常的善与手段来替代高的、终极的善与目的（P1341b10-15，NE1095b14-96a10）。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认为低贱妨害了德性和真正的幸福，便与这些特征相关。根据这样一种对于贫穷、低俗群体“导致异化的（alienating）”的生活和工作状况的描述，我们便不难理解马克思在自己[尤其是早期的]著作中为何如此强调“异化了的（alienated）劳作”，因为在博士项目期间仔细研读过亚里士多德的马克思一定对这些段落相当熟悉（参Marx，尤其是pp.77-87，也参McCarthy）。

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低俗的工匠（banousos technites）正是上述特征的典型符号和化身。更准确地说，我们可以将两种banousos加以区别，前者代指一种特定的行业或工人阶层（作为职业），后者代指某种恶德或行为特性。尽管亚里士多德在这两层意义上使用banousos这一术语，但本文中大多数时候我却将这两层意义叠加到一起；也就是说，在我看来，劳工阶层虽然并非完全被某种社会特性所标示，但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其所标示的。并且，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低俗的富人尽管与具有低俗职业的阶层相互排斥，亚里士多德却认为他们仍分有着具有低俗特性之阶层的第3、4与第6项品质。因为这些工匠有着“强健的背脊与衰弱的精神”（在长时间地使用其肌肉而非头脑之后）；因为他们有如此少的时间用于闲暇（或者，假如他们的确有空闲，则用于庸俗的消遣，而不是用于自我完善）；因为他们终日忙于满足他人的需求，而非学习如何积极地行使公民权与公共机构之功用；因为“他们关注的仅仅是活着，而不是活得好”^[2]（P1257b41。固然，亚里士多德在这个地方所谈的并非工匠，而是投身商业的富有市民阶层。但正如渐渐得以明确的那样，“关注的仅仅是活着”也许会被当作所有低俗之人共有的特性，无论其从事什么职业）；并且由于他们（错误地）将闲暇、钱财或快乐视为人生的主要目标，所以，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推论，这些俗人在实践上对德性与幸福是无能的（P1264b16-23，1337b3-20）。我们可以推测（因为亚里士多德并未明确告诉我们这一点），他们在这样一些事情上的无能并非出于其天性，而是由于后天的教养，即，应当归咎于使得他们变愚蠢的家庭环境与工作条件。当亚里士多德宣称天生的奴隶生来便不具备完满之德性，也不具备幸福、自由与公民权所必需的理性之时，他将低俗的工匠置于这些天生的卑贱奴隶与具有完全公民权的自由人之间的暧昧不清的位置上（P1254b16-55a4，1260b1，P1277a36-b1.Meikle将这些古希腊的低俗工匠置于与比邻的奴隶、农民、小贩和商人等阶层以及更富有的市民阶层的关系之中，对其社会经济状况作了详细考察）。

既然这些低俗的工匠被置于暧昧不清的位置上，这便显露出“亚里士多德德性理论之德性”潜在的严重问题。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这些工匠跟奴隶一样缺乏德性，至少不具有超越其奴仆职责的真正的、完满的德性；他宣称“他们的身体和心灵（已）被降格而不适于德性的实践和活动”（P1337b11）。当亚里士多德断言他们的身体和心灵已被降格而不适于德性之时，他暗示出，这些工匠与真正天生的奴隶不同，他们之所以缺乏德性并不是由于在本性上天生就无法获得德性（P1260b1-2）。因此，低俗的工匠毕竟拥有着德性所需的天性和能力，仅仅缺乏恰当的手段来培养德性，那便是适当的抚养、训练和教育与充足的闲暇时光。当人之内在天性不成为阻碍之时，亚里士多德便将此类的外在手段与善之匮乏看作是阻碍人们获取德性之物。亚里士多德似乎认为工匠阶层（连同农民、雇佣劳力和小贩）理所当然会缺乏这些手段和善。然而，作为一个敏锐的经验主义思想家，他也许意识到了事情并不必然如此。他也许已经看到这样一种可能性——这样的工匠在得到适当的家庭训练、充分的教育、足够的闲暇时光等等之后，将成为有德之人——而在现时代，这样的设想其实已经成为现实。因此，假如这些为城邦和城邦之善作出了必要的和有价值的贡献的工匠能够获得德性而只不过缺乏必要的手段，那么，我们必须追问，亚里士多德的预设——这些工匠一定是这般低俗和无德性的——是否正确？反过来，我们还必须追问下述的重要问题：亚里士多德所言的城邦之德性和善必须建立在无德的、低俗的因子（elements）之上吗？假如城邦的工匠都是低俗的，但事实上却又能够把握德性，那么，继续从他们贬低自身的劳作（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正是这种劳作使得他们处于低俗之中）中获利，而不是帮助他们达至德性，这样做的正当性何在？允许和要求这些（有能力获得德性的）工匠继续其（抑制德性的）工作唯一的正当性难道不正是纯粹的私利？假若果真如此，那么为了城邦整体的善而被迫作出牺牲的不就是这些工匠（或至少是他们的德性）么？因此，（用康德的术语来说）难道不正是他们仅仅被当成了手段（means）？

如果亚里士多德要保持理论上的一致，那么要想使这些工匠变为有德之人就需要将其从奴隶制中解放出来，或至少从本质上使人庸俗化的劳作中解放出来；在别处他还坚持说，政治家与立法者有责任促进公民之德性。即便这些工匠不是具有完全公民权的人，至少在雅典不是完全的公民，政治家与立法者仍对其德性负有责任。他们介于奴隶和公民之间的地位实际上取决于他们置身于何种特定的政体之中。关于这一点可参看Morrison的著述，他宣称亚里士多德的公民概念获得了更大的一致，因为其区分了一系列不同程度的公民权。推断起来，只有那些对于城邦之善作出了重要贡献（执掌审议与司法机构，捐赠其资产等等）的具有完全公民权的人，才享有城邦所赋予的作为回报的重要的诸善（荣誉、教育、闲暇等等）。然而，宣称这些工匠对于城邦的贡献相对而言是不重要的，并且宣称他们不配享有作为报偿的与之相当的诸善（诸如公民身份、教育和闲暇——以及它们意味着的对于德性的促进），这难道是正当的？当然不是。亚里士多德也许会回答：在低俗的工匠贡献于城邦的基本的物质之善与公民贡献于城邦的更高贵的善之间存在着差异；而当具有完全公民权的人得到工匠所未能获得的公民权、荣誉、教育等利益之时，正是这一差异使之变得正当。但这一回答并不合理，因为这些工匠原本能够获得德性，并且因此不应当承受其卑贱的命运（他们不像真正的“天生的奴隶”，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天生的奴隶该有那样的命运，因其天性便缺乏理性和德性[P1334a1]）。此外，这些工匠对城邦所作的贡献虽然也许并非绝对高贵，却因此而是同样必需和重要的。“低俗的工匠从事于那些对于一座城邦来说不可或缺的制造，这些制品中有些为必需品，而有的则用于奢侈或精致的生活”（P1291a1-3）。“好公民”所享有的诸善都建立在低俗工匠的劳动之上，建立在他们的血、汗和泪之上。因此，像亚里士多德（他其实是一个侨居雅典的外邦人）这样的城邦中“有德的”公民一方面由于这些工匠的低俗而贬低他们，另一方面却始终享受着他们“低俗”劳作的成果并且事实上以之为前提，这种做法就不像是有理、正当或有德性的。或者，假如任何一个“有德之人”自身必须忍受类似的粗劣生活和工作条件，他们大概已经以类似的特征终老，而这些工匠却被贬低和批评为低俗之人，这难道不是错误的么？这样的贬斥难道不是简化为了指责低俗之人未能开发资源或未能抓住机会，而实际上这资源和机会对他们而言都遥不可及？当这些低俗的因子并未获得他们的应得之物时，如果预设这样的“高贵德性”应当建立在“卑下的低俗”之上，那么在这样的预设中似乎存在着某种根本的不公正——假如并非一种剥削的话。尽管存在着这种种可能性，现在我们还是来更加切近地审察这些低俗苦力实际的劳作与闲暇（或闲暇的匮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