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经济学的实质

§1.经济学主要研究人类活动的动力和阻力，这种动力和阻力的数量只能大略用货币来进行衡量。不过，这种衡量仅指动力和阻力的数量而言。不论是高尚的还是卑鄙的动机的质量，在性质上都是无法衡量的　经济学研究人在日常生活事务中的活动、思考等行为，但主要是研究在人的日常生活中最有力、最持久地影响人类行为的那些动机。尽管大部分人在经商中都会有比较高尚的品格；在经商中也像在别处一样受到个人情感、责任观念和对高尚理想的追求的影响。的确，最有能力的发明家和改进方法与工具的组织者，之所以发挥他们最大的能力，是因为他们受到高尚信念的鼓舞，而并非完全爱好财富。不过尽管如此，日常商业活动最执着的动机，还是为了获得作为工作物质报酬的工资的欲望。工资在使用上可以是利己或利人的，也可以是高尚的或卑鄙的。在这一点上，人类本性的多样化就起了作用。不过，这个动机是由一定数额的货币引起的。正是对商业活动这种最执着的动机的明确而准确的货币衡量，才使经济学远远胜过其他各门研究人类的学问。正像化学家的精确天平使化学比其他大多数自然科学都更精确一样，经济学家的这种货币天平虽然现在还很粗糙、不完善，但也使得经济学比其他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更精确。不过，经济学当然不能与精密的自然科学相比，因为经济学是研究人类本性不断变化背后的微妙的力量的。[1]

经济学比其他社会科学有优势，这似乎源于这样的事实：经济学的特殊的研究领域使之比其他任何一门学科都具有更多的机会采用精确的方法。经济学主要是研究人类的欲望、理想及人类本性中的其他情感问题的。而这一切的外在表现形式都是经济学进步的种种动力，这些动力的驱动程度或数量甚至能够相当准确地加以估计和衡量；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就能用科学方法来测试这些动力了。当一个人的动机所产生的力量——不是动机本身——差不多能用一笔金额来衡量的时候，而这笔金额又恰是他为了获得某种满足正好要放弃的，或者是刚好能使他忍受某种程度的疲劳，就便有可能使用科学的方法来测试。

很有必要指出下面一点：经济学家并没有声称可以衡量心中任何的情感，或者说直接衡量情感，情感只能通过情感的结果间接地进行衡量。一个人甚至不能将自己不同时间的心情进行准确的比较和衡量。至于别人的心情，除了从其结果进行间接的、推测性的衡量之外，是没人能够衡量得了的。当然，有些情感属于人类的较高的品性，而有些则属于较低的品性，它们是不相同的。不过，即使我们将注意力集中于仅仅是同一类型的肉体上的愉快和痛苦，我们也感到只能从其结果进行间接比较。实际上，除非同一个人在同一时间内体验同样的愉快和痛苦，否则，即使这种比较在某种程度上是必然的，也是推测性的。

例如，两个人从吸烟中获得的愉快是不能进行直接比较的。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里从吸烟中获得的快乐也是不能直接进行比较的。不过，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把他的几便士用于买一支雪茄烟，还是买一杯茶，或是坐车回家，这样的事我们可按照惯例说，他能从这几件事上获得同样的快乐。

因此，即使我们想比较物质上的满足，也不能进行直接比较，必须以这种满足对活动所提供的动力进行间接比较。如果要获得两种愉快之中的任何一种愉快，且这种欲望诱使处境相同的人各去做正好一小时的额外的工作，或是诱使身份相同、财产相当的人各为这一小时工作付出一个先令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为着研究目的着想，这两种愉快是对等的，因为要获得愉快的欲望对于情况相似的人而言，是有同样强有力的激发活动的动力的。

所以，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那样，我们用激发活动的原动力或刺激物来衡量一种心情，虽然在我们所要考虑的有些动机中，有些是属于人类的较高品性，有些则属于人类的较低品性，但也不会引起新的困难。

假如我们看到一个人在几种小小的满足之间犹豫不决，过了一会儿，他忽然想到，在归家的途中，他会遇到一个贫穷的病人；他用了一些时间才决定下来自己究竟是选择一种物质满足，还是去做一件善事，以他人之乐为乐。因为他的愿望时而这样，时而那样，所以他的心情就会发生性质上的变化。哲学家应该研究这种变化的实质。

不过，经济学家是通过心情的表现而不是心情本身来研究各种心情的。如果他们觉得不同的心情对活动提供了相等的动力的话，那么为了研究的目的，可以把这些心情也当做表面上是相同的。其实，他们所用的方法与每个人每天日常生活中所用的方法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更有耐心、考虑更周到以及更谨慎小心罢了。只是他们不想以人类本性当中的低级情感来衡量高级情感的真正价值，也不想将对美德的爱好与对美味食品的爱好进行比较。他们从结果中来估计出激发活动的动力，就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一样。他们遵循平常谈话所采取的方式，不同的只是在他们进行研究时，更谨慎小心地去弄清楚他们的知识范围。他们从在一定情况下对人进行泛泛的观察中得出暂时性的结论，但并不打算探求个人的心理及精神特征。不过，他们也不忽视生活的心理、精神方面的因素。相反，即使在经济研究的比较狭小的范围方面，了解占有优势的欲望是否有助于形成一种坚强而正直的性格也是重要的。在经济研究的较广范围内，当这种研究被应用到实际问题上时，经济学家也像别人一样，必须关心人类的最终目的，并考虑对活动有同样强大影响的动力，以及具有对等经济价值的各种各样满足形式之间的实际价值差异。这些价值的研究只是经济学的起点，它的确是起点[2]。

§2.同一先令衡量的动力计算起来应是穷人比富人大，但经济学通常寻求不受个人特性影响的广泛结果　这里还要讨论用货币衡量动机的几种其他局限性。第一种局限性的产生，是因为必须考虑到同额货币所代表的愉快或其他满足程度对不同环境中的不同的人来说是不同的。

即使对于同一个人而言，一先令获得的愉快（或其他满足），也许在一个时间比另一个时间要多。这是因为在前一个时间里他的金钱也许会更充足，或者因为他的感觉可能会发生变化[3]。同样的事对于经历相同、外表相似的人所产生的影响也常常不同。例如，一群城里小学生到乡下去度一天假，他们当中恐怕不会有两个人获得形式绝对一样，并且程度相同的愉快感。我们知道，父母对于子女当然是同样慈爱的，但对爱子的夭折，父母的悲痛程度是大不相同的。有些人虽说很不敏感，但却特别容易感到一种特殊的愉快和痛苦；同时，本性与教育的不同，也可使一个人对于苦乐的感受与另一个人全然不同。

所以说，任何有相同收入的两个人都能从收入的使用上获得同样的利益，是不合适的；或者说，他们会对收入的同样减少也感受到同样的痛苦，同样也是不合适的。向每年收入都是三百镑的两个人各征一镑税时，虽然每人都要放弃一镑价值的愉快（或其他满足）——这是他最能容易放弃的——也就是说每人将要放弃恰好用一镑来衡量的东西，但是，每人因为放弃所获得的满足程度却不一定是相同的。

然而，如果我们取的平均数非常广泛，且足以使每个人的特性互相抵消，那么，有相同收入的人为了得到同一种利益或避免同一种损害，其所要付出的货币的确是这种利益或损害的一个很好的测量方法。假如有一千个人住在设菲尔德城，另有一千人住在利兹城，每人每年约有一百镑收入，并对他们都征一镑的税。我们可以相信，这一镑的税在设菲尔德城将造成的丧失愉快或其他损害，与在利兹城将要造成的差不多一样大。如果使他们的收入都增加一镑，那么这两个地方就会得到对等的愉快或其他利益。如果他们都是从事同一行业的成年男子，可以推测，他们的感觉和性情、品位及教育也大致相同，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如果我们以家庭为单位，并比较这两个地方每年有一百镑收入的一千个家庭当因减少一镑的收入所引起的愉快的丧失，那么，这种可能性也丝毫都不会减。

另外，我们还必须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如果让一个人对任何东西付出一定的价钱，那么其所需要的动力一定是穷人要比富人大。对于富人而言，一先令衡量的任何愉快或满足的程度都要比穷人小。一个富人对在是否花一先令只买一支雪茄烟犹豫不决时，他所考虑的种种愉快相对于一个正在考虑是否花一先令买可供他用一个月的烟草的穷人来说要少得多。雨下得再大，每年只有一百镑收入的职员仍是步行上班，而每年有三百镑收入的职员则不同：因为乘电车或公共汽车的费用所衡量的利益，对穷人来说要比富人大。如果用掉了那笔车费，穷人因缺少这笔钱会比富人感受到更大的痛苦。在穷人的心目中，车费所衡量的利益要比在富人的心目中所衡量的更大。

不过，当我们考虑较大人群的活动和动机时，造成这种差错的机会会减少。例如，如果我们知道一家银行的倒闭使利兹城的居民损失二十万镑，而使设菲尔德城的居民损失十万镑，那么我们很可能就会认为，在利兹城造成的损失会比在设菲尔德城大一倍。除非我们确实有某种特殊的理由，认为一个城市的银行股东是比另一城市的股东更为富有的阶层；或者认为银行倒闭对两个城市的工人阶级所造成的失业的比例不同。

经济学研究的绝大多数事件都对所有社会不同阶层有着比例大致相同的影响。因此，如果用来衡量两件事所产生愉快的货币标准相等的话，就有理由认为这两件事所产生的愉快也相同，这是合乎常例的习惯。进一步说，如果从西方国家任何两个地方都毫无偏见地抽出两大群人，假设他们会将比例大致相同的金钱用做生活较为高尚的用途，因此甚至就有这样一种表面上的可能性：如果他们的生活用品以同等的量增加，那么就会以几乎同等的程度促进他们生活的美满以及人类的真正进步。

§3.习惯本身大都基于有意识的选择　再说说另外一点。当我们说到用欲望作为动力的活动时，并不是说我们认为一切活动都是有意识的或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在这一点上也正像在其他各个方面一样，经济学常把人看做是像在日常生活中的那样：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并不总是预先考虑每一个活动的结果，不管他的推动力是出自人们较高的品性，还是较低的品性[4]。

经济学特别关心的就是人们的行为在生活当中经过深思熟虑，且在未做某事之前总是先考虑好其利害得失的一面。在人们的这一面生活当中，当人们的确遵照习惯、按照惯例，不假思索地临时做某事时，其实习惯与惯例本身就几乎是精密而细心地观察不同行为过程所产生的利害得失的产物。当然，它一般不会有像资产负债表上借贷双方的任何正式计算，但人们在一天工作完毕回家时，或者是在社交场合相遇，便会对对方说“这样做不合适，那样做就好了”，等等；也不一定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或为了物质利益，才非要使一件事比另一件事做得更合适。这时，人们常常会这样说“这个或那个办法虽然省却了一点麻烦或一点钱，但是对别人是不公平的”，或者“它使人看起来卑鄙”或“它使人感到卑鄙”，等等。

的确，当一种情况下产生的习惯或风俗，或其他因素下影响行动时，习惯、风俗与付出的努力及目的之间至今还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在落后国家里仍有许多风俗习惯，就类似于那些处于禁闭当中的海獭自己筑堤的习性；这些风俗习惯在历史学家看来意义深刻，而且立法者也必须加以考虑。但在近代商业事务中，这种习惯很快就消失了。

人们生活中最系统化的部分通常就是他们谋生的那一部分，这可从从事任何一种职业的人的工作那儿得到观察并对这种工作作出一般性的说明，然后再与其他观察结果进行比较以检验这种说明；关于为这些人提供足够动机所需的货币量或一般购买力的大小，也能作出数字形式的估计。

不愿推迟享乐或为将来积蓄，这是用积累财富所产生的利息来衡量的，而利息恰恰为积蓄提供了足够的动力。然而，这种衡量却有着某种特殊困难，必须等到以后再进行研究。

§4.经济动机不全是利己的。对金钱的欲望并不排斥受金钱以外因素的影响，欲望本身也许是出于高尚的动机。经济衡量的范围可以逐渐扩大到包括许多利他的活动在内　在这里也像在别处一样，我们必须记住赚钱的欲望本身并不一定出于低等的动机，即使赚来的钱是用在自己身上也是如此。金钱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如果目的是高尚的话，那么对这种手段的欲望也就不是卑鄙的了。一个青年为了自己以后能负担得起上大学的费用而努力工作，并尽量节省，他是渴望获得金钱的，但这种渴望之心并不卑鄙。简言之，金钱也是一般的购买力，且被当做是一种达到各种目的——不论这是高级的还是低级的，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的手段[5]。

这样，“货币”或“一般购买力”或“物质财富的掌握”，的的确确是经济学所围绕的和研究的中心问题。不过，这样说并非因为它是人类努力的主要目标，也并非因为它对经济学家的研究提供了主要课题，而是因为在我们这个世界里，它是大规模衡量人类动机的唯一方便的方法。如果以往的经济学家弄清楚了这一点，就会避免许多可悲的误解；卡莱尔和拉斯金两人关于人类努力的正确目标和财富的正当使用的光辉论述，就不会因为其中含有对经济学的猛烈攻击而减色了。那种攻击基于错误的观点，认为经济学除了研究对财富的自私欲望之外，与任何动机都无关，甚至认为经济学强调了一种卑鄙的自私政策[6]。

再者，当我们说到一个人的活动动机受到他将赚到的金钱的激发时，并不是说在他的心目中除了唯利是图的念头之外，就不想别的了。因为，即使生活在最纯粹的商业关系中也是要讲诚实与信用的；其中有许多商业关系即使不讲究慷慨，至少也是讲究不存卑鄙之心的，并且也讲究每个诚实的人为了洁身自好所具有的自尊心的。再说，人们借以谋生的工作有许多本身就是令人愉快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可以使人对更多的工作感受到更多愉快是有道理的。的确，即使乍一看上去似乎是索然无味的商业工作，但由于其对发挥人们的才能和争强好胜的本能提供了机会，也往往会使人产生很大的愉快感。因为，正像在比赛中的一匹马或一个运动员，竭尽全力要胜过他的竞争者，并对这种紧张感到愉快一样，一个制造商或一个商人受到胜过他的竞争对手的希望的鼓舞，往往要大于受到增加他的财产的欲望的激励[7]。

§5.续前　的确，经济学家一向都是认真考虑某种职业所具有的吸引人们去谋求这种职业的优势，不论这些优势是否表现为货币形态。如果其他条件均等，人们将会喜欢一种不必弄脏双手且又享有良好社会地位等的职业；尽管这些优势对每一个人的影响并不完全相同，但对大多数人的影响却差不多是一样的。因此，这些优势的吸引力就能用被认为是等同物的货币工资来估计和衡量。

另外，想得到周围人的赞美、避免他们藐视的欲望也是对活动的一种刺激。这种刺激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对于任何一类人都会产生大致相同的作用，尽管局部和暂时的情况不但对这种求得赞许的欲望的强烈程度有很大影响，而且对赞美者的范围也大有影响。例如，一个有职业的人或一个技术工人对于来自同一行业的人的毁誉会非常敏感，而对于其他人的毁誉则不太在乎；如果我们不注意观察这类动机的方向，并精确估计其力量，那么许多经济问题的研究就会变得完全不真实了。

在一个人想做似乎有利于其同事的事情时，也许会有一点自私的念头。同样，当他希望家庭在他生前和身后都能兴旺发达时，也会包含个人自尊心的因素在内。但是家庭情感一般来说仍然是利他主义的一种纯粹形式。如果不是因为家庭关系本身具有一致性的话，那么家庭情感的作用恐怕就表现不出什么规律性来。事实上，家庭情感的作用是相当有规律的，经济学家总是充分考虑这种作用，尤其是关于家庭收入在家人之间的分配、为子女将来事业准备费用以及将他赚来的财富积累起来留作身后使用等问题。

因此，不是缺乏意志而是缺乏力量才使经济学家不能考虑这类动机的作用。如果采取很广泛的平均数，那么就能用统计表来说明某些种类的慈善活动，并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将其归纳成规律，这一点很受经济学家的欢迎。因为，像这样变化无常而又不规则的动机的确很少，不过，借助于广泛而又耐心的观察，就能发现有关这种动机的某种规律。即使现在，也可能可以相当准确地预测出达到小康的十万英国居民将会向医院、教堂以及传道组织捐款的数目。要是能这样做，那么对医院护士、传教士及牧师的服务的供给和需求进行经济研究就有基础了。不过，另外一点恐怕也确实存在：由责任感以及对邻居的爱心所激起的活动大多是不能分类和归纳为规律并加以衡量的，因为这个理由　——　并非因为这些活动不是基于利己之心的——经济学的方法才不能用于这些活动。

§6.共同活动的动机对于经济学家具有巨大和日益增长的重要性　也许以往的英国经济学家过于将注意力局限于个人活动的动机了。正像其他所有社会科学的学者一样，经济学家常常把个人当做社会组织中的一分子来研究。但事实上，正像一所教堂并不仅仅就等于建成它的那些石头、一个人并不仅仅就等于一系列的思想和感情一样，社会生活不仅仅就是各个成员的生活的总和。诚然，全部活动是由其构成的部分组成的；诚然，在研究大多数经济问题时，最好的出发点是那些对个人有影响的动机，但这里所指的个人并非只是一个孤立的分子，而是某一特殊行业或产业团体中的一员。德国学者极力主张，经济学应极其关注并应越来越关注这样的动机：与集体所有财产有关的动机。当代人们日益增长的热情、大众智慧的日益增长以及电报、印刷品和其他交流工具日益增长的威力，已经不断地扩大为为公众利益而进行的集体活动的范围了。这些变化、合作运动以及其他各种自愿团体，正在各种不包括金钱利益在内的动机的影响之下发展起来，它们常为经济学家不断创造衡量种种动机的新机会。而这些动机的作用似乎不能被归纳成为任何一种规律。

但事实上，多种多样的动机、衡量这些动机的困难以及克服这些困难的方法正是本书将要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章提到的每一点，几乎都会在以后讲到的与之相关的某些经济学的主要问题时，再进行较为详细的讨论。

§7.经济学家主要是研究人的生活的一个方面的；但是这种生活是一个真实的人的生活，而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的生活。参看附录三　可以暂时得出如下结论：经济学家研究的是个人的活动，但是是从个人活动与社会生活而非与个人生活的关系来进行这种研究的。经济学家不太注重个人性情及性格特点的研究；他们仔细观察一个阶级的整体行为，有时却是全民族的行为，有时却只是住在某一区域的人的行为，但更多的则是在某一时间和某一地点从事某种特殊行业的人的行为；然后依靠统计学的帮助或用其他方法，经济学家们就可以知道他们所观察到的某一群体的成员正好愿意平均付出多少钱，以此作为他们要的某一物品的价格，或者以此作为必须付给这一群体成员的钱，以使他们付出原先不愿付出的努力或牺牲。不过，这样得到的有关动机的衡量确实不十分准确；若是十分准确的话，经济学早就该与最先进的自然科学相提并论，而不会像现在这样与最不先进的科学混为一谈了。

不过，这种衡量的准确性足以使经验丰富的经济学家能够相当准确地预测出主要与这类动机有关的各种变化所导致的结果的程度。例如，如果在任何一个地方准备开办一种新的行业，他们就能很准确地估计出来，需要付多少工资才能获得充分的、从最低级到最高级的任何等级的劳动力的供给。当他们参观一个从未见过的工厂时，只要观察某个工人需要何等程度的技术，以及这一工作对此工人的肉体、精神以及道德功能等方面有什么样的压力，他们就能说出此工人每周可挣多少工钱，与实际情况只会差一两个先令。而且，他们还能非常准确地预测出某种物品的供给减去多少将会导致价格的上涨，以及价格的上涨将如何作用于供给。

而且，经济学家从这种简单的研究出发，就可以进一步分析出决定各种工业的地区分布的原因、住在相距遥远地方的人们相互交换货物的条件等等；他们能够解释并预言信贷的变化将如何影响对外贸易，或者将一种税收的负担从被征收者身上转嫁到花费税收者的身上，等等。

在这一切方面，经济学家研究的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人，即一个有着血肉之躯的人而不是一个抽象的或“经济的”人。他们所研究的人在商业生活中受到利益驱动的影响极大，因而此人的商业生活在很大程度上都与这些利益驱动有关；但此人既不是没有虚荣心与草率作风的，也不是不喜欢为做好工作而做好工作的，或是不愿为他的家庭、邻居、国家作出牺牲的；他为热爱道德高尚的生活而热爱道德高尚的生活。经济学家研究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不过主要是研究生活的某些方面，而在这些方面，利益动机的作用是非常有规律的，能够加以预测；另外，对动力的估计也能从结果得到证实。经济学家已将他们的工作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了。

因为，第一点，他们研究的事实是能观察到的，研究的数量是能衡量和记录的；因此当出现有关这种事实和数量的意见分歧时，就能用公开而可靠的记录来判明这种分歧的是非；这样，经济学就获得了坚实的工作基础了。第二点，列入经济学的问题构成了一类性质颇为相似的问题，因为这类问题特别关系到的人类行为是受可以用货币价格衡量的动机的影响的。当然，这类问题具有许多共同的主题，这一点在性质上是很明显的。不过，以下两点在演绎上虽不那么明显，但也确实存在：有一种基本统一的形式贯穿于这类问题中的所有主要问题之中，结果是将这些问题放在一起研究就能更省事。正像派一个邮差在一条街上递送所有信件，而不是每个人都将其信件交给每个不同的信使一样。对任何一类问题来说，所需要的分析和经过有组织的推论以后，对于其他的同类问题，同样也是可以起作用的。

所以，我们越少找麻烦，越不去探究某问题是否属于经济学的范畴，这样就越好。如果事情是重要的，那我们就尽可能进行研究；如果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还不能由正确而可靠的知识来解决，或者如果是一个一般的经济分析及推论方法还不能解决的问题，那么，在我们纯粹的经济研究之中，就将它放置在一边好了。不过，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如果要将这种问题包括在所有问题研究当中，反而会减少我们经济知识的正确性和精密性，以致一无所获。我们要记住：我们必须用伦理的本能和常识来研究这种问题，这种本能和常识作为最终的仲裁者，将把从经济学和其他科学获得的，而且是经过整理的知识应用到实际问题上去。

[1]关于经济学与社会科学总体的关系，将在附录三的第1、2节里进行说明。

[2]一些哲学家就任何情况下的两种愉快都等同的说法提出的异议，似乎只适用于跟经济学家的说法无关的各种用法。然而不幸的是，经济学术语的习惯用法有时令人以为经济学家是享乐主义或功利主义的哲学体系的信徒。因为，经济学家通常认为最大的愉快是从努力尽职中获取的；而同时，他们又说“愉快”和“痛苦”是激发一切活动的动机。因此，他们就受到某些哲学家的谴责。这些哲学家主张：一个人尽职的愿望与他期望可能从尽职中获得愉快的欲望——如果他偶然想到这一点的话——是两种不同的事，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虽然这种愿望如果被称做“　自我满足”或“满足永久的自我”的欲望也并无不妥（例如，参看格林著的《伦理学绪论》第165～166页）。
经济学显然不该参与伦理学上的争论：既然一致地认为就自觉的欲望而言，活动的动机简称为“满足”的欲望毫无不妥之处，那么，在谈到一切欲望的目的时，不论这些欲望是否属于人类较高的品性还是较低的本性，都应该用“满足”这个词来代替“愉快”或许会更好。“满足”的反义词是“不满足”。如果用简短一点、没有色彩的词语“不利”来代替它或许还更好。
我们注意到某些边沁的追随者（虽然也许不是边沁本人），将“痛苦”和“愉快”的这种广义用法，当做从个人的快乐主义到完美的伦理教条的桥梁，却并没有意识到有必要提出一个独立的大前提，而这种必要性似乎是绝对的，虽然关于这一大前提的形式总会有不同的意见。有些人认为它是绝对命令式的；而某些人认为它是这样一种单纯的信念：不论我们的道德本能的起源怎样，这种本能的表现已为人类经验的判断所证实，从而知道如果没有自尊就不会得到真正的快乐，而自尊只有在努力生活以促进人类进步的条件下才能获得。

[3]参照埃奇沃斯的《数学心理学》。

[4]有一类满足感有时被称做“追逐的愉快”，便是这种情况。这类满足不但包括游戏和消遣、狩猎和赛马这样轻松的竞赛，而且还包括比较严肃的职业及商业生活竞争。我们在研究决定工资和利润的种种原因及工业组织形式时，将特别注意这类满足。
有些人性情变化无常，连他们自己都弄不明白自己的活动动机。但是，如果一个人性情稳定、考虑周到，那么他的冲动就是有意养成的习惯的产物，不论这些冲动是他较高或较低的本性的表现，还是他受良心的左右、社会关系的压力及身体需求本身的影响。因为相对来说，他不假思索地受到这些冲动支配是以前已经过深思熟虑，所以才决定受其支配。一种活动比另一种活动在吸引力方面更具优势，这即便不是当时深思熟虑的结果，也是以前对大体的相同事件进行处理的结果。

[5]参看莱斯利的一篇令人钦佩的论文，题为《金钱的爱好》。我们的确听到有人是为赚钱而赚钱，却不管钱有什么用处，在商场上度过一生的人尤其如此。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像在别的情况下一样，一个人做一件事情的习惯，在原来要做此事的目的消失后，仍然还会保留着。占有财富使这种人感到比别人有钱有势，并使他们受到人们的尊敬，令人羡慕，因此他们本人会感到一种辛苦而又强烈的愉快感。

[6]事实上，可以想象出这样一种世界，这里也有一种经济学，与我们自己的很像，但却没有任何种类的货币。参看附录二第8节与附录四第2节。

[7]有如德国的经济学范畴，它将在附录四第3节里得到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