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序

2010年初，西班牙《国家报》（El País）报道，1850个未标记的公墓被绘制在了西班牙近一半的国土上。舆论认为，公墓埋葬的绝大部分遗骨，是西班牙内战期间及战争刚刚结束后，因为政治主张、意识形态或宗教信仰被暗杀的人。内战结束已经过去七十年，这个消息让人不寒而栗。但实际上，这代表了执政党社会党做出的努力——根据1997年以《历史记忆法》之名而为人熟知的议会法案，政府终于准备让战争中逝去的灵魂安息。这项法案在特定情况下允许对遗体进行挖掘，内战双方实行的暗杀皆适用于此。事实上，此举辩白了那些支持1936年合法当选的共和派政府的人的权利——包括左翼工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共产党人、社会党人，以及左派共和党成员和反对反动叛乱的军官。这一权利被佛朗哥政权剥夺了四十年。当年共和派政府与导致内战加速爆发的武装叛乱进行了对抗。根据最新历史研究，叛军为了铲除“反西班牙的破坏分子”并恐吓民众，总共谋杀了十万人。内战最初几个月遭到枪决的那些人，被遗弃在了他们倒下的地方，一起埋葬在无标记的非神圣之地。这项法案规定，如果愿意，逝者的子孙最后终于可以将他们的遗骨改葬，或者至少了解他们目前的埋葬之地。

尽管我了解整件事的背景和庞大的被暗杀人数，但写下这些的时候，这个消息仍然带给了我极大的冲击：仅在西班牙半片国土上就有如此多的无名之墓——全国由社会党单独治理或与其他政党联合管理的十七个自治区即占了八个。如果本书的两位主人公之一曼努埃尔·科特斯（Manuel Cortés）不是如此聪明机智，他的遗体如今很可能就躺在这其中一个无名之墓里。在由获胜的佛朗哥支持者掌控的米哈斯（Mijas），等待他的几乎必然是这种命运。这个安达卢西亚村子是他的家乡，内战之前他是这里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社会党村长。但他逃脱了这种命运，因为战争结束回乡后，他在父母及其妻子的家里藏了三十年。他以理发师为业，终生秉持社会主义和工会主义信念；他家境贫穷，基本依靠自学，而且热衷政治；他坚信村里目不识丁的无土地散工和小户佃农必须先接受教育并学会合作，然后才能肩负起迫在眉睫的民主社会主义革命，以使农村从反动地主阶级手中解脱出来；他极力反对暴力，包括回应武装叛乱而在后方进行的暗杀行动——劳工们着手的革命事业，使得大约五万五千名“资产阶级”因为政治或宗教理想被大肆枪杀。作为村长，曼努埃尔在那段危机四伏的时期挽救了许多政敌的性命。他从大多数人那里赢得的感激，却是他们盼着看到他被枪毙在那条干枯的河道旁，而他的一些同伴已经在那里送命。

有两年时间，曼努埃尔整日藏在一个不过儿童椅宽的空间里。倘若没有他的妻子朱莉安娜（Juliana）的支持，他不可能幸存下来。从多个意义上而言，她是这场磨难的另一位主角。因为她必须不断应对外部世界，在战后严峻的形势下抵挡国民警卫队的搜查和盘问，以及好事的冤家对头和爱管闲事的街坊邻居。她通过严厉的告诫确保了三岁的女儿对曼努埃尔藏在家的事只字不提，正如多年后她的女儿玛丽亚为同样的原因让自己的两个孩子保持沉默。两代年幼的小女孩被妈妈逼迫绝不许把家人知道的秘密向外透露——这是她们的父亲和外祖父存活下来的条件。在一个人们相互熟知的小村子里，做到这样绝非易事。但这些年幼和年长的女人做到了，谁也不知道她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除了保护丈夫，朱莉安娜如今还要养家。读者会看到，她对这件事变得游刃有余。她带着对利润的精明考虑扩大了生意，曼努埃尔说这是他自己在幕后指导的结果。事实的确如此，但只说对了一部分，因为这否认了朱莉安娜在执行决定时发挥的作用。不过平心而论，曼努埃尔十分克制地未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强加给朱莉安娜和玛丽亚，也不对她们参加教堂活动和她们的宗教信仰评头论足。他自己则对这些事情毫不关心。但在更世俗的层面上，他对妻子和女儿便没有这么宽容。对于一个1969年时已六十多岁，并且刚刚从漫长的躲藏中走出的村夫而言，这并不让人意外。

尽管重获行动自由后曼努埃尔没有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但他晚年一直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让我好奇的是，他会如何看待《历史记忆法》？我确信他会欣然接受对那些反对武装叛乱的人的权利进行平反，同时再次谴责交战双方犯下的暴行，并且一定会指责中间偏右的人民党（Partido Popular, PP）借口法案只会重揭内战伤疤而拒绝通过的行为。他可能不会像历史学家一样感激立法者的决定——将与内战有关的众多西班牙文献单独集中在萨拉曼卡的档案室里。但他也许会和我一样，对这项法案的名称感到困惑。历史记忆？想必这里合并了两种记忆。我们通常所说的记忆是个人亲身经历的产物，对每个个体而言都是主观而独特的。从这层意义来说，历史的记忆必然有许多版本。而且即便有些记忆有重叠之处，它们带来的影响也会因人而异。所谓的历史“记忆”只可能指代对过去的集体意识，是通过教育、影像、传说、书籍、电影、新媒体等形成的一种后验，因而无需个人的亲身经历，并且受制于操控历史的争议，以及它对现在的投射。正如人民党做出的反应，这种现象在内战问题上一直存在。对于20世纪30年代导致国家分裂三年的战争，西班牙国内尚未达成共识。

我们能否认为个体记忆在其所属阶层或社会群体中具有代表性？我想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每个人始终远不止他代表的某一件身外之事。那么，记录个体的回忆——我们都知道其客观描述难免经常出错——用途何在呢？我想，只在于这些回忆最能告诉我们的——那些亲历历史事件者的主观感受。

最后我想以自己的观点结束。在我有幸认识的所有人中，曼努埃尔是最不同寻常的几位之一。他对民主社会主义的信念坚不可摧；他早从少年时代起便为改善周围世界所做出的努力是令人钦佩的；他对包括其政敌在内的其他生命的尊重，体现了一种在其同时代的人身上少有的对生命的敏锐情感。我十分感激他提供的现代西班牙历史和政治知识。他是一个真诚的人，果敢而沉着，但却对自己和自己的成就表现得异常谦逊，毫无夸大之词。我很荣幸成为他的朋友，并和他共同著述此书。

罗纳德·弗雷泽

2010年3月于瓦伦西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