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努埃尔
最初两年半被关在黑暗中的时候，我常想自己是不是带着扫把星出生的。先是襁褓时期母亲的去世，接着我父亲很快随她而去，然后我自己染上天花差点一命呜呼，现在又是这种处境……我满脑子都是黑暗的想法。我绝望极了，以至于逃跑的渴望几乎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不知道自己能试着跑到哪儿去，我从没计划过什么。有时我觉得也许我能逃到巴塞罗那，其他时候我想象自己能去直布罗陀。每次我有这些想法时，我的妻子就会警告我：“没有身份证你能去哪儿？形势非常严峻，不论你去哪儿，他们都会抓住你。”她一向非常悲观，我的养父也一样。
然后我会对自己说，如果他们抓住我了，那就这样吧。不过在内心深处，我知道妻子和养父是对的。世界大战已经开始，就算我侥幸设法离开了西班牙，也很难在国外安身。而且首先我得逃出西班牙才行！他们渐渐使我确信我不可能逃出去。“到处都是控制点，他们总会在某个控制点抓住你，那就完了。你不可能逃走的。过几年形势会好转，到时候我们可以再看。”他们这么说是为了安慰我，这些话他们自己都不信。但我相信，因为即便在最艰难的时刻，我也一直抱有希望，相信总有一天时局会变。我的希望寄托在战争上，如果纳粹战败……
藏了大约一年后，那些政治党徒又开始给国民警卫队施压搜捕我。他们认为我肯定在马拉加，因为我的妻子至少每周去那里做一次买卖，而且我有亲戚住在那儿。他们派警察到我的一个表亲家里搜人，但一无所获。他们不相信我会在这儿，因为我的妻子没有自己的房子能藏我。当然，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向警卫队施压的主要是一个跟我有私仇的人。当时在职的中士无比轻易地答应了，因为他曾为共和军效力过，并试图证明自己是出于被迫。这个中士是个冷酷的恶棍，他对所有可能曾是左翼的人进行了追查，正在极力讨好当局。毫无疑问，我是他们的头号敌人，唯一逃掉的那一个。
在这里，一个社会党人的名声比恶魔还要可怕。如果人们想得到中士的帮助，只要说“就是他在这里组织的社会党和工会”就够了。那些政治党徒、地主和党魁肯定不会忘记我的所作所为。我在20世纪30年代创立过一个强大的工会，并因此遭到他们的记恨。他们不喜欢有人在不曾有工会的地方建工会。他们习惯了在村子里称霸，想付多少酬劳就付多少酬劳。他们知道我认为土地应该国有化，还有银行、基本产业、交通、教育。但最重要的是土地，因为那时西班牙主要还是农业国家。即便如此，我仍是个温和派。我认为应该有偿征用土地，并按人头将土地分配给农民。大多数年轻的激进分子认为应该将土地彻底没收。但作为温和派，我认为这对地主来说太过严重。就连我在他们中的朋友也曾指责我为了一己私利而参与其中，拿走属于他们的东西。“不，伙计，不是的，”我会告诉他们，“我是为了避免让你们遭遇更坏的事情。”但他们不理解。
他们不相信有人会不为私利去做一件事。但我参与社会运动不是为了给自己谋利。我参与其中是因为我相信社会的公正，相信国家的财富应该有穷人的份，相信资产阶级的统治应该终结。这才是社会主义对我的意义。我是出于对农民的敬佩，为他们的忍耐和牺牲，出于想要在我有限的理解和文化范围内贡献一己之力，所以才开始接触社会主义并协助建立社会党和工会的。结果这却给我带来了灾难，但那时我又怎么知道呢？
当他们在我表亲家的搜查一无所获后，那位中士禁止我的妻子再去马拉加。他们以为她每个星期是去给我送食物和衣服，如果他们不让她去，就能把藏着的我逼出来。他们想错了，但这威胁到了我们的生计。
虽然生活艰难，但妻子做鸡蛋生意赚的一点钱足够支撑我们。那个年代，所有人都习惯了生活在和今天相比贫困得多的环境中。可是她依旧要付出相当的努力才能谋生，尤其在政府强行控制鸡蛋买卖并结束了自由市场之后。后来她和一个朋友——她的丈夫在镇压期间遇害——常常要提着鸡蛋走整晚的路去马拉加。三十公里啊！接着整个白天来来回回地卖鸡蛋。她们打扮成家庭主妇买东西的样子，把鸡蛋一篮一篮从她住在郊区的姐姐家里提到马拉加市中心——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不被抓到。想想她们为了卖掉几百个鸡蛋一天得跑多少趟，而且前一晚还是从这里一路走到马拉加去的。没错，为了让我们活下去，她必须非常辛苦，和男人一样辛苦。
那个中士禁止我的妻子去马拉加后，她便无法赚钱。我们得靠她省下来的钱过日子。六个星期后，她寥寥无几的那点积蓄快用完了。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再过几个星期我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我心想，如果不是因为那些政治党徒，如果不是因为那个中士以及他曾经为我们这一方战斗过的特殊身份，警卫队不会这么做。不是所有中士都像他一样。第一位中士是作为营区的永久指挥官来到这里的。他从没找过我妻子的麻烦，从未盘问过她或者对她说什么，可这里的人催促他这么做。他常说这些是政治问题，他不是来这儿管这些事的。但他很快因为升职被调到其他地方，接着来了这位明显想要讨好当局的人。
时间一周周过去，最后我对妻子说：“你必须去军营告诉那个中士你要去马拉加。告诉他如果他想知道你去哪儿，就派一名警察跟着你。但他不能继续这样断你的生计，他没有这个权力。”于是她按照我的交代告诉了他。当然，由于我藏在这里，她可以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因为她知道要是他们跟着她去马拉加，他们看到的不过是她卖鸡蛋的有钱人家，和她买东西的商店。那个中士一定心想，我不能继续阻止她赚钱让她们娘俩活命，放了她吧。因为他解除了禁令，再也没有找过我们麻烦。那个时候他大概明白了，是那些政治党徒在给他施压，他上当了。但那仍是一段糟糕透顶的日子。
因为正值饥荒最严重的时候，发生的一切都变得雪上加霜。1939年4月内战结束时，食物的供应维持了一段时间，至少整个夏天都有吃的。但冬天一到，加上世界大战的爆发，什么也没得卖了。人们不仅贫穷，而且濒临饿死。除了卷心菜和红薯，其他什么也吃不到。没有橄榄油也没有肥肉，而且那几年闹旱灾。人们在乡下到处找食物，看能不能买到一颗卷心菜。而那些种了一地卷心菜的人每次都是一颗一卖，给出价最高的人。但我们不能抱怨，因为我们比最穷的人家要稍好一点。最糟糕的是没有橄榄油或者肥肉，一切只能用水煮，一点水煮卷心菜就是一顿饭。罗斯福总统送来了许多食物——牛奶、面粉、黄油和芝士，如果合理分发可以大大缓解饥荒，但实际上却没有。其中一些食物运到了这里，他们只发了一点给他们想接济的少数人。剩下的不是“弄丢”就是“吃了”，被那些政治党徒瓜分。而他们是唯一有东西吃，也是最不需要美国援助的人。战争的蹂躏导致饥荒的困境雪上加霜。[1]
更糟糕的是，纳粹似乎在赢得战争。有时候看报纸——里面全是纳粹胜利的消息，因为这里的人为了他们的利益夸大事实——我沮丧至极，以为自己注定要在躲藏中死去。如果希特勒赢得战争，我们就会被侵占，法西斯将统治欧洲百年。那就完全没有希望了。当我看妻子带来的报纸时，因为难以承受轴心国胜利的想法，我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心想我还不如逃跑，看能不能成功。随后，除了所有这些事情，又传来日本节节胜利的消息。
尽管都是这些令人沮丧的消息，但我怎么也无法相信纳粹会赢。我认为纳粹和苏联之间的条约不过是“让我们看看谁能蒙骗谁”，双方都在设法占对方的便宜。这里的人到处在说：“我的家人告诉我，法西斯和共产党联手了。”但我知道不是这样，我知道他们这样想是错的。毫无疑问，新闻也在这么说。报纸欣然报道了这一条约，因为这里的官僚是“希特勒主义者”，他们支持纳粹的所有做法。西班牙之所以没有加入轴心国，唯一的原因在于国家刚刚结束内战，不仅满目疮痍，而且人民几近饿死。然而，尽管斯大林的意图很明显，但他认为自己能对付希特勒的想法是错的，没有谁能对付他。当时的苏联完全没有作战条件，而且他们想保存实力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准备。此外，他们还想强占波兰以及东方的其他国家，这一直都是沙皇俄国政府的野心。
这里的报纸从来不报道俄国在其大草原上对德军的猛攻以及纳粹的溃败。他们对斯大林格勒战役只字不提，所以很难对战争的全貌有准确的了解。德军正在全线撤退时，他们还在讨论纳粹的胜利！我必须自己根据新闻报道努力拼凑，因为除了家人之外我和外界没有任何联系，而他们谁也不懂这些事。妻子偶尔会给我带来英国或美国大使馆的简报，这些对我有所帮助。如果你被逮到在公众场合看这些简报，他们会把它撕掉并打烂你的脑袋。看德国大使馆的简报没问题，你不用担心被发现，但同盟国的就不行。有个货车司机经常给我们家带这些简报来——当然了，不是给我，而是给我的妻子，因为他知道我们属于“另一派”。这些简报是用打字机打出来后复印的，然后由马德里大使馆分发至马拉加领事馆以及全国各地。从官方而言，由于西班牙不是参战国，这些人不能阻止你做什么。但就像我说的，在当地你不能让他们发现你在看同盟国的简报……
纳粹的作战基地太小，他们的生存空间过于狭小而无法赢得战争。他们的经济迟早会破产，尤其因为他们还被包围着。这是我那个时候的想法，我总会在新闻中寻找指向同盟国胜利的蛛丝马迹。我从不允许自己消沉太久，总是试图在报纸的字里行间发现好消息，这是我的应对方法。当同盟国和苏联联手后，我心想：“纳粹输了，现在他们腹背受敌，无力回天了。”当我最终听到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消息时，我知道战争胜利了。在我看来，斯大林格勒战役让纳粹受到了致命打击，它是真正的转折点。想到纳粹就要战败，我立刻开始盲目乐观，心想如果纳粹倒下，他们的同伙和拥护者一定也会被打倒。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我错了。我早该知道的！毕竟，英国和法国让我们这一派在内战中输了，不是吗？我这么说，意思不是希望这两个国家直接干预我们的内政——不，绝不是这样！我的意思是，他们应该制止任何人的干预。他们应该确保德国和意大利离开西班牙，让西班牙人自己解决内战，这样我们就可以赢得战争。因为所有重要的中心城市、大型工业城市，以及广大的工人阶级都站在我们这边。马德里、巴塞罗那、毕尔巴鄂——这只是其中三个，更不用说其他地方。不出三十六小时结果就会明了。我们也许需要时间，可能一个多月，就能在敌方孤立的中心地带清除叛军势力。这原本可以实现，然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很快干预进来，向敌方支援了飞机、武器和士兵。内战期间，意大利派遣了六万人的军团到这里——他们应该是志愿兵，在诸如黑箭师、第23步兵师，以及利托里奥师中战斗。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十分确信是因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国民军才赢得了内战。没有他们的参与，结果会完全相反。
知道英国和法国那时的做法——单就不干预这方面来说——我对他们在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决定没有抱多少希望。但现在苏联也成了同盟国，似乎肯定要做些什么了。英国和美国反对任何行动，英国比美国更甚，因为丘吉尔是同盟国领导人中最保守的一个，他最不想有任何行动。可我还是无法相信什么也不会发生。经联合国同意，各国大使撤离西班牙——这能有什么用！还有一场意图彻底的经济抵制，这换来了同盟国送来的应有尽有的石油和汽油——仅此而已。我简直无法相信。过去三十年中，我最绝望的日子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我知道什么也不会发生。我不断告诉自己：“全完了，现在什么希望也没有了。”某种程度上我是对的，同时也不对。因为从那以后，由于同盟国的胜利，现任政权也有了改进。它不得不这么做，因为它必须在世界上维持下去，而整个世界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为主。如果赢的是希特勒，那就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我从养父家搬到了妻子在这条街上租的街5号房子里。有妻子和女儿的陪伴，有家庭的温暖围绕我，这帮助我度过了那段无比艰难的时期。我一个人被关在养父家的那个房间里时简直糟透了。
从一开始我就决定，如果要在躲藏中活下来，就意味着除了仅有的几个亲戚，我不能和任何人联系，无论直接还是间接。如果我和其他任何人联系了，就算他再忠诚，我也不可能活到今天。最终他们谁也不能守住秘密。所有男人都有妻子或者兄弟家人等等。他迟早会告诉自己信任的某个人，这就是麻烦的开始。女人喜欢说闲话，她们什么都说。总有人会告诉她最信任的人，然后这个人又会告诉另一个她信任的人，直到整个村子都知道。现在许多人喜欢说他们一直都知道我在这里。可是，如果他们真的知道，今天我就不会坐在这里了，我确信是这样。就连我的姐姐——她住在圣佩德罗—德阿尔坎塔拉——也从不知道这个秘密。不过她来过一两次，我透过门上的钥匙孔看到过她。
几年后政治压力有所缓和。那些党徒以为我逃到了国外，或者藏在其他地方。而且，那时我的妻子做起了茅草生意，她需要帮助。在我们自己家里，我就能干活。不过，她花了好一阵才找到合适的房子。因为这里的房子一直短缺，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最后，她的一个朋友把房子租给了她。这个女人和她的丈夫还有家人住在农庄，但她在这儿有一栋房子，说可以租给我的妻子。它在科尔特斯将军大街5号——这是他们给这条街取的名字，不过这儿的人都叫它柱子大街——然后我们决定我可以转移了。
在转移之前，妻子记起这栋房子里有一个现成的藏身处。国民军进来的时候，教堂的一个雕像曾在那儿出现过。那个时候我不在这里，但我的妻子记得。它是一个墙内的洞，和我的第一个藏身处很像。这个雕像是“耶稣之心”，它在革命期间教堂被洗劫的时候不见了，藏在了那个洞里。于是我心想：“好吧，如果它藏过耶稣之心，那它也能把我藏起来！”
现在的问题是要转移到新房子去。该怎么做呢？那是村子最热闹的街道之一，两栋房子的距离有250米远。我们要在晚上行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妻子想到了一个主意，她觉得我应该打扮成老太太的样子。她带来了她母亲的一些衣服，我在她的帮助下尽力穿了上去。她打算走在我的前面，如果遇到了谁她就停下来和对方说话，同时我像老太太一样慢慢走过去。我们是在一个冬夜的午夜过后出发的，外面一片漆黑。我们担心路上会遇到谁，妻子开始走后我等了一会儿，然后才从养父家出来。街上一个人影也没有。一开始我走得很慢，像个老太太一样弯着腰，穿着不习惯的衣服尽力走着。如果看到有人，我随时准备开始像乌龟一样拖着脚走，好像无法担负岁月的沉重。但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一路上我们谁也没碰见。于是我鼓起勇气，向新家飞奔而去。
——杰拉尔德·布雷南：《西班牙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