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莉安娜
那晚看到他打扮成老太太的样子，我们差点没笑岔气。他的两条腿总是被裙子缠住，连路都不会走，只能单脚跳。尽管我很紧张，一想到面临的风险就胃痛，但我还是忍不住放声大笑。他看起来特别滑稽！他穿的是一身老式衣服，裙摆部分又长又宽，还有一件衬裙、一条围巾和头巾，以及一件外套。他的脸用头巾遮着，再加上我带来的伞，几乎看不到他的脸。如果不是他走路吃力的样子，谁也看不出这是他假扮的老太太。我们等了好几个晚上，想看看怎么才能最安全地把他转移到新房子。那晚下起了毛毛雨——那是个冬天——而且夜很黑。于是我说：“好了，我们今晚行动，因为今天难度小一点。”
现在他在我自己的房子里，我们一家三口重新团聚，这让我开心多了。我再也不用一直焦虑要每天拎着篮子往他父亲家跑两三趟给他送饭。我再也不用整天脑袋转个不停了，唉！不用想着给他做饭，想着饭送晚了。现在，如果有人在吃饭的时间来家里有事，我可以把饭给他送上楼。如果我去收鸡蛋，我会用那把老式大钥匙把前门锁上——只有那一把——然后把它带在身上。这样我就知道，我不在家的时候谁也进不去，也就让我少了一件心事。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常在门前把钥匙摇得叮当响，或者跟路过的某个人聊几句，用这种方法提醒他让开。
这个时候他们已经确信他在马拉加，或者逃到了山里或其他地方。为了让他们打消怀疑，那两年多的等待是必要的。而且，我花了很长时间，最终才幸运地租到了街道5号的房子。这是一栋有三个房间的大房子，其中两间是卧室，还有一个已经做好的藏身处。房东经常在星期天和节日的时候回来，他们把橄榄油之类的东西储藏在阁楼。但他们从来不在那儿过夜，而且回来之前总是先给我捎信，因为唯一的钥匙在我身上，所以并不危险，他们上楼的时候他会躲进藏身处，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花了一整晚开掘清理那个藏身处，好让里面能容下他。以前一个圣像藏在那里，里面塞满了碎石，我们得把它挖深一些。有一晚他藏在那儿的时候，一个国民警卫队员几乎就坐在他下面。唉，那晚真是太惊险了！
有一天我出去卖完鸡蛋回来，一个年轻人在街上拦住了我。他是个臭名昭著的瘸子小偷。他拦下我说：“我有话想去你家对你说。”“去我家？说什么？”“是这样，我在山里的时候看到了几个人。我想其中一个是你丈夫，不过我没认出他来。他让我给他带些钱和面包……”我一下就看穿他想对我设什么圈套，但我让他以为我相信了。“好吧，听我说。你今晚十点或十点半过来，因为现在我家里没钱，我身上只有卖鸡蛋的钱。不过等你过来的时候，我应该出去借到钱了。”
我回家告诉了丈夫，他说：“马上去警卫队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这是个阴谋。”我也这么想。出门没一会儿，我就在街上碰到了一名外号“情郎”的警卫队员，他的女朋友住在这里。我告诉了他发生的事情。“你回家去，我马上把这件事向下士报告。”他说。很快他就和另一个警卫队员回来了。新来的警卫队员继续在街上巡视，这个“情郎”来到了我家。我的丈夫已经躲进了墙内的藏身处，这名警卫队员藏在同一个房间的门后听瘸子要说什么。两个人藏着——不过警卫队员不知道我的丈夫在那！瘸子来后，我对他说：“你想怎么样？你在街上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听太明白。”“没什么，就是我在山里看到一个人，他让我来拿些钱和面包。我觉得他是你丈夫，不过我没认出他来。我想，是他告诉我那是他的。”然后我说：“听着，山里没有我认识的人。我对他们一无所知，你明白吗？你是来抢劫的，这才是你的目的。”这时警卫队员从门后出来抓住了瘸子，他说：“臭小子，你是来这个女人家里抢劫的吧。”另一个警卫队员进来了，他们把他带去了军营。但我很快发现，这个阴谋还没完。
凌晨三点我被叫到军营对发生的事情做一个陈述。因为是半夜，我把女儿带在了身边，假装不想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
几个去山里割茅草的人被传唤了过来。是瘸子供出了他们的名字，他们正在接受审问，目的就是让他们承认在山里看到了我的丈夫和那些逃犯在一起。他们一个接一个被带去军营，我们被安排坐在外面的长凳上。通过打开的那扇门，我们不得不看着每个人接受审问。我从没想过这辈子会看到那晚的场景，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让一个小女孩目睹这样的事情，想想就觉得可怕。瘸子从头到尾都站在那里，对每一个人进行指控：“这个人给那些逃犯带过钱……这个带过面包……这个带过酒……”等等。我想这是我这辈子最可怕的经历了。
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只为女儿和那几个可怜的男人感到担忧。我并不害怕自己会怎么样，因为我知道这一次我比他们聪明。可是孩子是无辜的，那些男人也是无辜的！我为他们受的折磨感到痛苦。而这些都是因为这个瘸子小偷，只有他什么事也没有。这确认了我的猜测——这是个阴谋。如果不是的话，他也会像其他人一样接受审问。但他没有，他只需要对每个人进行指控，说他们和逃犯有接触。这些茅草贩当然看到了那些逃犯，他们几乎每天都得去山里把茅草带回来赚点钱糊口——如果那点钱算赚钱的话。但他们谁也没有说在逃犯中看到了我的丈夫。
实际上，他们是在设法弄到足够的证据把我关进监狱。他们不知道我的丈夫在哪儿，于是他们暗想他一定逃到了山里。“我们可以拿给逃犯送钱的罪名扣留她。一旦她被关起来，我们就能让她开口说出她丈夫的下落。同时我们还可以从她身上捞点钱……”这是他们的算盘——让我牵涉到逃犯的事件中，然后把我关起来，这样我就会供出我的丈夫。这对我们是非常危险的时刻，但他们没有得逞。他们无法让任何人开口。
这件事过后，他们搜查了我父亲在乡下的房子，看能不能在那儿找到他。但他们一无所获。在某种程度上，这件事帮忙保护了我们。如果人们真的想过这个问题，他们会觉得他不可能藏在这里。“如果朱莉安娜敢去找国民警卫队，说明她不知道她丈夫的行踪。”他们是这么想的，这也大大消除了他们对我的怀疑。在找过警卫队，并让一名警卫队员来过家里后，那些人无法相信我的丈夫藏在这儿。如果那名警卫队员想的话，他可以搜查我们家，不是吗？所以没错，从这方面来说，尽管瘸子事件很糟糕，它却让我的处境变得容易了。
就在这件事后，我们决定做一个新的藏身处。我的丈夫不放心原来的那个，他觉得人们也许会因为那座圣像想起它。圣周的一个晚上，趁着人们在街上游行的喧闹，我们在楼梯下做了一个新的藏身处。现在每个圣周我都会想起那晚！我从马拉加买回了他需要的工具，还有砖块和灰泥。我假装需要那些砖块做一些兔子窝。我为他打下手，给他和灰泥，到院子里拿砖块和水，因为他不能出去。他在楼梯下面砌出了一个空间，让他能从上面进去。当我把新砌的墙刷白后，它几乎和原来的地方融为一体了，以至于房东来过那么多次，却从来没有发现我们做过什么改变。
虽然新的藏身处足够安全，但我还是放心不下。我总想着要警惕——比他想的多多了。他总是若无其事的样子。他在阁楼的时候会把门开个缝，往外看那些来家里的人。这让我们争吵不断。我进屋后看到阁楼的门开了一点，于是我心想他又在往外看，这让我很生气。通常我会在出门之前把他锁在阁楼里，这样他就开不了门。但如果我忘了，然后看到门开了，我会对他说：“你又把门打开了。”“没有，我没开门。”“有，你开了，我在楼下能看到它开着。总有一天你会被别人发现的。”“哎呀，那些人知道什么呀，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他总是这么说。我们几乎每天都会因为他的粗心大意吵一架。我知道那些来家里的人没有注意到门开了一点，但我不能确信不会有人专门为了寻找蛛丝马迹到家里来。但他不怕，照样泰然自若，从来不想这些事情。
然而有一天事情发生了。一个小女孩来家里给她的姨妈拿点东西，就在这时他把门打开了。她在他关门之前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他。我马上去了小女孩的姨妈家，找她借罐头盒。她就是和我一起走夜路去马拉加卖鸡蛋的女人。“我哥哥从马拉加过来了，他想带点橄榄油回去。我没有罐头盒。他正在我家里等着，你侄女过去的时候看到他了……”
他朝窗户外面看的时候更危险。窗户上一块玻璃也没有，他会把百叶窗开一片缝隙看街上的人。当我从其他地方回来的时候，我常常会抬头往楼上看，然后就会看到那个可能暴露他的缝隙。“他又在往外看了，”进屋后我会说，“谁把窗户打开的？”“哎呀，没人看得到，”他会说，“没有谁会想着这事儿。”
这三十年来他一直在向窗户外面看。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后，也就是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我在窗户上安了玻璃，还买了网眼窗帘，好让别人看不到里面。这是有一天晚上我在街上看到他之后决定的——我总在警惕可能让他暴露的哪怕最小的迹象，他身后的灯光让我看到他正在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向外看。第二天我买了做窗帘的布料，好让这一切画上句号。然后他就可以在白天打开百叶窗，在不被人发现的情况下透过窗帘向外看。晚上，当他开着灯听收音机时，他会关上百叶窗。我到街上去确认过，百叶窗完全不会透光。
我有时会因为所有这些事情对他生气发火，我们总在为这个吵架。“他们会看到你的，我就能看到你在往外看。”有时我肯定一定有人看到了他。“他们看到你了。”“没有，谁也没看到我。”他总是那么镇定——其实是粗心大意。他比我聪明多了，但缺少我的警觉。我必须保护他不会因为自己的疏忽而受害，同时承受他的怒气，因为我无法说服他变得更加小心。不过去年的时候，对门的邻居确实看到他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向外看。但他们以为那是我的女婿。邻居对我说：“昨天晚上，我们看到西尔韦斯特雷从百叶窗看我们……”“哦，是的，”我说，“他上楼去拿编好的茅草，他一定是在窗户那儿往外看了。”他们看不清楚那是谁，只知道是个男的。当然了，那是他！
他常常不满足于隔着窗帘看，他会用手撩起帘子的一边，好看得更清楚。在我的记忆里，他一直都喜欢看路过的女人，就跟单身的时候一样。他会站在街顶端的小广场上，走来走去地看女人。这是他的嗜好，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乐此不疲，现在也还是老样子。如果看到一个女人从门口经过，他会追出去看人家。要么他就自己跑到街上来回晃悠。他的好奇心很强，这是事实。我常常对他总是盯着女人看厌烦不已，不过又心想：“算了吧，他还能做什么呢？如果这样能转移他的注意力，那也没什么不好。”这三十年来能让他转移注意力的事情并不多。但不管怎么说，他的粗心大意时常让我不好过。
这个时候，我已经做起了自己的生意。内战结束后，做衣服的布料非常短缺。人们用来做衣服的都是些旧麻袋和油布，那还是唯一能买到的布料，从梅利利亚运过来的，质量很差还很贵。马拉加有一个叫蓝色海岸的店铺，店主在巴塞罗那有几家纺织厂。每次他从那儿发货过来，店铺外面都会有许多人排队。卖鸡蛋的时候我认识了店主的弟弟，每个星期我都会送他两打鸡蛋作为礼物。每个星期都送，不管有没有货运过来。如果有货来，我会走到队伍的前面去敲橱窗。店主的弟弟会告诉门卫：“让她进来，她是给家里送鸡蛋的人。”进去后我挑好想要的，够十到十二件衣服的布料，然后他装好放在一边，等我在店铺关门后去拿。我用手上的钱买尽可能多的布料，因为我知道我能用它们在这里把钱翻倍。如果我买的丝绸是八比塞塔一米，我就在这儿卖十六比塞塔。如果一样东西花了我十六比塞塔，我就卖三十二。我总是让价钱翻倍。就算是这样，我卖的价也不比从梅利利亚运来的差布料贵多少。而且这让我赚了一些钱。
之前提到过，我和丈夫在马拉加外分手的时候，他留给了我五十比塞塔，然后就逃命去了。我花了其中十四比塞塔给女儿换了一双凉鞋，她的那双在我们逃跑的时候弄丢了。我是用三十六比塞塔开始谋生的——三十六，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起初我不知道该怎么养活自己和女儿。我和我的父母住了两个月，他们尽可能帮助了我，但他们没有足够的钱养我多久。所以我开始四处打听，问其他卖鸡蛋的人能赚多少钱。他们告诉我的时候，我说：“啊，那我也要做这个生意，每个星期多少赚一点。”我花了几天时间在农场里到处收鸡蛋，然后提着篮子走到丰希罗拉坐火车去马拉加。我一整天都提着篮子在城里四处问：“要买鸡蛋吗？要买鸡蛋吗？”在这之前我只去过一次马拉加，我不敢走得离市场太远。那是我唯一熟悉的地方，而且为了不迷路，我总会找人帮我指回去的路。第一次我赚了十六比塞塔，还算不错。
第二个星期我收了三天鸡蛋，可是去马拉加后没有人想买，好像那天每家都有鸡蛋。回来后我精疲力竭，心烦意乱。在乡下的三天加上马拉加的一天，我总共只赚了八比塞塔。我决定再试一次。我用赚的那点钱到商店买了些发夹、香粉和肥皂。去农场的时候我把它们带上了，这样我就能在买鸡蛋的时候卖点东西。那个星期我赚了四十比塞塔，之后我就长期做起了这个买卖，因为我开始喜欢起来。
村里那时有许多做鸡蛋买卖的人，一直以来都有，不仅有女人还有男人。有些是家族做这个生意的，对其他人而言，尤其在那个时候，这是那些丈夫在战争中死去的寡妇做的活计。她们用补偿金开始做买卖。不过这只针对那些丈夫为国民军效力的女人——如果你的丈夫是另一派，那就没有补偿金了。
每次出门收鸡蛋都意味着从日出到日落。我要去大约十五个农场，而且要走十五公里路。晚上回到家的时候疲惫不堪，两个篮子有二十到三十打鸡蛋。
我每周去马拉加卖一次鸡蛋。一开始我只去那些看起来可能会买鸡蛋的房子和公寓，问人们要不要鸡蛋。零零散散他们会买一些，并让我下星期再来，或者告诉我他们有亲戚朋友想要鸡蛋。就这样我在整个城里积累起了许多客人，我要走一整天才能把鸡蛋送到所有人手上。最后我经营到了每周两百打鸡蛋的生意。尽管如此，过了一年多我才存够在那个贫穷的年代被认为可观的一笔钱——一千比塞塔。这还是在我不为自己花一分钱，并把所有剩余时间用来编茅草的情况下做到的。
大概有十到十二个战争寡妇和我同时做起的鸡蛋买卖，但她们没能坚持下来。她们会去马拉加，给自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一罐好牌子的金枪鱼、一根香肠，或者喝杯啤酒或咖啡，完全没有考虑她们每赚一比塞塔就花掉了两比塞塔。我从没这么做过。我出门的时候会带上一小片面包和一个煎蛋饼，这就是我所有的干粮。因为我能非常清楚地看到，如果我赚五比塞塔然后在自己身上花两个，我就永远存不了钱。我会编茅草直到凌晨两三点，接着黎明起床又开始继续编。这样就能帮忙付食物和房租的钱，而不用去动我卖鸡蛋赚的钱。没错，有许多人和我同时开始做这个买卖，但谁也没能和我一样，用那么少的钱经营起了我后来的生意。如果我刚开始做买卖的时候手里有钱，今天我们就会有不一样的未来。当然，和我只有一个孩子比起来，那些家里有几个孩子的是另一回事——尤其对那些寡妇来说。大多数左翼男人的遗孀都十分穷困，只能靠编茅草度日，或者到山里割茅草、捡木柴。有些不得不到外面讨吃的，特别是有一大家子要养活的人家。
政府规定了鸡蛋的价格后，就是其中一位寡妇和我一起整夜走路把鸡蛋偷送到城里去的。那一定是1941年或者1942年。如果不偷送鸡蛋，我们就做不成买卖，因为收鸡蛋的成本要比那里法定的卖价高。这个女人的哥哥把鸡蛋装到他的骡子上，来回我们付给他四十比塞塔，这是那个时候这里的散工五六倍的工钱。我们会在傍晚出发，黎明之前到达我姐姐家，就在城外的蒂罗彼琼附近。我们把大篮子留在那儿，放几打鸡蛋到两个提篮里，假装去给在城里干活的人送饭。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控制点蒙混过去。我们要来来回回跑一整天——前一晚走了三十公里后，再走一整天让人非常累。
我走夜路去马拉加将近有一年时间。因为母鸡没有吃的，所以鸡蛋变得非常稀少。只有那些自己种谷物的农民才能继续养鸡，村里的人不得不把他们的母鸡杀掉。这是“饥荒年”的事情，如果我们没有吃的，牲畜就更没有吃的了。
你什么东西也买不到。像茴香酒杯那样的一小杯橄榄油，在黑市上要两比塞塔。照这样一升油差不多得要六十比塞塔。我们哪里买得起，不是特别富有的人都买不起。我记得有一天，我和跟我一起卖鸡蛋的那个女人，为了找卷心菜几乎走到了丰希罗拉。等我们找到能卖点菜给我们的农夫后，两个菜头上剩下的几片叶子他要价二十五比塞塔。几片叶子二十五比塞塔！但是我们别无选择。接着我们走到奥苏尼亚，看能不能在哪个磨坊买点面粉，但谁也不愿卖给我们。如果有四十比塞塔，你可以买到两斤面包，这个价你在阿尔奥林想买多少就买多少——但我们谁有那么多钱呢？对我自己，我会煮几片卷心菜叶，或者一点厚皮菜加几颗蚕豆。那个时候，一餐炖蔬菜觉得非常不错。但长期没有别的东西吃，让我后来对炖蔬菜厌恶至极，好几年都不想再看到它。
能弄到的任何其他东西，我都给了我的女儿。在战争结束之前食物一直充足，她需要的东西都有，比如大麦咖啡和牛奶之类的。但在“饥荒年”，她必须和其他人一样，吃几片卷心菜叶或一点玉米面包。只有极少数时候，乡下会有人拿点吃的送给我，我也不会向他们要。我是去做买卖，仅此而已。偶尔会有人说：“给，把这个带给孩子吃。”然后给我一点面包。但这种情况非常少。我没有到处跟人讲我的难处，我自己扛着。因为也许有人愿意听我诉苦，但有些人会说：“让她自己想办法。他不应该和政治掺和在一起，那是他们的错。”这世上什么样的人都有。所以不管有什么困难，我从来不对别人说，而是自己扛着。
我们再也没想过要吃肉。面包和油，对我们来说这是最重要的两样东西。只有有钱人才能吃到肉，像我们这样的人一年能尝个两次——圣诞节和四月节。除了圣周期间，人们也吃不上鸡蛋。他们得把鸡蛋卖掉去买其他东西。不仅“饥荒年”是这样，之前也是。
在这里，有些人通过黑市和配给制发了财，有两三个人成了百万富翁。不过不是通过劳动，而是把本该定量分配给人们的食物拿到黑市去卖。没错，在那个年代无奇不有。
那个中士禁止我去马拉加是个很大的打击。我不得不从头开始做生意，手上的钱比我最初开始做买卖的三十六比塞塔多不了多少。但我有关系，而且买东西能赊账。我会每个星期还一点，这个店铺二十五比塞塔，那个五十。这帮助我把生意做了起来。因为如果我有三四个星期来还钱，我就可以在这三四个星期里用这个做别的买卖。我父亲常说我绝对攒不住钱，因为我总是把存的那点钱买了东西。但这在我看来是最好的办法。钱不拿来用就等于没赚到。如果不用钱来赚钱的话，我该拿什么生活呢？只要有我知道能卖出去的东西卖，我就会买。要用钱来生钱，否则你没法生活。
我又开始去马拉加后，他们很快派了警察跟踪我。我被跟了几个月，我自己并没有觉察，但买我鸡蛋的人家告诉我：“听着，他们来这儿问你在做什么……”可我并不担心这个，因为我知道，只要我能在村里为自己辩护，只要他们不能在这儿治我的罪，其他都没关系。
村里有一个男人有卡车，他经常买下所有的茅草辫去马拉加卖。因为我对这个买卖有所了解，于是我去了马拉加向他收茅草辫的铺子，说我可以负责提供茅草辫。那个时候，这里的女人编的所有茅草辫都能卖到马拉加，因为它们能用来做驴鞍、箩筐、席子和鱼筐之类的东西。它们的用途很多。我给了他要求的样品，他答应了。于是我开始向那些去山里割茅草的人收茅草，然后给女人们编。如果一个女人速度快，她大约一小时内能编好一条茅草辫。即便如此，这也赚不到多少钱，最多一两比塞塔。每编好两条，就有一条的利润用来支付茅草的成本。所以一天下来，一个女人能拿到四五比塞塔。这实在算不上什么，但人们没有其他的活可做。
有他藏在家里，而且帮忙编茅草，我能比以前更安心地出去做事。不是说我会忘记潜在的危险，但这和他藏在养父家的墙洞里还是不一样。
住在这条街5号房子的时候，一开始我常想，如果他有出来的那一天，至少还要再等六七年。但时间一年年过去，似乎看不到个头，我也不再抱任何期望。我曾经向所有的神明祈求一个平安的结局，但我不相信会有这一天。我想的只有牺牲奉献，勤劳苦干，还有我们的不幸。
——杰拉尔德·布雷南：《西班牙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