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儒家的启示
自由主义民主政治日渐呈露衰败迹象，深层原因就是它的整个政治体系建构在不可靠的人性基础之上。如前所言，它一方面将个人刻画成自利的原子化个体，另一方面又假定每个个体都具有同等的价值。与此不同，儒家对人性的描述是基于对社会中的人的观察的基础上做出的实然判断，因此比自由主义更为可靠。
具体而言，孔子注意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认为人有“君子”和“小人”之分。“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在今天的语境里，“君子”是那些道德高尚、严以律己且具有公共精神的人，“小人”则是那些只顾私利、患得患失的人。孔子认为，这种差异部分是天生的，即“唯上知和下愚不移”（《阳货》）。但他也认为，通过克己复礼、下学上达，中人是可以成为圣人的。与孔子不同，孟子认为每个人都有成为圣人的潜质，即“人皆可以为尧舜”（《告子下》），“涂之人可以为禹”（《性恶》）。但是，个人能否最终成为圣贤，则取决于后天的教化和努力。“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告子上》）。荀子进一步发挥了孟子的思想。他说：“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故圣人者，人之所积也。……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故人知谨注错，慎习俗，大积靡，则为君子矣。纵情性而不足问学，则为小人矣。”（《儒效》）对于当代而言，儒家的感召力不在于对个体价值的平等主义肯定，而在于对人的向善之心的肯定。相较而言，自由主义把人性看作天然和固定的，相当于儒家所谓的“性”；而儒家更重视人性后天习得的部分，是动态的。遵循儒家的启示，我们不应该将人性抽象成固定不变的阿基米德支点，而应该将人性看作是几个参数的函数，并据此来建构政治体系。
将人性的某个方面特征化并将之等同于人性，会简化理论分析，但这种简化并非意味着现实中的可欲性。如前所论，自由主义民主日渐呈露衰败迹象，与其对人性的失真描述密切相关。将所有人看作同质化的个体，看起来颇具感召力，但它所蕴含的齐整性，因无视事实而势必在操作过程中导致不可欲的“削足适履”。与此不同，儒家承认人性的差异性和可塑性。因为人性的差异性和可塑性是由天赋、后天环境和个人努力等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因此从儒家视角来看，人性并非是个固定不变的常数，而是随其构成要素及其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函数。据此，以儒家思想来分析人性，我们既能关注到个人层面的人性流变，也能关注到加总层面的人性流变，进而能够通过政治体系的建构来规约人性流变的方向或处理威胁人类共同生活的各种人性问题。
基于儒家的人性观，我们所能建构的政治体系是一种层级制度，位列其中的成员，其贤能高低大体上对应着层级的高低。因为具备一定德性和能力的人都有机会进入到这个体系，因此这种体系具有开放性，即向贤能者开放。这种有限制的开放性看起来没有无限制的开放性那样激动人心，但在涉及公共事务的政治领域，由贤能所施加的限制却可能是极其必要的。公共事务事关人民的根本利益，但并非人人都具备处理公共事务的德性和能力，即便具备，也存在高低之分。由此，如果政治体系中职位的数量有限、少于合格的贤能者的人数，那么，具有开放性和层级性的政治体系也就相应地具有竞争性。这个竞争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与自己竞争，表现为不断修善自我，即孔子所谓的“为仁由己”（《颜渊》），孟子所谓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上》）。另一方面是由于每个人在修善自我时既受自身努力程度的影响也受外在环境的影响，因此在人际比较上，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加具有德性与能力。大体而言，第二方面的竞争就是与他人的竞争。这两种竞争投射到政治领域，其意义便是孔子所谓的“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颜渊》）。
汉代的公推制度和唐代以后的科举制度是实践儒家政治理念的典型代表。西汉已经建立了严格的官员选拔和考察制度。基层官员和乡绅具有推举德才兼备的青年才俊的义务，上级政府则通过考课制度考察下级的施政能力，包括举荐青年才俊的能力。到了东汉，公推制度演变为门阀制度，从而催生了隋代的科举制度，经过唐代的完善，这一制度使中国成为最早建立选贤任能官僚体制的国家。“朝为田舍郎，暮登君子堂”不再是文人的遐想，而是可欲的现实；古代中国因此也成为世界上古代社会当中最具流动性的社会。
但是，在古代社会，儒家的层级制度也被放大了，它不仅存在于政治领域，而且也被应用于社会、家庭和人际关系领域。以当代的眼光来看，这些层级关系束缚了人性和个人自由。因此，对儒家的继承应该是有选择性的。这不是对传统的背叛，而是对传统的发扬光大。在国家治理层面，儒家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其基础是对人性差异性的实然描述，其主张是选贤任能的层级政治。这样的一种政治哲学，并不天然地拒绝个体价值和个人自决；它所拒绝的，是抽象的平等主义。在政治上，平等是以贤能为基础的；那些不具备一定德性和能力的人，无权进入一定的政治层级。但是，这不是简单地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而是激励每个人通过后天的努力，达到一定层级所要求的德性和能力。在这方面，即使是孔子也不拒绝个人能力的提高，而且，他对社会的要求也是“有教无类”（《卫灵公》）。自由主义把人性抬到一个光辉的高度，看似具备了《疯狂动物城》里的正能量，实则是消解了个体提升自我的动力。儒家的主张看似不那么激动人心，但应用到现实之中，却可以激发个体的潜能，提升社会的整体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