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代文人家具的时代背景

明式家具是怎样产生的，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话题。20世纪前叶，古斯塔夫·艾克、杨耀先生向世界推出明式家具时，是以“中国花梨木图考”的名义来展示明式家具的无穷魅力，这样就似乎给世人有“材料成因”的概念，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家具研究》，以社会背景、文化风貌、工艺特征诸多方面，充分阐述了明式家具的生成原因，使世人认识到中华独到的榫卯工艺，是明式家具的又一重要成功原因。近来也有从今天的黄花梨家具价值飙升的现象来判断，认为明式家具的成功得益于晚明时期社会比富，是打造奢侈品的结果。

从哲学上讲，存在即是合理，关于明式家具成因说，不管是材料成因说也好，工艺成因说也罢，哪怕是打造奢侈品成因说，应该都有一定的依据，都是手工艺品成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但是，无论哪个时代，文化意识是决定审美的，本书的宗旨是研究文人家具中的文化意义和特征，强调文人精神在这一手工艺品的发展壮大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考工记》卷六言：“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任何具有典范性的文化艺术形态的产生，其原因往往同时具有多方面的因素。之所以要强调文人精神是明式家具主要的成因，是因为晚明社会的审美风尚与整个社会的文化土壤有关联，掌握文化传承和创造的文人，在很大程度上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一）文官体制实施下的政治背景

从历史轨迹来看，明宣德时期是明朝华夏中兴的转折点，后人都是从“宣德炉”认识世宗皇帝，看似没有惊世骇俗的大政，但他一方面秉承祖父强权，另一方面继承父亲仁宗的仁政。仁宗继位时，年纪已大，办事稳健，施行仁政，休养生息，如对北面改用兵为防御，另外废除船队下西洋之举。

宣德继续走亲民路线，著有许多描写底层民众的诗歌，如《悯农诗》《织妇诗》等。

《减租诗》

官租颇繁重，在昔盖有因。

而此服田者，本皆贫下民。

耕作既劳勤，输纳亦苦辛。

遂令衣食微，曷以赡其身。

殷念恻予怀，故迹安得循。

下诏减十三，行之四方均。

先王亲万姓，有若父子亲。

兹惟重邦本，岂曰矜斯人。

《悯农诗示吏部尚书郭琏》

农者国所重，八政之本源。

辛苦事耕作，忧劳亘晨昏。

丰年仅能给，歉岁安可论。

既无糠核肥，安得岩絮温。

恭唯祖宗法，周悉今具存。

遐迩同一视，覆育如乾坤。

尝闻古循吏，卓有父母恩。

作为农耕民族的一国之君，能有这份对文化复兴的心思绝对是件好事。从现存故宫的宣德款家具如红漆海棠形托泥几、剑腿彩漆描金平头案和刀子牙彩漆方角柜上看，明式文人家具的发展期从宣德朝就开始了（附录二）。尽管至今没有发现一件属于宣德朝的纯木家具，但这三件家具的气度、形制和细部设计，已经把明代文人家具的旗帜鲜明地竖起。

从社会进化的互补性和文化发展的整体性角度，可以看到明代文人在强大的文官体制下人生思想与价值实现的可能性。南宋以来一直作为官方学术和伦理秩序宗法的程朱理学，在明代中叶以后遇到了新的挑战。自陈献章、王阳明始，传统学术被重新思考，王阳明“致良知”学说尤为兴盛。一方面在阳明学派一意通禅的风尚之下，士大夫放言无忌，是一个学术交流的时代；另一方面，也是文人对于人生进行严肃思考的时代。但是，不管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其所倡导的修身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文人的行为方式，儒学道德仍然是传统哲学关注的目标，将《论语》所谓“士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作为一种生存态度和价值取向仍然是大众文人的基本特征。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颇讲言论自由的封建王朝。明朝推行言官制度，大臣们可以放开了提意见，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后宫琐事，只要你有想法，可以尽管说来，不要害怕得罪皇帝。明代君主不愿背上“昏君”“杀谏官”的骂名，实在气极了，最多也只是“廷杖”而已。敢于骂皇上，直接骂、毫不留情地骂，在中国历史上以明朝最为突出。这就是海瑞抬棺骂嘉靖，雒于仁呈《酒色财气四箴疏》讽万历贪酒、贪色、好受贿、气量小，而没有被诛，也只有明朝才有。

明代在思想界进行了一些非常大的革新，除了一些危及统治的思想被统治阶级铲除外，一般情况下，思想界还是比较开放的。出现了王廷相、王阳明、王艮、何心隐、李贽等大思想家，也是大幸。尤其从嘉靖到万历几十年间，大明出现了四位大名人：张居正、海瑞、戚继光，还有一位是生不逢时的思想家、人文主义先驱——李贽。也正是这个时期，明式家具成熟期赫然登场，实现了独领风骚的艺术大观。这不能不说是人文主义思想所起的作用。

人文主义即发扬人性，发挥人力，维护人权，培养人格。中国的人文主义萌芽，应推孔子之学说。孔子首先肯定人在宇宙中是最高贵的：我是人，唯有人有“我”的自觉……其精义所在，则为特别提出一个“仁”字，作为奠定人伦基础和道德规范，故曰仁者人也。一切讨论使人具有更完美的思想，便是人文思想。孔子提倡的人格，在于高明与博厚。“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提倡一切无我无私之精神。

现代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思想体系，也是这一时期进步文学的中心思想。它主张一切以人为本，反对神的权威，把人从中世纪的神学枷锁下解放出来。宣扬个性解放，追求现实人生幸福；追求自由平等，反对等级观念；崇尚理性，反对蒙昧。

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社会思潮，也是人道主义的最初形式。它肯定人性和人的价值，要求享受人世的欢乐，要求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推崇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

而明代文人的自信、自强、自廉、自律，也基本上发散了这种思维。所以，不能小看晚明文人在绘画、小说、戏曲乃至生活方式中的思想轨迹。

王阳明被称为“千古第一等人”，精通儒、释、道三家，开创了堪称儒学新局面的心学，被认为是可直追孔孟的大圣人，作为史上极少见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王阳明为后世留下了很多经典语录，“问道德者不计功名，问功名者不计利禄”就是对世人最好的规诫。

还有李贽的民本思想。孟子早就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主张，但在历代统治者中，实际均未成为一种政治实践。而李贽大胆提出“天之立君，本以为民”的主张，表现出对专制皇权的不满，成为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民本思想的先导。李贽承认个人私欲，“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天尽世道以交”，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商业交易合乎天理。李贽认为，按照万物一体的原理，社会上根本不存在高下贵贱的区别。老百姓并不卑下，自有其尊贵的地方；侯王贵族并不高贵，也有其卑贱的地方。李贽还主张婚姻自由，热情歌颂卓文君和司马相如恋爱的故事。

明代设计师凭借社会文化平台及自身拥有的文化修养，在悠然闲适的氛围中经营着极富韵致的理想世界。正是在这种生活的经营态度中，家具成为文人审美情趣的一种载体，从而进入传统文化史和艺术史的版图（图1-18）。

《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就摆了各种式样的桌子，既是陈设品，又是道具。可见成化年间就有丰富多彩的家具，并且非常受人青睐，是一种文化时尚的体现。

（二）资本主义萌芽影响下的经济背景

明朝伊始，政府实行了发展生产、与民休息的政策。政府鼓励开垦荒地，1370年朱元璋下令：“北方郡县荒芜田地，不限亩数，全部免三年租税。”朝廷提倡官府节俭。在一系列措施的推动下，农民生产热忱高涨。明初农业发展迅速，元末农村的残破景象得以改观。农业生产恢复发展，促进明代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休养生息政策巩固了新王朝的统治，稳定了农民生活，促进了国力的发展。

《大明律》专设《工律》一篇，对军民官府营造的申报审批、营造所需材料、财物、人工、制造器物的品种规格等都做了规定。

由于政治原因，明朝长期采取海禁政策，但是永乐、宣德两朝至嘉靖初期，海禁稍有放松，海上私人贸易迅速发展，拓宽了商业领域。

自嘉靖至崇祯年间进行赋税改革，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其主要内容是：“各项复杂的田赋附征和各种性质徭役一律合并征银；徭役中的力役改为以银代役，由官府雇人充役；徭役银不按户丁分派，而按地亩承担。”（笔者认为实际上就是收财产税、抑富济贫，具有进步意义。）

1．手工业的发达与资本主义萌芽

由于元代对手工业者进行长期的人身控制，两宋以来发达的手工艺产业受到明显的阻碍。明朝采取了工匠轮班制、放松对手工业者的人身控制等政策，除了必须为政府服务的劳动项目外（即所谓的徭役内容之一），其他时期手工业者可以自谋生计，自己产出，这就大大提高了手工业者的劳动积极性。瓷器、木刻、竹刻、微雕、漆器、玉器、家具等需要手工制作的领域均有了全面的飞跃发展。中国的手工艺品在世界同行中的地位更加强化。作坊的管理模式也随着工匠团队规模的扩大而变化，劳动雇佣关系的人情化，也改变了人才供求关系。产出量的增加也导致了融资数额的猛增以及形式多样化，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今天，我们才发现小小木道不仅牵动了华夏社会文化品格，居然也有人们熟视无睹的日用品——明式家具的功劳。而这种产业突发的动力，也是来源于晚明资本主义萌芽巨大推动和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图1-19）。

2．对外开放度

中国第一位有记载的西方文人——利玛窦等传教士说，中国的文明程度是“爱干净，街道整洁，人们彬彬有礼”。利玛窦作为传教士，万历皇帝同意让他留在中国，死后还葬在北京，表示当时中国的开放包容程度。当时的教皇西斯都五世决定中国天主教徒可以祭拜祖先，可以祭拜孔子。伊丽莎白女王写信给万历皇帝要求通商，说明万历朝的名声之大。

（三）人文精神感召下的文化背景

古训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在文化复兴方面，元朝时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蒙古及其他民族文化的冲击。建立明朝后，制定《大明集礼》，朝廷力图恢复汉族礼仪文化并采取一系列去蒙古化的措施。服饰方面“复衣冠如唐制”，并制定了具有明朝特色、等级严格的冠服制度；婚姻方面禁止收继婚。通过一系列措施，明朝政府树立了复兴华夏的信心。

明朝从元朝的灭亡中总结教训，认为除了统治者本身的素质以外，整个社会失于教化也是一个原因。因此采取措施、兴建学校、选拔学官，并坚持把教育工作作为衡量地方官政绩的重要指标。

文化精神也反映了追求平等、个性解放与反禁欲的思想，出现了人文主义雏形。《三言二拍》的许多故事反映了这一点。《蒋金哥重温珍珠衫》所描述的新婚远商、红杏出墙、体面休书、破镜重圆。这样的情节与宋代相比，反映了明代社会道德的人性化转变。

由于文化人数量的剧增，读书、做官的仕途不畅，一些文人不得不和农、工、商在一起合作，文化创作的分工越来越细致，建筑、服饰、家具、园林等行业已经出现了专职或兼职的设计师。在合作中，这些文人开阔了眼界，产生了科举入仕并不是人生必需的思想，而这些思想上的变化，客观上反而促进了社会从业文化、产业文化、生活文化的发展，也逐渐出现了与以往封建社会不同的新的社会现象。

万历时期，各行各业的人才辈出。比如：赵南星、顾宪成的政治抱负，邹元标、海瑞的道德风节，徐光启、利玛窦的历法，汤显祖的词曲，李时珍的本草。此外还有董其昌的书画、何震的印刻，这些大师的风骨与成就，促进了一代实用工艺美术的飞跃发展。

“万历时代”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非凡。万历时期是东西方文化相遇、交流碰撞的时期，西方文明首次叩开了东方的大门，是东西方文明友好、平等交流的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组成了西学集团，传播西方文明。万历时期，“非君浪潮”高涨，民本主义盛行，是封建皇权统治遇到极大冲击挑战的时代。“万历时代”是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孕育新型生产关系的时代。

“万历时代”首次出现了市民力量和封建统治党争，是社会动荡和蕴育社会变革的年代，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使华夏科技文明再次站在世界高峰（图1-20）。

在相对平静，没有战乱的社会中，人的闲适情致得到了充分的扩张，口味也更加刁钻，所以说明代的文人是生活的里手、享乐的专家绝对不为过。而一批不入仕途的文人更是乐此不疲地将生活艺术化进行到底。这就产生了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的“亚文化”现象。家具是“琴、棋、书、画，花、香、酒、茶、曲”九艺的载体，岂能有不重视之理？如无锡荡口的“真赏斋”主人华夏，是明大员华察之后。他善于结交文人雅士，吴门画派的魁首文徵明、祝允明、唐寅等，都是他的挚友。即使在交通落后的时代，这些江南才子只要一高兴，也会登舟披月夜，探“真赏斋”，觥筹交错，大醉而归。这类文人间不经意的交流，才能触发艺术灵感，改变对生活中既定观念的看法，从而获得艺术设计的灵感。面对画家画中千姿百态的家具形象，这些明式家具经典作品尽善尽美的形线结构，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只能出于大师们搜肠刮肚的创意、呕心沥血的推敲、夜以继日的调整，只有这样，明代的家具陈设艺术才会成为惊世之作，令今人叹为观止。

（四）反禁欲、争民生的民俗背景

为了弘扬民族文化，我们必须研究民俗行为的特点，传播民族的生活习俗、审美时尚与设计理念，才能赏析古代遗珍，解读文心释怀，共同树立华夏生活艺术之标的。

国人有句话，叫“大俗大雅”。明代文人多“失业”并与大量“山人”入行手工艺，使得文人生活情趣具有了中下层社会的代表性，从而引发了社会伦理的微妙变化。婚姻观、爱情观、孝悌情结都有了新的时代认识。《蒋金哥重新温暖珍珠衫》等传奇小说就道出了那一代人新的生活享受理念、爱情贞节感以及追求个性解放与幸福生活的人伦倾向。如何从宋人的高俊清逸和元人孤心苦寒的境况中解脱出来，是晚明在社会经济上升期，以移风易俗的小小造化，创作生活日用形态的动力。这样，既丰富了民众的生活情趣，又提高了民间生活的质量，也对工匠的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完成了传承民族文化在新阶段的重要步骤。

嘉靖在位45年，对天命敬畏有加，求仙仿道之心泛滥，使得举国上下，好祥瑞之献。嘉靖三十七年（1558），有一个叫王金的平民因献上一件由181颗灵芝组成的芝山为寿礼，最大的几颗直径在60厘米之上，掀起了明朝敬祥瑞之热，短短几月各地献灵芝1804颗。

所以明式家具成因的另一个负能量因素与嘉靖皇帝疏政崇道、迷恋仙方祥瑞不无关系，明式早期家具为何有那么多的灵芝为饰也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要传承总要有担当，明代家具大胆地把宋代家具呆板的一面生动起来，把元代家具仿生、粗放的一面收敛起来。把林芝变成了角枨，把鼓墩变成了柱垫，把托叶抽芽变成了高拱顶牙枨，把花叶足变成了内翻马蹄足，把抱鼓石变成了插屏的站牙。民俗艺术的创造性通常是很直白的，依靠器物构件的变化整合出一番天地。这些看似俚俗的手法，却使得明式家具的苏作创意器，成了万众瞩目的艺术珍品。其民俗影响可以从以下方面区分来谈。

1．情感性（如椅子靠背）

现代设计符号学和产品语意学致力于隐喻、换喻等修辞手法的研究，试图在功能之外，赋予产品更多的文化内涵和个性意义。实际上，在明式家具的造型中，曲直相衬，线面相倚，这些造型手法已经蕴含了丰富的符号学意义，赋予了产品不同的性格特征。因此，通过形式要素变化，引发人积极的情感体验和心理感受（图1-21）。

所以，明代家具大多数采用的是简洁、俊秀的自然界的植物造型。以自然点缀人的情感，这种寄物于情的做法，与道家思想的人的精神自然化境地相吻合，从而说明了民间工匠在参与家具设计的文人影响下，或多或少受到悲天悯人的思想熏陶。

2．趣味性（如万历柜）

明式家具的辉煌时代可能不符合当下的要求。但是，当下的时代背景与明式家具的关系，在长期的共生之后，其功能恢复有可能完好如初。万历柜就是在人们需要炫耀展示自己的精神承载时，开出亮格实现了审美情趣的满足，如果将空间回归具体化，国人的兴趣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到交往的多元性，生活兴趣的交流在亮格中凝固。它作为一种记录历史的载体，不需要特殊的空间，因为它本身就呈现了家具的艺术价值（图1-22）。

3．寓意性（如翘头案）

翘头，最早的形象资料出现在元代永乐宫壁画《朝元图》、明万历刻本《金瓶梅》、崇桢刻本《月露音》等插图中。笔者比较年代、款式更迭较清楚的榉木系家具，发现早期例子大约只有1.5厘米高，随着年代的推进，翘头慢慢变大，并且斜逸、翻卷，渐渐有造型的霸气，一般多在明式后期的家具上出现（图1-23）。

中华建筑不仅是为提供室内空间而建造的，其外观有着独特的民族寓意，翘头与屋顶一样显示“腾飞”的豪气。在进化过程中，家具与室内空间结合越来越紧密，成为人类与室内空间的中介物，所以衍生出有产品语义的翘头，这是国人创造文明空间的努力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