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处士横议——士与大一统政权的疏离

士与政权的关系，常常被理解为臣与君的关系。自从孔子说“臣事君以忠”之后，这种关系的基本模式便确定了。他是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对君上尽力服事，“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论语·卫灵公》）。但尽力事君，又不是毫无条件的。与“臣事君以忠”同时提出来的，是“君使臣以礼”（《论语·八佾》）。如果君行无道，也就无所谓忠了。“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在这个基本模式里，君权绝对这一点似未严格确立。到了汉武帝定儒学于一尊之后，君权便被极大地强调了。这个君臣关系的基本模式中，君权绝对这一面得到理论上的进一步阐释。董仲舒把这个模式进一步阐述为天→君→臣→民。君是受天之命以君临臣民的，“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天子是法天而行道的，故有绝对之权威。“为人君者，其法取象于天也。”“是故天执其道为万物主，君执其常为一国主。天不可以不刚，主不可以不坚。天不刚则列星乱其行；主不坚则邪臣乱其官。星乱则亡其天，臣乱则亡其君。故为天者务刚其气，为君者务坚其政。刚坚然后阳道制命。”臣下是法地的。“地卑其位而上其气，暴其形而著其情，受其死而献其生，成其事而归其功。卑其位所以事天也，上其气所以养阳也，暴其形所以为忠也，著其情所以为信也，受其死所以藏终也，献其生所以助明也，成其事所以助化也，归其功所以致义也。为人臣者，其法取象于地，故朝夕进退，奉职应对，所以事贵也；供设饮食，候视疚疾，所以致养也；委身致命，事无专制，所以为忠也；竭愚写情，不饰其过，所以为信也；伏节死义，难不惜其命，所以救穷也；推进光荣，褒扬其善，所以助明也；受命宣恩，辅成君子，所以助化也；功成事就，归德于上，所以致义也。”（《春秋繁露·天地之行》）君既象天，臣既象地，则臣之事君，当如地之事天。皆下之事上。有功归之于君，有过归之于己。“是故《春秋》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春秋繁露·阳尊阴卑》）《春秋繁露·玉杯》以极简洁的语言把这种关系归结为：“《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在君臣关系中，强调了君权的绝对权威，这对于大一统政权的巩固，是至关重要的。在定儒术于一尊之后，这种思想为士人所普遍遵奉。他们对于君，对于政权，持一种十分虔诚的态度，希望它行道，服从它，维护它，把自己的一切，看作是为它而存在的。他们为维护它，可以自己承受屈辱以至牺牲。这种思想，到西汉已经衰败的成、哀之间，也依然没有改变。刘向在《说苑》中论臣道，就说：“人臣之术，顺从而服命，无所敢专，义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于国，必有补于君，故其身尊而子孙保之。”他提倡为臣“六正”：

一曰：萌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几，得失之要，预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天下称孝焉。如此者，圣臣也。二曰：虚心白意，进善通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功成事立，归善于君，不敢独伐其劳。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卑身贱体，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于往古之德行事，以厉主意，庶几有益，以安国家社稷宗庙。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见成败，早防而救之，引而复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使君终以无忧。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职事，辞禄让赐，不受赠遗，衣服端齐，饮食节俭。如此者，贞臣也。六曰：国家昏乱，所为不谀，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不辞其诛，身死国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说苑·臣术》）

与这“六正”相反的，是“六邪”。他认为贤臣应该行六正之道，而不行六邪之术，这样才能使国家安定，而自己则生而见荣，死为人所思。

刘向所说的臣道六正，可以说是士人对待君主，对待政权的一种理想标准。六正的基本精神，便是为君，不管在何种情况下，都要做到这一点。所谓忠臣杀身以解君怨，就是这种精神的极端体现。朱云强谏以至攀折殿槛的故事，是人所共知的。朱云其实并不是那种治绩卓著的贤臣，行己亦非廉洁。他在元帝朝之所以被废锢，就因为曾讽吏杀人，暴虐无善状。他之所以名重一时，则是因为成帝朝敢于在成帝面前指责成帝的老师、丞相张禹为佞臣，以为张禹该杀。因此而激起成帝的恼怒，说他“廷辱师傅，罪死不赦”，令御史将他拖下，而他攀槛大呼己之动机乃为朝廷，以至折槛。他获得名声，就是因为他“忠”。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当时士人的一种心理状态：只要是忠于皇帝，忠于朝廷，其他的行迹是可以忽略的。

尽忠于皇帝，尽忠于朝廷，为此时士人之一种理想品格。昌邑王刘贺不遵法度，郎中令龚遂谏诤，以至痛哭流涕。刘贺问他为什么哭，他回答说：“臣痛社稷危也。”刘贺在汉昭帝死后即帝位，才二十七日即因淫乱而被废黜。龚遂得以事宣帝，为渤海太守，有治绩。宣帝问他如何治渤海，他回答说：“皆圣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汉书·循吏传》）他因此而受到宣帝的赞许。功归于君而过归于己，龚遂所表现的矢忠于社稷的心态，是非常真实的。这时的士人，在感情上与大一统政权是一体的，有一种亲近感，以维护、巩固这个政权作为自己的职责，为之献谋，为之筹划，为之辛劳，也为之忧虑。即使蒙受冤屈，亦矢志不移。哀帝时丞相王嘉是以治绩卓著显名的。他之所以被系入狱而冤死狱中，是因为他的一片忠心。汉哀帝爱幸男宠董贤，王嘉上疏极谏，惹怒哀帝，而被治罪。当狱吏凌辱他的时候，他喟然叹息，说自己罪当死，且死而无恨。之所以罪当死，就是因为自己备位宰相，而不能进贤退不肖，“贤，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进；恶，高安侯董贤父子，佞邪乱朝，而不能退”。他说自己“以是负国，死有余责”（《汉书·王嘉传》）。他死后六年，终于被追录为忠臣。

士人与政权的这种感情上的一体，也可以从另一侧面看出来。《汉书》、《后汉书》记载有不少爱民的地方官的事迹。这些地方官的基本立脚点，便是以礼义化民。光武时的桂阳太守卫飒，整治桂阳郡，“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期年间，邦俗从化”（《后汉书·循吏列传》）。九真郡太守任延，教民以耕种和嫁娶礼法：

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籴交阯，每致困乏。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又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贫无礼娉，令长吏以下各省奉禄以赈助之。同时相娶者二千余人。（《后汉书·循吏列传》）

和帝时的桂阳太守许荆，曾巡属县，见孝义之不行，而喟然长叹，说：“吾荷国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后汉书·循吏列传》）循吏之行教化，在心理上是受君之托，行天道以符君心。王符在《潜夫论·忠贵》中对这一点做了理论上的表述：

帝王之所尊敬，天之所甚爱者，民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甚爱，焉可以不安而利之，养而济之哉？是以君子任职则思利民，达上则思进贤，功孰大焉。故居上而下不重也，在前而后不殆也。《书》称“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自公卿以下，至于小司，莫非天官也。是故明主不敢以私爱，忠臣不敢以诬能。夫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偷天官以私己乎？

王符在理论上的这一表述，正是对循吏行为的最好解释。上举任延，后来拜武威太守，行前光武帝告诫他好些奉侍上级，他回答说：

臣闻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节。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诏。

光武对于他的回答备加赞赏。循吏之行善政，意不在为私；附和上级，以求得上级的赏识，是为私，于己之仕途诚然有益，而循吏之着眼点，则在为国为君，“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甚爱”，不敢窃天官以私己。

正是在这一基本点上，循吏受到君主与下民两个方面的认可，君主赏识而下民拥戴。他们中的一些人，有时也受到错误的对待，但大抵最终还是受到赞许。这一点在西汉和东汉前期尤其如此。东汉后期也有循吏，但情形似乎有些变化。循吏行善政的条件变了，天子、循吏、下民相联结的环境正在消失。孟尝行善政而终不见用，多少说明桓、灵之世朝政腐败，已失去循吏行善政的基本立脚点。他们要为君，而君并不重视。仇览为小吏，行善政，并因之而被荐，入太学，而终于学成归乡里，不再入仕，也说明桓、灵之世循吏已无可为，在士人心目中已失去吸引力。这从符融对仇览说的一段话中也可看出：

今京师英雄四集，志士交结之秋，虽务经学，守之何固？（以上各条，均见《后汉书·循吏列传》）

西汉和东汉前期循吏的行为说明其时士人在心理上与君主、与大一统政权并没有扞格，士人对于皇帝、对于大一统政权，在感情上是亲近的。他们愿意为这个政权而辛劳工作，一心一意要为这个政权的巩固与强盛尽力。

这时的文人，在心理上也表现出对于大一统政权的亲近的倾向。他们的地位，与循吏不同，并没有直接施政的责任，大体是作为文学侍臣的身份出现的。司马迁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汉书·司马迁传》）正是这种情形。《汉书·严助传》说：“朔、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唯助与寿王见任用，而助最先进。”其实被当作俳优畜之的并不止东方朔和枚皋，还有司马相如、王褒等人。《汉书·王褒传》：

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顷之，擢褒为谏大夫。

虽然地位在倡优博弈之上，其实也还是以备虞说而已。但是，即使处于这样的地位，此时文人的基本心态，也仍然是亲近朝廷，真心实意地希望对皇帝、对朝廷有所助益。这可以举出许多的例子。东方朔以调笑滑稽得幸，其实他是一位很有文才敢于直言谏主的人物。综观其一生，与其说是朝隐玩世，不如说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现出对于朝廷的一片忠心。看他的《谏起上林苑疏》、谏止董偃入宣室，是何等凛然！其中充满着匡扶武帝的深情。而在《七谏》里，则借屈原以抒己之忠贞之志，是很动感情的：

浮云陈而蔽晦兮，使日月乎无光。忠臣贞而欲谏兮，谗谀毁而在旁。秋草荣其将实兮，微霜下而夜降，商风肃而害生兮，百草育而不长。（《楚辞补注》）

他尽心事主，而终不见用，因此内心充满了悲哀。汉武帝与楚怀王当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他是雄才大略的英主。东方朔虽不见用，也不像屈原那样被斥逐。他的悲哀，只是被俳优畜之而已。而且，他的这些因未被重用而引发的悲哀，又时时为对于形势的清醒的认识所冲淡，得到内心的平衡。在《答客难》中，他分析自己“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的原因：

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动犹运之掌，贤不肖何以异哉？遵天之道，顺地之理，物无不得其所；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汉书·东方朔传》）

对形势的这种分析，是非常清醒的。这时正处于武帝建立了大一统政权的伟大功业的时期，士之进退，全在于上之用与不用。在这个清醒的分析里，透露出来其时士人忠于皇帝也依附于皇帝的心理。司马相如之所以数以赋为谏，并且最后还遗书劝武帝封禅，用意其实和东方朔一样。不论是东方朔、司马相如，还是王褒、枚皋，都不存在与大一统政权扞格的问题。他们的被倡优畜之的地位，并没有冲淡他们对于皇帝、对于大一统政权的亲近感。他们和这个政权是一体的。

但是，士人对于政权的基本态度，到了东汉后期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转变是从大一统政权的崩坏开始的。

大一统政权的崩坏，自宦官、外戚专权始。宦官的参预朝政，不始于东汉后期。汉武帝设立中书谒者令，宦官主持尚书工作，已参预了朝政。但武帝是英主，宦官虽参预朝政，只是被用来强化皇权，并未酿成祸害。外戚擅权，也不始于东汉后期。霍光威赫于昭、宣两朝，外戚实已干预朝政。然霍光持正，于大一统政权亦未造成祸害。史臣称其“处废置之际，临大节而不可夺，遂匡国家，安社稷”（《汉书·霍光传》）。东汉后期的宦官、外戚专权，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格局，形成了威逼皇权的局面。大将军窦宪专权于和帝朝，威权之盛，几至尚书以下属官议欲称万岁的地步⁽¹⁾。和帝死，子刘隆即位，生才百日，邓后临朝，与兄邓骘掌握朝政。第二年刘隆死，刘祜即位，才十岁，是为安帝。安帝在位十九年，死后阎后临朝，与其兄阎显擅权，立刘懿为帝。但刘懿三月即位，十月即为宦官孙程等所杀。孙程等又立十一岁的刘保为帝，大权落到了宦官手里。此后，外戚与宦官便交替专权，直至桓、灵之世而达于极至。以至于董卓废帝、群雄并起，东汉以亡。

两汉士人，是在儒家正统思想的哺育之下成长起来的，君臣之义是他们立身的基本准则。外戚与宦官，向为士人所不齿。他们窃取朝政，凌逼主上，淆乱君臣之义，常常使真心实意维护大一统政权的士人痛心疾首。后来仲长统在论述灾异与外戚、宦官专权的关系的时候，说了如下的一段话：

而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疲驽守境，贪残牧民，挠扰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乱离斯瘼。怨气并作，阴阳失和，三光亏缺，怪异数至，虫螟食稼，水旱为灾，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让三公，至于死免，乃足为叫呼苍天，号咷泣血者也。（《后汉书·仲长统传》引统《昌言·法诫篇》）

仲长统的这一论述，很概括地说明了士人对外戚、宦官干乱朝政的基本看法。他们认为外戚、宦官干政，是国家一切祸乱的根源，是最使人痛心疾首的事。自窦宪专权以后，士人对外戚、宦官专权的愤慨便不断表现出来。

窦宪专权，乐恢上疏：

臣闻百王之失，皆由权移于下。……陛下富于春秋，纂承大业，诸舅不宜干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经曰：“天地乖互，众物夭伤，君臣失序，万人受殃。”政失不救，其极不测。

乐恢要求抑制窦氏权柄，最基本的理由便是君臣失序必将带来的祸害。乐恢不仅进谏没有被皇帝接受，而且最终被窦宪指使州郡官吏胁迫服药自杀（均见《后汉书·乐恢传》）。与乐恢同时立朝的司徒袁安，每与公卿论国家大事，言及天子幼弱，外戚专权，未尝不痛哭流涕。袁安的部属周荣，在袁安反对窦氏时曾为安草奏，窦氏曾派人威胁他：“子为袁公腹心之谋，排奏窦氏，窦氏悍士刺客满城中，谨备之矣！”周荣不为所动，而慷慨陈辞：

荣江淮孤生，蒙先帝大恩，以历宰二城。今复得备宰士，纵为窦氏所害，诚所甘心。（《后汉书·周荣传》）

他对妻子说，若仓卒遇害，请不要收敛他的尸体，以冀以区区腐身觉悟朝廷。在乐恢、袁安、周荣诸人身上，已经可以感受到后来党人的那种慷慨悲壮的心绪了。

安帝时宦官擅权，杨震上疏称：

臣闻政以得贤为本，理以去秽为务。……方今九德未事，嬖幸充庭。阿母王圣出自贱微，得遭千载。奉养圣躬，虽有推燥居湿之勤，前后赏惠，过报劳苦，而无厌之心，不知纪极，外交属托，扰乱天下，损辱清朝，尘点日月。《书》诫牝鸡牡鸣，《诗》刺哲妇丧国。……《易》曰：“无攸遂，在中馈。”言妇人不得与于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

王圣是安帝的乳母，恃恩骄横，且与宦官樊丰等勾结。杨震数次上疏，都未能收效。延光三年，京师地震，杨震又上疏：

去年十二月四日，京师地动。臣闻师言：“地者阴精，当安静承阳。”而今动摇者，阴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宫。此中臣近官盛于持权用事之象也。

杨震后来是被遣归乡里，在半路上饮鸩自杀了。因为他是名儒，所以他的死使“道路皆为陨涕”，震动是很大的。（引文均见《后汉书·杨震传》）

与杨震同时，还有孔长彦、孔季彦兄弟。他们都是课徒数百人的治经的儒者。延光元年（122年）河西下冰雹，安帝召问季彦，季彦对曰：

此皆阴乘阳之征也。今贵臣擅权，母后党盛，陛下宜修圣德，虑此二者。（《后汉书·孔僖传》）

安帝似有所悟，但季彦却受到了外戚和宦官的憎恶。当时是宦官与外戚都掌大权的时候。宦官樊丰与王圣一门勾结，阎后与其兄大将军阎显用权，士人虽欲匡扶王室，而无立足之地。

这种局面到顺帝时更有发展。顺帝是依靠宦官孙程等人的力量登上帝位的。即位之后，给孙程等人以很大的宠遇。而梁后之兄梁冀，掌握着军事大权，亲朋满朝，更是颐指气使。此时士人，也仍然是从王权旁落的角度，一再抗争。太尉王龚与侍御史张纲，都曾上疏言宦官之害。汉安元年（142年），顺帝遣八使巡行州郡，考察官吏。八人中七人是当时的宿学名儒，只有张纲年轻位微。受命之后，他埋车轮于洛阳都亭，说：“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他是认为当务之急，乃在朝廷，而不在地方官吏，地方官吏的考察是可以不必去的，应先整顿朝廷为是，把矛头直指梁冀。“遂奏大将军梁冀无君之心十五事，皆臣子所切齿者也。”（谢承《后汉书》卷四）疏称：

大将军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国厚恩，以刍荛之资，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扬五教，翼赞日月，而专为封豕长蛇，肆其贪叨，甘心好货，纵恣无底，多树谄谀，以害忠良。……斯皆臣子所切齿者也。（《后汉书·张纲传》）

他敢于上疏直指当时不可一世的梁冀，使京师为之震动。当然，他的上疏也同样不被采纳。后来八使是巡行州郡去了，凡所纠察劾奏的赃官，都是宦官及梁冀一门的亲党，虽奏劾了，也还是寝而不行。在中国的传统里，反对贪赃枉法如果牵连到在朝权贵，是很难反得下去的。不惟反不下去，而且敢于直言的抗争者，往往不是当时被治罪，便是后来被借故整治。张纲便是一例。他被派到当时盗贼蜂起的广陵郡去做太守。梁冀的本意，是“因欲以事中之”。张纲虽然把一个很不安定的广陵郡治好了，但不到一年，他就累死在了广陵，年仅四十六。

士人的一次次上疏抗争，反对宦官与外戚，一次次失败，而宦官外戚之害愈演愈烈。这对于士人心理来说，无疑是很大的挫伤。他们之反宦官外戚，本意是维护朝纲，是完全忠于皇权的，是一心一意要维护正在崩坏的大一统政权。但是由于这个他们忠心耿耿为之忧思劳瘁的大一统政权已经完全腐败，他们得到的便只能是一次次失望。

给了士人心理更大震动的，是此后的几次事件。

桓帝建和元年（147年），李固和杜乔因一再反对梁冀而被捕入狱，死狱中，且被暴尸于通衢，不许收葬。李固的学生郭亮、杜乔的属吏杨匡与南阳董班，临尸痛哭。守吏以为腐儒而欲试法，加以斥问。于是郭亮慷慨陈辞，谓：“义之所动，岂知性命！何为以死相惧邪！”郭亮、杨匡、董班归葬李固、杜乔之后，归隐山林，终生不仕。此事殊可注意。李固、杜乔皆为一时名儒。《后汉书·李固传》注引谢承《后汉书》谓李固“负笈追师三辅，学《五经》，积十余年，博览古今。明于风角、星算、《河图》、谶纬，仰察俯占，穷神知变”。《后汉书·杜乔传》注引司马彪《续汉书》称：“乔少好学，治韩《诗》、京氏《易》、欧阳《尚书》，以孝称；虽二千石子，常步担求师。”他们都是有志于朝政昏聩之时励志抗节，知不可而为之的士人。李固遗黄琼书，劝黄琼出仕：

盖君子谓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传》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间。”盖圣贤居身之所珍也。诚遂欲枕山栖谷，拟迹巢由，斯则可矣；若当辅政济民，今其时也。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必待尧舜之君，此为志士终无时矣。（《后汉书·黄琼传》）

他分明知道其时并非治世，乃是乱俗，这在信里是透露得很明白的。明知处于昏乱之世，而不退避山林，立意在“辅政济民”，仍想对大一统政权有所补救。他们的立于朝廷，基本心态正是此一点。梁冀鸩杀质帝刘缵，而议立刘志为帝，李固、杜乔坚议立清河王刘蒜为帝，当争议不下，而满朝文武都阿附梁冀旨意时，李固、杜乔坚守本议，因之激怒梁冀，李固终于下狱。书生意气，虽未能成事，而此时士人对于皇帝的忠鲠之心犹在。此可注意者一。

李固入狱，门生王调贯械上书，证固之枉；河内赵承等数十人亦诣阙为固诉枉⁽²⁾，李固于是得到太后赦免出狱。《后汉书·李固传》称：“及出狱，京师市里皆称万岁。冀闻之大惊，畏固名德终为己害，乃更据奏前事，遂诛之，时年五十四。”此事影响之大，不仅在士林，且扩及市井，士人已因反对外戚、宦官，反对昏乱之朝政而获致社会之普遍同情，声望亦因之而提高。此可注意者二。

李固、杜乔之被害，郭亮、董班等人敢于临尸痛哭。《后汉书·李固传》称，郭、董“二人由此显名，三公并辟。班遂隐身，莫知所归”。敢于不顾个人安危以徇义，亦因义而显名，显名之后，三公并辟而终于隐居不仕。此可注意者三。此一点可注意，在于从中可窥知其时士人因重义而获致社会声誉，慕义为其时社会之一种普遍心态。

此三点可注意之处，反映出一种现象：士与政权的关系，正在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由于反对外戚、宦官而士多罹祸，士的声望提高了，朝廷的声望则因其自身之腐败而迅速下降。

桓帝永兴元年（153年），朱穆为冀州刺史。宦官赵忠丧父，归葬安平，僭为玙璠。安平为冀州属郡，朱穆下郡按验，发墓剖棺。朱穆意在惩办宦者之僭伪行为，维护君臣之义，而不料此一片忠心，不为桓帝所深察，反使桓帝为之震怒。朱穆因之被治罪，送往左校劳作。此事激起了数千太学生的不平。刘陶等数千太学生上书为朱穆辩冤，书云：

伏见施刑徒朱穆，处公忧国，拜州之日，志清奸恶。诚以常侍贵宠，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竞为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张理天网，补缀漏目，罗取残祸，以塞天意。由是内官咸共恚疾，谤烦兴，谗隙仍作，极其刑谪，输作左校。……当今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运赏则使饿隶富于季孙，呼噏则令伊、颜化为桀、跖。而穆独亢然不顾身害，非恶荣而好辱，恶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纲之不摄，惧天网之久失，故竭心怀忧，为上深计。臣愿黥首系趾，代穆校作。（《后汉书·朱穆传》）

苟不论朱穆在对待梁冀问题上的是非得失，他之反宦官而引起太学生如此之同情，适足以说明士人之一种感情趋向。数千太学生联名上书，可以看作是士人在反对宦官上的一次不小的示威。以后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上疏为皇甫规讼冤，又是一例。自此以后，太学生逐渐形成一种舆论力量。到了桓帝延熹年间，太学诸生三万余人，臧否然否，“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资治通鉴》汉纪四十七）。士人作为一种舆论力量形成对腐败政治的巨大压力之后，他们之为腐败不堪的政权所镇压，便势难避免了。这便是接踵而来的两次镇压党人的事件，即历史上有名的所谓“党锢之祸”。关于党人的形成，《后汉书·党锢列传》说：

初，桓帝为蠡吾侯，受学于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为尚书。时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乡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党人之议，自此始矣。

把党人之起归于房、周二家的各树朋徒，是不确的。党人的形成，其实是士人对于政权持一种共同的批评态度必然导致的结果。他们原本从矢忠于皇权开始，反对外戚和宦官专制的腐败政治，意在维护大一统政权，而这个政权对他们的报答，却是一次次残酷无情的打击。他们对于这个政权的向心力是很自然地慢慢消失了，他们的心态，从矢忠于皇权，转向了高自标置，转向了相互题拂。其实，在《后汉书·党锢列传序》中，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序称：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匹夫抗愤，处士横议”，为其时士人风貌之极生动之写照。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主荒政缪”，是“国命委于阉寺”。几百年来士人心向往之，一直对它忠心耿耿的大一统政权，已经无可挽回地腐败了，皇帝昏庸，权力落到了最腐败的势力手里，一向以社会良心自命、以担当道义为己任的士人，对于这个落入最腐朽势力的政权，感情上产生距离，对它议论纷纷，也就是必然的了。

士人与政权的疏离，以一种批评的态度对待政权，很自然地便形成一些群体。这些群体的形成，并非由于两个家族的争斗，而是整个士阶层在对待政权的态度上产生根本性转变的必然产物。

士人群体的形成，士人与朝廷腐朽势力的矛盾当然就进一步激化了。延熹九年相继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足可说明这一点，而终于爆发了第一次党禁。关于第一次党禁的起因，《后汉书·党锢列传》说：

时河内张成善说风角，推占当赦，遂教子杀人。李膺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获免。膺愈怀愤疾，竟案杀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颇谇其占。成弟子牢脩因上书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执膺等。其辞所连及陈寔之徒二百余人，或有逃遁不获，皆悬金购募。

从这一段关于党禁起因的叙述中，可以了解到党人刚正不阿、疾恶如仇的品格。此事是非本甚分明，之所以酿成党禁，是宦官借机耸动，用以打击士人。而所牵连，多为当时名士。是非既甚分明，道义便在党人一边，被牵连者多为名士，社会同情心便也更倾向于党人。

第一次党禁由于拷问所及，牵连宦者子弟，在处理上便有所忌讳。党人下狱之后，二百余人遣返乡里，废锢终生。宦官本意盖在于通过此一事件打击士人，而结果却相反，党人之势力不惟未受丝毫打击，且声望进一步提高了。

膺免归乡里，居阳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后汉书·李膺传》）

滂后事释，南归。始发京师，汝南、南阳士大夫迎之者数千两。（《后汉书·范滂传》）

士人声望的进一步提高，又进而激扬起高自标置、相互题拂的风气。《后汉书·党锢列传序》：

自是正直废放，邪枉炽结，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摽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凯”也。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为“八顾”。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为“八及”。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为“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

这实际上是一种舆论的抗争，被标榜的名士，多为第一次党禁中被废锢者。在这种情况下，名士崇拜是对腐败朝政的公然批评，对于宦官来说，更是如坐针毡。宦官侯览阴使张俭之乡人朱并上书告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而俭为之魁”。于是下诏收捕张俭等，并连及第一次党禁之党人，是为第二次党禁。第二次党禁党人死者百余人，受牵连而死、徙、废、禁者又六七百人。

两次党禁，无疑是士人与朝廷腐朽势力矛盾的总爆发，同时，也是士人在心理上对于大一统政权的最后一次眷恋。他们本意在维护这个政权，而这个政权不惟不保护他们，而且以他们为仇敌，忠而见疑，这是一种怎样的慷慨的悲哀。他们都是一些想维护大树于将倾的、积极入世的著名士人。谢承《后汉书·陈蕃传》：“陈蕃家贫，不好扫室。客怪之者，或曰：‘可一扫乎？’蕃曰：‘大丈夫当为国扫除天下，岂徒室中乎？’”李膺、范滂等人，也都是以澄清天下自许的人物，而竟遭此一悲惨之结局。他们是怀着一种怎样的悲壮心理！袁山松《后汉书》说范滂在第一次党禁时下狱，讯问党人时，他年少在后，却越位而前，慷慨陈辞：

窃闻仲尼之言，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欲使善善齐其情，恶恶同其行，谓王政之所思，不悟反以为党。

他被系狱中，以同被囚禁者多有疾病，乃请代受掠考之苦。被考问时，他又慷慨陈词：

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愿埋滂于首阳山侧，上不负皇天，下不愧夷齐。（《后汉书·党锢列传》）

第二次党禁，被系入狱，临诀谓其子曰：

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同上）

士之以刚正立世，当为善不为恶，故诫其子恶不可为；善本当有善终，而己躬身行善，忠于朝廷，终罹祸殃，故言使汝为善，汝亦将无善终。我不为恶而终于罹祸，即是证明。其悲愤心绪，使人读之怆然。

第二次党禁将起，乡人劝李膺逃亡，李膺慨然对曰：

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同上）

《后汉书·巴肃传》说巴肃曾与窦武、陈蕃谋诛宦官，亦坐党禁锢：

中常侍曹节后闻其谋，收之。肃自载诣县。县令见肃，入解印绶与俱去。肃曰：“为人臣者，有谋不敢隐，有罪不逃刑。既不隐其谋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害。

何止党人！其时整个士人阶层都处在一种悲壮的气氛中。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五“党禁之起”条，对此有十分生动的概括：

其时党人之祸愈酷而名愈高，天下皆以名入党人中为荣。范滂初出狱归汝南，南阳士大夫迎之者车千两。景毅遣子为李膺门徒，而录牒不及，毅乃慨然曰：“本谓膺贤，遣子师之，岂可因漏名而幸免哉。”遂自表免归。皇甫规不入党籍，乃上表言，臣曾荐张奂，是阿党也。臣昔坐罪，太学生张凤等上书救臣，是臣为党人所附也。臣宜坐之。张俭亡命困迫，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此亦可见当时风气矣。（《廿二史札记校证》）

当诏捕范滂时，汝南督邮吴导抱诏书而泣，县令郭揖解印绶欲与俱亡；党人行为之震动于当时者竟至此！

平心而论，两次党禁，对于大一统政权和对于士人来说，其实都是悲剧。大一统政权的悲剧，是它杀害了它本赖以生存的一批社会中坚，一批真诚拥护它的根本利益的优秀分子，而依靠一批社会渣滓，一批本不该飞黄腾达而却飞黄腾达的最腐败力量，最后终于走向了彻底崩溃，导致我国历史上长达四百余年的割据局面。士人的悲剧，是他们分明已知朝政腐败到无可为的地步，而以其一片忠心，强扶持之，披潇洒风流之举世荣名，而未能脱尽儒生之迂腐，最后当然就非走向悲剧结局不可。名士风流交错着凄凉血泪，令千古为之动容亦为之叹息。

读《古诗十九首》，我们便可以感到此时士人的一种悲凉心绪：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在香草美人的诗歌传统里，这诗里所传达的未尝不可以理解为一种忠而见弃的深沉悲哀。这种深沉的悲哀，在此前的汉代作品里是从未见过的。

对于士这个阶层来说，这种悲哀甚至悲凉的心绪，正是他们和大一统政权在内心上疏离前的最后一丝眷恋。这种悲哀心绪和对于腐败朝政的疾视与批评（抗争与横议），伴随着他们从忠心耿耿维护大一统政权的心态中解脱出来，走向自我。这一转变是巨大的。没有这个转变，就不会有后来玄学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