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集注》征引人物考证思路

本书对《集注》征引人物考证的思路主要从以下三个层次展开：

第一，通过对引文进行上溯原文的考证，直接确证所引者。通过考证原文，可知程子、张子、范氏⁽¹⁾、吕氏、谢氏、游氏、杨氏、侯氏、尹氏、周氏⁽²⁾分别指程颢或程颐、张载、范祖禹、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尹焞、周孚先，赵氏指赵岐，郑氏指郑玄，马氏指马融，董子指董仲舒，陆氏指陆德明，许氏指许慎，孔氏在《论语集注》中指孔安国，师指李侗，何氏指何晏，邢氏指邢昺，丁氏指丁公著，韩子指韩愈，周子指周敦颐，邵子指邵雍。

第二，资料的佚失是上溯原文考证面临的最大难题。对于已经佚失的著作，本书首先通过朱子的其他著作寻找蛛丝马迹：据《语孟纲领》可知胡氏在《论语集注》中指胡寅，曾氏是曾几，黄氏是黄祖舜，晁氏是晁说之，李氏是李郁；据《朱子语类》可知吴氏是吴棫，林氏是林之奇；据《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可知洪氏为洪兴祖。

第三，对于著作已经佚失、朱子亦无明确说明的情况，本书则借助二手资料进行认定。这主要包括胡炳文的《四书通》、蔡节的《论语集说》、金履祥的《论语集注考证》、《孟子集注考证》、潘衍桐的《朱子论语集注训诂考》、简朝亮的《论语集注补正述疏》、梁章钜的《论语集注旁证》、大槻信良的《朱子四书集注典据考》、陈逢源的《朱熹与四书章句集注》等资料。比如借助胡炳文的《四书通》暂且认定徐氏为徐度，张氏为张琥；借助胡炳文的《四书通》和金履祥的《孟子集注考证》暂且认定邹氏为邹浩。

上述资料，容有失真之处，故亦仅可参考。比如，胡氏是胡安国、胡寅还是胡宏？孔氏是孔安国还是孔文仲、孔武仲？苏氏是苏轼还是苏辙？诸如此类，上述资料皆有误认之处。以苏氏为例，朱子的《孟子集注》“孟子见梁襄王”章，引苏氏之言，蔡模、胡炳文认为出自苏轼，且《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全文》皆引此段文字，都认为是苏轼。金履祥、胡广、大槻信良则认为出自苏辙。除大槻信良外，皆未给出理由。大槻信良虽然据《孟子集注考证》认为是苏辙之言，却又说“辙《孟子解》，不载此语”。可见对于是否出自苏辙，大槻信良亦不十分肯定。通过对三苏父子著作的通考，本书发现此引文确实出自苏辙，但非《孟子解》，而是《古史》。可见，蔡模、胡炳文、《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全文》等认定为苏轼皆误。

因此，笔者曾撰文分别对苏氏、陈氏、胡氏、王氏、范氏、孔氏、吴氏、丰氏等进行了系统考证及充分论证，指出苏氏在《论语集注》中指苏轼，《孟子集注》中两条分别指苏辙、苏轼和苏辙；陈氏指陈旸；胡氏在《论语集注》中指胡寅，在《孟子集注》中分别指胡安国、胡五峰；王氏指王安石或王雱；范氏在《孟子集注》中亦指范祖禹；孔氏在《论语集注》中指孔安国，在《孟子集注》中指孔武仲；吴氏在《论语集注》指吴棫，在《孟子集注》中指吴安诗；丰氏指丰稷。⁽³⁾

此外，朱子尚或称名，或称字号，或称官职等对下列人物进行了直接或间接引用，具体有张敬夫（张栻）、扬子（扬雄）⁽⁴⁾、王勉、刘聘君（刘勉之）、史迁或太史公（司马迁）、吕侍讲（吕希哲）、赵伯循（赵匡）、范浚、王肃、晁错、萧何、兒宽、沈括、刘侍读（刘敞）、诸葛武侯（诸葛亮）、何叔京（何镐）、潘兴嗣、刘忠定公（刘安世）、靳裁之、欧阳永叔（欧阳修）、罗仲素（罗从彦）、了翁（陈瓘）、文彦博、吴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