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外开放的绩效

对外开放的直接绩效主要表现在贸易、外国直接投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等的大幅增加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间接绩效还包括这些对外经济活动在技术转移、人力资本提升、制度改善等方面的正向溢出，以及中国的对外开放对周边或区域合作与经济发展及全球治理的贡献。面临的问题包括创新不足、区域开放不协调、对外经济合作在环境等公共问题上的负面溢出、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格局的深刻变化以及对外开放收益分配的非中性，等等。

（一）对外开放成效显著

1978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势头迅猛。货物贸易出口额由1978年的98亿美元上升至2017年的22635亿美元，同期进口额由109亿美元上升至18410亿美元，2017年货物贸易总额达41045亿美元，是1978年的199倍；服务贸易出口额则由1982年的27亿美元上升至2017年的2281亿美元，同期进口额由20亿美元上升至4676亿美元，2017年服务贸易总额达6957亿美元，是1982年的148倍。1978年至1993年，中国在货物贸易上主要处于逆差地位，16年中有11年都为逆差。自1994年起，中国货物贸易一直保持顺差地位，且顺差规模整体呈扩大势头。其中2008年至2011年因为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有所缩小，但2012年至2015年又迅速扩大并在2015年达到5939亿美元的峰值，此后回落至2017年的4225亿美元。服务贸易情况有所不同。1982年至1997年，中国服务贸易主要处于顺差地位（平均值为24亿美元，只有1995年出现轻微逆差），但1998年至2004年为逆差（平均值为14亿美元），2005年至2008年为顺差（平均值为30亿美元），2009年以来总体上呈扩大的逆差势头，2016年达到2426亿美元的最高值，2017年略有回落但也高达2395亿美元。与2009年以来的逆差相比，此前的服务贸易无论顺差或逆差的规模都十分有限。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服务进口大幅提升是主要原因。

图2—1 对外开放以来中国的商品和服务进出口
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
注：为显示方便，上图中出口为正值，进口为负值。

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成效显著，对外直接投资逐渐兴起。1984年实际利用外资额仅为12.6亿美元，到2017年攀升至1310亿元，是1984年的104倍。进入2018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仍呈上升趋势，1—5月合计为527亿美元，同比增长3.6%。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也迅速提升，2016年非金融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701亿美元的峰值，同期实际利用外资额为1260亿美元，一度出现对外直接投资额超过吸引外资额成为资本净输出国的情况。但到2017年，受国内清查整顿对外投资等因素影响，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回落至1201亿美元，被131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额重新超过。从2018年1—5月的情况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规模为479亿美元，略低于同期外国直接投资。

图2—2 对外开放以来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和非金融对外直接投资额
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
注：2018年为1—5月数据。为显示方便，非金融对外直接投资设为负值。

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是通过直接补充资本拉动增长的资本效应，二是外资通过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贸易效应。对外开放之初，外国直接投资很快成为中国资本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1985年实际利用外资与资本形成总额之比仅为1.6%，到1994年达到最大值14.6%。此后，随着中国资本形成总额的不断扩大，外资占比缓慢回落，到2016年为2.5%。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金额占中国进出口总额之比同样经历了对外开放之后先上升再回落的过程。1995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金额占比为39.1%，到2006年达到58.9%的最大值，占了大半壁“江山”，到2016年回落至45.8%。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对外开放条件下，外资的贡献不仅体现在早期其本身对经济的贡献上，还体现在通过外资活动激活国家内生经济动力，带动后续的内生经济增长超出外资部分的贡献上。已有研究表明，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国内投资、进出口、市场化水平之间具有明显的“互补效应”^[59]。此外，外国直接投资还会通过人力资本^[60]、技术转移和模仿学习等路径的正面溢出促进经济增长，经验分析表明，外资企业生产本地化反映的技术转移对经济增长绩效具有正面作用。^[61]

（二）开放进程面临的问题

中国在对外开放和与世界互动的进程中，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明显成效，但国内外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不少，全球化浪潮的负外部性特别在进入21世纪以来也越来越显著。从国内看，中国具备非常有利的发展条件，但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比较突出，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日益显露，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因素增多，发展方式粗放、发展效益不高、发展代价过大，来自人口资源环境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等问题愈加突出。^[62]从外部环境看，中国开放进程的不同时期都存在较为严峻的外部约束。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还在损害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党的十六大报告认为“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党的十八大报告表示“世界经济增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总体上看，从十五大的“世界仍不安宁”，到十六大的“世界还很不安宁”，再到十七大和十八大的“世界仍然很不安宁”，再到十九大“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外部战略自由度紧缩的氛围呼之欲出。

进入21世纪的头十年，面对这些问题，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63]，对外政策方面，则提出了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等思想^[64]，国内外面临的开放的负外部性有所缓解。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剖析了当前国家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包括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方面的内容。正是基于这些判断，党中央才提出五大新发展理念来克服上述问题。从一般意义上讲，当前中国对外开放进程中面临的问题，其实也是这五个方面中的问题在对外开放领域的投射，也即创新不足、区域开放不协调、对外经济合作在环境等公共问题上的负面溢出，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格局的深刻变化以及对外开放收益分配的非中性等对进一步对外开放的环境、条件的制约或影响。解决这些问题的钥匙还在开放本身，因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中，开放发展具有明显的系统重要性。作为创新发展基本内容之一的科技创新，既涉及自主研发，也涉及充分运用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在一个国家间相互依存度达到史无前例之高度的世界里，没有与外部世界的良性互动就不可能有内部的协调发展。当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频繁且日益严重地影响人类生存的时候，绿色发展本身就是一个需要世界各国采取共同行动加以应对的议题。不仅如此，开放发展理念的另一重大价值，还体现在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上。全球治理本质上看是一套规范国家和非国家行动体之间博弈的规则体系。现行国际制度总体上是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制定的，因而也就更偏向于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当今各大国综合实力对比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为中国联合其他新兴国家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创造了条件。^[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