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的价值

纪纲的背叛对成祖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因为成祖一直“亲之若肺腑”，在12年的时间里，将他从一介寒儒擢升至前途无量的正三品锦衣卫都指挥佥事。毫无疑问，成祖一定会对锦衣卫的权力结构进行反思，会想办法设立一个机构，或者确立一套制度，使锦衣卫既能为己所用，又不会背叛自己。作为一国之君，他日理万机，不可能有时间详细过问锦衣卫的运行情况，因此，找到一位或几位可以信赖的代理人变得十分关键。

事实上，纪纲伏诛之后，还发生了一件足以动摇成祖对锦衣卫掌事者信心的事情。

大概是永乐十七年（1419年）上半年，后军都督府首领官向成祖奏报，山西行都司（隶属于后军都督府）都指挥使（正二品）李谦行为不轨。但成祖觉得事有可疑，于是命锦衣卫掌卫事都指挥佥事刘忠逮捕该首领官下狱审问。可是，刘忠竟然擅自将后军都督府都督（正一品）程宽逮捕下狱。得知此事后，兵部尚书方宾以及山西道监察御史顾敏劾奏刘忠擅自逮捕大臣。最终，刘忠下狱，接受都察院的鞫治。

毫无疑问，缺乏监督的锦衣卫并不符合成祖的利益。他想到的对策是，委派一位他认为完全可信的宦官作为代理人去监督或制约锦衣卫。这是他设立“东厂”的重要原因。

成祖十分清楚宦官的潜在能量。事实上，靖难事业能够成功，离不开建文帝身边内侍的帮助。正如《明史》所载，成祖在北平准备起事期间，想尽办法刺探宫中的事情，随侍建文帝左右的宦官，不少都是他的眼线，故即位后“专倚宦官”。但这条史料在逻辑上并不严密：得到建文帝左右内侍的帮助的事实，并不必然导致成祖即位之后“专倚宦官”，因为成祖一定可以从前一事实中得出一个相反的结论，即只要有合适的机会，宦官也可能背叛君主，而且宦官的背叛会给君主带来非常严重的威胁。

成祖也应该会记得太祖的教诲。太祖曾在多个场合，通过各种方式警告宦官不要干预政治。

洪武元年三月某日，太祖对左右侍臣说，朕每每看到史书中有关汉唐末世皆为宦官所害的记载，都会深深地扼腕叹息，这帮人朝夕陪在人主之侧，日见亲信，小心勤劳，像吕强、张承业这样的忠厚宦官虽然并非没有，但正如圣人所告诫的，“开国承家，小人勿用”；他们在宫禁之中做做洒扫、传传旨令勉强可以胜任，怎么能让他们预政典兵呢？唐汉之祸，虽是宦官之罪，但也是因为人主对其过于宠爱所致，倘若禁止宦官典兵预政，他们又怎么有机会作乱呢？

次年八月，太祖在命吏部制定内侍诸司官制时还特别交代，宦官在古时候只有资格承担酒浆、醯醢、司服、守祧（即看守宗庙）等职务，如今也只是定下个章程，并非别有委任，有关他们的职责，要反复斟酌，以求适当，千万不能过多。

太祖十分怀疑宦官的品性。他甚至认为，自古以来，品性善良的宦官，千百个人里面也找不到一两个。如果任用宦官为耳目，“即耳目蔽矣”；如果以宦官为腹心，“即腹心病矣”。在他看来，驭使宦官的办法是，要常常告诫他们，不给他们建功的机会，因为有功就会骄恣，同时要让他们畏法，因为畏法就会约束言行，不敢胡作非为。

有两件小事可以证明，太祖本人确实是这么做的。

洪武三年（1370年）十月某日，退朝之后，天还在下雨，有两位宦官穿着干靴在雨中行走，被太祖看见了。太祖命人将此二人叫到身前，斥责他们，靴子虽然不值钱，却也是出自民力，不是随随便便轻轻松松就能做好的东西，怎么能这样糟蹋呢？骂完后，命左右杖之。

洪武十年（1377年）五月某日，一位服侍太祖多年的宦官因为谈了几句政事，马上就被遣返回乡，终其一生，再也没有机会服侍太祖。

太祖甚至立了一项禁令，即宦官不许识字。洪武十七年（1384年），太祖命人将一块三尺高的铁牌置于宫门内，上面写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同年七月初二，太祖又下旨，一方面警告宦官不要干预政事，另一方面警告朝臣不要与宦官私相授受。太祖解释，为政必先谨内外之防，绝党比之私，唯其如此，才能清明朝廷，振肃纪纲。前代人君不明白其中道理，纵容宦官与外臣勾结，这才让他们有机会觇视动静，夤缘为奸，假窃威权，以乱国家，为害非轻，汉唐即是先例。明君总是治于未乱，见于未形，朕这么做，是防患于未然。

太祖一再重申宦官不能干预政事，反过来也说明这样一种可能性：尽管宦官的职责被限制在洒扫、司服等事项上，但宦官的影响力在洪武年间曾一度不可小觑，甚至达到可以影响朝政的程度。

正是有鉴于此，太祖对宦官官制进行了多次改革。吴元年时，内使监监令是正四品，随后调整为正三品，洪武二年改革官制之后，调整为从三品，洪武四年再调整为正五品。到了洪武十七年，宦官官制又有大变动，内官监（原内使监）监令定为正六品，而未来将发挥发挥重大作用的司礼监、御马监等，仅仅是正七品的机构。到了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内官监、司礼监、御马监等11个机构（后来调整为十二监）又被调整为正四品。

太祖之所以在洪武后期上调司礼监、内官监的级别，一定是在实践中发现宦官确有可借重之处，通过上调其级别，让他们更好地为自己办事。明末大儒顾炎武在《日知录》一书中提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祖命宦官聂庆童奔赴陕西河州等卫所向番族传旨，让他们用马匹换取茶叶。这件事被认为开启了明代宦官奉旨出京办事的先河。

或许是出于对子孙后代能力的担忧，太祖最终还是在《皇明祖训》中谆谆告诫后人，内官各监、司、局及各库的职掌既定，“要在遵守，不可轻改”。《皇明祖训》确定的各监职掌如下：

神宫监：掌洒扫。

尚宝监：掌玉宝、敕符、将军印信。

孝陵神宫监：掌洒扫，并栽种一应果木蔬菜等事。

尚膳监：掌供养及御膳，并宫内食用之物；及催督光禄寺造办宫内一应筵宴茶饭。

尚衣监：掌御用冠冕、袍服、履舄、靴袜等事。

司设监：掌御用车辇、床、被褥、帐幔等事。

内官监：掌成造婚礼妆奁、冠舄、伞扇、被褥、帐幔、仪仗等项，并内官内使帖黄一应造作，并宫内器用、首饰、食米、土库、架阁、文书、盐仓、冰窖。

司礼监：掌冠婚丧祭一应礼仪制帛及御前勘合赏赐笔墨裱褙书画，管长随、当差、内使人等出门马牌等事，并催督光禄司造办一应筵宴。

御马监：掌御马并各处进贡及典牧所关牧马骡等项。

印绶监：掌诰券、贴黄、印信、选簿、图画、勘合、符验、文册、题本、诰敕、号簿、信符、图本等项。

直殿监：掌洒扫殿庭楼阁廊庑。

显然，各监职掌仍限于酒浆、醯醢、司服、守祧等事项。

太祖之所以不厌其烦地重申宦官不得干政的禁令，是因为他深深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即宦官的权势与影响力的来源，不在于他的官职级别，而在于他最能揣摩人君的心思，最能影响人君的情绪。太祖说，宦官朝夕陪伴君主，知道君主的喜好，只要懂得察言观色，适当地做一些小事，就足以固结君心。重要的是，这些人一方面擅长阿谀奉承，另一方面也懂得隐忍之道，这是他们的本性。要是君主被他们迷惑而不自知，他们必然会假威福，窃权势，干预政事，久而久之，就发展到不可收拾的程度。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有很多，所以朕才立法，将他们的职责限制在洒扫这样的事情上，禁止他们干预政事。

毫无疑问，因为《皇明祖训》的存在，在重用宦官以监督或制约锦衣卫的事情上，成祖一定经过一番激烈的心理斗争。

其实，对于宦官的消极作用，成祖本人并非没有认识。永乐五年（1407年）六月，他对都察院的臣子们说，宦官弄权，假借朝廷号令，擅自调动军马，私自役使百姓，作威作福、生事造衅以致倾覆宗社的例子，在历史上有很多。正是有鉴于此，太祖才立纲纪、明号令，明确规定军马的调动必须要有御宝文书才合法。即位以来，一遵旧制，爱恤军民，不许臣下擅差一军一民，也一再告诫诸司遵守禁约。

说这番话时，成祖提到一个案例。他说，一年前，朕曾命宦官李进到山西搜罗天花，这是朕一时兴起做的决定，后来十分后悔，就命他停止搜罗。最近听闻李进假传圣旨，伪造勘合，在山西召集军民，以搜罗天花为名，假公营私，做了很多为害军民的事，现在是炎炎暑期，他也没有遣散军民。成祖命都察院派人去山西将李进等人押回京师，依法从重处置。同时表示，如果山西都司、布政司与此事有关，要一并鞫治；若有皇亲国戚牵涉其中，也绝不宽恕。

成祖忧心忡忡地说，李进的所作所为，与历史上那些弄权太监有何不同呢？要是以后的宦官都这么做，朝廷权柄落到他们的手里，嗣君何以统治天下？让朕失望的是，山西的官员及军民人等，都知道李进的不法作为，却没有一个人上奏，他们的姑息行为，与胡惟庸、蓝玉、齐泰、黄子澄等败坏国事者又有何不同？

但成祖并非墨守成规的人。太祖确实在《皇明祖训》一文中强调，宦官只能胜任酒浆、醯醢、司服等事项，其既定职掌“要在遵守，不可轻改”，但他本人确实也开创了让宦官奉旨行事的先例。因此，在谈到“李进案”时，成祖自称“即位以来，一遵旧制”，看上去底气十足，丝毫不觉得自己有何不妥。

事实上，在任用宦官方面，成祖的经验似乎比太祖更为丰富。“三保太监”郑和奉命出使西洋一事暂且不论，早在永乐元年二月，他即委派司礼监少监（从四品）侯显带着聘书及钱物前往西藏，因为他听说西藏有一位名叫哈里马勒的僧人法术高超，精于幻化之术，很想见他一面。

七个月后，他又命宦官马彬等人出使爪哇，将一枚镀金银印、30匹绮彩绢帛赐给爪哇西王都马板。成祖即位之初，这位西王曾遣人奉表朝贡。马彬等后来还带着礼物出使苏门答腊诸番国。同月，宦官李兴奉旨出使暹罗。十月，宦官尹庆等人奉旨出使满剌加（今马六甲一带）、柯枝（今印度西南部的科钦一带）诸国。

除了派遣宦官出使外域，成祖还试过派他们出镇地方，监督京师及地方的军队。《明史》记载，永乐元年，成祖“命内臣出镇及监京营军”。《御批历代通鉴辑览》记载，因为登基不久，根基尚浅，成祖对外派武官多有猜忌，在命镇远侯顾成、都督韩观、刘真、何福等人分别镇守贵州、广西、辽东、宁夏诸边之后不久，于永乐元年十一月，又派出几位懂得谋略的宦官去这些地方镇守。这些宦官被赐予公侯官服，地位在诸将之上。后来，又相继派出宦官前往云南、大同、甘肃、宣府、永平、宁波等地镇守。同年，成祖还命宦官监督京营。

如果史籍记载无误，那么，在派遣郑和出使西洋的第二天，即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十六日，成祖即命宦官山寿率骑兵奔赴云州之北，与先期赶到那里的武城侯王聪的人马会合，探查虏兵的虚实。清代史家评论，这件事开了宦官典兵的先河。还有一种说法是，最迟在永乐七年（1409年），成祖已经开始让宦官刺探朝臣动静。

无论如何，既然宦官奉命行事始自太祖，成祖又有驭使宦官的经验，而宦官中也不乏有能力者，那么，在锦衣卫行事日益放肆、越来越目无纲纪的情形下，委派心腹宦官作为代理人对它进行监督，实在是顺理成章的选择。

《皇明祖训》虽有内官诸监职掌“不可轻改”的训诫，但并非绝对禁止。事实上，“不可轻改”四字既可视为训诫，亦可视为叮嘱。它或许是在暗示后人，在有需要的时候，也可以持谨慎的态度，灵活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