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
唯一能够了解的道路是创造一个自己的世界。
——史蒂文斯
裸体朋克
一
1994年，吴维十九岁。这一年，他的两个朋友死了，一个混帮派死在街头，另一个死在他的背上。
那晚吴维住在朋友家，朋友和他的女友两人都吸毒。吸着吸着，朋友感觉不对劲，吴维背上他往医院跑，女孩在后面拼命追。深夜，街上连出租车都没有。到了医院，医生一看，“已经死了”。吴维说：“没有啊，我们出来的时候他还蛮有劲。”
那个夜晚吴维告诉自己，不能再这样生活了，我得离开武汉。
吴维在武胜路集贤街的一个八层小楼上长大。他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家中还有一个姐姐。吴维在民间工艺职业中学念书，学的是书画、篆刻和装裱。从小他就属于同学喜欢、老师不大喜欢的那种学生。
念书时选举班长，吴维得票最多，老师把他叫去谈话：“你票数确实最高，但你学习成绩不太好，我看……”吴维没当上班长。再后来，班上一个女同学险些被班主任强奸，吴维住在班主任家附近，亲眼看见大哭的女同学衣冠不整地从班主任家跑出来。事情被校方压了下去，吴维挑头联合全班同学写信要求罢免班主任，除了当时的班长，其他同学都签了名。然而事情再一次被校方压了下去。
“从那之后，我对学校，对老师，一点尊敬都没有了。”纪录片《武汉朋克》中，三十多岁的吴维晃晃悠悠地走在汉正街上，画外音这样说着。
初中到高中六年，吴维很少在家住。他说自己“室外室内都能睡”，满街都是他的混混朋友。
职高毕业，吴维被分到湖北书画院实习。书画院跟旅游局有关系，每个星期都用豪华大巴拉来一群中外游客买画。一张装裱好的仿古中堂山水装在盒子里卖给游客，少则几百，多则上千。吴维画这样一张画要三天，画完交给书画院，报酬是五元。豪华大巴来了几趟，吴维不爽。他开始正式混大街，再也不出现在书画院。
舞厅、喝酒、消夜、打麻将、打架，吴维觉得日子过得很无聊。考学深造对他来说是件特别荒谬的事。工作找不到像样的，他也不想找。于是就还是混。
那时候，吴维对音乐一点感觉也没有。当时家中有个三洋的录音机，姐姐用来听邓丽君，吴维的同学听的是小虎队，谭咏麟，张国荣，四大天王；可吴维从小只喜欢画画。某天他在书包里发现一盒朋友错放的磁带，放来一听，感觉大不一样，“有点意思，挺吸引我”。第二天朋友告诉他，这个乐队叫Beyond，香港的，唱的是粤语。朋友又找来几盒给他听。
吸毒的朋友死后不久，还是在大街上，吴维翻到一本《音像世界》，看到了北京迷笛音乐学校第一期的招生广告。“七百块钱三个月，这个不错。”他想，起码可以离开三个月。吴维跑到一家乐器行，找了个朋友咨询，“我想买Beyond弹的那个，你给我介绍一下”。对方告诉他，这个是贝司、四根弦，那是吉他、六根弦，四根弦简单点。吴维说好好好。“买什么样的？”“要买就买最好的。”“进口的好，这个，雅马哈，两千七。”——店里最贵的一把。吴维不懂雅马哈是什么，还是说好好好。找外面混的朋友们凑了些钱，买下那把雅马哈贝司，吴维揣上余下的一千块，给家里留了张字条，独自去了北京。
那是1995年的2月，阴历正月十五，正值北京萧条的冬天。
当时的迷笛学校在北京双安商场旁边，学员们的宿舍在颐和园附近，一个澡堂旁边的工人房，八人一间，四张双层床。都是十几二十岁来自各地的年轻人，凑到一起就是聊天。有人问吴维：“你喜欢什么乐队啊？”“Beyond。”“Beyond！不错，还有呢？”“啊？还有？没了吧？”“黑豹知道吧？”“黑豹？哪里的？”“……唐朝呢？”“……”“崔健？”“……”“你是来干吗的？”
没人再搭理他了。但吴维挺开心，这些人跟他以前熟悉的社会混混完全不一样，“看他们聊天说话，我就觉得，我靠，还有这种人，好单纯啊。这帮人，我很愿意和他们交朋友。”
给吴维上课的老师是“穴位”乐队的贝司手于微。下了课，吴维去找于微让他推荐乐队，于微拿了纸笔开始写，Red Hot Chili Peppers、Led Zeppelin、Pink Floyd……吴维说，老师，能不能推荐点中国乐队？于微看他一眼，说，不要听。吴维按照于微的指点，去北大附近买打口磁带，发现店里店外都是留着长头发的重金属青年。那正是重金属流行的时代。他又找到于微说，老师，能不能推荐点重金属？于微看他一眼，说，不要听。
在迷笛学校的三个月，吴维慢慢地听于微推荐给他的乐队。他还到书店里买了最基础的乐理知识书慢慢学，剩下的时间就是练琴，听同学们聊天。
三个月学期结束，吴维回了武汉。很快他发现自己没法再过那种混街头的生活，过了两个月，吴维又折回北京迷笛学校，这次，他结识了来自攀枝花的朱宁和四川人曹操，几个人随一名西昌吉他手去了西昌。
在西昌，吴维遇到了山鹰组合，他们原本是放伴奏带的，之后就邀请吴维一行人作为伴奏乐队一同巡演。那期间吴维写出了自己的第一批作品。“一个噩梦让我忘记你，一次委身我要忘记你；切，切！自己，切，切！分离，上身给你，下身给你！”这首Grunge风格的《拯救创作协会》后来被收入专辑《你是该死的》。在西昌，不可能有人听这种音乐。几个月后，曹操去了北京，朱宁和吴维回到武汉，他俩找到了迷笛的同学吉他手韩立峰。1996年底，三人阵容的朋克乐队“生命之饼”在武汉正式成立，吴维担任主唱。
“生命之饼”是吴维取的名。几年前他遇到一个传教的初中同学，拿了本《圣经》，从里面读到一句话：“擘开生命之饼，充我灵饥”。
二
1997年，吴维的一个朋友移民去了美国，他定期从美国给吴维邮寄各种音乐磁带，并细心地在上面注明乐队风格、乐坛地位等信息。在当时，这是非常难得的资源。朋友们在集贤街上的八楼听歌，创作，排练，吴维称之为“武汉朋克学习班”。
“生命之饼”排练了两个月，吴维听说武胜路的大音琴行要在武昌米高Disco迪厅办一场大演出，他找到琴行老板试演了一次，老板同意让他们加入。演出当天，吴维才发现“原来武汉有这么多乐队”，十四支乐队里，“生命之饼”排在倒数第二上场。那是一场当地广播电视都要报道的演出，观众被隔离在舞台很远的外围。上了台，吴维对着观众喊：“你们赶快过来，赶快过来！你们不是来开会的吧？”观众呼的一下涌上舞台又蹦又跳，把现场的摄像师吓得不知所措。
演出之后，媒体从报道中把“生命之饼”删掉了。“他们觉得我们是来捣乱的。”“生命之饼”这第一次演出的收获是，吴维结识了更多的武汉乐队朋友。
从小混街头，吴维会跟各种人打交道，又喜助人，不仅“生命之饼”，其他当地乐队的演出也常常是他在操办。一次，吴维带着一帮乐手与一个酒吧老板谈合作，演出时间、收入分成种种都谈好了，酒吧老板瞅一眼坐在吴维身后一声不吭的几个乐手，悠悠地对吴维说：“我看，他们是搞音乐的，你是个商人。”—— 听得此话，吴维整整憋闷了十秒钟：“我的思绪啊，我的内脏！”那老板明明知道他是个乐队主唱。吴维用十秒钟稳定情绪，指出：“因为你是个商人，我就用商人的方式跟你对话。”说完他觉得自己挺牛逼。
“其实我还有下半句：你要是个搞音乐的，我才用搞音乐的方式跟你对话。”老板挥挥手说，得了，你们到时候来吧——于是吴维把下半句咽了回去，没说。
1997年，吴维带着“生命之饼”录制的几首小样再一次来到北京，住在“坏牙”乐队贝司手刘肖家。刘肖带他去看“新裤子”的首场演出，在现场遇到了崔健。刘肖指点他去跟崔健打招呼，“崔健，你知道吗？他在中国很有名，他肯定能帮你！”“我都不认识人家也没听过他的歌，他怎么帮我啊？”“反正肯定能帮你！”吴维被刘肖推过去，只得硬着头皮开口：“你好，你是崔健吗？我叫吴维，是武汉搞乐队的，我朋友很喜欢你，他极力推荐我跟你聊一下……”他把呼机号留给了崔健。
几天后，崔健联系吴维，约在CD咖啡酒吧见面。二人在酒吧外聊天，吴维将录音小样交给他，崔健告诉他帮他们安排好了一个酒吧去演出。聊了半天颇投机，吴维认为崔健人很好，足以交个朋友，考虑了一会儿，他决定交朋友必须先说实话：“崔健，感谢你帮我们安排演出，你这个人我也有点欣赏，但我要告诉你个事儿……我没听过你的歌。”崔健愣了片刻，答，好吧好吧，到时候你们去演出吧。说完也挥挥手，转身进了酒吧。
这次吴维在酒吧外面站了很久，“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三
1998年，武汉的四支朋克乐队“妈妈”、“死逗乐”、“愤怒的狗眼”和“生命之饼”带着自己灌录的小样开始巡演。当时《通俗歌曲》编辑彭洪武第一次提出，武汉是“朋克之都”。
这一年，张晓舟在广州《南方都市报》工作，他是当时的地下文化搞手兼写手。四月，张晓舟和广州音乐人王磊组织了当时外省乐队第一次大规模集体演出，舌头、盘古、胡吗个、张浅潜都受邀而来。在广州的壹玖酒吧，张晓舟第一次见到了吴维。
“生命之饼”因成员变动临时缺贝司手，没能参与那次演出，吴维以观众的身份出现在酒吧门口——那就是一名“风尘仆仆的朋克”，张晓舟说。当天吴维身穿一件印着大麻的T恤，背着一个铺盖卷状的东西。
吴维问，可以在酒吧过夜吗？服务员一阵支吾。看完演出，吴维将酒吧的几张桌子拼在一起，铺盖卷打开铺好，爬上去睡了。
同年的圣诞节，广州又组织了一次演出，这回“生命之饼”登了台。新贝司手丑丑是吴维的表弟，用三个月的时间，吴维把他从一个白丁训练成一名能够演出的乐手。当天同台演出的还有祖咒（后来的左小祖咒）的“No”乐队。武汉朋克乐队“妈妈”的贝司手在台下听祖咒听得开心，猛灌半瓶啤酒，鼓足气，扬头喷上舞台——全喷在祖咒的脸上。
祖咒坚持唱完，下台咬牙切齿：“张主办啊，有人冲我喷屎啊！”张晓舟大笑，“你有点风度行不行？人家那是高兴，是喜欢你。”常驻北京的祖咒不习惯武汉朋克表达赞赏的方式。
那天的演出现场来了不少武汉朋克，其中包括胡娟和抗猫。“那天抗猫也是观众，她从头到尾一直在跳，不是在一个固定地方跳，是沿着酒吧的四个角跳跳跳跳。”吴维说，“她当时就是一个精力无处发泄的女孩。”几年后，抗猫在大四那一年退学，组建了朋克乐队Subs，而胡娟成为了“生命之饼”的鼓手及吴维的第一任妻子。
第二年秋天，四支武汉朋克乐队再战广州，演出完毕，十二人全住在张晓舟六十八平方米的两居室里。夜里冷没有被子盖，衣橱里所有的衣服都被乐手们拉了出来包在身上。第二天在广州大道上，当时的南都总经理喻华峰遇到了率领着十几人的张晓舟。问清情况后，喻华峰自掏腰包，去招待所给四支乐队开了几间房。
对于吴维及所有的朋克乐队来说，音乐几乎无法给他们带来收入。由于朋克音乐风格本身的粗糙、不悦耳及政治风险，很少有商业演出愿意请他们，而出版专辑和巡演至多做到不赔钱。
吴维在“生命之饼”的主页上写过：“其实我们不是一支纯政治性的朋克乐队，歌词不是纯政治性，它只是我们想要表达的一部分。我们只是做着让我们觉得舒服、高兴而力所能及的事。对我来说搞朋克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就觉得过瘾，摧毁什么权力机器或世界那不是人类力量能做到的，过过嘴瘾罢了。”
2000年，吴维和“痛苦的信仰”乐队的高虎在北京“开心乐园”办了一次演出，只有“生命之饼”一支朋克乐队作为压轴。“前面十几个乐队都是千篇一律的，说好听点，当时我感觉有点审美疲劳。”没等到上场，吴维跟乐手说不想演了，受不了。乐手们劝他坚持到最后，原定的曲目八九首，上去后接线调音花了半个小时，吴维唱了一首歌就走了，耗时十六秒。同年，“生命之饼”在“嚎叫”唱片发行了《50000》，因为是公开出版物，歌词不得不删改了许多。那之后，吴维打消了在北京发展的念头，彻底回到武汉。
那几年，“生命之饼”的排练房一直在集贤街老楼的顶层，吴维长大的地方。小房四面间墙钉满棉絮隔音，吴维还用砖头和木板做了个舞台。尽管说是“过过嘴瘾”，吴维仍坚持歌词不删不改，因而《50000》之后的三张专辑全部是地下发行。通过看电影字幕，吴维开始自觉地学习英语，以争取更大的表达空间。在《WuHan Prison》中，他这样唱：“我和我的家人生活在这个城市，感觉不到自由和安全；我们感觉像是在一个监狱里，我想要离开却找不到出路。”
2002年，吴维竖起了朋克最富标示性的鸡冠头。也是在这一年，鼓手朱宁离开了乐队，开办了live house VOX，后来，那里成为武汉朋克的一大现场演出基地。
吴维曾在1999年兴致勃勃地写，他们把自己看成是国际公民，“希望成为一支国际性乐队，去世界各地演出，那就是我们的目的！那太过瘾了！”
2004年，“生命之饼”第一次走出国门。当时计划去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演出，但最后只去了泰国。
第一场在曼谷演出结束后，吴维和乐手们坐了20小时的长途大巴，到了泰国和马来西亚的边境过关，停车检查签证。车上总共有四十多个游客，除了乐队四人加摄像师这五个中国人和泰国导游之外，其他都是白人，白人都顺利过了关。
边境官告诉吴维，他们持中国护照，从曼谷到马来西亚只能乘飞机，不能坐汽车和火车。吴维说，在办签证时你们的签证官没有这个要求。边境官说这是新规定，“有签证没用，你们必须坐飞机回去”。演出在当天的晚上，机票、乐器都出示了，边境官还是说“这是规定。”吴维说“规定也好、法律也好，你白纸黑字给我们看一下”。他说“没有”。吴维指着白人问为什么这些欧洲人美国人都可以，为什么只有中国人要从曼谷坐飞机去？边境官火了，把枪拔出来指着吴维。
马来西亚的演出就这么黄了。
吴维第二次被枪指是在美国。那是2009年3月，华盛顿DC音乐节邀请“生命之饼”，他们想趁此机会在东海岸巡演，计划的行程是上海飞到底特律，再转巡演第一站迈阿密。
到底特律后，一行几人被带到办公室，说他们的签证有误。北京美国大使馆看过演出材料后，给他们发放了旅游签证，美国边境官看了说不行，他们需要回中国重新办签证。“那我们的演出就错过了！”“那没办法。”吴维看他们态度坚决，便建议，把所有演出都取消，“让我们作为普通的旅游者入境，可不可以？”“那也不行。”
吴维急了，他一急嗓门就大。当时正值奥巴马当选，吴维忽然想到奥巴马的口号“It’s time to change”，他说：“知道奥巴马说什么吗？It’s time to change！什么需要change？就是你们这种办事态度和方法需要change！”边境官回答“whatever”，召来了安保人员，掏出枪指着他们，拖着行李，安排最早的一趟航班把他们强制送回了中国。
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到美国，吴维他们在海关待了两个多小时，又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回来了。
除去这些略为荒唐的经历，当国际公民在全世界演出确实“很过瘾”，虽然收入仅能赚回路费，但吴维觉得“没花钱已经很不错了”。欧洲巡演时，乐队住在当地的SQUAT（青年自治空间），接触到许多国外的朋克，吴维说：“他们有NGO组织，各种都是DIY的。不论是乐队还是个人，他们都有强烈的政治主张，这种倾向在中国就体现不出来。”这些年，吴维读书，看电影，上网查阅了很多资料。与外国朋友们聊天，谈当下中国，吴维造了个词Chinalism （中国主义），后来他以此为名写了首歌。
2008年，吴维剃掉了鸡冠头，他说“太麻烦了……睡觉不舒服。”2009年4月，吴维与胡娟结束了四年的婚姻和九年的乐队合作。胡娟的“WuHan Prison”服装店就在同名酒吧旁边，吴维是酒吧的经理。离婚时他为胡娟交了半年的房租，从此二人再无往来。
吴维一直住在武汉，他没有自己的房子，没有车，没有存款，是个彻底的无产者。
2006年，吉他手张华转而担任乐队的经纪人。2013年，他为“生命之饼”联系到了南京的一次演出。得知崔健是这场演出的压轴，吴维激动极了，1997年CD咖啡一别之后，吴维一直没机会再见崔健。“生命之饼”排在崔健前面上台，吴维打算好，演出完下台看崔健，然后去后台找他再聊两句。
演出前一天，乐队抵达南京。飞机落地，张华通知吴维，原定的十首曲目被砍到八首，吴维说“好”。第二天中午吃饭时，曲目砍到六首，吴维说“好”。乐队到后台准备了，砍到五首。上台唱完五首，台下观众不答应。吴维在台上告诉观众，最后一首我们只演奏不唱，“原因不说了”。演了半分钟，张华被台侧的文化官员推上台，吴维小声跟他说：“我们不唱，你放心吧”。一首奏完，吴维和乐队下台，两排特警夹送他们一路直通上了面包车，径直拉到酒店不许再出去。过了一会儿，张华满脸委屈地出现了，因为“阻止演出不力”，他被台下的当地文化官员直接扇了两耳光。
张华挨打的事给吴维的刺激更大。他完全忘了要去找崔健，告诉他，“你的歌我听了，很喜欢”。
四
与几乎是在街上长大的吴维不同，“死逗乐”的贝司手麦巅是湖北工业大学英文系的毕业生，后来又读了武汉大学的传播学硕士。2002年，他编撰的朋克文化杂志CHAOS印出了第一期。这本传播朋克文化的地下出版物共出了五期，所刊文章由麦巅及合作者们自费翻译写作，杂志也是自费印刷，每期印数不过两百，大部分免费发放。麦癫当年认为，收钱有悖于朋克精神。
当年与麦巅合作后两期CHAOS的刘学蔚则是武大传播系的博士，她曾介绍多支国外朋克来武汉巡演，现在武大任教，生活日趋安定。麦巅开玩笑，她现在是“城市中产阶级”。麦巅出生于1978年，刘学蔚1984年，两人都一直关注着“生命之饼”和吴维。
“武汉没有朋克。”刘学蔚这样说。过一分钟，她补充了一句：“如果说武汉还有朋克，那只有吴维一个。”她与麦巅合译的《朋克的哲学》还未出版，麦巅仍在修改自己的文章，他关于朋克的理念一直在变。
2015年的春天，吉祥里的大排档夜间开始客满，抱着吉他的卖唱者穿行在餐桌间，筷子上夹的是武昌鱼，食客们唱的是童安格和Beyond。晚上吃鱼白天看花，武汉大学的樱花开得浩浩荡荡，看花的人也浩浩荡荡——门票二十一张。穿过看花的人群，再走出武大的校门，迎面便是东湖。
五年前，吴维上网得知，房地产开发商华侨城在东湖圈了一块带水域的地，要填土盖作楼盘。他甚感不爽，建了一个名为“每个人的东湖”QQ群组，又给所有认识的武汉朋友群发了邮件，希望大家提供方案。在麦巅的青年自治实验室，大家开了几次会，决定找个日子，准备些旗子标语，一起去东湖散个温柔的步。
散步前一天晚上，一个电话打过来约吴维见面，他去了。两个便衣坐在车里，问他一个问题，他回答一个问题。“问的所有问题都是我们QQ、短信、Email所交流的东西。所以我都如实回答。”问完，便衣问吴维，你们明天还去吗？吴维说，你觉得我们明天去还有意义吗？“我又问他，你觉得这个事情是个好事还是坏事呢？他说，不管怎么样你们要按程序。我说，我们去派出所报批能给我们批下来吗？他又七零八落说些别的。”
吴维知道第二天再去散步不会有任何效果，活动就取消了。之后，两名武汉艺术家发起了东湖艺术计划。“之前按照我们的章法做行不通，只能用艺术的方法来让大家去关注这个事情。所以东湖艺术计划的源起就是这样。”吴维说，“从第一天得到消息，决定要做什么事，我就知道我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但是我只是想说点话，表达一下态度。”
青年自治实验室位于植物园西侧，是一座幽静的二层小楼。午后，麦巅在院子里烧落叶。二楼他的房间里还有几本文物一般陈旧的CHAOS，客房里目前住着两个美国人，一楼有个放着乐器的排练室，墙壁上贴着东湖艺术计划的讲座通知：“空间的实践——以罗马为例”、“公共性诉求”、“闲谈空间的词与物”——这大概是武汉最SQUAT的民租房了。
麦巅瘦弱沉静，戴一副眼镜，讲话语声很低。他目前所在的乐队名为“犯罪想法”，由几个中国人和几个老外组成，依然是朋克风格，一年巡演一次。吴维坐在他对面，一副敦实的中年人模样——今年五月，他将年满四十。吴维戴鸭舌帽，穿着淘来的旧衣服，衣裤上都印着他自己设计的“WuHan Prison”标志。卷起的袖子下露出一段花臂，吴维小心地端起茶杯。他们喝着茶，聊一些闲话。吴维提到，这几年他客串过一些电影中的小角色，今年在北京一个剧组里，有个副导演对他很满意，约他去广州拍一个抗战胜利纪念电视剧。
“你恨日本人吧？你去演，往死里打就行！”那人这样说。“我当时就觉得恶心。”吴维与那副导演住一个房间，他连夜收拾行李离开了剧组，客串的几千块片酬也没找他拿。“不要了。”
“生命之饼”的新专辑《中国来信》中有一首《献给陈怀民的歌》：“真正的抗战英雄早已被人民忘记。在你的墓碑面前我们在把你纪念……我们拿起了吉他，就像你驾着战机，我们会一直战斗，永远不言放弃。”国民党飞行员陈怀民当年战死于武汉空战，他是“生命之饼”吉他手煦别的舅爷。吴维又说，武汉现在还没有陈怀民的雕像和纪念馆。
到了饭点，吴维站起来告辞。他吃过饭，马上要去酒吧上班。
VOX位于鲁磨路上，旁边全是饭馆。香辣虾馆子的生意很不错，面目朴实的老板看到吴维进来，特地过来敬一支烟。吴维说，这个老板是蹲过大狱出来的。如今，当年跟吴维一起混大街的朋友们在黑白道上各有所成，两方都有人拉他入伙，他哪方都不想参与。晚饭时吴维没喝酒——酒要留到晚上去喝。吃过饭，经过VOX的大门，拐入胡同，就是吴维上班的“WuHan Prison”酒吧。这个酒吧六年来换了三个老板，吴维一直是经理，淡季每月工资两千多，旺季四五千。这是吴维唯一的固定收入。
吴维在酒吧里除了和客人们聊天，喝啤酒，还有就是放音乐。今天他放的是Johnny Cash。他说他在家里听巴赫。去年他又一次离了婚，“不结了”，他说。当年吴维带去广州的表弟丑丑当了上门女婿，孩子六岁，早就不碰贝司了。没事儿的时候，吴维在家写剧本，希望能赚点钱给母亲，“她年纪大了，身体不好”。
去年，一个英国女人在“WuHan Prison”找到了吴维。她递上名片，自称来自BBC，说：“两个月后，我们将来拍摄纪录片，需要采访你们一下，还要拍你们的表演。”吴维说“可以，没问题”。答应完了有点迷糊，吴维问她：“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英国女人说了句很经典的话，让我不知道说什么：‘Come on， we are BBC。’我心想：这好像是个回答，也不是个回答，只好说：‘好吧好吧，那到时见。’”
几个月后，BBC的经济事务编辑罗伯特·派斯顿发布了纪录片How China Fooled the World Again，片长五十多分钟，采访了武汉的市委书记、市长和企业高管，请他们谈武汉的经济发展。“……你可能没有听说过武汉（这是毛主席横渡长江的传奇发生的地方），”在BBC的网站上，罗伯特·派斯顿这样写道，“但它也许比中国任何其他城市更能讲述中国非凡的30年现代化和财富积累、其经济奇迹如何接近尾声的故事，以及它为什么面临一个灾难性崩溃的严重危险”。吴维说：“整个片子只有我一个人在讲反面的东西。”他记得他的观点大概包括“武汉发展得很快，但普通大众没什么收益”，“赚钱的还是权威阶层，包括这些跟政府有联系、生意的大公司，对普通大众没什么意义”，“GDP根本不代表什么”……不少人看了这部片子跑到酒吧来找吴维聊，但吴维自己还没看过，“我看不到，要翻墙才行”。
“WuHan Prison”酒吧对面，鲁磨路的另一边，即将完工的大型社区立着广告牌，上书五个大字：“青年乌托邦”。
五
“朋克之春”演出现场藏在北京三里屯一个隐秘的工地里。想找到它，你得穿过一片工地和一群带着安全帽的工人，还得找到那架正确的货梯。一旦到了现场，事情就明白了——“嘿，今天全北京的朋克都在这儿了！”一个梳着脏辫的青年兴奋地对另一个梳着脏辫的青年说。
朋克与朋克其实大不相同。看发型、穿着、甚至鞋带的穿法，一个明眼人可以马上判断出Old school、New school、OI、Skinhead、Ska……关于这些，“顶楼马戏团”乐队的梅二是专家。
“啥人还比我朋克，啥人敢比我朋克，侬老（很）朋克额（的）呶，侬老（很）幽默额（的）呶……”“顶楼马戏团”曾用上海话这样挤眉弄眼地调侃过朋克。看外表，上海人梅二不属于任何一种朋克——牛仔裤，运动鞋，双肩背包，配上光头和敦厚身材，他更像个IT男。“实际上梅二是个狂热的朋克爱好者。”张晓舟说。
梅二经营的“敌台”可以说是网络时代的CHAOS。这个只有几百个关注者的微信公众号孜孜不倦地传播着与朋克文化有关的知识，所有文章都是梅二和朋友在网络上搜索翻译并编辑的。“敌台”的更新频率原本是每天，后来降低到每周，现在则是不定期。梅二有点气馁。真心愿意关心研究这些的人太少了，“对于某些人来说，来看一场朋克演出跟去迪厅或健身房没什么区别”。
演出已经开始了，POGO的圈子照例在舞台前。吴维还没有到，昨天他刚和北京的朋友们喝了场大酒。几个月前，“生命之饼”发布了新专辑《中国来信》，这是他们签约兵马司后的第三张专辑——这是一家允许吴维不删改歌词的唱片公司。作为今天的压轴乐队，他们将演唱十首歌。
“活到二十岁，组了这个乐队，不唱感到痛苦，唱了才有些舒服，唱社会的痛处，揭历史的伤疤，只想要去表达，从没想过害怕。”新专辑中的《裸体朋克》这样唱。吴维曾说过，从开始做音乐起，他便不愤怒了。他的愤怒和不妥协全部在音乐中，“反抗精神当然是朋克必备的。在西方，最早的朋克发起就是在挑战他们的主流社会和主流价值，对不对？按照这个前提，在中国，我反对什么？我挑战什么？……我挑战我讨厌的东西。”
纪录片《武汉朋克》以新专辑中WHY WHY的一句歌词作为副标题：“我不会洒了我手中的酒，更不会松开我的拳头。”——梅二叮嘱，“看朋克演出要举拳头，不可以用‘魔鬼角’，那是金属的手势”。现在，舞台下一片拳头此起彼伏，狂躁的鼓点打着，愤怒的青年怒吼着，啤酒喷着，人群热起来了。歌词唱的什么，没人听得清。吴维从门口踱了进来，手持一瓶啤酒，一路与人打着招呼碰着杯。如今，和当年他不认识的崔健一样，吴维也被称为“大哥”甚至“教父”，音乐圈中流传着他调停分歧、主持公道的段子。
他从鸭舌帽下抬起眼睛，看看台上的乐队。那是一支日本主唱的乐队，主唱正脱下牛仔裤，露出鲜红的丁字裤，人群沸腾了。“I am HAPPY！”主唱用不熟练的英文忘情地大喊。有人挥臂，将音箱上一排啤酒全扫到地上，酒瓶清脆地碎了满地，碎片溅到瘦腿牛仔裤和运动鞋上——那是崇尚健康的新派朋克；也溅到马丁靴上——那是老派的愤怒朋克。然后各种鞋跳起来，蹦起来，把地板踏得更加肮脏。
在梅二看来，“生命之饼”一直是中国朋克界的领袖级乐队，原因是“吴维始终坚持着底层反对者的立场……或许远离北京的朋克圈子使他保留了独立坚持的特性，而不是在各种称兄道弟的摇滚豪情中折损怒火，成为娇生惯养的皮衣青年”。
“一切都是有原因的。”梅二这样写过，“除了‘生命之饼’等少数乐队之外，朋克，本质上是城市中产阶级青少年发泄青春期躁动的一种方式，这种愤怒往往针对父母和学校教育，因没有根基和来源，而给人对空挥拳的无力感。成长环境轻松的青少年会选择健康积极的new school punk，学历较高的乐队则以英语创作进入国际视野，但脱离了中国的现状。”
“那些乐队的存在，证明了朋克在中国更多以音乐形式和生活方式而存在，思想性和斗争性是缺失的……”梅二期待着有一天，中国最底层的农民工青年能拿起乐器，表达他们“有根基的愤怒”。
午夜两点，吴维拎着啤酒上场。十首歌的间隙，吴维说了不少话——他是现场唯一与观众有对话交流的主唱。他提到了毕福剑，抗日胜利和自己的四十岁生日。“Scream for the life， scream for the right， scream for the truth and faith， we never stop what we are fighting for， we never stop singing！”他一瓶接一瓶地灌着啤酒，花臂在红色的灯光下狰狞地流着汗，苏格兰风笛尖叫着，疯狂的观众相互推着搡着，在漫天喷射的啤酒和人群之外，咆哮的大音箱前的空地上，张晓舟和梅二——两个穿着运动鞋的中年男人——举起拳头，情不自禁地POGO了起来。
最后的文学青年
一
阿乙前年生了病，肺部有斑点，他怀疑自己是绝症，在手上写了四个字——“是又怎样”。没事时，他就盯着手背，神经质地反复看，并就此展开各种推测，像在列小说提纲。治病要吃激素，他因此胖了几圈，下巴由尖变圆。朋友调笑说，终于有点像巴尔扎克了。
看着照片里的胖脸，阿乙很惆怅：“被气筒打气，也不至于这样。很忧伤。它不是被什么别的摧毁成这样的，就是被写作，被自己和别人的一些期待。”他自己仍说不清楚，多年过去，自己是焦虑而写作，还是写作而焦虑。
几年前还没成名，阿乙有次把小说手稿打到A4纸上，带到饭局，递给了文坛里的前辈。前辈见多了文青，接过手稿，就像接一根递过来的烟。阿乙忐忑地等着评价。可饭局终了，前辈起身走开，阿乙却发现，小说手稿被留在了座位上，但并非一无所用——至少刚刚垫了热屁股。
人生像个圈儿，历史总在打转。2015年春天，作家阿乙在单向街驻店写作，接待读者。这时也来了一个文学青年，表达了一番崇敬，打开书包，也掏出一叠A4纸，毕恭毕敬递了过去说，阿乙老师，我今天带了我的一篇小说，请您指点。
像接一根烟，阿乙也接过了手稿。他一边和周遭的人搭着话，一边翻着手上订得整齐的A4纸。隔了大半个小时，才告诉面前毕恭毕敬的文青：你不如去读读博尔赫斯，或许对你的写作有帮助。
这个回答聪明又妥帖。比起当年拿自己手稿垫屁股的前辈，阿乙令每个人都很体面——成名的作家对后辈的作品提出了具体建议，足见诚恳；亟须指路的文青得到了前辈的鼓励，言辞里自己的作品也和拉美文学大师有了一点关系，令人振奋。
每回遇到文青发作品给自己求评价，阿乙都想到过往的自己——求评价的目的很简单，就是绑架对方的表扬。有一回在网上，有个文青把诗歌发给他。阿乙客气地说，不错，你可以去诗歌圈儿混了。文青觉得阿乙的回答不符合期待，愤愤地还击。
阿乙叹一口气说，你看，文青是多么脆弱。
阿乙自己也脆弱，尤其是在三十多岁还没出过一本书时。那时他参加饭局，王小山介绍到阿乙，总加一句“我这个兄弟也是写小说的”。话一说完，阿乙就害臊得脸红了——因为一桌子人都是作家，他没出过书，觉得不好意思。
每有读者表达倾慕，阿乙总是习惯地摆摆手，看起来还是腼腆。当晚的读书沙龙，他几次站起来走动，把话筒交给嘉宾，自己不愿多说——“在中国太容易出名了，连我都出名了。”
当晚书店的沙龙主题是：“如何从县城经验出发，进行写作游戏的通关”。阿乙在江西小城瑞昌县生活了很多年，直到26岁才离开家乡。那时他并不知道，一度令他憋屈的生活会被称之为“县城经验”。在县城，他还不叫阿乙——那时他的名字是艾国柱。
二
高考是离开瑞昌县城的第一个通关机会。这带给了艾国柱陪伴终生的神经衰弱。1994年夏天，文科生艾国柱毕业于瑞昌二中高三二班，当年班里只有四个人过了大专线，艾国柱是第三名。他自认那是半生最阳光的一段日子。去省城读公安专科学校，课程容易，只需混完三年，毕业后成为三级警司，分配回来，便会一步踏入小城上流社会，一劳永逸。
但他只得意了一年。第二年，班上复读的同学纷纷考取重点大学，不乏名校。艾国柱失落了，他觉得自己是游得太快的精子，本不该做警察。
1997年，在警校外的游戏厅游荡了三年，艾国柱毕业了，分配回瑞昌公安局，迎接他的是更大的失落——在随笔里，他称之为放逐。坐着豪华大巴经过南昌八一大桥，再换乘破旧中巴离开九江市西二路，放逐之旅愈发潮湿、灰暗，最后停在了县城瑞昌。他绕了一圈回来，但只待了两个月，便被公安局分配到洪一派出所。艾国柱第一次知道瑞昌还有这个地方。
公安局大院的车往县城西边出发，路过一个又一个油菜花地，在每一个小镇都不停留，后来翻过一座海拔超过千米的大山，两个半小时后，抵达洪一乡。
这是他眼中的流放之地——因为偏远，洪一乡被称作瑞昌的西藏。艾国柱下车，一眼看见了洪一乡的全景。乡政府所在地只有两排不足五十米的矮屋，一家理发店、一个破损的台球桌和一间由民居改建的餐馆。自己将要工作的派出所，初创时就在这家餐馆二楼。在后来的小说和随笔里，他一再描摹这里的场景，仅仅对街上的土路，他就在三篇文章里提到过三次——“没有一粒柏油”、“没有一颗柏油”、“没有一滴柏油”。
流放之地只有土街。夜晚，街上漆黑一团，艾国柱躺在床上听河水声，感到这是世界尽头。父亲要他忍着，告诉他虽然艰苦，但这在档案里是基层工作经验，利于以后仕途上的提拔。
但不可能有比村再往下的地方了，艾国柱要离开这儿。一天下午，他独自走向一座山峰，站在山顶看见远处是山，山后面还是山，天上只有鸟，地上只有吃草的牛。要在这里生儿育女生活一辈子吗？艾国柱发下毒誓，要离开这里，回县城，还要离开县城，去城市，去省会，去沿海，去直辖市，去首都，最后去纽约。他的脑子全是摩天大楼上飞机的影子。
爱情总是苦闷青年最好的庇护所。艾国柱继续对一名女同学漫长的单恋。香港回归，澳门回归，这些轰轰烈烈的国家大事与艾国柱无关，宇宙就是洪一乡派出所那么大，艾国柱躲在里面，不停地往外写情书。他想，只要对方轻勾一下手指，他就听从召唤，愿意去任何地方。但那些信件好像被告席上挣扎的辩护，响亮却一厢情愿，直到一次见面，对方彻底宣判爱情的死刑。
这场单恋此后仍在绵延，一直起伏八年。“天使的马车飞驰过一棵棵杨树，天使啊马车啊年龄啊都不见了，只有杨树立在那里。”他在书里总结。
1999年，艾国柱被调回到瑞昌县公安局办公室。工位在最小的房间，只有几平方米，白天也要开日光灯。在这里他遇到当初一起分配的警校同学周琪源，一起写材料——大都是通知、简报、通讯和领导讲话。每天下班后他都觉得“像被刮过一遍，遍体鳞伤”。
这就是传说中的上流社会了吗？好像对艾国柱而言，又是一个无望的深渊。下班后，他常和工作结识的朋友抽烟喝酒，看着他们烂醉。除了在外厮混，艾国柱还要陪领导打牌。他担心自己会老死在麻将桌上。在一篇随笔和两篇小说里，艾国柱三次写到同一次打麻将的经历：退居二线的老同志坐在北面，主任坐在西面，副主任坐在南面，自己作为科员坐在东面，因为某人手气不好，大家起身按照顺时针方向挪动了一次位置。于是二十多岁的艾国柱坐到三十多岁的副主任座位，三十多的副主任坐到四十多岁的主任座位，四十多岁的主任退居二线，坐到了五十多岁老同志的座位。艾国柱说，他一眼，看到了自己极度无聊的永生，就在麻将桌上，牙齿掉落，一颗种子走进坟墓。
在公安局办公室待了两年多，因为材料写得好，艾国柱被瑞昌市委组织部看中，借调过去。在瑞昌，这是一次令人眼红的升迁。在小说里，艾国柱这样形容自己的感受：“人们看着他时就像看着一个王储，眼神里带有亲密，他也习惯在这样的注视下春风得意地走。”直到有一次，见多了年轻人的组织部老司机，带着算命先生的笃定语气说：“你四十岁或许能升到副处级。”
艾国柱又想起了公安局办公室的麻将局，觉得人生寡淡，乏味到连一个司机也能推算他的命运。
哥哥艾国光的经历也刺激了他。艾国光本在县城矿产局上班，自己悄悄学了编程，在杭州找到了工作。艾国柱也想走，但觉得身无长物，小警察的身份出门“很搞笑”，担心只能做保安。艾国光鼓励弟弟，想出去就快出去，等学了技能就老了。
靠着哥哥在杭州寄回的二手电脑，艾国柱接触了网络。正值2002年世界杯，艾国柱写了些球评发到论坛。当时正是体育杂志兴盛的年月，艾国柱的球评渐渐发到了《体坛周报》《足球报》《东方体育日报》，每个月能领到一两千块的稿费。组织部收发室的人看着汇款单，惊呆了。
艾国柱开始留意着网上招聘。因为自己长于写材料，也在网上写过球评，他理所当然地关注着媒体的信息。很快得到两次面试机会，一次是天津的《滨海时报》，另一次是南昌的《信息日报》。在乌压成群的应试者里，艾国柱因不会使用电梯而羞愧，又被十几个面试官围起来审视，两次都落败而逃。他觉得，城市是个傲慢高贵的姑娘，而自己，则是被审判的羞惭乡下佬。
这段急于出走而不得的经历如此难挨，以至于在后来的代表作《意外杀人事件》里，艾国柱干脆就给主角之一取名艾国柱。文中的艾国柱出走红乌县未遂，被父亲耻笑，全家人恐惧于县城外的世界，睡觉时掖紧被窝——“像掖一个深渊”。小说的结尾是悲剧。一个意外的精神病人流窜到了红乌县，像上帝一样，审判了县城秩序的反叛者，艾国柱死在他的刀下。
在艾国柱的小说里，上帝常常化身为一只鸟儿，盘桓在红乌县的天空，紧盯着地面上的苍生，随时处死每一个不甘庸常的人。
现实中的艾国柱却等来了转机。在西祠胡同论坛，《郑州晚报》发布了招聘体育编辑的帖子，艾国柱投了简历和几篇球评，隔了几天，他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直截了当告诉他，马上过去上班。
三
这是2002年，网络论坛方兴未艾。混BBS写评论的文字精英，不时被正在扩张的各地报业发现，随即招安，文字印成铅字，成为当时颇具荣光的传统媒体人。
艾国柱希望抓住这个机会。但父母和奶奶阻止他。他向组织部请假三天，临行前喝了酒，看着暴怒的父亲和哭喊扑打的奶奶，跳上出租车，钻进了火车站。
第二天到了郑州，面对高楼，他张开双臂，做了个电影般的仪式，他对自己说，郑州，啊，我来了。当晚，艾国柱住进报社安排的宿舍，对着窗流了一堆眼泪。他开始学做编辑。
离开瑞昌时是请假，保留着回去的余地，家人一直打电话催，要艾国柱回去上班。但《郑州晚报》又没立即签合同，艾国柱的命运就悬在了半空。每次接到家乡电话，他都大醉一场。组织部不同意停薪留职，催得越来越紧，艾国柱没有勇气做了断，一直拖延着。审判又来了，有一天他得知，自己已被取消了编制，彻底离职。
后路断了，瑞昌县回不去了，“就像有什么东西掉进深渊”。此后艾国柱不敢回家，一直等到半年后在报社转正，这年底，他的工资由瑞昌的八百块变成了郑州的两千八。
郑州是省会城市，有瑞昌县城不能比拟的精神资源。一次在网上讨论读书，朋友要艾国柱把读过的书列出来。此前自认为博学的艾国柱，列了十一本之后，再难下笔，第十二本，他写的是“读者合订本”。
朋友讥笑他，读者合订本能算是书吗？
艾国柱脸红了，这年他26岁，此前的主要阅读是《参考消息》《体坛周报》《杂文选刊》《故事会》等报纸杂志，完整读过的名著只有两本：《红与黑》和《茶花女》。这些阅读积累给了他养分，支撑着他早期的球评写作。
艾国柱开始了有计划的阅读。他扔掉了过去上瘾的东西——王小波、柏杨、李敖等。暂时不知道读什么，他找来大学生和文学编辑，搜罗别人喜欢的外国名著。在郑州，每两个星期他去一次书店。通过这种笨拙的方式，艾国柱开始积累阅读。先从加缪和卡夫卡的书读起，渐渐读到威廉·福克纳。
加缪的《局外人》给了他最初的文学震撼。“今天，妈妈死了。或许是昨天，我不知道。”这个经典开头，让他回忆起自己对待爷爷的死亡。当时，因为哭不出来，他只能靠警校学到的办法，睁大眼球长久盯着一个物体，祈求眼泪因为眼睛酸胀而流下，佯作悲痛。
艾国柱进入了小说世界。起初的写作以模仿加缪等名家为主。仿佛回到了在洪一乡写情书的时候。在郑州的出租房里，一个晚上，他熬夜就能写几千字的小说。这些练笔阶段的小说，起初放在博客上，后来被他贴在文学论坛里。网络论坛里已经形成了小圈子，党同伐异，想得到赞美，往往要付出夸奖糟糕作品的义务。几次不愉快后，艾国柱因此对混圈子有些忌惮。
在郑州，工作出色的他始终没分到工位，要与其他人共享一个办公桌，常常在用着电脑时不得不起身让位，这令高度自尊的他羞愤。
无亲无友，艾国柱喜欢在郑州的黄昏里漫无目的地走，路过城中村，期待着想象中的艳遇。但什么都没有，他只能侧耳研究楼上出租屋里偷情的声音。“我一直听着那漫长而销魂的呻吟声，就像江南一场绵绵细雨。”
很快，他真去了江南——就在工位刚刚定下来时，他得到了上海《青年报》的机会，想到自己当初的规划：县城、省会、直辖市，艾国柱没有多少犹豫，跳槽去了上海，没待半年，又受到正值鼎盛的《南方体育》吸引，南下广州。
这期间，一直写作的艾国柱积累了大量如何写烂故事的经验。传统媒体的编辑工作，也天然教会了他如何传递信息给读者，默默写了两年，他自认为渐渐处于“牛逼和不牛逼的人之间”。
2004年，朋友阿丁介绍他到了当时创刊不久的《新京报》。艾国柱完成了自己人生规划里的前面大半，他一级级通关，终于从洪一乡来到了首都。在随笔里，他提到《聊斋志异》里的贺生，面对色艺双全的瑞云时“紧张、急促、敏感、自卑”。北京正是瑞云，艾国柱始终是自卑的贺生。
在北京，艾国柱用上了警校时取的笔名“阿乙”。很快，阿乙这个名字，以饭局上旁若无人地看书而出名。王小山回忆说，阿乙腼腆，每次出来吃饭都带着书，往座位上一坐，不怎么开口，酒量也不好，就只好闷头读书，听到饭桌上有自己感兴趣的话题，突然冷不丁地插一句，往往是连珠的妙语。“典型的闷骚男。”
“在人类的阴影下”，阿乙不知所措地坐着，早早吃好又不便退席，看书看困了，伏在桌上就睡了。有时醒来会有口水，但并不感到狼狈。
饭局也带给了他成名的最早契机。一次，仍是王小山组局，阿乙去得晚，坐在圆桌最外围，和同样晚到的东北人罗永浩坐在一起，离桌子远，两个大男人紧挨着，需要发生交谈，以打破尴尬。两人寒暄着，听说罗永浩在办牛博网，阿乙也想试试，老罗就把他的博客要了过去。交谈结束，阿乙拿出书本继续看书。
没想到过了几天，已经忘了这茬的阿乙突然接到罗永浩电话。老罗在电话里抑制不住兴奋，直夸阿乙写得好。
当时的老罗刚做牛博网不久，网罗了一批知名和不知名写作者。在首页，老罗以“史上最牛的非著名小说家”推荐阿乙，在最显眼处摆着他的作品。认识阿乙的人更多了，大部分都是和他相似的文学青年，他们身处各地，共同的特点是，愿意不知疲倦地写。原本属于媒体圈的阿乙，似乎更接近了文学圈。
四
对阿乙这一代人来说，文学圈一直充满诱惑力。当初介绍阿乙进京的阿丁，也是个文学青年。因为名字相似，他们俩常被误认是同一人。阿丁来自河北保定，走着和阿乙相似的写作之路，他早先是个麻醉科医生，后来辞职，进入媒体工作，先去重庆，几次跳槽，最后来到北京。
阿丁正式写小说也是在进入媒体后。起初也以模仿博尔赫斯等大师为主。那几年，工作之外，他最投入的事情就是写小说，创作令他兴奋，写出满意东西后惬意无比，“几乎超过了性快感”。写到2008年，他的不少作品已经在天涯、豆瓣等论坛流传，并被网友誉为“王小波之后不知名的故事高手”。
阿丁一直强调，讲好故事是写好小说的本分。他觉得严肃文学应该回归传统，“《聊斋志异》才是世界级的，好的文学家就是蒲松龄和荷马这种会讲故事的人”。在阿丁看来，如今许多写作者背离了讲故事的传统。“短篇小说的话语权基本被主流文学杂志和学院派垄断了，那基本是个圈子，大家都是熟人，也知道什么样的小说会发、会得奖。新人要不变成和他们一样，要不就没有出头的机会。”他觉得，更多来自民间的文学青年，拥有真正的创作热情，以及讲故事的天赋。
但“文学青年”四个字，随着时代变迁，早已偏离了原意，变得轻薄甚至是贬义。在80年代，文学青年是一种光荣而又时髦的称谓，常有人回忆说，当时走路，如果腋下有一本《人民文学》《收获》之类，便可昂首挺胸。但90年代的市场经济改革，让“文学青年”逐渐边缘，像受潮的彩色电视机，渐渐丧失了瑰丽。然后是互联网的兴起，似乎把一切都消解，但似乎又把一切都激活了——文学青年变成了文艺青年。
网络的兴起仿佛让“文学”变得唾手可得。谁都能成为作家，而且是畅销作家。但在很多人看来，这使得严肃文学越来越尴尬和艰难，尤其体现在了图书市场上。2010年，媒体统计作家收入榜，王蒙、贾平凹、周国平、麦家四人的总版税，敌不过写了《明朝那些事儿》的网络作家当年明月。
尽管市场如此，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的李敬泽却坚信，所谓网络文学冲击严肃文学，只是个浮躁的伪命题。他认为，相比有着悠久历史的严肃文学，网络虽然带来了技术上的革新，但仍是个不确定概念，“无论是上世纪30年代的文学繁荣期，还是所谓的80年代，时代背景不同，都不能得到严肃文学复兴或者衰落的结论”。
在中国，《人民文学》一直是严肃文学期刊的桥头堡。但时代变了，他们也开始寻求转变。2011年4月，《人民文学》开始试水零售市场，他们“要寻找的读者是作家、文学爱好者和想要获得文学力量的人……看看皇帝的女儿有没有人要”。
不过，文学青年们仍试图在这个时代拥有自己的位置。2012年，阿丁出版了自己第一本长篇小说《无尾狗》。虽然颇受好评，但阿丁发现，即使梦想达成，成了作家，实现了出版，名动江湖，也并不能完全衣食无忧。
企图全职写作是奢侈的。从媒体离职后，阿丁开始思考文学青年的生存之道。他希望自己能有保障安心写作，也能帮助其他文学青年。
2012年，在移动新媒体蜂拥之时，阿丁却做了一本叫作“坚果”的小说杂志，但纸质杂志的成本太高，只出了一期，杂志就夭折了。阿丁并不甘心，又找朋友牵线投资，次年将杂志改为纯电子版，并更名为“果仁小说”——取“不成功便成仁”之意。他的想法是，为纯文学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反哺文学梦。
《果仁小说》开出千字五百元的稿费，这是严肃小说杂志里罕见的高价。阿丁招来两个刚毕业的文学青年做编辑，没有办公室，只能在咖啡馆开会，一直坚持了一年。2014年夏天，杂志断了投资，阿丁拿出自己最后的积蓄，给两个编辑发了最后一个月工资，此后杂志断粮。
但他们并不罢休，一边筹钱支付拖欠的稿费，一边想着为果仁续命。2015年3月，原本厌恶抛头露面的阿丁豁了出去，录制视频，为《果仁小说》发起众筹。短短一周，果仁众筹到30万，早早达到预期。这笔钱来得这么快，阿丁感到惊讶，这似乎印证了他一直坚持的想法。他始终认为，富足以后的中国人需要填补心灵的空虚，移动网络让阅读和写作变得更为方便了。
“我很乐观。”阿丁说，“网络不会冲击严肃文学，反而是助力。”
五
2008年，在罗永浩的热心联络下，阿乙的短篇集《灰故事》得以出版，收录了他挑选的三十一则短篇小说。出书后，自然被更多人认识。这年冬天，回乡的他正走在山路上，突然接到陌生电话，标准的普通话像是电台里的广播。
广播声问，是阿乙吗？阿乙答，我是。电话那边说，你好，我是北岛。山上信号差，电话断断续续通了四十分钟。北岛叮嘱他珍惜才华，把时间用在读书上。
在北岛的推荐下，《灰故事》的几个短篇以专题方式，发表在文学杂志《今天》。李敬泽因此也读到了阿乙，他称阿乙的小说令自己激动，是近些年少有的“闻到小说味道”的作品。随后《人民文学》刊登了《意外杀人事件》。小说里的文学青年艾国柱出走红乌县未遂，意外毙命，在现实里结束了流放，复活在文学期刊里，登堂入室。
但李敬泽并不认为自己对阿乙有文学上的助力。他说，阿乙写博客获得市场认可，直到在期刊发表作品，都是文学公道的体现。“一个文学青年写得好，渐渐走到更大的圈子，从小县城来到北京，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说明时代没有变过。”
发表与出版变得更为顺利。2010年，磨铁图书出版了阿乙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鸟，看见我了》，在书的封底，北岛对阿乙不吝赞美：“就我的阅读范围所及，阿乙是近年来最优秀的汉语小说家之一。”
此后荣誉不停。2010年，《意外杀人事件》获得《人民文学》中篇小说奖，次年，阿乙获得《人民文学》年度青年作家奖，2012年，阿乙当选《人民文学》“未来大家TOP20”，以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联合文学》二十位40岁以下华文作家、《东方早报》文化中国年度人物、《南方人物周刊》青年领袖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小说选刊》双年奖，并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
这是一长串令文学青年们羡慕的奖项，对阿乙这一代作家来说，几乎意味着在文学圈占据了一定的位置。十多年前离开家乡时，阿乙还只是个小镇青年，如今他似乎成功了。但他却有点悲观——对大多数文学青年来说，他像个例外。
阿乙并不看好文学青年的命运。从洪一乡到北京，他见到了许多个和自己相似的文学青年倒下去，忘掉了乡音，普通话逐渐地道，再也不会去田野听蛙声寻找灵感。
在非虚构中篇作品《模范青年》里，阿乙回忆了同事周琪源。周是瑞昌的船厂子弟，与阿乙同年进入警校，分配至瑞昌后，在同一间办公室共事。在阿乙还厮混于县城夜宵摊时，周琪源已经笔耕不辍，早早在期刊杂志发表论文，令阿乙羡慕而嫉妒。但因为早已成家，周没有勇气出走，只能挣扎在县城的泥潭里，虽像万事俱备的勾践，却最终抑郁地死于鼻咽癌。
阿乙曾经拿电影《立春》里的王彩玲比喻周琪源——小镇上的王彩玲热爱美声，向往北京，不甘于平庸的教师生涯，穷尽办法出走县城，却始终碰壁。阿乙相信，在中国的县城里，有许多看不见的王彩玲，在菜市场和超市，他们并不作声，回到家里才偷偷拉起窗帘拉小提琴，或者背诵伟大的诗歌。
但即便阿乙实现了王彩玲的梦想，他时不时也会焦虑。有段时间，他得了广场恐惧症，走到人多的地方就心慌，只能躲回屋里。之前经常熬夜，他的身体也变得越来越差，直到前年生了大病。
他不再热衷向旧交展示自己。起初从城市回到家乡，他们仍一起喝酒，唱《霸王别姬》《世界第一等》《红日》和《好汉歌》，在酒桌上听旧同事赞美他出走的勇气，表达对城市的羡慕。但直到有一次，一个老同学喝多了，才吐了真话。他用瑞昌方言说，艾国柱你这个傻逼，放着机关里的皇帝日子不过，居然跑出去做流寇。
他曾梦见自己落跑北京，回到了瑞昌，在县纪委谋得职位，亲朋们无不关切，赞许他的回归。阿乙在梦里落下泪来，醒来发现身在北京，才安下心来。
“无疑是噩梦。”他醒来写道。阿乙始终觉得，自己并无文学天分可言，“燃烧的文学激情来自持续焦虑带来的惩罚”，离开瑞昌定居北京，依靠的是“傻逼式的勇气以及狗屎运气”。
但在王小山看来，阿乙有着充足的文学天分，他的焦虑和悲观，来自小镇青年无法摆脱的不自信。“我特别明白这种状态，我们这些小地方出来的人，到了四十岁依然不自信，哪怕混得再好，不自信渐渐没了，自信的东西还是很少。”这是阿乙，也是所有小镇文学青年的羁绊，也许需要时间来解决。
自2004年来到北京，阿乙换了好几次工作。他在报纸做过体育编辑，在杂志担任过文学编辑，还去一家出版社干了不到一年。所有这些工作到最后似乎都是为了写作而存在。然后他得了一场大病。2012年，他决定辞职，在家专事写作，每月靠着前几年的积蓄和几本书的版税过日子。“现在的收入与工作时相比，好像也没怎么下降。”他说，“我愿意继续在家待着”。
王小山曾担心名气会给阿乙带来压力。但他最后发现，“真正的作家是纯净的，而阿乙是纯之又纯的写作者”。
在2009年的一篇随笔中，阿乙描述了他生病之后某个无聊的一天。他拿到了一份体检报告，打算看场电影，闲逛之中到了一家书店。“写作是我修炼到今天几乎唯一的理想。”阿乙写道，“我曾以为我喜欢打仗，喜欢体育，喜欢新闻，最终发现还是喜欢写作。”
六
2015年，阿乙获得纽约书展的邀请，于5月份第一次前往纽约。阿乙还上了艾国柱在洪一乡发过的愿：去纽约，去人类的首都。
离行程还有几个月，父亲艾宏松病了。这是父亲近年第二次重病，上次是五年前，艾宏松洗澡时中风，偏瘫在床。他握住矿泉水瓶，左手捉住右手腕，在胸前旋转出圆圈，在锻炼中等待康复。病中有一天，他从身上取出一张纸，上面是自己用左手写的诗：“雨困郊原草木慌，东篱野菊独梳妆。何当借得秋风劲，洗净烦愁一色黄。”
艾宏松羞惭地告诉儿子，自己想打印出来，寄到一家诗词杂志。作家阿乙这才想起父亲衣柜上画过的画，以及家里早年被老鼠咬坏的《诗刊》，他终于确信，父亲也曾是一名“强悍的文学青年”。
小学时，艾国柱给上海的《小主人报》投过一篇几百字的文摘稿，题为“汉字知多少”。这是写作带给他的第一次欢喜。第二次就是转眼八年后，艾国柱在洪一乡派出所做警员，给县报写了破案通讯，六七百个字，标题他至今仍记得清楚：“山庙老尼遭奇辱，民警神勇破奇案”。
两个乌托邦人
一
赛斯·罗伯茨（Seth Roberts）是我认识的第一个有维基百科页面的人类，他的页面最后一次更新定格在今年（2015）4月26号，加州晴空万里。直到他死后，我才开始正正经经认识他。他的教授头衔、他的博客、他New York Times榜上有名的畅销书，还有种种骨骼精奇、不管不顾的事迹。
我纳闷一个研究人类幸福的心理学家为何过上了社会传统价值观中离幸福最远的生活——他终生未婚，不养狗，每两天吃一顿正餐。其中这最后一点更让我难以接受。毕竟五道口号称宇宙中心，每每华灯初上时分，再孤独的人也被熏得留恋人间烟火。
可见赛斯的确是个奇葩。这份真相并不需要借助读心术就能领悟——他中年已过，辞掉UC Berkeley终身教职搬到北京，一口气买下五台空气净化器。后来日子正常前行，他偶然发现中华美食的博大精深，此情一往而深。但随之而来的将近五年里，赛斯的中文始终也没能突破“这个粥多少钱”的水平。以此中文，恐怕也没有太多惊心动魄的剧情可以在帝都展开。
而我在他追悼会上的使命，就是复述赛斯·罗伯茨人生中这最后一截。
二
追悼会在伯克利市班克罗夫特酒店进行，大宴会厅窗明几净，装点着新鲜百合。来宾中包括赛斯的母亲、妹妹，以及各路友人。既有西装领带的，也有仔裤球鞋的，总共坐满六张圆桌。没有人特意穿黑色。服务生在旁供应冰镇巴黎水或香槟，壁炉旁的长桌上体贴地摆了火腿、奶酪与新鲜草莓。
我迟到了，走进大宴会厅，怀着考试前夜的提心吊胆站上讲台，用英文问好。听众们纷纷鼓掌，我看见整扇落地窗边，加州阳光洒满百合的花瓣。
赛斯是在奥运会那年辞掉终身教职搬到北京的。他没有家眷，行李大约也不太多。同年秋天，他正式加入一所中国知名大学的心理系。这所大学在上世纪20年代原本成立过心理系，后经院系调整，并入兄弟学校。又因“文化大革命”对“唯心主义”的抨击，一时无法复建。在这期间，国际心理学界已形成科学的研究体系，四名心理学家荣膺诺贝尔经济学、生理学或医学奖。
赛斯·罗伯茨以知名国际学者的身份受到邀请，参与重建心理学系。他的照片挂在电梯门斜对面的墙上，在其他老师之中格外显眼——白人，蓝色眼珠，有点皱的格子衬衫，眼神明亮。走廊里不过六个房间，最大的作为教室，旁边便是赛斯的办公室。后来大家发现他几乎从来不去办公室，于是征得同意后改作了实验室组会的场地。
赛斯执教大一新生的《现代心理学前沿问题选讲》课程，第一份作业要求所有人自制一张名片写上中英文名、拼音和兴趣爱好。关于最后一项，大部分学生填上了自己儿时被父母送去的周末培训班名称，有“小提琴”、“国画”、“跆拳道”等。
赛思蹩脚地试图根据拼音点名，迎来一阵友好的哄笑。他说话轻而慢，停顿的时间似乎都用来喘气与思考，偶尔写些板书，一节课就过去。每堂课的末尾，他像洗牌一样从名片堆里抽出两三个人同他共进晚餐，被抽中的总是既兴奋、又紧张。
我是赛斯的第三届学生，听说他从第四届往后已经不满足于请学生在各大食堂的顶层零点，转而奔赴五道口开拓广阔新天地。
哪怕在他的请客地点仍流转于学校食堂时，这顿晚饭也总是值得期待的。与我们预料的相反，赛斯才是一直发问的那个，例如“想吃什么菜”、“为什么要读心理学”、“上大学感觉如何”。我们还等着他发表人生真谛，而他只是想知道我们喜欢葱油饼还是米饭。
第一个人说米饭，后面的也就跟着米饭了。我们转向更难的问题。为什么学心理？我不清楚其他领域的教授是否也会乐此不疲地打听动机，但心理系一直如此。或许他们相信学心理的志向会比学经济管理或电气工程与自动化来得更加离奇，因此有额外解释的必要与乐趣。
赛斯后来才知道，班上一半以上的学生是接受了调剂——在中国的高考制度下，要想确保被这所知名大学录取，五个志愿里总得有一个保底的，而心理学便肩负了这个重任。剩下的人中，有些想当心理医生（治别人或自己的病），有些奔着学读心术，有些则是兜兜转转实在看其他专业都没什么意思。他们把心理学填在首位，毫无意外地入选。
而赛斯呢，大家自然而然地问起。他自波特兰里德学院心理系本科，成为布朗大学博士，直至全美专业排名第一的加州伯克利大学终身教授，然后一待就是三十年。
他的回答很简单：因为从小就想当科学家，而心理学是科学中最有意思的一门。
同桌人吃着香辣烤鱼、干煸豆角和白米饭，似懂非懂地点头同意。
在他的课上，学生们被要求观察校园现象，然后设计自己的实验。经全班匿名投票后，其中一项关于群体从众倾向的研究在第六教学楼的电梯内展开。上课前的早高峰，近十名学生挤到电梯里，一齐背朝电梯门，费力憋住笑。走廊中留守的观察员负责记录陌生人走进电梯后是否转身。
实验的结果令人失望，他们没能重复出索罗门·阿希（Solomon E. Asch）于1956年发表的经典结果。当年，这位社会心理学家邀请123位男性来到实验室进行“视觉辨别”任务：从三条线段中选出最短的一条。答案是非常明显的，可在心理学家假扮的“同伙”的影响下——他们会首先给出错误答案，留被试（编注：被试，指心理学实验中接受实验的对象）最后一个发言，超过三分之一的人选择从众，也给出了错误答案。
可在赛斯学生们的实验中，苦守的近半小时里，甚至没有一个陌生人因“从众”而转身背对电梯门——大部分人在门开的当下就满脸讶异、快步走向楼梯间了。后来学生在分组反思失败的实验时，将原因归结为自己“笑点过低、吓跑了被试”。赛斯沉吟片刻，接受了这个解释。
学期过半，他布置的阅读材料是The Man Who Would Be Queen，介绍了同性恋取向的生理基础。事前赛斯曾被友好的同事告知，大部分中国人对同性恋者尚持有从回避到反感不等的消极态度，所以他有些意外这本书在学生中引起了相当热烈的讨论——对于大一新生而言，明目张胆的恋爱无疑是新晋特权，而同性恋情更是在一系列网络流行词的攻势下成为了时髦话题。有学生甚至在看完书后去工体北路的酒吧猎奇，将身着红裙、肩披长发的男人背影以及出租车司机如何停下又驶离都原原本本写进了报告中。对于他的阅读材料，学生们并未完全记住基因、激素和神经递质如何造就了人们各异的性取向，正如人人不同的长相一样，但他们大多都赞同，接纳真实的自己属于勇敢的行为，值得敬佩。后来有人将毕业论文定题于此。
三
关于赛斯个人感情经历的讨论大约也是从那时开始的。起因是他在黑板上留下自己的邮箱，@符号前的字母拆开来，赫然写着“两个乌托邦人”。可除了他本人，那另外一个乌托邦人是谁呢？
赛斯终身未婚，没有已知的绯闻，也不像藏着秘密情人。在两节大课的课间，学生们用中文推测，或许他曾经爱而未得，要么得到却失去了，最后成为孤家寡人。大家表情上一致的遗憾，几乎如同看到了自己精心设计却惨遭失败的实验。孤独不一定是可耻的，但应该蛮可怜的——潜台词里是这样一种观点：两个人老去总好过一个人。
好奇的学生于是结队去拜访他。为了更清楚地演示实验装置，赛斯把office hour的举办地改到了自己家中——教工宿舍顶层的两居室。屋里温度比楼道暖和了不少，刚爬完六层的学生气喘吁吁。赛斯指指书房的藤椅，示意他们可以把大衣搭上去。
客厅中三面白墙，还有一面贴满汉字卡片，宋体字上顶着拼音，少数被他做了笔记。贴墙放着三台体重秤，方圆各异，五彩斑斓。墙角是一台踏步机，支架用来固定他的笔记本电脑，后方窗台还摆了酸奶机和实验用的发酵茶叶。房间中仅有的装饰是饮水机机箱侧面用透明胶带固定的一只小小的红色中国结，看样子是谁赠送的礼物。赛斯穿着厚袜子在地板上走来走去——他公寓中的景象基本多年未变，除了不断添置的空气净化器。
学生们早已熟读他的代表作，一篇发表于《行为与脑科学》（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杂志上的文章《自我实验作为研究灵感来源：关于睡眠、心情、健康与体重的十例》（“Self-experimentation as a source of new ideas： Ten examples about sleep， mood， health and weight”）。这本杂志在学界广受认可，影响因子常年徘徊在二十上下，在行为科学的近五十种期刊中排名第一，在神经科学的二百四十余种期刊中也位列前三。
在赛斯长达十二年的实验中，被试总共只有一个。他每天测量自己的体重、血压血糖指标、四则运算速度，记录入睡和醒来时间，并为心情打分。他每年将自己的一绺头发寄送专业实验室检验微量元素含量。在某些实验期间，他只吃寿司、只喝糖水、或在早间特意注视电视屏幕上的人脸、每天站立六小时以上。他有时佩戴偏振眼镜滤掉全世界的蓝光，有时则大嚼特嚼红烧肉——这可能是一种潜在的减肥食品，如果运用条件得宜的话。
对于所有这些实验，学生们看热闹多过求真理。毕竟科学心理学的默认配置是大样本量基础上的概率统计，实验组与控制组间差异是否达到显著，多项苛刻条件才可得出因果关系。一个人的研究结论又怎么可能比一百人或一千人的平均值来得可靠？
这篇文章十年来总共被引用了三十一次，像个点缀学术期刊的花边，还不及他博士期间以白鼠为被试的文章引用量的二十分之一。
赛斯仍然好客地邀请大家品尝他未加糖的自酿酸奶与茶菌（一种发酵茶叶饮品，味道古怪），还展示了冰箱中的瓶装臭豆腐、纳豆。他最近十年的实验要求他严格控制进食量和食物种类，每天只吃一顿正餐（后来这个频率降低到了每两天一次）。
“那你这一顿肯定吃得特别豪华吧？”我问他，还问了一些实验上的问题，他一一作答。学期结束后的寒假，突然有一天赛斯打电话给我。两个他博客上的朋友来北京开会，他打算请他们吃烤鸭，在王府井，问我要不要同去。
我想大概是我的期末作业让他印象深刻，所以连翻译菜单时都格外挺胸抬头。他深爱一切中华美食，对自己家乡的垃圾食品也就不忍再提。互相问候过实验进展后，初次访问中国的客人开始好奇给中国大学生上课是什么感觉。赛斯简短评论道：“他们令人惊讶的聪明。”
他的朋友们看上去也同样惊讶——这与他们在报道中读到的不同。中国学生应该是被十年如一日的苦读扼杀了天性的，更何谈聪明？赛斯于是又补上一句：“美国学生越来越懒了。”
晚饭后四人站在惬意的夜风中开始打车，北京的大街仿佛从未如此空荡过。不知过了多久，还是冻在路边，我忍不住问赛斯为什么想起找我吃饭。他忙着眺望下一个红绿灯外的车流，随口回答：“我以为你是北京人，知道怎样在北京打到车。”
他的诚实远近闻名。据传，全系教师大会时，赛斯总安静坐在角落里。等到报告人完成发言，他就立刻毫不留情地指出这项研究的漏洞一二三四五六。去国家博物馆参观时，他在交互体验大屏幕前认真地手舞足蹈，路人无不侧目，他却好似一无所觉。学生们本以为他也会直白地拒绝给成绩稍差的人写入读研究生院的推荐信，谁知赛斯来者不拒，还专门开了一门课教学生写申请文书。他把一半的课时用来跟每个人单独谈话，总是绕着那栋曾经做过电梯实验的第六教学楼走了一圈又一圈。赛斯很少评价自己的某位学生是否适合或是否应该做科研，但只要他们开口管他要推荐信，他总是写一封好的。
后来我又同他吃过很多顿饭，每次都是从学校东门出发，骑着车，不一会儿就混入五道口的人群。第一次自行车被偷以后，赛斯决定买一辆能运转的车里看起来最破的，那辆车果然到现在都安全地在他楼下锁着。每次吃饭我总免不了迟到，只要超过约定时间三十秒，电话便应声而响。他也不抱怨，只是问我现在在哪里，还有几分钟能到。
有天我突然感到，我们都是赛斯·罗伯茨人生方程中的一个个变量。他精准计算每日摄入卡路里，他洞察周围环境里一切变化，他有用不完的好奇心，也从来不在乎别人是爱他还是恨他。于是我开始猜测，只是猜测，他终身未婚的原因并不一定藏着我们都想听的痴男怨女故事。比这要简单得多。或许他只是更喜欢一个人生活，不让“终身伴侣”这座巨大的未知变量源，对自我实验造成无关误差。
终于有次他迟到了。雪还没化开的傍晚，穿着牛仔裤和洞洞鞋的赛斯，戴一顶黑色毛线帽，沿草坪远远走来。我从未见他笑得如此开心过。
“你知道吗，我今天单腿在踏步机上站了二十五分钟！”在他身后，夕阳正沉入西山。
“我特别惊讶！我也不确定为什么能达到二十五分钟，一定跟我的食谱有关。或许我应该尝试不再吃豆制品……”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说实话，我对饮食、心情、睡眠几乎毫无兴趣。它们自然而然地发生了，而我就同其他人一样，等着它们发生。偶尔我追求美食，或者好心情，要么一夜饱睡。可它们不过是一剂调味，远非我生活的目的本身。
四
赛斯对健康心理学的热爱明显由来已久。他说他从大学一年级起，梦想就是当教授。后来成了博士生，他原本研究的是小白鼠的睡眠节律。这种哺乳动物由于基因序列与人类相近、个体间差异极小而被广泛应用于科研。直到成为动物认知领域的教授，他偶然读到一篇以小白鼠为被试的研究报告，结论指出糖精有明显的增重作用。赛斯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减肥”理论：食用低血糖指数（食物分解后增加血糖浓度的能力）的食物外加常吃寿司。通过自我实验减重二十磅之后，他对这一食谱建立起了足够的信心。2004年，赛斯又在游览巴黎期间意外发现一种当地软饮料的新异味道能够明显抑制食欲。他将这些生活中的点滴灵感收集起来，然后一一在自己身上检验。
2006年，他的《香格里拉饮食论》（The Shangri-la Diet）问世。这本书提倡在每日三餐期间额外摄取100至400卡路里的无味食物（flavorless food），例如极淡的橄榄油，从而达到降低体重的效果。摄取无味食物的时间必须严格控制在进餐后一小时与下次进餐前一小时之间。《香格里拉饮食论》在同年五月登上New York Times杂志畅销书榜，作者本人也受邀出现在《早安美国》节目中，并接受了ABC新闻、《华盛顿邮报》等媒体的采访。与此同时，批评声不绝于耳。例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教授约翰·福德就指出，《香格里拉饮食论》尚未经受大样本科学研究的检验。赛斯对此的反应是：“你不需要花上一个超级大样本的实验去证明一件显而易见的事。”
更新博客是赛斯生活中的重要常规。世界各地的人们试用着他通过自我实验法提出的健康建议，并与他分析自己的数据，共同验证它们是否安全、有效。在他的中国学生中也有不少人试验了他发明的减肥法，结果是所有人都抱怨自己又胖了。赛斯愣了愣，回应道：“你吃得太多了。”
或许真有得天独厚的自控能力，他一生严于律己——尽管这份人生态度听上去与他一贯追求趣味的性格简直是两极。2013年圣诞节，赛斯特意打车到三里屯，寻找一间上过杂志版面的餐厅。两个澳洲人在这五平方米大的店面里烤着派，墙上贴满了剪报和狂热食客的留言。赛斯点了一份牛肉派，浇肉汁，配豌豆跟土豆。吃下第一口，他说：“我决定再吃一个。”
“这就对了！今天可是圣诞节啊！”我问他：“你打算怎么庆祝？”
“我回去之后要跟家人Skype通话。”
“还有呢？”
“就这个，Skype通话。”
赛斯吃完了第二个派，表示他以后还要再来。他着迷于影碟店的纪录片柜台，以及橱窗后面制作水果硬糖的手艺人，也很喜欢购物广场的圣诞灯光，这座千里之外的城市竟比加州伯克利的圣诞更加热闹——在那里，商店通常关门歇业，人们各自回家团聚。
驶离圣诞欢歌的出租车上，赛斯·罗伯茨说自己目前的人生目标是写一本书来帮助美国人生活得更加健康和幸福。
或许是觉得这个理想听上去近乎抽象，他又补充了一句：“让人们学会自己帮助自己，而不是总去找医生。美国的医疗太贵了，而很多时候人们是可以通过改变生活习惯使自己变得更健康的。”
这本书并没有写完。连同一些原始数据和待校对的采访稿，都留在了他踏步机支架上的电脑里。墙上的中国字已经又换了一拨，他的中文水平还是不足够点上一盘野菜煎饺。
五
2014年4月末，赛斯·罗伯茨在加州伯克利山中徒步时昏倒，当天晚间去世。家人公布的遗愿只有一句，他希望所有想赠予他纪念物的亲友们将它们转而捐献给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这是一个成立于1961年的国际人权观察组织。
在伯克利市班克罗夫特酒店的追悼会上，赛斯的家人友好而幽默。他们毫不介怀我对老师那十分片面的、近乎无礼的评价。但我想赛斯还不就是这么一个人。如果他来参加自己的追悼会，也一定会因朋友们揭发他的蠢事而笑出声。
有人说他从小就格格不入，是《间谍》杂志的忠实粉丝。有人说他的好奇简直像十万个为什么，连室友都觉得他太奇怪。有人说他在大学三年级时初次当研究助理的第一天就被辞退，原因他本人至今未知。偶尔也有人提及赛斯的善良、乐于助人，但这些无关紧要的小品质总会迅速淹没在其他奇葩事迹里。
就连他的家人，也选出他的日记复印了几页，与他从小到大的照片贴在同一块纸板上。日记中歪歪扭扭的蓝色水笔小字，一行记着今日若干实验灵感，另一行则写着：“今天天气很好，想去游泳。泳池，漂亮姑娘，夏天。”旁边，博士毕业黑白照片上的那人半扬起头，微微皱眉，像刚从海底两万里的冒险跃出水面困惑地迎接朝阳，还挂着满脸骄傲。
全是一件件生活中的小事，倒没有人特意展示赛斯·罗伯茨学术上的成就。但在追悼会前一天，与他志同道合的研究者们自发组织起五小时长的专题纪念报告会，分享了动物认知和健康心理学领域的相关成果。
家人们多少得到宽慰。事发突然，没有人知道赛斯一直患有冠状动脉疾病，北京和伯克利两地的医疗记录显示在过去多年中他甚至从未看过医生——他似乎并不信任他们。他的身体一直状态良好，还保持着自认为是最健康的食谱。以至于当他妹妹在博客上公布了死讯，至少一半读者在默哀的同时希望家人公布发病情况。他们把他的死因当作自我实验法的最后一组数据，一锤定音地质疑他的食谱可能并非他相信的那样完美。
但他的确是我们当中最了解自己的一个人。超过二十五年日复一日地记录各项生理与心理指标固然令人讶异，但更离奇的是他好像永远能随心所欲：收集《间谍》杂志、研究小白鼠、试验新食谱、搬离美国……每到岔路，他的选择总是最不委屈自己的那个。
心理学上有很多量表测量幸福，而赛斯只是简练地回答：“我在大部分日子里处于平均值以上的幸福。是的，我相当快乐。你呢？”
我不确定我敢这么说。我想起我们最后一两回见面，我正拼命申请一所西海岸大学的实习项目，我想接到录用通知那天我大概就能幸福了。
后来我接到通知，幸福了一阵，当晚就开始新工作的准备。临行前，赛斯请我在鼓楼边的一家潮汕小店吃粥。他问我对美国有没有很期待，我一个劲儿地把烧卖往嘴里塞，告诉他我很期待，但是又怕得要命。
过了两个月，超级碗比赛，同事们都早早抱着比萨可乐守在休息室的电视机前。北京时间仍是下午，赛斯去五道口的墨西哥酒吧看转播，跟所有美国人民一样把超级碗当成节日来庆祝。他对于酒吧里只有他一个顾客感到很高兴，吃着玉米片，蘸莎莎酱。
我从没问过他有没有想家。
没过多久，赛斯经首尔转机飞抵西海岸。他这次回国是为探望病重的母亲。由机场返回伯克利需驶过海湾大桥。这座悬索钢桥是80号州际公路的一部分，连接起旧金山与奥克兰。桥下太平洋的海水呈宝石蓝色。他住了多年地下室后终于在海边高层买下新的公寓。
在最后一封邮件中，他写道：“回家的感觉真不错。我的公寓很美……上次我只在这里住了几周就回北京了，现在我可以住得更久一点。海边景色优美、空气清新，但却奇怪的比北京更吵。如果我想要风景，就得听到车流……而且，我可以买到任何我想吃的东西，比如三文鱼。还能在图书馆找到任何我想看的书，更别提网络也都能用了……这里没有空气净化器的噪音，你可能知道，我在北京的公寓有五台空气净化器。”末尾，他落款道：“欢迎你来旧金山。”
我来参加追悼会，从旧金山乘地铁往伯克利，无法欣赏太平洋的好景色。可我已经从他的邮件中拾获了更漂亮的秘密，心满意足。
赛斯的故事是关于一个人寻找到自己在这世界上的位置。我想起来老舍说，每人在这世间，就像八百尊罗汉，各有各的位置。你实在不能像对桌上的尘土一样，随手拿抹布就把我抹掉了。太平洋也真是座温情的海洋。它允许一个奇葩，这样合理地长大，实现梦想，拥有书、拥有沿海顶楼的好风光、拥有盛满三文鱼的冰箱。这无限孤独又无限美满的人生。
每当我怀疑，我的人生究竟有没有意义的时候，我就会想想赛斯这奇葩。我会诧异如何从一开始每个人想要的都只不过是一个幸福的人生。结果走着走着，就变成了一个“独上高楼、高处不胜寒”的人生，变成了“十年生死两茫茫”的人生，变成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期待着总有一天能够赢取回报、得偿所愿，然后再终于快乐起来的人生。
我们等下去的时候，他蹦跶着跳进海里捞螃蟹，不知不觉就跑远了。我有些羡慕。
六
班克罗夫特酒店的宴会厅中，每个人都同我一样羡慕他。硅谷投资人、伯克利教授、三藩爱乐小提琴手，每一个人都想要更多幸福，可我们从来没有另一条路。他一生的研究并没能为人类幸福提供万能解药，却回答了我们少数无理取闹的问题。
例如你觉得中国大学生怎么样、你二十岁出头时梦想是什么、你过得是否幸福。
唯一没有问起的，是那第二个乌托邦人。偶尔有时话题扯近了，总是没来得及细问就错过去。再说，他所有的实验被试数都是一，也实在没有线索去判断那另外的人究竟存不存在。我逐渐发觉心理学以平均值导出关于人性若干结论的好笑之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如此巨大，使得一千个人与一个人的样本，距离真理都同样远。曾有一万人的数据表明勤奋带来成功，再加上三百回研究支持金钱与幸福的钟形曲线关系，可世上奇葩那样多，这些适用于群体的结论就必定不可能与任何一个个体完美匹配。这便是人类群体与小白鼠的区别，而赛斯最早看清。
他的邮箱地址暂时还在常用联系人列表里，“两个乌托邦人”，虽然迟早有天会被取代。
他让我看到，这样活过一生也OK。
阴阳人
一
佑振不得不再去医院。两个月前，他注射了过量的雄性激素。那之后，他发生了两次休克，随后被送去医院做了更全面的检查。现在，他得去取体检报告。
“他”，多年来佑振坚持用这个人称。他认为自己是跨性别——生理性别是女的，但佑振心理认同是男人。注射激素，就是为了使二者一致。
从一个性别变成另一个性别，免不了和医院打交道。对佑振来说，如何选择医院是件很讲究的事。有些医院是不太友好的，也有些医院更加专业。他给很多医院打过电话，探探口风。如今这家医院还行，因为之前有过变性案例。佑振在电话里问起变性时，医生没有大惊小怪。
这所知名的三级甲等医院气势恢宏地稳踞于市中心。门诊大楼大片采用玻璃外墙，映射出幽蓝的光，大门边的外廊沿路贴着各科室专家名医的大幅标准照。佑振快步走过整溜庄严微笑的白大褂，转弯拐进大门。门诊大厅设计成挑高五层，用玻璃封顶，正午的阳光直落下来，把地面来往穿梭的人压得更矮。
医院从来就不是让人舒心的地方，对佑振来说更是。他从小就害怕体检和看病，每次一走进医院，全身就不自觉地缩紧。
坐在对面的专家五十多岁，花白头发，头顶微秃。佑振看不清他厚镜片后的眼神。医生接过护士递来的一沓检查报告。他看了很久，右手捏着眼镜腿，盯着报告单越凑越近，眉头拧了起来，一直没有开口。
佑振很紧张：“不会得了绝症吧。”突然，医生扯下眼镜，抬起头。佑振感觉到两道发亮的目光直逼过来，
“你是个男的，”医生盯着他，“你知道吗？”
医生离开座椅，轮番拎出一页页片子、化验单，亢奋地比划解释：“你这叫两性畸形”，“这个阴影就是隐睾”，“你看你的染色体，你是45XY”……
佑振默默听了半晌。然后他站起来，打断说：“我有点事，先走了。”他扭头走出诊室，一路小跑，冲下四楼，一口气走到了医院大门外的马路。路边有公共座椅，他不自觉地坐下去，掏出烟盒，点燃一支烟。
天气很热，太阳烤得头顶和背发烫。第二根烟快抽完了，佑振突然发现，医生刚才说的话自己一句也想不起来了。他踩灭烟头，转身一步一步走回医院，再次推开诊室的门，医生仍坐在那里，平静地说：“我就知道你要回来。”
出医院时已是下午3点。佑振忘了坐公交，也没有打车。他沿着主干道往家的方向走。公路上穿梭的车辆制造出持续的噪声。他在人行道上走得很慢，从一块树荫走到下一块树荫，走过了一个又一个公交车站。日头从高处往下沉，最后一点夕阳消失在遥远的正前方，天色暗了下来，路灯亮了。这是2012年8月，夏日炎炎。
佑振掏出手机，给朋友沐沐发了条信息。
沐沐和佑振认识好多年了。她是个拉拉（女同性恋者），性子爽快，是个热心人。一年前，沐沐参加了某同志机构开办的酷儿大学纪录片训练营。她刚拍摄完一部跨性别的纪录片，佑振是那部片子的主要人物。
佑振在手机里给沐沐输入了一行字：“医生说我是个男的。”
二
二十多年来，性别问题一直困扰着佑振。
他的身份证性别为女，在家是女儿和妹妹，在学校是女同学。但佑振从小就很困惑。6岁上小学时，有次课间去厕所，他像男孩们一样走进了男厕。老师喊住他：“走错了！你是女生。”女孩身份带来的不适似乎从来就没断过。
读中学时，佑振喜欢男装打扮，比学校里的男孩更帅气。他很清瘦，穿仔裤T恤。头发剃得很短，刘海斜盖住半个额头，下颌有硬挺的棱角。他眼睛大，眼尾却上飞，很深的双眼皮盖住浓黑眸子的上缘。于是不笑的时候透出有点凶的严肃，就像压着眉头向前凝视。
学校有很多小女生明着暗着花痴他。他走在走廊上，跟在后面的女孩们就兴奋地窃窃私语：“就是很像男的那个”，“超帅的”。佑振厌烦背后的叽叽喳喳，扭头瞪她们。女生们一吓，更兴奋了，哇，好酷！
佑振没想耍酷，他只是一直不高兴。没有人知道佑振心里隐秘的苦楚。他是全班闻名的憋尿狂。他竭力避免在学校上厕所。体育课跑出一身汗，口干舌燥地喘粗气，也扛着不喝水。填写表格时，性别一栏，他怎么也不肯填上一个“女”字，班主任也习惯了白他一眼再给填上。偶尔老师扫一眼看到那个空格被他填上了，就直接甩张新表勒令重填——他一定侥幸地写了个“男”。因为过于厌恶自己的身体和外形，他也几乎没有跟同学的合影，甚至在大学毕业合照那天落跑。他恨夏天，不能忍受单薄衣衫显出的胸部轮廓。
到了大学，积年累月的别扭和难受导致了长久的失眠、抑郁。他去求助心理医生。去之前，佑振先自行做了长久的心理建设，狠下决心，一定要跟医生倾吐实话。结果医生一见面就亲切地说：“这么秀气的男生啊，南方的孩子吧？”他到嘴边的话又一下吞了回去。三个疗程过去，除了得到一个中度抑郁的检测结果，一切如故。
只要有机会，佑振就想离开。到了大学后期，佑振终于通过学校的交流项目去了新加坡。
在新加坡，似乎什么人都能见到。有一天，他走在人群熙攘的小商品市场，目光被两个挺胸扭臀、蹬着高跟走过的女人吸引。她们太美了，妆容妖艳，大长卷，超短裙，高挑个在人群中显得鹤立鸡群。佑振看得呆了，不觉跟上前，听到她们说话竟是低沉的男声。这是他第一次亲眼见到变性人。
回到住所，佑振立刻上网搜寻变性人，第一次知道原来不认同自己生理性别的人还有一个专门的叫法——跨性别。以前，他只听说过“人妖”。他还查到，跨性别里，也有想从女人变成男人的“女跨男”。他们以“兄弟”自称，不少人打雄性激素、做变性手术改变自己的外观和身体，希望变成男人。佑振多年的愿望，正是变成男人。他进一步找到了跨性别QQ群，发现竟有这么多人和自己一样。
2010年佑振回国求职，外形和穿着让他的职业经历变得艰难。他从一份工作换到另一份工作，面试一次次受挫。后来，他想了个办法：翻了几百份报纸，找出字体、大小都几乎和护照基本信息页一样的“男”字，贴上。用复印机复印，翻印复印件，再翻印……几遍下来，护照复印件看起来就和真的一样。
2012年3月，沐沐打算拍一部纪录片，拍摄跨性别者中的兄弟——女跨男者。拍摄一波三折。第一位被拍摄者打算开始新的生活，拒绝了拍摄。继任的兄弟在做手术的医院院长的半逼半劝下，也不愿再参与。院长说：“这么丢人的事你还让人拍，不怕影响以后生活啊。 ”
拍摄陷入了僵局。沐沐不太知道如何跟跨性别者接触，担心说话举止出错，一开始就拉来佑振帮忙。他常帮着跑腿打杂，也出镜，和被拍摄的兄弟聊生活。他比沐沐更知道该聊什么。那时，佑振已经一年多没有稳定工作了，在一个路边大排档给朋友帮忙。沐沐和佑振商量，由他来做这部纪录片的主角。佑振考虑再三，答应了。
片子里有个“出柜”的场景设置在了一家火锅店。那是一个晚上，几个朋友一起在那里聚餐，沐沐说，今天就在饭桌上顺便聊聊跨性别都会遇到哪些问题吧，比如工作。大家嘻嘻哈哈好几次笑场。热菜啤酒下肚，朋友们聊开了，也就忘了架在一旁的摄像机。
“你们知道跨性别吗？”佑振说，“我们面对的，是家庭，是工作，是社会，这所有的压力……这种不公平，简直是生下来就注定的。”就在前一天，佑振得知有个兄弟在手术中大出血，抢救无效去世了。说到这里，佑振突然停了下来，眼眶红红的，喃喃道：“路太难走了。”
三
从医院出来后的那个夏夜，佑振终于知道自己原本就是个男人。但如此一来，沐沐的那部纪录片成了问题——佑振不再想以跨性别的身份曝光。纪录片已经结束全部拍摄，进入到剪辑阶段。佑振却突然被一个新的身份砸中。他没办法跟沐沐说清楚状况，甚至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自处。有一阵子两人互相都不联系了。
佑振需要花一段时间来消化这个变化。
他经常回想跨性别那几年的经历。注射激素很疼。他打双倍的剂量，急切地改变身体，长出胡楂。油性试剂注入缓慢，他把几厘米长的针头扎进大腿，龇牙咧嘴地推针要持续五六分钟。公交车上他插着耳机。坐着的乘客掩着嘴，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还是充斥入耳。他们观察他的汗毛，盯着他的喉结，赌他是男是女。佑振的羞愤最终爆发，扯下耳机跟人对骂。体内本就偏高的雄激素再加上注射的外用激素，已累积到严重超标，而他一无所知。直到有一天一杯咖啡下肚，诱发激素超标的后果。他心脏猛跳，喘不上气以致昏厥，才被室友送到医院。医生警告他，再遇到这样的情况，只能边上有人掐人中掐醒，否则非常危险。
这些经历转眼成为过去式，却依然货真价实，不可磨灭。佑振想，那部片子也是个见证，他终于同意纪录片公映。
2013年，纪录片如期在荷兰大使馆首映，日子定在5月17日，国际反恐同日。大会议室坐了一百多人，投影仪将影像投映到白色幕布，虚焦的画面逐渐清晰。佑振走上一座桥，跨越马路。影片开始，佑振对着镜头，讲述起自己激素过量休克的经历。
佑振和沐沐坐在观众席的第一排。片子放到一半，佑振听到身后一片低低的啜泣声，后排的观众悄悄递来纸巾。佑振也没绷住。
很多人都哭了。茶歇时，一个老师流着泪跟佑振说：“没有想到你们这么苦。”她抽纸巾擦泪水，又抽一张递给佑振。两个人对着哭了一会儿，老师说，不要再折腾自己身体了，都那样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佑振心凉了半截，世界上果然还是不存在感同身受。
放映之后是主创分享，佑振和沐沐坐到台上，面对观众。他向观众做了补充说明，解释自己近期身体检查的结果，他说他应该是个双性人。观众的反应跟沐沐和佑振预想的一样——没有反应。
跨性别原本就是LGBT里的少数，其中的“女跨男”更是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公众视野里。佑振的情况再拐了个弯，他现在喜欢男人。一重又一重的，已经让观众反应不过来了，再加上个闻所未闻的“双性人”，观众完全懵了。
其实佑振自己也没办法跟人解释明白。但很快，他遇到了能说清楚的人。在北京的一场《兄弟》放映会之后，佑振见到了丘爱芝——指代丘爱芝，不能用“他”或者“她”，使用“TA”最为准确和尊重。TA没有男性的外生殖器，但平胸，也没有月经。
几乎每一个寻找同类的双性人都会找到丘爱芝。TA是台湾人，是国际阴阳人组织中文版的创办人，也是最早公开现身的双性华人。丘爱芝不到一米五，小男孩的身形，衬衫长裤的中性休闲打扮。见到佑振时，TA亲切地笑着，走上前，张开双臂，踮起脚拥抱了有点紧张的佑振。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个拥抱，”佑振说，“TA那么瘦小，但力量好大。”
四
出于去污名化的目的，丘爱芝从“双性人”、“间性人”等几个不同的叫法里挑了最不好听的“阴阳人”来指代intersex人群——无法根据染色体、性腺或是外生殖器一刀判定男女的人。
阴阳人普遍畏惧医生和医院。丘爱芝说，这种恐惧也许从小就种下了——那时TA们不得不暴露生殖器、被动接受生殖器手术。“小baby很痛，但TA又不会说，谁care小baby痛不痛啊。”
孩子的主体性往往被直接遗忘。依照现代医学对阴阳儿的处置惯例，阴阳儿最好在2岁左右、性心理认同完成前进行性别指定手术，指定权在父母，而父母的依据一般就是代表权威的医生。当事的阴阳儿只能接受——反正都是为你好。这样的处置惯例开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人类能成功完成变性手术之后。手术的目的是，把孩子以异性恋为依归进行“矫正”，或者，仅仅是为了可以把孩子归类为男或女。
丘爱芝6岁那年被医生判定为偏女性，于是切除了大阴蒂，以女孩的身份长大。但一直等到青春期的年纪过了，月经还是没有来，胸也没有发育，个子永远停留在10岁的高度。TA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想起了不明所以的那次可疑的手术。爸爸翻找出病历，丘爱芝用词典查到了病历上手写的英文单词：Hermaphrodite——雌雄同体。
TA几次忍不住开口问父母自己的病到底是什么，刚提起，爸妈就会流泪。关于TA的身体成了禁忌的话题。
2008年，丘爱芝42岁，在朋友推荐下看了电影《双性传奇》，才第一次听到intersex这个单词。TA上网搜索，找到了国际阴阳人组织（OII）网站，惊觉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跟自己一样的人。在此之前，丘爱芝一直以为“全世界只有我一个怪物”。TA于是和组织建立起联系。整个组织内只有丘爱芝一个华人阴阳人，TA便承担起网站的中文版翻译工作。
中文网上线了两年，无人知晓。为了找到其他的华人阴阳人朋友，丘爱芝决定现身。2010年的台北同志大游行，小个儿的丘爱芝举着很大的牌子走在游行队伍里，牌子上写着“拥抱阴阳人”。各式各样的人走过来拥抱丘爱芝，拥抱的画面很快就登上了各个媒体版面。
陆续有阴阳人朋友联系上了丘爱芝，他们都和曾经的TA一样，心里埋着羞耻生活，以为自己是“唯一的怪胎”。有一天，有个香港人在网上找到丘爱芝，自称是阴阳人家长。丘爱芝和她交流了一段时间，才知道她本人就是阴阳人。
细细老师50岁了，是个中医师。长直发，常穿素净的长裙，说话又慢又柔。她生命里的前三十几年都在努力做个合格的男人。小时候医生诊断她为性器官有问题的男性，必须“修理”，她阴茎细小，有碍生育，尿道不在阴茎内，不能站着排尿。8岁起她开始做手术，反复失败，五六年间，修复返工了二十多次。缝合口崩裂的时候，她尿尿就像花洒洒水。
直到三十多岁的一次体检，检查出她体内有发育不全的子宫和阴道，雄激素却比一般男性的正常值高出六倍之多。为免除高度患癌风险，她接受医生建议，变性为女。这次手术切除了当年医生判定她为男性的依据——两颗睾丸，其中一颗竟是发育不良的卵巢。二十几次手术的苦难，原来是场乌龙。
细细老师遇到的第一个阴阳人同类，是一个来找她做心理咨询的孩子。他们经过了长久的彼此试探，才向对方袒露身份。这个孩子后来在网上看到了丘爱芝，又不确定TA真假好坏，细细老师于是以家长的身份先探口风。
长久以来关于阴阳人的新闻，无一例外的粗俗、猎奇。阴阳人每一回的对外交际都要小心翼翼。细细老师深知谨慎背后是怎样的脆弱，所以当香港媒体开始注意到阴阳人话题，四处搜索案例时，已经做好自我建设的她主动站出来分享自己的故事，以免其他没做好准备的阴阳人朋友意外被曝光，受到伤害。她成了第二个现身的华人阴阳人。
丘爱芝的“拥抱阴阳人”活动开展了四五年，原本期待有更多的阴阳人朋友参与进来，但直到现在，还是只有TA自己在抱来抱去。丘爱芝也理解“隐身”是一层多么重要的保护。TA有足够的耐心等着其他阴阳人朋友“觉醒”——“接受自己，自己长出力量”。
2010年，丘爱芝受邀到美国与其他国际阴阳人朋友见面，其中一位美国的阴阳人朋友Hida Viloria对于丘爱芝来说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因为TA在旧金山阴阳人听证会上发言时总是笑着说话，阳光灿烂地，没有一点忧郁的气质。丘爱芝立刻成了TA的粉丝。
如今，佑振也把丘爱芝和细细老师视为偶像。
在北京见面时，丘爱芝对佑振说，你要相信，你不是孤独一个人，你还有我们。这话有安定人心的力量，佑振第一次感受到来自同伴的温暖。
细细老师温柔得让佑振不知所措。第一次在活动中碰面时，细细老师的助理问佑振，要不要合影，他害羞，紧张地摆手。细细老师笑了，主动喊他合影。她经常跟佑振念叨要怎么调理身体，但自己却经常忙到深夜。佑振能感觉到细细老师温柔下强大的内心，她毫不怀疑未来的社会环境一定会更好，因此对当下做的努力格外笃定。
丘爱芝和细细老师为阴阳人奔走在各种公开场合，时常面对五花八门不甚礼貌的好奇和评价，却一直微笑，不厌其烦地答疑、解释。TA们在呼吁社会包容和接纳阴阳人，但佑振觉得，更多的时候，是TA们在包容这个社会。
阴阳人比跨性别有更高的隐身度，建立起线上联系的，两岸三地加起来，人数也不多。丘爱芝和细细老师就像护雏的母鹰，小心地保护同伴不受伤害。细细老师常说：“我经历过痛苦，希望你们的未来不是我这样的。”
分处在台湾和香港的两位前辈构筑起佑振的精神港湾，他受到感染，他得接受自己，然后让自己长出力量。2014年8月，佑振决定结束不断换工作的动荡状态，在市区租了一间店面，自己经营起一家休闲吧。
五
聚积的云笼在这个城市上空，开始一颗一颗地下雨。南大门对面是一条弯曲的小河道，古街以青石板随水铺就，走过石桥拐进河道后的小巷弄，佑振的休闲吧就藏身在这簇朴素的老矮房中。
我走进这家店里，佑振从木质吧台后站起来。由于注射激素，他比纪录片里显得胖了。棒球帽倒扣住圆寸，下巴圆了，棱角藏进了肉里。他第一眼看过来，眼神严肃又疲倦。
“喝点什么，加冰吗？”佑振问，换上了和善的微笑。他把饮料放在我面前，在我对面坐下，拖过桌边的烟灰缸，叼住烟，又突然停下点火的动作，抬头问：“我能抽烟吗？”
佑振组建了“山东兄弟会”，几个兄弟一块帮忙，做激素和女跨男变性手术的个体咨询服务。最主要的工作是给新手提供使用激素的指导和咨询。他把后果往重了说，“吓唬”年轻的兄弟，必须定期去医院查体，对自己负责。然后举自己过量休克的例子，那事已过去两年，但那种不计后果的迫切心情，现在想起来依然鲜明。
佑振是无意间开始做个体咨询的。有一天，群里有人问起了激素的问题，佑振随手回复了一句“用激素前必须查体”，瞬间就收到了十个好友请求，都是来问经验的兄弟，抓住佑振，就像终于抓到了救命稻草。
他曾经觉得自己至少得懂得心理学或者医学才能帮到别人，但有一次，他听到中文同志门户网站爱白网的星星博士说：“无论哪个领域，想帮助别人都可以做。”那次，佑振为十个找来的兄弟解答了疑惑，觉得一对一的咨询切实有效。
有天半夜，手机突然响起，电话那头传来“呜呜”的风声。打电话来的是个18岁的小兄弟，他高中毕业，爸妈再也受不了他的男生打扮，买来了裙装和高跟鞋，逼他穿，否则不许去念大学。那个当下，他站在楼顶拨通了佑振的电话，哭着说：“我想死。”
佑振强迫自己镇静，开始劝那个孩子。“你还没有做手术，还没有变成男的，你不想等到那一天了吗？”佑振承诺找人帮忙做他爸妈工作。小兄弟听了劝，佑振让他下楼，用家里电话再打过来，直到几分钟后看到座机号码呼叫，才放下心来。
“绝望的时候就想自己的软肋，”佑振说，“我自杀的时候就是这样把自己劝回来的。”
“你也自杀过？”
“不止一次。”
佑振停了一会，接着说：“第一次应该就是中学那时候吧，那会儿抑郁症嘛。一份报纸放桌上，我能盯着它发呆一整天，一动不动。就那样。”他做出盯着桌子发呆的样子。然后就扯开了话题。好几次聊到抑郁、失眠的经历时，佑振都是这样，有意无意地几句话带过，或者说成笑话：“我手机下了俩APP都是郭德纲的，定时60分钟自动关，大半夜‘哈哈哈’自己在那儿笑，难怪越来越活成逗比了。”
“咳，我们那些群，”佑振翻了个白眼，“今天这个要死，明天那个要死，这些人都这样。”他笑了起来，“不过说出来比较好啦，说出来的就不会去死了。我们可以互相安慰。”
佑振说的QQ群，有双性人群，有跨性别群，还有许多细分的手术群、技术群、平胸群等等。他们在群里寻求帮助，更抱团取暖。但几乎没有线下活动。有的人做完手术就再也不会出现，有的人在群里朋友的帮助下安排好形婚，却因为不得不穿上可耻的婚纱而不愿意让任何朋友看到。他们敏感，隐身在一个虚拟ID背后分享秘密。群里的照片都是“没有脸的”，手术做完了拍成果，也都只有部位。
在这个群里的很多人看来，他们似乎是天生的少数派。但世界总是复杂多元的。也许科技的发展，能帮我们一步一步理清某些认识。在性别上，最早只能依照外生殖器的区别，将性别简单划分为男、女二元，后来人们发现了性腺和性激素，每个人的体内都同时存在着雄性激素和雌性激素，却是以各自不同的量和比例。再后来，人类发现了染色体和基因，许多影响性别发育的基因作用于不同的发育阶段，而性染色体除了“46，XY”（男）和“46，XX”（女）还有许多变化。比如佑振，他的性染色体是45XY。
有人生而为男，有人生而为女，佑振则生在了男女之间。就如同体型有高矮胖瘦，肤色有黑白黄棕。每个人都是人类独特的一款存在形态，就像彩虹光谱里的每一个颜色。少数的存在，其实是这个社会丰富的展示。少数派与弱势群体画等号，不过是个长久的迷思。
“我不想以弱势群体的身份得到关怀。”佑振说。之前拍那部纪录片时，他还有点悲观，但现在他似乎想通了。“为什么跨性别就必须苦逼？为什么双性人就变态？”
“不是的，我们可以融入这个社会。”他最后说，“我们要对抗，但一定记得，我们对抗的只是一个陈旧的观念。”
六
2015年春节，佑振打算回家过年。他很少谈及父母，但去年有次回家吃饭，爸妈又跟他念叨起结婚的事。他有些不耐烦，忍不住小声嘟囔了一句：“医生都检查出我是双性人了，男的。”父亲耳朵尖，一下听到了“双性人”三个字，大吃一惊。佑振赶紧闭了嘴，向父亲示意：妈在呢，不说了。
几天后父亲突然到了佑振店里，带着点酒气。隔壁有家店铺是一对拉拉开的，佑振先从那家店聊起。父亲说：“现在都那么开放了，这也没什么”。他从没预料到父亲会说出这话。那天下午佑振解释了自己的一切。
父亲沉默了一阵，说：“那你要注意身体。”佑振特意交代，先别告诉妈妈。但他知道，父亲藏不了话。
腊月廿八，佑振收拾完店里的活，已经晚上八点多了。他拎上备好的一袋面粉和一桶油，打车回家。快到家时，父亲来了电话，喊他回家帮妈妈做年货。没过几分钟，佑振就拎着东西出现了。家里的油和面正好用完。
老家人过年讲究做“年事”，年三十的前几天就开始“炸年货”。佑振走进家门，桌上已经摆着三个大盆、五个小盆，备好待炸的鱼、藕盒和丸子。父亲抽着烟看电视。妈妈还在忙活。
“吃饭了吗？”妈问。
“没呢。”
“那先吃吧，吃完帮忙。”妈妈说着，热了饭菜，摆上桌。她在饭桌边坐下，看佑振吃，也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她站起来，没由来地给他斟了一杯白酒。喝干了，又满上。
编者注：
LGBT：女同性恋者Lesbian、男同性恋者Gay、双性恋者Bisexual与跨性别者Transgender的英文首字母缩略字。
文中，佑振、沐沐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