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还是不说？

为一种悲观看法辩护时，有一个明显的两难。如果人的困境就像我将要论证的那么糟，那么还去揭人疮疤，强调困境到底有多坏，不是很残忍吗？如果人们有应对机制，难道我们不该任由人们应对，不把他们坐的毯子抽走，不告诉他们事情有多糟吗？可难道该放任妄想不被质疑吗？求真，不就是要求人说话诚实，别与自己认作虚假的东西一团和气地串通？

一方面，我当然不是想让人们的生活变差。另一方面，也完全有理由认为妄想并非无害。妄想的确有助人应对之效，但也常很危险。一来，由于妄想的诱使，新的一代代人被创造出来，陷入困境，人的困境也因此繁殖。再者，许多应对机制常常紧密结合着不宽容的宗教观念，而那些观念造成大量无缘无故的苦难，受苦的人包括渎神者、同性恋者、无信仰者乃至宗教少数派，他们可能被妖魔化，并遭受残酷虐待。

这不是说所有宗教人士都不宽容、都很危险。与一些攻击型无神论者相反，我不认为宗教看法内在地比世俗看法更危险。宽容、和善、有同情心的宗教人士，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笃定的无神论者为追逐世俗乌托邦而造成巨量的苦难与死亡，这样的例子也很多，包括某些伟大领袖及其他无神论意识形态的笃信者。

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乐观者，他们造成的伤害并不总是这么极端。这种伤害不一定严重到折磨、杀害那些不接受某种救赎性意识形态的人，有时候仅仅是程度较轻的歧视，以及对悲观者合乎情理的敏感予以冷酷无情的回应。因而放任人们的妄想不是没有代价的。

因此这里有个把握分寸的问题。对于能助人应对的私己的妄想，我没有心怀不平——只要妄想不伤害他人就行。就算伤害他人，试图破除妄想也可能既超出体面的限度，又适得其反。你不能到人家的宗教场所里说人家错了，也不能敲开别人的家门去宣讲“坏消息”。你不能把街上的孕妇拦下，痛斥她们和伴侣创造了新生命，也不能告诉小孩子他们有一天会死，爸爸妈妈不该把他们带到世上。

不过，写一本书没有超出可接受的限度。写书是把论证投送到观念市场，尽管这个观念市场敌视悲观主义，悲观者因而处于弱势。人们的应对机制太强，悲观者很难求得公正的申辩机会。书店里有整片的“自助”书籍区，更不用说“灵性与宗教”和其他鸡汤读物，却没有“无力自助”区和“悲观主义”区，因为这类思想的市场规模微乎其微。

我不是在认真主张我们无力自助。我是认为存在一些事情，我们的确对之无能为力，但即使依据一种现实的悲观看法，我们仍然可以做些事来减轻（或加剧）我们的困境。所以，我半开玩笑地提到无力自助类书籍的时候，指的其实是一种解毒剂，它能解一种被大量兜售、购买、消费的心理蛇毒。

一本悲观的书最有可能慰藉到的对象，是已经有同样看法却因此感到孤独或觉得自己有病的人。若能发觉有人跟自己看法相同，而且这些看法有不错的论证来支撑，这些人或许能因此得到安慰。

这不是说鳞片没有从任何人的眼睛上掉下来。笔者希望，至少有一些此前不持有本书立场的读者，会慢慢看出支持该立场的论证的力量。承认人的困境，这永远不会很容易。不过，如我在末章所述，应对现实而不否认现实的办法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