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们出世，我们生活，我们一路上受苦，然后我们死去，此后永远地被抹除。我们的存在不过是宇宙时空中的一次小小波动。难怪很多人要问：“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在本书中主张，对上述问题的正确回答是：“说到底，不为什么。”尽管有不多的慰藉，人的境况实际上仍是一种悲剧性的困境，这种困境无人可逃，因为困境不仅在于生，也在于死。

应在意料之中的是，这番见解并不招人喜欢，会令人相当抗拒。因此，我请读者不怀成见地读解我为这个（总体上但不完全）黯淡的观点所做的论证。真相往往是丑陋的。（想来点轻松调剂的话，就看看注释里偶尔会有的笑话或者调侃吧。）

有些读者可能想问这本书与我前一本书（《最好从未出生过》）有什么关系，我在那本书中也论述了一些令人沮丧的看法，即来到世间是严重的伤害；以及一个反生育论的结论：我们不应当造出新的生命体。对两书关系的问题，我首先要回答的是，虽然前一本书提到了《生存还是毁灭》涉及的某些话题，但完全没有深入探讨。

本书与前书唯一的显著重叠之处，是两者都探讨了人类生命的低质量。由于这个话题在《最好从未出生过》里较为详细地探讨过，所以我确实想过在《生存还是毁灭》里完全略去不写。但是，生命质量对于人的困境是如此根本，任何的弃之不论都像是严重的疏漏。不过即便如此，我的论证自从首次在《最好从未出生过》中提出后，也已经有了发展。我在《生育之辩》一书第3章重新撰写了论证，本书收录了这一章，做了改编。

《最好从未出生过》与《生存还是毁灭》的主题有很大差别，且后者的论证并不预设反生育论，但这些论证确实为反生育论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

虽然我研究本书所涉的主题已有多年，但本书成稿于我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生命伦理学系做访问学者期间。我有责任做一个声明：我自己都觉得好笑，因为很难想象会出现混淆。声明内容是：“本书观点仅属于作者本人，不代表NIH临床医学中心和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HHS）的立场。”

生命伦理学系赞助我访学，热情招待我度过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学年（2014—2015），能对此致以谢意，我深感有幸。生命伦理学系的生命伦理学联合研讨会（Joint Bioethics Colloquium）以“死”为主题，可谓一个不幸主题上的幸运巧合。会上的讨论，以及一个主题相似的阅读小组中的讨论，都使我受益。在NIH，我收到了对本书两章的反馈，对我很有帮助。其中一章另又宣讲过两次，一次是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某个午餐间讨论班，另一次是在开普敦大学哲学系的一个讨论班。由本书一章改写成的论文，也在国际死亡与濒死哲学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Philosophy of Death and Dying）举办于纽约雪城的一场学术会议上宣读过。

参与这些论坛的学人提出过很多有用的意见，对此我表示感激。尤其要感谢约瑟夫·米拉姆（Joseph Millum）和戴维·沃瑟曼（David Wasserman），他们对其中一章做了详细的书面反馈；感谢特拉维斯·蒂默曼（Travis Timmerman）和弗雷德里克·考夫曼（Frederik Kaufman），他们对我在那场主题为死亡与濒死的会议上宣读的论文做了书面评论；还要感谢戴维·德格拉齐亚（David DeGrazia）和丽芙卡·温伯格（Rivka Weinberg），他们读完了整部书稿，并给予评论。

杰茜卡·杜·托伊特（Jessica du Toit）在我的尾注的基础上编制了参考文献，把所有的书目转换成要求的格式，在此过程中还细心查出一些错误并予以纠正。

我还要感谢开普敦大学批准我休假，使我能以访问学者身份前往NIH，完成本书的写作。我也对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彼得·奥林（Peter Ohlin）对本书的兴趣和他那些有益的评论表示感谢。

最后，我也有一份感激要向家人、朋友表达。他们与我同处人的困境，却减轻了我本人的困境。我把这本书献给他们。

D. B.

2016年8月14日于开普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