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智库宏观层面研究

一、智库发展历程和趋势研究

美国现代智库起源研究。美国学者对智库起源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1967年，斯蒂芬·恩克（Stephen Enke）在Think Tanks for Better Government一书中对美国智库起源就进行了论述。1971年美国学者保罗·迪克逊（Paul Dickson）出版了《智库》（Think Tanks）一书，这是一部专门介绍智库，并且影响广泛的学术专著，他提出了美国智库起源于19世纪30年代的观点，此后美国智库的研究逐步兴起⁽³⁶⁾。1991年美国学者詹姆斯·史密斯（James Smith）经过实证研究后出版了《思想的捐客：智库与新政策精英的崛起》（The Idea Brokers：Think Tank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Policy Elite）一书，他认同保罗·迪克逊的美国当代智库起源于19世纪的观点，但他认为应该在19世纪中后期。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威廉·多姆霍夫（G. William Domhoff）则提出了美国现代智库产生于20世纪初的观点，在此之前的智库功能无法与其后的智库相提并论。他的观点得到了包括詹姆斯·麦甘等多位专家学者的赞同，也被更多人所认可⁽³⁷⁾。

美国智库发展阶段研究。国内外多位学者对美国智库发展历程进行了分析，阶段划分上大同小异。任晓（2000）介绍了美国智库从公共政策研究机构起步、政府承包人智库兴起、政治意识形态运动型智库崛起到政治家后援型智库四个阶段⁽³⁸⁾。王春法（2004）认为美国智库的发展阶段可划分为诞生期、初发期、迅速发展期和全盛时期四个阶段⁽³⁹⁾。陈广猛（2006）分析了美国智库经历的学术研究型、政府合同型、国内事务型和政策推销型四个阶段的特点⁽⁴⁰⁾。刘旸辉（2009）指出美国智库经历了公共政策研究机构起步阶段、政府合同型智库兴起阶段、政治宣传型智库发展阶段、政治家后援型智库发展阶段⁽⁴¹⁾。崔钰（2009）、王莉丽（2010）、王晓（2015）对美国现代智库发展历程进行了分析，以现代意义智库的诞生、合同型智库出现、游说型智库产生、国际智力支持型智库发展为标志将美国现代智库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42)(43)(44)。唐纳德·埃布尔森（2004）指出美国智库经历了政策研究型、政府合同型、“游说推销”型、“名人”型四个发展阶段⁽⁴⁵⁾。上述学者的阶段划分虽然不尽相同，但还是很清楚地反映了美国智库发展历程和每个阶段的发展特点，有助于国内各界人士深入了解和认识美国智库。

智库发展趋势研究。当前，多位学者对美国智库发展趋势从不同方面进行了研究，涵盖范围比较广泛。刘旸辉（2009）认为美国智库目前呈现产业化、研究议题多元化、高度国际化、信息化的发展趋势⁽⁴⁶⁾。何利辉和罗洋（2009）指出美国智库出现对中国的研究越来越精深、气候变化研究越来越多、智库之间的竞争加剧、网络化明显、政策“中间化”等趋势⁽⁴⁷⁾。王晓（2015）认为美国智库未来将趋向研究领域的综合化和专业化同步并重发展，呈现研究观念、思路和业务范围、人员构成以及机构的国际化、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等特征⁽⁴⁸⁾。许共城（2015）认为美国智库近年来呈现更加关注热点问题，更加追求研究成果的实效性，越来越国际化、意识形态化，越来越重视对中国的研究等趋势⁽⁴⁹⁾。王海明（2016）分析了美国总统大选的“特朗普现象”，认为美国政治的两极化环境催生了意识形态智库，也让美国智库更加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使智库成为一类重要的政治机构⁽⁵⁰⁾。

二、智库宏观环境研究

美国智库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背景研究。史田（1981）认为美国智库兴起具有深刻的社会、科技、经济背景⁽⁵¹⁾。他认为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复杂性提高，要求对决策进行评估，同时科技的发展又为评估和智库提供了新的手段，促进了智库的发展。承靖（2007）分析了美国智库成功的制度性因素，包括联邦制国家体制、总统制的政权组织形式、“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松散的政党组织、复杂的外交决策机制等方面，这些因素需要智库参与政府政策决策过程⁽⁵²⁾。王莉丽（2010）分析了美国智库影响力产生的政治文化、政治体制、资金供给、商业化运营机制等环境基础，这些实际上也是美国智库产生、发展和壮大的宏观背景⁽⁵³⁾。夏春海和王力（2012）认为美国智库发展的外部驱动力包括社会环境因素、政治制度因素、思想理论因素和政策因素，尤其是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思想理论基础⁽⁵⁴⁾。唐纳德·埃布尔森（2013）认为美国智库发展繁荣的六个条件，包括高度分权的政治体系、松散无力的政党、非终身制的政府任职、强大的政策企业家阶层、捐赠慈善传统、“旋转门”机制⁽⁵⁵⁾。杨尊伟和刘宝存（2014）认为美国智库发展具有宽松的政治氛围、强大的资金支持、独立的商业运作、独特的“旋转门”机制等宏观环境⁽⁵⁶⁾。王辉耀和苗绿（2014）指出美国智库发展的力量之源包括其独特的政治文化、开放的政治体制、雄厚的资金支持、完善的法律法规、便利的“旋转门”机制、多元的政府沟通机制等因素⁽⁵⁷⁾。斯蒂芬·奥尔森（2014）认为美国智库体系成熟的原因包括对政府作用有限的历史及哲学态度，智库独立客观分析赢得了公众信任，政治监管流程开放，发达的市民社会及根深蒂固的慈善事业⁽⁵⁸⁾。王晓（2015）阐述了美国文化和教育体制奠定了智库发展的思想基础，“三权分立”和松散政党制度的政治体制为智库开拓了发展空间，稳定的资金来源保证了智库顺利运营，智库政策实业家的卓越领导能力是智库发展的关键，正是这些因素促进了美国智库的发展繁荣⁽⁵⁹⁾。

美国智库法律制度研究。沈进建（2016）对美国智库的相关法律进行了探索，美国对于智库的法律规定主要体现为对政策咨询的非营利性组织机构的法律规定，相关法律包括1972年通过的《联邦政策咨询委员会法》对政府政策咨询机构进行管理，《美国所得税法》第501条c（3）中对智库的界定、规定及相关税收优惠政策。通过这些法律，对智库的法律身份和地位、权利和义务、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了明确的法律约定，奠定了美国智库规制的法律基础，也使得美国智库做到了有法可依⁽⁶⁰⁾。

三、智库决策影响机制研究

智库参与政府决策机制研究。唐纳德·埃布尔森（2004）指出美国智库发挥其功能的九大途径：总统竞选活动中的政策理念策划，通过研讨会、专题讨论会与政府官员接触交流，智库与传媒之间的良好互动，满足政策制定者即时性研究的需求，接受政府内阁或行政机关的职位，参与总统就职前“过渡时期”的筹备团队，设立联络办公室与国会保持联络，为卸任的政策制定者提供职位，邀请行政机关的官僚从事有任期的工作或担任顾问⁽⁶¹⁾。王春法（2004）分析了美国智库发挥社会影响的几种主要渠道，包括研究报告、出版物、国会听证会、咨询、媒介发表、承担政府委托课题、会议演讲、与政府和企业人员交流、发表声明直接对政府政策施加影响、与大学联系交流⁽⁶²⁾。王莉丽（2008）在分析美国智库与利益集团、大众传媒、公共舆论关系的基础上，研究了美国智库影响力的产生机制。何利辉和罗洋（2009）认为美国智库主要通过几种途径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包括独特的“旋转门”机制，多渠道、多元化宣传政策主张，举办政策研讨会，到国会作证，作为即将出台政策的“风向标”及国外领导人和高级官员对美沟通平台⁽⁶³⁾。王莉丽（2010）提出了美国“旋转门”机制产生的基础包括以政治文化作为思想基础、政治体制提供旋转空间、相对独立的持续运转，同时她指出“旋转门”机制具有构建人际传播网络、搭建知识与权力的桥梁、推进“二轨”外交等主要功能⁽⁶⁴⁾。周琪（2013）认为美国智库主要通过研究和发表研究成果、在国会听证会上做证、举行各种会议、对政府官员进行培训、与媒体互动等途径来影响政府决策⁽⁶⁵⁾。王薇（2013）认为美国“旋转门”机制对提高智库质量和研究的可行性、获取研究项目、推广研究成果、培养精英人才和吸纳离任政府官员发挥了重要作用。⁽⁶⁶⁾王佩亨和李国强（2014）分析了美国公共决策咨询制度，指出美国联邦、州和市（县）三级政府都非常重视公共政策决策过程中专家咨询和公众咨询，并分析了其具体工作程序⁽⁶⁷⁾。沈进建（2016）分析了美国智库影响政府决策的主要路径，包括向总统建议、研究成果、委托课题、合作课题、专题报告、论文、讲课、社会精英舆论、制订议题等直接影响方式，还包括递送报告、网络博客、报刊专栏、论坛、研讨会、国际交流、政府兼职、听证会、约谈、人脉关系等间接方式⁽⁶⁸⁾。吴田（2016）构建了包括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的多源流机制模型，基于此模型分析了智库对决策的影响，并以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和传统基金会为案例进行了实证分析⁽⁶⁹⁾。

智库影响美国政府对外政策方式研究。曹升生（2010）分析了智库对美韩同盟关系的影响，在2008年和2009年，韩国国际交流财团注资赞助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华盛顿举行两次圆桌会，出席代表中有9名美国高官，包括负责美韩军事事务的司令、美驻韩前任和现任大使，以及来自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传统基金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国立亚洲研究局等的专家；韩国参会的有外交和交通高级官员8人、学者9人，会后出版的《为美韩同盟探求一个详尽的蓝图》对后来的美韩同盟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该报告提出韩美同盟的改造思路，并说服韩国政府为美国提供相关服务⁽⁷⁰⁾。陈开和（2010）指出政府、智库、基金会是美国外宣体制的“三驾马车”，在对外宣传方面，美国新闻出版署通常会让美国的知名智库机构到国外发挥影响，尽可能引用非官方消息支持其观点，表达政府意图。另外，智库还为美国对外传播机构之间的理念交流和业务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沟通平台和智力支持⁽⁷¹⁾。张敏娇（2012）指出根据美国政府决策不同阶段和各层次决策主体不同，智库通常有针对性地采取组建专业总统竞选团队，“旋转门”机制，利用大众传媒引导和教育公众，利用人脉和专有渠道举行学术会议、发布会以及午餐会、出版刊物、发布报告提供外交思想和政策建议等方式对政府外交决策施加影响⁽⁷²⁾。陶文钊（2012）完整、详细地分析了美国智库“新美国世纪计划”对于伊拉克战争的外交决策所起的重要作用，其涉及提出理念、储备人才、帮助制定政策、制造舆论的全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政府、智库与舆论之间的关系⁽⁷³⁾。贾敏（2014）提出智库通过四种方式影响美国对外政策，包括为高层决策提供应对变化的新思想和新思维，为专业人才提供开放交流的平台，提供打破党派和政治偏见隔阂的开放交流公共场所，充当高层次的阐释者、探路者和询问者⁽⁷⁴⁾。斯蒂芬·奥尔森（2014）提出美国智库成果传播方式包括演讲会、研讨会及大会，定期邮件简报，出版物，媒体推广和政府参与等⁽⁷⁵⁾。曹升生（2015）认为美国国际问题类新型智库通过显性和隐性方式发挥作用，其中，显性方式包括智库学者出任政府高官、发布研究成果、举办研讨会、向政府提交研究报告、出席听证会等，隐性方式包括培训、开设博客和论坛、在国内外设置办事机构，甚至参与外国政权更迭的活动等⁽⁷⁶⁾。

智库影响政府对华政策研究。赵可金（2006）将美国智库按对华政策友善和看待问题客观程度分为红军、蓝军和紫军三类，通过为政府、国会提供政策证言，制造舆论，提供交流平台等方式影响美国对华政策⁽⁷⁷⁾。林玲（2011）认为美国智库在对华政策决策方面利用“旋转门”机制直接参与决策，是国内社会精英舆论主要策源地，通过多种形式影响决策，引导社会舆论和思潮，发挥“二轨”外交等作用；同时，她还分析了美国不同派别智库对华政策立场⁽⁷⁸⁾。李习文和肖飞（2014）详细阐述了美国智库在“中国军事威胁论”上的舆论宣传功能，通过学术包装进行渲染，以“旋转门”机制形成政策，整合媒体渠道形成舆论强势⁽⁷⁹⁾。段世德（2016）研究了智库对美国贸易决策的影响机制，指出美国各种市场和社会力量通过智库接近议员和官员，游说并影响对华贸易政策，分析了美国智库在对华贸易政策中的影响途径和作用⁽⁸⁰⁾。

四、智库与利益相关者关系研究

智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研究。安德鲁·里奇（1997）研究发现那些媒体报道数量多的智库与那些政策制定者和其他意见领袖认为是最有影响力的智库之间似乎存在某种关系⁽⁸¹⁾。秋苇（2006）认为美国智库和政府情报机构之间存在相互借重、互相制衡的关系，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智库为了承接政府项目获取资金需要与政府情报机构进行合作，情报机构为了加强情报收集、分析并提高可信度，也往往成为智库的主顾，委托智库开展课题研究，但有时情报机构只是想让智库支持赞同它们的观点，而并不需要智库拿出真正研究成果。因此，有时情报机构要求智库按照要求提供专家报告。二是智库和情报机构通过“旋转门”进行人员交流，如对外关系委员会先后出过8位中情局局长。三是智库和情报机构之间有时出现观点不一致的情况，双方有时相互指责，这与美国开放的政治体系不无关系⁽⁸²⁾。董德（2012）认为美国基金会、智库与政府之间呈现一个互动三角形的运行状态，基金会出资支持各类智库进行相关政策研究活动，智库通过研究成果影响政府决策，政府通过税法及相关法律对基金会进行监管，形成互动三角运作流程⁽⁸³⁾。张杨（2012）分析研究了冷战时期美国“政治—学术复合体”现象，反映出当时美国智库机构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⁸⁴⁾。张骏（2016）梳理了美国内政和外交决策的核心机制，分析了智库与决策层的关系，提出“分赃制”与“旋转门”呈现共生并存的关系⁽⁸⁵⁾。

智库与媒体关系研究。安德鲁·里奇和肯特·威佛（1997）研究了美国51家智库的知名度，发现被媒体报道数量多的机构比媒体形象一般的智库更有可能被召集到国会，向国会陈述观点⁽⁸⁶⁾。朱旭峰（2002）指出美国智库通过媒体影响美国社会思潮，而媒体对美国智库引用数量可以体现出智库影响力⁽⁸⁷⁾。曹永森（2011）认为智库和媒体是政治沟通中介，同时又是决策的源头，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⁸⁸⁾。邹利斌和崔远航（2012）提出智库通过媒体影响舆论和政治调解，媒体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发挥了政治沟通作用⁽⁸⁹⁾。吴非和张慧芬（2012）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研究了中国纸媒与美国智库的互动关系，认为中国媒体经济类报纸对布鲁金斯学会报道比重最大，报道媒介以主流大报为主，采访智库研究员是获取观点的主要方式，涉及经济、政治、军事等主要议题，这是美国智库在国外传播其成果及思想观点的重要方式⁽⁹⁰⁾。龙利蓉（2013）提出美国智库与主流媒体互动性强，呈现出多样化特征，智库不仅是媒体掌握政府政策动向的重要渠道，还是媒体在重要事件上寻求解释的对象⁽⁹¹⁾。刘丽群、刘倩和吴非（2014）以新美国安全中心、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和布鲁金斯学会为例分析了美国智库与媒体的互动关系，认为智库与媒体的良好关系有助于美国智库发挥政治影响力⁽⁹²⁾。

五、智库影响力评估研究

国内多位学者对美国智库影响力评估进行了研究。朱旭峰和苏钰（2004）对智库影响力的理论基础和特点开展了研究，将智库的影响力归纳为三个层次，即决策影响力、精英影响力、大众影响力，并分析了智库影响力的约束条件，提出了基于社会结构理论的智库影响力分析框架⁽⁹³⁾。纪忠慧（2008）从舆论扩散的角度审视智库的影响力，指出美国智库能否最终影响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于思想市场上的观点竞争所形成的舆论传播结构与形态等多种因素⁽⁹⁴⁾。孙志茹和张志强（2010）从局部性和整体性两方面对国内外学者提出的智库影响力测度方法进行了总结，分析了每种方法的优缺点，其中，局部性方法具体包括决策者直接应用、媒体引用、国会证词、网络传播等影响力决定因素，整体性方法包括属性影响和综合指标⁽⁹⁵⁾。

目前国内外也形成了一些相对成熟的智库影响力评价体系的研究成果。詹姆斯·麦甘在每年度全球智库报告中都会对全球和美国智库影响力进行专门评估，选取资源、使用率、产出（质量和数量）、影响力四大类指标对全球和美国智库进行排名，对四大类指标又进行了细分，其中影响力指标包括政策建议能够被决策层和民间社会组织考虑或采纳、网络向心性、在政党和政府机构方面的顾问角色、获奖情况、学术期刊、公共证词和其他媒体对智库产品的引用、影响政策制定和决策、邮件列表和网站主导性、能否成功挑战传统思维和标准等细分指标。根据这四大类指标，詹姆斯·麦甘专门对美国智库进行了评价和排名⁽⁹⁶⁾。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2015年11月发布了中国首份《全球智库评价报告》包括五级指标，其中一级指标采用吸引力、管理力和影响力三大类，又将影响力指标分为政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四个二级指标，并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智库进行评价排名⁽⁹⁷⁾。唐纳德·埃布尔森提出了评估智库效能的标准，包括：吸引媒体、政府以及通过创造联合政府关注社会重要问题解决的程度；通过研究活动、报告、公共听证和项目研究形成政治概念；以合同为基础，通过咨询、顾问和分析参与政策；为有效完成研究任务拥有的财政和人事资源；作为顾问参与公共事件和会议在电视、新闻发布会和网络发布会发布的次数；政策建议被执行权威采用的情况⁽⁹⁸⁾。另外，日本综合开发研究机构编制的《世界智库名录》介绍了世界上不同国家智库的组成、管理和运作，每三年修订改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