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如何用好巨额储蓄
如何用好巨额储蓄，其实就是如何用好巨额货币的问题。前面已经提到，储蓄从实物的角度看变成了投资，而从货币的角度看则永续存在。M2实际上是储蓄的名义存量，等于国内实物资产的名义存量加上外汇储备。因此，最终的问题就是如何让货币保值。
一方面，可以采用对外投资的方式。对外投资可以释放我国的过剩产能，获取先进技术。在争取更高回报的同时，也可以把货币输出到国外去。我国现在已经从净资本流入国变成了净资本输出国，这说明中国国内已基本完成工业化，因此可以把工业化输出到别的国家去。另一方面，可以发展直接金融。把钱直接借给企业，不经过银行就不会产生更多的货币。此外，公司债券、PE、VC保险等都应该大力发展，这样可以为老百姓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也不产生新的货币。
还有一个可行的方法是用时间换空间。一方面，可以依靠经济增长稀释货币，但是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在放缓，靠高速经济增长来稀释货币的作用有限。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更加有效的投资提高资产的收益率，以更多的实物资产来对冲货币增长，但这也是十分困难的。我国的投资回报率下降很快，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投资回报率还得下滑。发达国家的实际投资回报率在4%～5%，我国基本上也要回归到这个水平。还有一个办法是向未来转嫁成本，也就是通过负债向未来的人们预借消费。
向未来借款需要依靠政府部门增加杠杆。按照宏观债务比例来看，我国的负债率很高，其中主要是企业的杠杆率较高，尤其是国有企业杠杆率很高。所以，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一条正确的道路，特别是采用债转股的方式，既可以降杠杆，又进行了国企改革。中国人传统上通常不愿意负债，所以家户部门大规模增加杠杆的可能性比较小，因而只剩下通过政府部门增加负债的方式。政府负债可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改善民生、投资教育、补贴居民消费等。
现在很多人认为一提投资就是要走老路，我觉得这是似是而非的结论。资本增加、劳动生产率上升，劳动收入就上升了，而我国在这方面有巨大的空间。从前面收入分配的数据可以发现，我们生活的北京并不代表典型的中国。江西、四川等地的农村才代表典型的中国，基础设施落后的程度超出大家的想象，这些贫困地区十分需要投资。此外，也可以投资教育领域。深圳每年的财政收入在1400亿元左右，现在做两件事情：一个是生态修复，把以前被破坏的生态重新修复，另一个就是办教育。就全国而言，不仅要投资高等教育，还应该投资基础教育。投资教育是永远不会亏损和过剩的。
有人认为，我们的赤字率已经从GDP的2.5%提高到3%了，已经是巨大的突破了，再往上提难度很大。但是，我们需要改变一下思路，短期的政府债务上升并不是不可接受的；最重要的是，我们以牺牲两代人为代价获得了今天的财富，该轮到我们多消费一些了。
子孙后代将承担新增政府债务的成本。未来的年轻人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代际公平就是要求我们的子孙后代负担一部分的成本。因此，把巨额的货币往后推，过几代人问题就解决了。此外，技术进步会使得今后生产力水平比现在高得多，更容易偿付这些债务，所以后代承担一些成本也是合情合理的。
综上所述，我国的巨额储蓄是由加入世贸组织、人口红利、农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三个因素综合造成的。我国货币的增加主要是由于我国外储增加以及储蓄过多。我能想到的解决办法主要有两个：其一是更有效的投资；其二是向未来借贷，就是以时间换空间。
【延伸阅读】
为了更全面地展示姚洋教授的研究成果，我们挑选并综述了以下四篇姚洋教授的研究成果以飨读者。
一、社会平等、中性政府与中国经济增长(2)
对于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因，社会各界众说纷纭。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杰出学者，姚洋教授从“中性政府”的角度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解释。文章从社会平等的角度给出了一个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解释，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表明，20世纪革命所造就的平等社会结构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社会基础，在此之上，党完成了从激进主义到务实主义的转变，党所领导的政府成为一个中性政府，它关心的不是短期和局部利益，而是社会的长远利益。平等的社会结构使得政府选择成为一个中性政府，即在社会群体之间没有特定长期偏好的政府，这样的政府更可能把资源分配给生产力比较高的社会群体，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得益于中国革命所带来的平等的社会结构，以及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的转移，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多年是一个中性政府，采纳了有利于经济长期发展的政策。但同时，政府把有限的资源分配给生产力较高的群体或地区，必然会扩大收入差距。
二、官员绩效与晋升锦标赛(3)
姚洋教授利用1994—2008年我国18个省的241个城市书记和市长与城市的匹配数据，分析了地方官员对地方经济增长的贡献。地方官员在城市间的调动使得官员个人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比较从一个城市之内扩展到了不同城市之间。经验证据表明，地方官员的个人效应具有整体显著性，即不同的地方官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显著差异，且内生性样本构成、内生性调动以及城市层面的扰动并不影响这一结论。关于个人效应对官员晋升的影响的分析表明，尽管官员的年龄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个人效应也十分重要，且其重要性随着官员年龄的增长而加强；个人效应对市长的晋升具有显著作用，对书记的晋升没有显著作用，而官员在职期间城市的经济增长速度对晋升没有显著作用。
三、中国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升级的动态研究(4)
姚洋教授首次提出了“产品国内技术含量”这一概念，并提出了测量该指标的一套方法，其特点是在测算贸易品技术复杂度的基础上，利用投入—产出表计算各种产品的国内技术含量。根据对全国、江苏省和广东省产品国内技术含量的测算结果发现：第一，全国和江苏省的国内技术含量确实有下降趋势，而且下降速度很快。中国正在出口更多的高技术产品，但出口品的整体技术含量相对于世界先进水平并没有提高，同时产品国内技术含量迅速下降。第二，广东省的产品国内技术含量无论是在省级层次还是在部门层次上，都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V形动态变化。根据对广东省的研究，本文得出推论，我国产品国内技术含量在短期内的下降不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心的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早期的下降过程而言，后期的产品国内技术含量回升过程要来得缓慢得多；而且，越是高技术含量的行业越是如此。这可能说明，中国的产品国内技术含量要越过V形曲线的拐点出现上升趋势，仍然存在诸多障碍，尤其是在那些高技术的产业部门中。
四、高水平陷阱——李约瑟之谜再考察
李约瑟之谜——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而是发生在西欧——一直是吸引中国经济史研究者的一个重大课题。姚洋教授从经济的角度重新考察了李约瑟之谜，通过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证明初始人口资源禀赋的差异是造成中国和西欧在18世纪之后的文明分岔的原因。这一理论和伊懋可的高水平陷阱学说是一致的。本文首先提出一个简单的单部门农业模型，考察人口和农业技术积累之间的关系。然后在模型中加入工业部门，将单部门模型扩充为两部门模型，考察了文明分岔的条件和过程，证实了伊懋可的高水平陷阱假说，即中国之所以进入高农业技术、低工业增长的文明发展路径，是因为非常高的人地比例导致土地投资的回报高于工业投资的回报。但是，模型也发现了伊懋可没有注意到的两个条件，而这两个条件对于导致中国和西欧的文明分岔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一个是工业存在规模经济，另一个是人口增长处于马尔萨斯陷阱的边缘。如果工业没有规模经济，则对于两个起始资本和农业技术存量相同，只是就起始人口不同的经济而言，它们会收敛到一个相同的动态过程上。另外，如果人口增长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则人口越多意味着增长率越高。人口更多的经济更容易产生工业积累，这种情况可能是对目前的世界状况的一个较好的描述，因为我们已经摆脱了食物短缺的困扰。因此，和相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相比，中国目前较多的人口非但不是一个发展的障碍，反而是一个有利于发展的因素。
附：姚洋教授近期主要研究成果
［1］姚洋：《解决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关键问题》，载《理论导报》2018年第7期。
［2］姚洋：《振兴乡村需要开展一场新进步运动》，载《中国乡村发现》2018年第3期。
［3］姚洋：《中国2049，现代化目标与挑战》，载《清华经管评论》2018年第6期。
［4］姚洋：《中国经济成功有赖于体制和制度优势》，载《企业观察家》2017年第5期。
［5］姚洋：《小农经济未过时，不该背“恶名”》，载《财经界》2017年第3期。
［6］姚洋：《中国体制需要一个“新叙事”》，载《南风窗》2016年第25期。
［7］姚洋：《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向》，载《领导科学》2016年第36期。
［8］姚洋：《作为一种分配正义原则的帕累托改进》，载《学术月刊》2016年第10期。
［9］姚洋、邹静娴：《经济增长差异、生命周期假说和“配置之谜”》，载《经济研究》2016年第3期。
［10］姚洋：《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优势与挑战》，载《开发性金融研究》2016年第3期。
［11］姚洋：《制造业才是中国经济脊梁》，载《企业文化》2016年第5期。
［12］姚洋：《供给侧改革与中国经济赶超》，载《经济导刊》2016年第3期。
陈兴利，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陈兴利博士进入学术领域前长期从事商业活动。在农业、金融业、制造业、房地产业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经验。目前的研究领域包括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新加坡经济发展和技术革命、东亚地缘政治、东盟与中国、世界贸易与全球化；学术著作包括《香港问题》《东南亚华人研究》《“一带一路”财政安排和中国高铁》。近年在多个国际会议主讲“一带一路”框架下与东盟的科技和经济合作及其他研究领域的课题，深受中国与东盟关注。陈兴利博士是《中国日报》（China Daily）和《IPP评论》（IPP Review）的Op-E长期撰稿人。
(1) 本文源自“大金融思想沙龙——学术名家系列”第20期（总第58期），2017年4月22日。
(2) 原文：《社会平等、中性政府与中国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11年第1期。
(3) 原文：《官员绩效与晋升锦标赛——来自城市数据的证据》，《经济研究》2013年第1期。
(4) 原文：《中国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升级的动态研究——来自全国及江苏省、广东省的证据》，《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5) 原文：《高水平陷阱——李约瑟之谜再考察》，《经济研究》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