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复兴发展经济学
歌德曾经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这句话并不必然意味着理论不重要。从更加积极的角度理解这句话，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从成功的实践经验中提炼特征化事实，不断丰富乃至修正已有的理论体系，创造新的理论范式和体系，可以使理论本身生命常青。
迄今为止，中外经济学家并没有浪费中国改革开放这一丰富的经验资源，并在研究探索中形成了以下三种研究范式。首先，中国经济学家分别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借鉴关于转轨国家的经济学讨论、吸收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形成了一系列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独特认识，并尝试以之指导实践。其次，国外经济学家尝试用西方主流理论解释中国经验，也试图影响政策制定。第三，许多经济学家也利用中国经验的独特性，对主流经济学提出挑战、修正乃至否定。
依据经济发展实践形成的新的经验，对已有各种理论流派进行重新认识、再定位和集成，从而提出替代性的认识体系，是经济理论特别是发展经济学演进应有的逻辑以及源泉所在。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所创造的改革和发展成就，就其显著性来说，当之无愧也责无旁贷地应该对发展经济学做出丰富和发展贡献。这就需要着眼于把中国发展的独特路径予以一般化，回应其对主流经济理论或其隐含假设的挑战，同时给出既能解释自身全过程，也能为更一般的发展问题提供借鉴的理论答案。下面将对其中若干问题进行简述。
首先，是否普遍存在一个二元经济发展阶段。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只有一条道路通向罗马。埃尔文·扬（Alwyn Young）和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等人孜孜不倦地批评东亚模式，唱衰中国经济增长，就是由于不承认存在二元经济发展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也看不到人口红利可以在特定阶段成为经济增长源泉。他们先验地认为劳动力是短缺的，资本报酬递减现象是无条件的，因此，否认要素投入可以维持可持续增长。因此，他们认为东亚经济体和中国经济的良好增长表现不是可持续的。
至于全要素生产率，将其看作唯一可持续增长因素固然没有错，但是，不承认二元经济发展，也就看不到资源重新配置在这个阶段上可以成为巨大的全要素生产率源泉，甚至可以以帕累托改进的方式得到大幅度提高。囿于新古典理论假设，先验地否定二元经济发展，使得这些经济学家不光彩地使用种种统计技巧，试图否认在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经济体中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改善的事实。[10]
不过，也有经济学家看到了经济发展并非从始至终都是索洛式的新古典增长。实际上，普雷斯科特（Edward C.Prescott）等就尝试把马尔萨斯阶段也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中[11]，并暗示在马尔萨斯到索洛之间还存在一个农业劳动力重新配置的过渡阶段[12]。蔡昉通过对经济史的回顾，认为二元经济的形成过程，进而二元经济发展阶段是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因而可以把人类经济发展划分为五种类型或五个阶段，分别为马尔萨斯贫困陷阱、格尔茨内卷化、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刘易斯转折点和索洛新古典增长。[1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工业化进程大大落后于世界，农业已经长期处于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所称的内卷化（involution）过程[14]，积累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条件下，“三驾马车”的制度安排阻碍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在迅速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反而形成低级化的产业结构。直至改革开放以后，库兹涅茨过程才真正开始，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大幅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形成的潜在人口红利得到兑现，成为高速经济增长的源泉。
其次，在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何处。主流经济学建立在新古典增长假设基础上，假设劳动力短缺是常态，虽然资本积累对于增长至关重要，却会遭遇报酬递减的制约，因此，该理论体系认为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然而，如果我们承认并非所有的经济增长都是新古典类型，则完全可以相信存在着异于新古典类型的其他增长源泉。
在人口年龄结构具有生产性特征（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且比重高，因而人口抚养比低且持续下降），并且普遍存在剩余劳动力的条件下，（1）只要存在着有效的激励和动员机制，劳动力数量供给就是充足的；（2）如果教育得到发展，新成长劳动力不断进入劳动力市场，也可以显著改善整体劳动力的人力资本；（3）人口抚养比低且不断下降有利于维持高储蓄率；（4）劳动力无限供给可以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5）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农业）向高生产率部门（非农产业）转移，可以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构成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部分。这些增长源泉，都是在新古典增长理论预期中不存在的[15]。
中国在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的高速增长，以及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并且人口红利消失之后的增长减速，都证明了这种独特增长源泉的存在。许多计量结果都证明了存在着二元经济发展所具有的独特增长源泉。
例如，在1978—2010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长，人口抚养比持续下降，估计表明，其间年均9.9%的GDP增长，劳动力数量的贡献率为9%，人力资本的贡献率6%，资本积累的贡献率61%，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贡献率8%，其余未能解释的残差（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之外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为16%。[16]
根据这种生产要素供给和配置状况可以估计得出，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在9.7%—10.4%之间。伴随着2010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和人口抚养比由降转升，上述增长源泉显著减弱，相应地，潜在增长率也降低到“十二五”期间平均7.6%和“十三五”期间平均6.2%。[17]
最后，摆脱贫困陷阱与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有何路径上的不同？在很长的时间里，关注发展的经济学家主要着眼于归纳打破贫困陷阱的基本条件，譬如达到临界最小要求的资本积累水平、发挥市场作用的体制和对外开放政策等。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最终摆脱了贫困陷阱，成为新兴的中等收入国家，发展经济学家继而发现，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进而继续提高在后一组别中的人均收入位次，是一个丝毫不比摆脱贫困陷阱容易的任务。许多研究也从经验角度揭示，确有众多国家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阶段，故而有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命题，并引起广泛的讨论。[18]
中国已经十分接近于经历从低收入国家，经由中等收入阶段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完整转变过程。按照2010年不变价，1978年中国人均GDP为308美元，属于典型的低收入国家；1993年达到1001美元，跨入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2009年以4142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按照现价计算，2018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9771美元，意味着中国已经临近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门槛。中国已经取得的成功经验和仍然面临的现实挑战，有助于回答两个发展阶段的共同点与相异处。
经济学中所谓“陷阱”，是指一种超稳定均衡状态，即对于任何一个扰动造成的偏离，增长速度仍将会回到初始状态。因此，针对打破贫困陷阱，早期发展经济学家提出需要一个临界最小努力，其中最主要的条件是储蓄率达到临界最小水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始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经济。摆脱殖民主义的强烈愿望、赶超发达国家的急迫感以及当时苏联计划经济的成功表现，对于许多国家做出选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即利用政府的力量加速积累，推进工业化过程。
由于这种赶超战略忽略了市场机制作用，形成封闭经济体系，在微观环节缺乏企业家活力和劳动积极性，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产业结构和技术选择背离了比较优势，使得多数国家未能成功实现赶超，各种经济发展理论饱受诟病，发展经济学本身也陷入发展困境。[19]
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具有很强的资源动员能力，实现了很高的资本积累率。在1953—1978年期间，中国的积累率平均达到29.5%，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力资本积累条件也优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然而，计划经济却不能完好地解决经济增长的另外两个必要的体制条件，即资源配置和激励机制问题，因而有利的人口因素并没有转化为经济增长源泉。只是在1978年之后，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深刻的改革，有节奏地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才创造出增长的基本条件，实现了对低收入阶段的跨越，并迅速向高收入阶段转变。
在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过程中，通常伴随着传统增长动能减弱的严峻挑战。在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与经济发展过程之间，以及两个过程共同形成的发展阶段，在因果关系上是互相影响的，因而在时间上也完全重合。因此，继人口红利帮助中国实现了长达30多年高速增长之后，2010年之后人口红利的迅速消失，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增长自然减速。
在新的发展阶段上，经济增长越来越需要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来支撑的时候[20]，劳动力等要素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减慢，带来的改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空间趋于缩小，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需要更多依靠创造性破坏机制下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21]。构建实现这一创新的条件则是更高的改革开放要求，也需要重新界定政府的职能及与市场的关系。也恰恰在这个时候，能够带来“帕累托改进”的改革机会也愈益稀少，进一步改革开放不可避免触及既得利益，在遇到阻碍的同时也带来成长中的烦恼。
所以，在这个最接近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口，一个国家必将遭遇更多困难、面对更大风险，也丝毫不容徘徊和后退。惟其如此，才能避免形成中等收入水平上的超稳定均衡状态。以往行之有效的办法也再不能够保障渡过新的沟坎，改革、发展、稳定必须以更加协调有机的方式结合起来。从经济史上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来看，从这个阶段开始，应对进一步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是丝毫不比摆脱贫困陷阱容易的实践，所要求的理念创新也足以构成发展经济学的一个专门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