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发展的经济史坐标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所创造的奇迹，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的赞叹和关注。然而，更加特别之处是，从历史的视角观察，这个增长奇迹显示出中国有可能成为唯一的经历过由盛至衰，并再度崛起的经济增长案例，为热衷探索经济发展之谜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智力挑战，也无疑会极大地满足经济史学家和增长经济学家的学术好奇心。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呼唤着一种有解释力的理论的诞生。虽然世界经济史中不乏形形色色的演进路径和成功案例，但是，只有这些经验得以在一般性的增长理论中得到解释，才是有意义的。

传统增长理论从新古典经济学诸多与中国现实不一致的教义出发，不能圆满地解说中国奇迹。而制度经济学虽然旨在解释中国经验所显示的这种重大制度变迁，却因为总是教条地用某些头脑中的“共识”，事先塑造出特定的制度变迁轨道，因此终究未能满足弗里德曼对实证经济学设定的“预测”功能，从而也遭遇到不得要领的尴尬。

迄今为止，从不同的现实观察点和理论视角解释中国经济奇迹，已经出现了汗牛充栋、众说纷纭的解说。但是，目前解释中国奇迹的各家之说，在理论上是不统一的。这也难怪，解释经济发展的理论本来就分割成不同的门派，各据一隅，画地为牢。从以下标准看，这些理论解释尚不能令人满意。

第一，经济增长解释应该具有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一致性，可以解释今天现象的理论框架，也应该能够用来解释昨天和预测明天。惟其如此，经济理论才具有指导现实，展望未来的功用。

第二，解释一国经济发展现象的理论框架，也应该能够解释其他国家，从而通过对先行国家经验的解释，对后起国家具有借鉴意义。

第三，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和最快的经济增长，理应对经济学和经济史学作出贡献，增进人们对世界经济发展全貌的认识。

作为对这一具有挑战性任务的回应，本章尝试从更加宏观的历史层面，把以下三个命题进行统一的考察。即用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一致性地回答：（1）“大分流之谜”即“李约瑟之谜”的更具一般意义的说法，即为什么在前现代社会，中国科技一度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而近现代中国不再具有这样的领先地位；（2）“中国奇迹之谜”，即在改革时期中国经济为什么以及靠什么实现了高速增长；（3）“中等收入陷阱之虑”，即中国能否延续以往的高速增长过程，从而按照预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归根结底，笔者尝试从增长理论与经济史的结合上，同时回答中国经济发展是怎样由盛而衰，以及能否由衰至盛这一宏大命题。为此，这里提出的一以贯之的理论框架，基于任何时代的经济增长，归根结底是依靠特定的激励机制，促成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并以此为载体，把激发出的各种创意（ideas）转化为生产率的提高，实现报酬递增。

为了能够同时或分别表达特定发展阶段的报酬递增、报酬递减、要素边际替代率递减、要素同比例增加及其之间的衔接，能够区分开要素积累带来的增长与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增长，并且同时表达经济的停滞状态、增长状态及其原因，我们放弃生产函数的表达形式，而是借用等产量线这个分析工具，来描述不同类型的经济增长过程。

在只考虑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的情况下，因两者的相对稀缺性从而与相对价格形成不同的要素组合，决定特定的产出水平。由于生产要素的增加或者生产率的提高，产出得以增长，等产量线向外（右上方）移动，形成经济增长。

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上，生产要素的禀赋和积累方式，以及生产率提高的可能性和方式有着巨大的差异，从而经济增长的类型也不尽相同。我们识别出三种足以囊括迄今为止人类历史存在过的经济增长类型或状态，即以马尔萨斯模型为代表的贫困陷阱状态，或简称为M类型增长，以刘易斯模型为代表的二元经济发展，简称为L类型增长（其间包含了一个刘易斯转折阶段，或简称T类型增长），以及以索洛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简称为S类型增长。从历史的角度，上述三种经济增长类型，也可以分别看作是具有继起关系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

在当代主流经济学家眼中，并不存在一个以劳动力无限供给为特征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他们或者像索洛那样，把发达国家所代表的新古典增长视作给定的，或者像库兹涅茨那样，在联系历史时看到了一个从传统经济到现代经济增长的转变，更为晚近的研究是汉森（Gary Hansen）和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把马尔萨斯类型的经济增长与索洛类型的经济增长统一在一个理论框架^[1]。不过，普雷斯科特在另一篇合作论文中，承认在“马尔萨斯”和“索洛”之间存在着一个过渡阶段，其关键任务是消除约束劳动力流动的障碍。^[2]青木昌彦承认这样一个过渡阶段的存在，但是，他没有将其称作刘易斯阶段，而是以库兹涅茨式的结构变化作为这个阶段的特征。^[3]

整个经济被区分为农业和非农产业，农业中存在的剩余劳动力，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得到转移，这样一个过程并非只是后起的赶超国家的特有现象；西方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也不是从马尔萨斯陷阱，经工业革命而一跃进入新古典增长阶段。只不过，在西方经济史上，长达数千年的马尔萨斯时代向索洛时代的过渡，缓慢得如同蜗牛爬行，人口转变过程也不能显示具有阶段性意义的变化，以致人们很难清晰地看到其间存在的刘易斯时代。

所以，我们在观察人类经济发展史的时候，加入一个以刘易斯命名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丝毫不降低对于早期工业化国家历史的解释力，却大大增强对于后起工业化地区（典型的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以及尚未完成这个过渡的发展中国家面临问题的理解。特别是，增长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为尽可能多的经济增长类型提供尽可能一致性的解释，发展经济学则更应该瞄准当代经济发展现象。

我们将会看到，把二元经济发展作为经济增长一个有机的逻辑链条，可以帮助我们剔除在解释“李约瑟之谜”中长期存在的“高水平均衡陷阱”之说，还可以提供一个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观察维度和解释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