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L类型增长与“中国奇迹”
与刘易斯理论（Arthur Lewis）不可分割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是指在一个国家中，整个经济被明显地划分为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农业和能够获得无限供给劳动力的非农部门，农业释放剩余劳动力与非农产业吸收劳动力的过程，构成一个经济增长过程。[9]中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处在这个发展阶段上，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后起工业化经济体，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发展阶段。
之所以这个增长类型在欧美早期工业化国家之外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是因为后起国家和地区有着更快的人口转变过程。当人口转变发生很快，并且进入到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阶段时，劳动力剩余就会形成。另一方面，某些制度因素阻碍劳动力的充分流动，从而不能一下子改变劳动力供大于求的不均衡现象，因此，逐步消化剩余劳动力就构成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这就是我们定义的L类型经济增长。
如图2—2所示，资本投入Ok0和劳动投入Ol0在等产量线Q0上形成一个初始的产出水平。由于这种增长类型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同时任何可能产生的经济剩余，一旦被积累起来，便形成新的资本投入，并且可以取得同比例的劳动投入的配合，形成经济增长。例如，在图2—2中，扩大了的资本投入Ok1和劳动投入Ol1在等产量线Q1上，形成新的产出水平。只要劳动力供给仍然是充足的，上述产出扩大的过程或经济增长就可以持续下去。
图2—2 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
图2—3 改革时期经济增长源泉（1979—2010年）
资料来源：这一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分解，是与赵文讨论并由他具体估算的。
不仅如此，在这个资本和劳动投入规模不断扩大的循环往复过程中，劳动力从剩余状态转变为得到生产性使用，同时意味着从边际劳动生产力很低的农业，转向边际劳动生产力高得多的非农产业，形成一个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从而获得一种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特有的全要素生产率源泉——资源重新配置效率。
不仅如此，工业革命后的发展中国家还因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而具有独特的后发优势，通过引进技术和机器设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在图2—2中则表现为，在资本和劳动增加导致产出水平从Q0移动到Q1的同时，还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出水平进一步移动到Q2。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在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全要素生产率不仅可以得到提高，而且可以以较快的速度和较大的幅度得到提高。所以，二元经济发展时期通常伴随着超常高速增长表现。
如这个模型所显示，在一个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已经存在着现代经济增长部门和现代教育体系，因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并不存在天然的瓶颈，问题在于实现必要积累及其有效率配置的激励机制。
例如，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方面，都大大领先于同等收入国家，却没有得到有效配置，经济增长也没有杰出的表现。所以，如果把改革开放期间作为中国的典型L类型经济增长阶段，值得探索的问题在于，这一时期的制度变革如何创造出有效配置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激励机制，并释放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借助人口红利实现史无前例的高速经济增长。
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从运用物质利益原则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和加大企业利润动机起步，随着价格形成机制的变化和企业竞争的增强，改革进一步触及资源分配体制，通过诸如价格双轨制这类改革方式，计划经济体制被逐渐放弃。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两种有利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激励机制。
第一是针对直接微观经济活动的激励机制。农业家庭承包制、劳动报酬制度改革、劳动力市场发育、国有企业改革以及非公有经济发展，使资本和劳动的积累和合理配置可以最大限度地惠及经济活动当事人。
第二是针对地方政府介入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财政分权、政府考核制度和干部晋升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激发各级（特别是有财政预算权的）政府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形成政府间的经济增长速度竞争[10]。地方政府不仅直接招商引资、帮助企业从上一级政府跑项目争取资源，而且对各种人力资本的贡献作出鼓励，直至实施人才引进政策，甚至在劳动力出现短缺现象的情况下，制定和出台吸引农民工的政策。
在激励机制逐渐完善的条件下，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就被用来促进高速增长，潜在的人口红利被兑现为经济增长绩效。在1979—2010年期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9%。这样一个典型而完美的二元经济发展奇迹，来源于与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相关而存在的较多“不均衡”现象，从而资源获得重新配置的机会。
下面，我们根据自己的增长分解（图2—3），观察与二元经济发展相关的一系列特殊增长机会，研究如何成为高速增长源泉，并以我们的分解结果作为一个标靶，与其他学者的相关结论进行对比。经济学家通常在增长分解中加入人口抚养比（依赖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这个变量，以区分出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11]然而，我们从中国的经验发现，人口红利的作用并非抚养比这个变量所能涵盖的，实际上，它体现在几乎所有的增长源泉（或解释变量）之中。
在中国的整个改革期间，同时发生着急剧的人口转变，即生育率迅速下降，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持续增长，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保证了劳动力的充分供给。这表现在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而这个人口转变的另一个指标——人口抚养比也发生了大幅度的降低，扩大了经济增长创造的剩余，实现了高储蓄率，从而为资本积累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防止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打破了新古典增长的限制条件，使得资本形成可以在较长时期里作为高速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这表现为资本的贡献。新成长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持续大幅度提高，人力资本积累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因而表现为人力资本贡献。大量对改革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分解，得出了类似的实证结果和结论。总结起来，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对中国高速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因素是资本形成和劳动力增长，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也作出了值得注意的贡献。
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把改革开放时期与计划经济时期截然区分的关键。技术差距的缩小和体制变革效应，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生产要素积累之外的增长源泉——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上面。
不过，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与这个经济增长类型相关的生产率源泉，即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创造了一个特有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构成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组成部分。全要素生产率从改革之前对增长的负贡献变为改革期间的正贡献[12]，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则是劳动力部门转移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13]。给定要素积累对增长的显著贡献份额，经济学家一般把这个时期的中国经济增长归结为要素投入驱动型。不过，正是因为L类型经济增长所具有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性质，使这种增长模式奏效。[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