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马尔萨斯陷阱中的中国经济
人类的经济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其中绝大多数时间则是挣扎在马尔萨斯式的贫困陷阱中。增长经济学家琼斯曾经做过这样的比喻：设想人类迄今为止100万年的历史，是沿着一个长度为100码的标准橄榄球场地，从起点到终点走过来的，在99码之处即1万年之前，人类才创造了农业，与单纯靠渔猎、采集为生的原始生产方式相揖别；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距离终点仅为7英寸；而我们熟知的把马尔萨斯时代与工业化时代做出划分的工业革命，一经发生，距球场的终点已经不足1英寸了。[6]
许多经济史学家尝试复原遥远的经济史数据，以反映世界从蛮荒时代开始的经济总量和人类的生活水平。虽然这种估计难以做出准确性评价而不足为凭，但是，其终究可以给我们一个总体概念，即直到1500年，世界人均GDP水平是长期停滞不变的，此后才缓慢增长，而人均收入真正开始实质性提高，则要到作为工业革命代表年份的1800年才能看到（图3—1），而大分流正是发生在那时以后。
图3—1 世界人均GDP的徘徊与增长
资料来源：Bradford DeLong，Estimating World GDP，One Million B.C.-Present，1998，http://www.j-bradford-delong.net/TCEH/1998_Draft/World_GDP/Estimating_World_GDP.html，2015年9月10日浏览。
在这个漫长的世界经济发展历史进程中，中国不仅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的人口自始至终占到世界总人口的巨大份额。例如，葛剑雄估计，至少从公元元年开始，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大体上为20%—30%。[7]中国占世界人口的如此高比例，维持至今仍未发生变化。相应地，中国的经济总量自然也占到世界的巨大份额。
首先，根据麦迪森的估计，1820年中国GDP规模达到世界总量的32.9%，而此前的一千多年则始终保持在1/4左右。[8]所以，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的经济发展代表着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其次，世界经济最重要的事件——大分流，也以中国落后于西欧经济发展为代表性事件。从这两个视角看，解释了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它在马尔萨斯陷阱中的挣扎、在大分流之后的停滞，以及在新一轮大趋同中的复兴趋势和显著地位，就解释和认识了世界经济发展及其反映在学术界的若干谜题。
前现代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不仅与工业革命以前的世界其他地区具有相同的特征，即始终处于马尔萨斯贫困陷阱之中，而且具有一个独有的特征，即交替处于高水平均衡陷阱和低水平均衡陷阱。正如关于世界经济“大分流”的观察所揭示的，直到19世纪前半叶，中国的经济总量仍然大于西欧国家的总和（图3—2）。
图3—2 中国与西欧历史比较：人口和经济总规模
注：两个纵坐标均系采用对数形式。
资料来源：[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9、238页。
但是，这并不足以得出中国经济发展的表现更佳，以及人均收入水平更高的结论，因为在整个马尔萨斯时代，中国的人口总量都是显著高于西欧的，而且越是临近工业革命或“大分流”的转折点，中国人口增长的速度就越是领先于西欧。因此，按照人均GDP来看，中国的早期经济发展具有高度稳定和长期停滞的特征，后来则迅速地落后于西欧。
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虽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处于高度稳定和停滞不变的状态，人均GDP并不总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至少在1500年以后已经开始落后于西欧国家的平均水平。根据麦迪森整理的人均GDP数据，在1500—1820年期间，中国的人均GDP保持在600美元不变，而西欧国家的平均水平则从774美元提高到1232美元。此后差距则更加迅速地拉大，及至工业革命前夕，中国的停滞状态与西欧迅速提高的生活质量相比，已经成为“大分流”中典型的落后一极。
由此提出的宏大命题无疑是何以中国经济在经常处于高水平均衡的状态下，却始终如此稳定不前乃至急剧地落在潮流之后，即“大分流之谜”的中国版本——“李约瑟之谜”。而一个较小，却是回答前述更大命题的逻辑环节中不可或缺的命题则是，中国经济具有的“高水平均衡陷阱”特征，是如何与其高度稳定和停滞并存不悖的。
如果仅仅从工业革命以前中国经济总量庞大且持续增长，从而可以刺激人口增长并养活庞大的人口规模这一点看，我们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具有高水平均衡陷阱的特征也无不可。但是，随后的论述将表明，这一特征既不必然意味着历史上中国在科技发展、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上面是领先于世界的，也不能用来说明为什么中国在工业革命这个分水岭前后与西方国家拉大了发展差距。
在长达数千年之中可以保持高水平均衡陷阱，却最终落后于西欧的经济发展，一定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具有一种迈步而不前，从而周而复始的特殊表现。所以，我们需要对历史上中国经济发展的波动性质进行一番考量，以找出背后的逻辑，解释为什么波动，何以徘徊不前，以致最终被世界历史潮流冲刷到大分流的另一端。
既然中国历史上的人均收入水平是长期不变的，因此，观察这个统计指标，并不能够看到经济发展的波动性，从而无法藉此描述经济增长的动态。不过，正如我们在图3—2可以看到的，人均GDP的长期稳定性，实际上是经济总量的变化效果恰好被人口的变化所抵消，这也恰好是马尔萨斯机制的作用方式。即人口增长是收入水平提高的结果，然而，人口增长随后又会降低人均资本以及产出水平，从而产生稀释人均收入的效果，把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拉回到原点上。因此，把历史上人口变化的动态，作为经济发展在波动中长期徘徊的代理指标，在方法论上是有充分依据且有益的。
历史学家根据史料记载总结出的中国历史上人口总量的时间序列数据，存在着若干问题，在学界从来莫衷一是。影响数据准确性和认同的，一般列举的几个主要因素包括统计口径问题，如历史上有的时期官方统计的以丁代口和以户代人；统计范围问题，如疆域变化导致人口统计的不一致性；以及数据缺失、记录不详等常规问题。
因此，各类研究所提供的估计数差异巨大。由于本章的目的不是探讨人口数量的历史变化，而是以其波动性反映经济发展在周而复始中的停滞状态，所以，我们借鉴杜兰德（John Durand）的研究并进行一定的处理，列出一个包含尽可能多的年份的时间序列数据。[9]从图3—3中反映的人口波动趋势及其假设中的背后经济波动和停滞来看，这个数据系列尚差强人意。其趋势与中外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中国历史上人口兴衰是一种规律性现象，反映了经济发展的起伏跌宕是相吻合的。
图3—3 长期历史中的中国人口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杜兰特的数据整理和计算。John D.Durand，“The Population Statistics of China，A.D.2-1953”，Population Studies，Vol.13，No.3，1960，pp.209-256.
必须承认，作为图3—3显示的中国历史人口数据出处的这项研究，毕竟颇显陈旧。与更为晚近的研究相比，杜兰德的数据系列表现出的明显不同，在于对17世纪之前中国人口总量的估计，比其他研究要低得多。
首先，从起点上看，杜兰德的估计是公元57年为2100万；葛剑雄的估计则显示，在公元元年为6000万[10]；麦迪森估计则是公元50年为4000万[11]。
其次，中国人口超过一亿的年代，杜兰德的估计在1626年到1741年之间；葛剑雄的估计在公元700年到1100年之间，此后也有过再次跌落到一亿以下的时候，如1400年为7500万；而麦迪森的估计为1280年，但随后又回落到一亿以下，直到1470年再次过亿，大体保持在一亿以上的水平并在波动中逐步增长。
不过，所有关于中国历史人口的估计数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人口的变化趋势表现为大幅度波动中的缓慢增长。因此，我们借用杜兰德的长期人口变化数据观察值更多的优点在于，不着眼于人口绝对规模，而主要观察人口的波动特征，从而背后的经济增长停滞性质，仍然可以获得十分有益的信息。
尽管有大跨度的数据缺失，损失了诸多信息从而掩盖了可能的波动特点，人口变动的宏观特征依然可以得到揭示，即在数据系列所覆盖的长达1793年的时间内，人口的年度增长率波动颇为剧烈，从最高达19.7%的正增长到最低的零增长乃至21.0%的负增长，增长率的方差高达16.4%。
把人口的剧烈波动与人均GDP的高度稳定结合起来观察，无疑可以得出结论：经济总规模的扩张并没有使中国摆脱本意上的马尔萨斯陷阱，无论历史上的中国处于高水平均衡陷阱还是低水平均衡陷阱，都是马尔萨斯均衡陷阱的典型诠释，并为这个通用理论提供了经验证据。事实上，在经济史学家可以提供人均GDP这个现代统计指标供我们参照的年代里，工业革命以前中国所享受的最高人均收入水平（1000—1600年），也只是世界平均水平而已。[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