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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正德帝去世之后，继承人问题遇到了不小的麻烦。依照《皇明祖训》，如果没有皇子，必须兄终弟及，但只能立嫡母所生的孩子，而庶母所生的孩子即便年长也不可继位。正德帝既无子嗣，亦无兄弟，生前更没有预定继承人。这也就意味着，在此时此刻的天潢贵胄之中，实在找不出一个名正言顺的继承人。

退而求其次，继承人便只能到正德帝的旁系兄弟中去找。内阁首辅杨廷和责无旁贷地担纲了这项高风险与高回报并存的工作。在他与张太后商议之后，人选问题终于尘埃落定：这个人就是正德帝的堂弟朱厚熜，亦即后来的嘉靖帝。

朱厚熜是兴献王朱祐杬的嫡长子。其时朱祐杬已故，朱厚熜亦已袭爵。正德十六年，朱厚熜从封国安陆启程赴京，四月廿二日登奉天殿即皇帝位。谁都不曾逆料的是，这位新皇在登基之始，便给朝臣们出了一个天大的难题：仅在即位后的第五天，朱厚熜便下令礼官集议对兴献王的称谓和典礼。

不可否认的是，在“圣朝以孝道治天下”的儒家传统里，这倒确实是一个相当紧迫的事情。朱厚熜已由藩王入承大统，拜祭生父时应该如何行礼呢？母亲蒋氏马上也要进京了，如果自己是皇帝，母亲是皇太后，父亲是诸侯王，一家之内岂非尊卑失序？而尊卑长幼问题正是儒家的核心意识形态问题，一旦行差踏错，不仅朱厚熜自己无法接受，也会给全天下乃至身后万世传下笑柄。毕竟，以堂弟继承堂兄，以旁支继承大宗，一切事出非常，非但没有现成的典礼可以因循，通观前代典章制度也找不出足够合宜的先例可资参照。

礼仪事务照例由礼部负责，礼部尚书毛澄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棘手性，便不敢自作主张，转而向内阁首辅杨廷和请示。作为当时最有权势的朝臣，杨廷和摆出了独裁专断的姿态，叮嘱毛澄以汉代定陶王和宋代濮王的继位历史为依据，如果有谁提出异议，谁就是奸谀小人，应当毫不留情地予以诛戮。

杨廷和并非奸佞，甚至算得上国家栋梁，但为什么在兴献王尊号问题上如此缺乏气量，以至于不但容不得任何反对意见，还扬言异议分子必为奸谀小人，论罪当诛？

诚然，杨廷和不仅在解决方案上援引前代范例，就连这个正邪不两立的姿态也得自古代名臣大儒在处理同类问题时给后人留下的优良传统。当初宋仁宗没有子嗣，收养了堂兄濮王赵允让的儿子赵曙为子。仁宗去世之后，赵曙继位，是为英宗。英宗应该如何称呼自己的生父赵允让，这引发了一场不小的政治波澜。司马光、王珪等人认为英宗应该仅称养父为父，欧阳修、韩琦等人则认为对养父母和亲生父母皆应以父母相称。斗争异乎寻常地尖锐，司马光一派痛斥欧阳修等人是败坏朝纲的卑鄙小人，应当通通斩首以谢天下。

司马光是千古名臣，杨廷和效法司马光应该算不上什么过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皇族称谓问题确属“国本”，不但是国家政治的核心问题，亦是世道人心的基本准绳，如何维护都不为过。古今差异往往如此，正如今人视领土问题为原则问题，没有任何条件可谈，古人却往往将领土视为一种财产，既然是财产，当然可以买卖、转让，甚至抛弃；今人看古人这些皇族称谓上的争议，往往觉得愚蠢、无聊，在古人看来却是断然不可让步的原则问题。试想一下，倘若作为天下表率的天子可以有两位地位相等的父亲，那岂不是“天有二日，民有二王”同样可以成立？同理，父亲也可以设立两个嫡子，男人可以娶两位正妻，这些早已被历史一再以铁与血证明过的乱政之源岂不是通通获得合法地位了吗？

宋朝旧事，殷鉴不远。杨廷和所援引的“濮议”，便是理学大宗师程颐所写的《代彭思永上英宗皇帝论濮王典礼疏》，其中讲到如果英宗称生父为父，实为“乱伦”。

“乱伦”一词在今天的语言里只与性关系有关，而其原意要宽泛许多，完全可以望文生义地理解为“搅乱人伦”，任何破坏正常亲属之人伦关系的行为皆属乱伦。

乱伦之所以可鄙，是因为伦理大防是人类之所以区别于禽兽的一项特质，乱伦就意味着从人类做回禽兽，乱伦者自然被任何一个良善的人类社会以禽兽目之。荀子有言：“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今人会怀疑这是人类的自尊神话，古人却是笃信这个道理的。在古人看来，人类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纲常伦理维系的，乱伦是一种败坏纲常伦理的极明显的行为，具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危险潜能。

当然，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人伦，我们且以汉朝皇室为例：汉惠帝的皇后就是皇帝亲姐姐的女儿，此即以外甥女为妻，既乱了血缘，又乱了辈分，但在当时看来并没有什么不正当的。（《汉书·高后纪》）再如汉明帝的家庭：汉明帝为太子的时候，马氏女与其异母姐姐的女儿贾氏女皆被选入太子宫，这是姨母与外甥女同事一夫。不仅如此，贾氏生有一子，取名刘炟，汉明帝将刘炟交给马氏抱养，即以姨婆为嫡母。后来马氏被册封皇后，刘炟子以母贵，继位为汉章帝。这在今人看来是何等败德的乱伦丑剧，古人却视之为当然，还将马皇后标举为母仪天下的后妃典范。（《通鉴》卷四十四）

章帝专以马氏为外家，对贾氏亲族不加荣宠。建初四年，马太后崩，章帝终于对生母有所表示，但也只是将她的绶带加至诸侯王的等级，多赐了一些钱财与奴婢而已。（《通鉴》卷四十六）

所以乱伦与否、乱伦有害与否，不取决于事实本身，仅取决于时代观念。无论如何，儒家对乱伦是最不能容忍的。所谓大学之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又所谓“修齐治平”，修身既然有亏，又该如何齐家，遑论治国、平天下。伦理即政治，政治即伦理，这都是古代读书人从小背诵并终生浸淫于其中的道理。

士大夫乱伦便已不堪，设若皇帝乱伦，天下必然礼崩乐坏，儒家的礼教纲纪再也无从维系，甚至华夏堕落为夷狄。再者，濮议之乱伦虽然与性关系全然无涉，危害却更大，因为它要被堂而皇之地公诸天下，既不可以遮掩，更不可以批判和惩罚。朝廷内外那些正人君子的痛心疾首绝对是可以理解的：自己若侍奉这样一位以乱伦出名的皇帝，眼睁睁看着各种文献、典礼无不应用乱伦的称谓，这简直就是陪着皇帝一起乱伦，令人情何以堪呢？

今人论述此事，往往脱离具体的历史背景，率然以“迂腐”指责之，而只有明白了上述关节，给古人多一些同情的理解，今人才会懂得这看似无谓的称谓问题为什么值得那么多朝廷大员大动肝火，甚至不惜以性命来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