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全2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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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怀着对和解与和平的期待,我们告别了曾经被侵略与战争所困扰的20世纪,迎来了新的21世纪。但是,新世纪刚一开始,围绕历史认识与历史教科书的争议就在东亚突出地表现出来。为了在反省过去历史的基础上加深相互理解,形成历史认识的共有,开拓东亚未来的道路,中日韩三国的学者、教师与市民团体的代表们开始了编写共同的历史教材的努力,尝试突破以往以本国为中心描述历史的框架。

2005年5月,我们编写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读本在出版后,出乎意料地产生了极大反响,在中日韩三国的发行总量超过了30万册。各国都有一些学校,包括初中、高中甚至大学将其用作辅助的教材。这本书也引起了美国、欧洲及世界其他许多国家学术界和从事历史教育的相关人士的注意,人们对东亚三国学者以“共有的历史认识”为平台,开创“和平、人权、民主主义的未来”所做出的努力给予热切的响应。

但是,《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一书也存在局限性和问题。例如,有人认为那本书侧重于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批判,相对削弱了对和平的展望,也未能充分体现“共有的历史认识”;也有人指出:那本书虽然旨在从“东亚史”的角度回顾历史,但事实上仍停留在对三个国家近现代史的平行叙述上。这些意见都切中了《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一书的核心问题。

几乎在《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读本出版的同时,东亚出现了消除历史认识纷争的种种努力:在韩国和日本,出版了好几种共同编写的历史著作,提高了对邻国历史的关心;为消除历史纠葛实现历史认识的共有,东亚地区召开了多次以东亚史为主题的研讨会和论坛;韩国编写的高中“东亚史”教科书已经刊行,从2012年起在学校正式使用。

社会的关注,学术界的交流,对实现历史认识共有的期待,是对我们的莫大鼓励。因此,我们决定本着编写《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读本的宗旨,在那一本书的基础上继续编写新版共同历史读本。

2006年11月,在日本京都召开的国际会议上,我们就共同编写反映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认识的系统性的东亚近现代通史的基本原则达成了共识,即:新版共同历史读本(以下简称为“新书”)定位为加深理解东亚近现代史,促进实现历史认识的共有;延续《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读本的工作方式,将内容作进一步的延伸。

2005年出版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着眼于促进中日韩三国学生和民众正确理解近现代史的历史事实,纠正错误的历史认识,因此内容构成以三国之间存在争议的话题和内容为主。而“新书”的目标是将东亚近现代史放在世界史的发展中予以系统解释,因此改变了执笔者只承担本国历史写作的方式,而是按每章安排写作任务,并围绕东亚近现代史结构变化展开叙述。“新书”注重从东亚地区国际关系中分析中日韩三国的国家结构和相互关系的变动,而且要结合东亚地区与欧美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动来进行叙述。

考虑到单纯从东亚国际关系变动的角度叙述会忽略对民众具体生活形态的描述,进而无法看到民众活动和交流同近现代史之间的联系,所以我们决定将反映三国民众生活与交流的内容也放在“新书”中。这样,“新书”的上卷是按时间顺序从国际关系的演变角度叙述东亚三国近现代史的结构变动,下卷则按专题,分门别类地反映东亚民众的生活和交流。

为了编写“新书”,三国学者间举行了14次国际会议,其中东京3次,北京6次,首尔4次,济州岛1次,另外,还召开了5次讨论有关编辑事务方面的会议。

我们之所以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从事共同研究,其目的不仅仅是学者之间对具体研究成果进行交流与深化,也不仅仅是单纯地汇集个别的研究成果,而是为了打造共同的“作品”,着眼于将共同努力的成果转化为社会的公共财富。而作为自2002年以来推动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的是“建设东亚和平共同体”的共同问题意识。

与本世纪初我们开始共同编写历史读本时的情况不同,如今,东亚三国间围绕“东亚共同体”建设的讨论已经开展得十分活跃了。我们期待这本书能够有助于消除三国纠纷、建设和平。只有这样才是东亚民众沟通、共享文化、交流思想的未来发展之路。

我们真诚期待这本“新书”被大家广泛阅读,并展开讨论。期盼这本“新书”能够起到正确认识东亚历史,用开放的视野对待本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历史,以及建立面向未来的历史认识的作用。带着这样一种期盼,我们在中日韩三国一起出版由两册构成的“新书”,愿以此为契机,掀起新一轮有关东亚历史认识的对话和交流的热潮。

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编纂委员会

201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