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佛教来华之路径

佛教徒和佛教徒携带的佛经是印度天文学传入中国的媒介，因此先大致了解一下佛教最初输入中国的时间和地点，以考查这种域外天文学输入中国可能最早的年代。

佛教最初于何时通过何种通道传入中国，学术界尚无定论。关于传入的时间有所谓的“秦始皇时传入说”、“伊存口授说”和“汉明帝时传入说”等；关于传入的通道有所谓的“陆路说”和“海路说”等。

所谓的“秦始皇时传入说”出自隋代费长房开皇十七年（597）完成的《历代三宝记》卷一中的说法：

始皇时，有诸沙门释利防等十八贤者，赍经来化。始皇弗从，遂禁利防等。夜有金刚丈六人来破狱出之。始皇惊怖，稽首谢焉。

南宋天台宗僧人志磐所撰《佛祖统纪》卷三十五也有相似的记载。但这两条记载出现的年代都太晚，有伪托的嫌疑。

另一种说法叫做所谓的“伊存口授说”。魏明帝（226—239）时鱼豢所撰《魏略·西戎传》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2BC）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支王使伊存口授《浮图经》。”这条记载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佛教正式传入中国的正史明载。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佛教在汉明帝时传入中国。东晋袁宏《后汉纪》卷十《孝明皇帝纪》载：

初帝于梦，见金人长大而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长大，而问其道术，遂于中国图其形像。

刘宋范晔所撰《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中也有类似记载：

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像焉。

《高僧传》卷一对此事也有记载：

汉永平中，明皇帝夜梦金人飞空而至。乃大集群臣，以占所梦。通人傅毅奉答：“臣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将必是乎？”帝以为然。即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寻访佛法。愔等于彼遇见摩腾，乃要还汉地。腾誓志弘通，不惮疲苦，冒涉流沙，至乎雒邑。明帝甚加赏接，于城西门外立精舍以处之。汉地有沙门之始也。

《高僧传》同卷还记载了汉明帝永平年中请来印度高僧中天竺人竺法兰。又《后汉书》卷四十二《光武十王列传》第三十二载：

（永平）八年（65）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絜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

这里“浮屠”、“伊蒲塞”和“桑门”等都是与佛教有关的名词。如果这条记载属实，东汉永平（58—75）年间在徐州一带佛教应该已经有了一定的信仰基础。

如果说汉明帝永平中（58—75）佛教只是初步输入中国，那么到东汉末年和三国之际，佛教在中国上层和民间都已经有了一定的信仰基础。其时游于中土的西域和天竺沙门可名者有十多人，经晋永嘉之乱，神州板荡，历南北朝，至于隋唐之际，来华之天竺、西域僧人有增无减。其间更有许多中土僧侣前往印度求法，其中以法显首开西行求法之先河，到唐玄奘、义净而达到高潮。

关于佛教初输入中国的地点，按照《高僧传》卷一“摄摩腾传”的记载，似乎应该在洛阳。但是《后汉书》中有关楚王英尚浮屠仁祠的记载，却又说明在东面沿海徐州一带已经有了一定的佛教信仰基础。梁启超在“佛教之初输入”一文中断言：“佛教之来，非由陆而由海，其最初之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这一推断认为，佛教最初由海道传入中国，登陆中国之后发展的根据地不在中原洛阳，而在江淮沿海一带地域。

佛教最初输入中国的时间和路径虽然还不是很明确，但是自从东汉末到盛唐时期的七百来年间，东来传法和西去求法的僧人行走的路径可以明确地分为陆路和海路两道，而其中陆路又可以分为数条。

从长安出发，穿过河西走廊至敦煌，出玉门关，经高昌、焉耆、龟兹、翻越天山，到大清池，过飒秣建、铁门，再越过大雪山，向东南行至犍陀罗。这是玄奘前往印度行走的路线，一般被称为天山北路。

从长安出发，出玉门关，沿天山南麓，到于阗，再越过葱岭，抵达印度境内。这条路线一般被称为天山南路。玄奘就是逆着这条路线回到长安。

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到张掖，经敦煌，穿越沙漠，到鄯善，经焉耆、疏勒、于阗，再越过葱岭，抵达印度境内。这是法显前往印度时所经历的路线。

据《汉书·西域传》记载，汉代通西域的道路有两条：“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可见，玄奘、法显等西行求法的道路与汉代开通的西域道路部分重合。

到唐代初期，远嫁吐蕃的文成公主信仰佛教，有僧人得以通过吐蕃，穿越喜马拉雅山脉，抵达尼泊尔，即当时的北印度境内。这条路线一般称作吐蕃道。根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所记，有不少僧人尝试从吐蕃道去印度或从印度回来，但不少僧人在尼泊尔境内得病死去，其中一位叫玄照的僧人是沿吐蕃道成功往返的一位。

从陆路来华的僧人也不局限于以上路线，譬如那连提耶舍来华路途上遭遇突厥内乱，道路不通，绕道突厥以北七千余里来到当时的中国北齐境内。另外，伯希和于1920年发表的《牟子考》一文中提出，公元初年还可能存在一条经云南、缅甸进入孟加拉湾的通道。从空间距离上看，这条通道是去印度最近的道路。但沿路多高山大川和原始森林，其艰险程度应该远远超过其他路线，所以文献中少见有沿这一条通道来华的传法僧人。

陆路而外，还有海路。入海口有今广东省广州、广西省合浦等地，航行至苏门答腊（室利佛逝）、爪哇岛（诃陵国），经马来半岛南部、泰国沿海，到印度东部耽摩立底国；或经斯里兰卡（师子国），再转往印度。义净就是通过这条海上路线往返印度。还有不少僧人先于义净取道海路从印度来中国。譬如法显由陆路去印度，从海路返回。

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汉代中国与印度的海路交通就已经开通：

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珠崖郡。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男子耕农，种禾稻、苎麻，女子桑蚕织绩。亡马与虎，民有五畜，山多麈麖。兵则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为镞。自初为郡县，吏卒中国人多侵陵之，故率数岁一反。元帝时，遂罢弃之。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徐闻即今广东雷州半岛南端徐闻市，合浦即今广西合浦市。黄支国据考证在今印度泰米尔纳德邦马德拉斯西南的康契普拉姆附近。

又《南史》卷七十八列传第六十八“夷貊上·海南诸国条”载：

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或四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汉元鼎中，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朝贡。后汉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及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经过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晋代通中国者盖鲜，故不载史官。及宋、齐至梁，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往往至矣。

以上这些通过海道进行的官方往来和民间商贸活动，都是佛教得从海路东传至中国的基础。当时取海道的僧人也正是“附舶”、“随舶”往来中印之间的，这些舶有“商舶”、“贾人舶”、“王舶”等。伯希和在《牟子考》中还推断，公元二世纪时交州南海的通道也可能是佛教传入中土的通道。这一推断是有一定根据的。

中国海岸线甚长，由海路东来之僧人一般在中国大陆南部广州一带登陆，但也有北行至胶州湾登陆者。晋时佛驮跋陀罗“度葱岭，历六国。自交趾附舶，循海至青州东莱郡。闻鸠摩罗什在长安，即往从之。”法显西行求法归来时遇风漂流抵长广郡登岸。东莱、长广俱近今日之胶州湾。

佛教初输入的时间、地点问题固然令人感兴趣，但是佛教之输入中国，也不是靠最初时刻的一蹴而就。从东汉末年到宋代初年，源源不断地有东来传法和西行求法的僧人不畏险阻，经过长途跋涉携带经典来到中国。考查这些僧人东来西去的行走路径，将有助于我们了解汉译佛经中天文学来华的路径，同时也能对当时的东西交通情况有一个总体把握。以下对梁慧皎所撰十四卷《高僧传》、唐道宣所撰三十卷《续高僧传》、宋赞宁等撰三十卷《宋高僧传》、唐义净所撰二卷《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的有关资料进行整理，列如下表。

从以上四种记录僧人事迹的《高僧传》中，可以发现许多往返中印之间或试图前往印度求法的事例。据初步统计，这种事例《高僧传》中有54例，《续高僧传》有24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有50例，《宋高僧传》有30例。其中从海道来中国或取海道返回中国的事例，《高僧传》12例，《续高僧传》5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30例，《宋高僧传》9例。

从四种《高僧传》中的记述可知，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传法、求法的路途都是十分艰险的。有人在翻越大雪山时被冻毙，有人在尼泊尔染上瘴气病死，也有人搭乘商船遭遇海难溺死大海。这些传法、求法僧人在信仰的激励下所完成的种种壮举，为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