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密教经典的翻译与唐代域外天文学的输入

密教是佛教发展到后期的一种特殊信仰形式，而佛教在其传播早期，即与天文学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佛经的目的是为了弘扬佛法，所以一些佛经中为了更明确地阐明佛理，常以一些特殊的天文现象为譬喻。如《佛说大般泥洹经》卷五载：“复次善男子，如罗睺阿修罗捉日月时，其诸众生谓彼蚀月。彼舍月已，谓为吐月。彼障月光，世间不现，便作蚀想。彼舍月已，世间还现，谓为吐月。然其彼月，若隐若显，实无增损。如来应供等正觉亦复如是。如彼调达伤坏佛身，作无间业等，乃至一阐提辈，皆为当来诸众生故，现伤佛身，坏法破僧。如来法身实无伤坏，正使天魔亿百千数，亦不能得断法坏僧。是故如来法身真实无有损坏。”这里便是借月食而月实无增损来说明如来法身实无变异，如来法是常住法。

又《象头精舍经》载：“初发心者犹如初月，继念修行如五日月乃至七日月。修行不退如十日月。与善同生如十四日月。如来智慧满足无缺如十五日月。”这里又是借月相从初一到十五逐渐圆满来形容修行的过程和达到的境界。

当然以上两例中，天文学概念只被用来起到比喻说明的作用。在有些情况下，天文学内容本身也成了佛学理论的一部分，这种情况特别出现在佛教世界观与宇宙理论的结合中。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在密教信仰兴起之前，除了较为实用的天文学内容如日历的知识、为确定宗教仪式准确时刻而需要的天文手段等之外，佛教不鼓励僧人习学天文学，尤其是星占学。如涅槃部经典《大般涅槃经》卷四载：“尔时复有诸沙门等，贮聚生谷，受取鱼肉，亲近国王、大臣、长者。占相星宿，勤修医道，畜养奴婢，学诸伎艺，学诸工巧。若有比丘能离如是诸恶事者，当说是人，真我弟子。”这条史料说明，对佛教僧侣来说，占相星宿、包括诸伎艺、工巧之事，与受取鱼肉一样都是恶事。只有远离这些恶事，才是真正的佛弟子。

一些佛教戒律明文规定禁止学习天文星占之学，如《大爱道比丘尼经》卷上载：“尽形寿，不得学习巫师，不得作医蛊饮人，不得说道日好日不好，占视吉凶，仰观历数、推布盈虚、日月薄蚀、星宿变殒、山崩地动、风雨水旱、占岁寒热、有多疾病，一不得知。”这条戒律广泛地禁止比丘尼进行天文和星占活动，也就禁止了天文学知识的学习和传播。

这样的禁令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果。据《根本说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迦》卷一载：尔时佛在室罗伐城。有婆罗门居士等，至苾刍所问言：“阿离耶，今是何日？”答言：“不知。”诸人告曰：“圣者，外道之类于诸日数及以星历悉皆善识，仁等亦应知日数星历。云何不解而为出家？”遂默不答。诸苾刍以缘白佛。佛言：“我今听诸苾刍知日数星历。”时诸苾刍悉皆学数星历及以算法，便生扰乱，废修善业。佛言：“应令一人学数。”虽闻佛教，不知谁当合数。佛言：“应令众首上座数之。”禁止学习天文历算的结果是使佛弟子们连今日是何日也不知道了。佛允许他们习学之后却又生扰乱、废修善业。后来佛想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指定上座为首之人学习星历日数，其他人不得学习。

在《摩诃僧祗律大比丘戒本》中规定了所谓的“六念法”，其中第一念就是“当知日数月，一日、二日及至十四日、十五日，月大月小悉应知”。这样虽然对禁学天文有所放宽，但也只限于对编排历谱的学习。

佛教晚期与婆罗门教逐渐结合，形成密教，原来被斥为外道之学的东西佛教也可以兼收并蓄了。从汉译佛经中的记载可知，婆罗门外道大都精通天文历算。如《莲花面经》卷下载：“彼五天子灭度之后，有富兰那外道弟子，名莲花面，聪明智慧，善解天文二十八宿五星诸度。”又《自在王菩萨经》载：“外道仙人所作，若曼哆逻咒术经，韦陀若语论，若日月五星经，若梦经，若地动经，若丰乐饥馑相经，若诸星游戏经。”又《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二载：“时彼外道善明历数，即便观察计算阴阳，如佛所言更无有异。”

《大般涅槃经》卷二十一载：“所谓一切处道经书，四毗陀论、毗伽罗论、卫世师论、迦毗罗论、一切咒术医方伎艺、日月薄蚀、星宿运变、图书谶记，如是等经，初末曾闻。秘密之义，今于此经而得之。”又武则天垂拱四年（688）三月十五日释彦悰所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载：“法师在（那烂陀）寺听瑜伽三遍，顺正理一遍，显扬对法各一遍，因明、声明、集量等论各二遍，中百二论各三遍。其俱舍、婆沙、六足、阿毗昙等，以曾于迦湿弥罗诸国听讫，至此寻读决疑而已。兼学婆罗门书。”可见，唐三藏法师玄奘在印度著名佛教圣地那烂陀寺学习佛教经典理论的同时，也学习原先被指斥为外道之书的婆罗门书。

印度古代各天文学派皆自称他们的天文学知识受到至高无上的天神婆罗门的启示而得，因此“婆罗门天文”一词常常见于汉译佛经中，精通天文的佛徒往往原先是婆罗门外道，后再皈依佛教。早期来华的译经师中就有不少是出身于婆罗门种姓或从婆罗门教改信佛教的。在北周还有达摩流支为宇文护译《婆罗门天文》二十卷的事情发生，在《隋书·经籍三》中注录了多种婆罗门天文书籍。

密教之传入中国，可以说几乎与佛教来华同时进行。早在三国时期译出的密教部经典《摩登伽经》中就含有丰富的天文历法内容。这种早期的密教形式一般称为“杂密”，所谓的“纯密”要到中唐时期以开元三大士来华为契机而大举输入中国并迅速达到鼎盛。其时传入中土的密教部经典中含有非常丰富的天文学内容，被收录在《大正藏》密教部宿曜吉凶法中的经典绝大多数或翻译或撰集于这一时期。譬如其中的《宿曜经》（全称《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便是其中的著名者。该经由“开元三大士”之一的不空于乾元二年（759）译出，中文助手是端州司马史瑶，后由杨景风于广德二年（764）再次修注。《宿曜经》几乎是所有汉译佛经中包罗星占术内容最为丰富、类型最为全面的一部，经《宿曜经》之翻译，印度——或者更确切地说——西方星占学知识体系被系统地介绍和引进到了中国，并进一步流传到日本。不空弟子“六哲”之一惠果传法于日本入唐求法僧人空海，空海归国后创真言宗，史称“东密”。《宿曜经》于此时传入日本，成为日本星占学的奠基之作，日本星占学中最重要的一支便称为“宿曜道”。可见，《宿曜经》作为了解密教天文学和星占学的传播和影响的重要文本，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从禁止天文星占之学到撰集专门的宿曜吉凶类经典，佛教发展到密教阶段，对天文学的态度转变看起来是非常之大，甚至有点矛盾。其实这是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的。首先，随着密教信仰的兴起，许多婆罗门教的知识，特别是天文知识融入佛教知识体系中；尤其是密教吸收了大量婆罗门教人才，后者所掌握的天文学知识直接提升了佛教天文学的水平，并成为佛教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其次，佛教发展到密教阶段，在宗教实践中特别重视仪式、仪轨，各种祈禳、供养之法在操作程序上特别讲究时间和空间的精确性，正如一行在《大毘卢遮那成佛经疏》卷第四“入漫荼罗具缘真言品第二之余”中所强调的，“凡所为法事，皆须与时义契合”，而这些无疑都需要天文学手段加以保证。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天文学成为密教信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变得不可或离的重要支撑。

汉地密教在中唐时期勃然而兴，而后却很快趋于式微。汉地密教继续东传至日本，形成“东密”传统，至今盛传不衰。许多密教经典也得以在日本得到保存。在近世日本所编撰的《大正新修大藏经》和《卍新纂续藏经》中收录了较为完整的密教部经典。

从收录密教经典较为完整的《大正藏》和《卍续藏》的情况来看，入藏之密教经典被分为密教部原典、密教原典之注疏和密宗著述等三个部分。密教部原典除了极少量是在汉地撰集而成之外，都是从印度梵本翻译而来，数量上也占了所有密教经典中的主要部分。密教疏是汉地的密教学者对密教部的主要原典作的注疏。密宗著述则是密宗学者撰写的作品。

密教部原典又可分为大日经类（《大正藏》编号从T0848到T0864）、金刚顶经类（《大正藏》编号从T0865到T0892）、苏悉地经类（《大正藏》编号从T0893到T0907）、护摩仪轨类（《大正藏》编号从T0908到T0914）、受戒法类（《大正藏》编号从T0915到T0917）、诸佛仪轨类（《大正藏》编号从T0918到T0943）、诸佛顶仪轨类（《大正藏》编号从T0944到T0981）、诸经仪轨类（《大正藏》编号从T0982到T1029及《卍续藏》两种X0188和X0204）、诸菩萨仪轨类（《大正藏》编号从T1030—T1198及《卍续藏》三种X0192、X0206和X0181）、陀罗尼经典类（《大正藏》编号从T1199到T1420及《卍续藏》两种X0028和X0201）。其中的诸菩萨仪轨类和陀罗尼经典类又各细分为若干子类。表2.2列出了密教部类经典的分类及经品种数和卷数，总数达712种1485卷，其中密教部原典达623种1061卷。这几百种上千卷名目繁多的经品，提供了在各种场合适用于各种天神的仪轨和陀罗尼，充分说明了密教对祈禳仪式和程序的重视。

密教中的占灾、攘灾等仪轨，与天文学有密切的关系。在密教部各个分类的大部分经典中，都有涉及天文知识的情况。然而，在各类密教部经典中，属于“陀罗尼经典”类的“宿曜吉凶法”经典，包含有最为集中的天文学知识。“宿曜吉凶法”类共收录了如下表2.3所列的14部佛经。

上表所列14部密教佛经中所包含的天文学资料比较集中地反映了随佛教传入中国的印度天文学内容概貌，其中有2种译出于东吴和西晋，11种译著于唐代，还有1种译出于宋初。完成于唐代的11种经典当中，《宿曜经》系统地引入了印度的二十七宿体系和印度的历法、历日知识；《七曜攘灾诀》提供了详尽的五大行星和罗睺、计都的历表，是保存至今的非常少见的古代行星历表的实例；《梵天火罗九曜》则是在中土撰写的、具有域外风格的星命学范本，反映了外来星命学的汉化趋势。

最后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在官修的书目中，我们也看到有佛经之外的印度天文学资料传到中国，譬如《隋书·经籍志》中，记载有婆罗门舍仙人所说《婆罗门天文经》二十一卷、《婆罗门竭伽仙人天文说》三十卷、《婆罗门天文》一卷、《婆罗门算法》三卷、《婆罗门阴阳算历》一卷、《婆罗门算经》三卷等数种带有婆罗门字样的显然是来自印度的天文、算术书。这些应该也是由入华印度僧侣携带而来并翻译成汉文。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这些资料都已轶失。官修之《天文志》、《律历志》等正史中偶尔也有提及“天竺天文”的，可作为对印度天文学来华进行系统研究的补充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