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尔巽与清末奉天政局(1905-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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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日俄战争与晚清中国

日俄战争对于清政府而言完全是无妄之灾。面对两强以自己的权益为争夺目标而在自己的领土上兵戎相见,作为战争的既定受害者,清政府不但划出辽东地区供二者厮杀,而且还要接受战后两国对自己权益的让渡,承受着两国战争与和平的双重灾难。“日俄为瓜分中国东北和朝鲜而诉诸战争,又以完成对东北和朝鲜的分割而结束战争。”崔丕:《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1992年版,第15页。这种情形,进一步凸显了殖民者的霸权与中国的孱弱。同时,也正是这一战争及其结果的刺激作用,推动了清廷在东北的改革全面铺开并走向深入。

一、日俄辽东之战的影响

就战争对中国的影响而言,两国构兵,无论结果如何,对中国均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末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四月间,日俄战争在辽东地区进行。兵燹所及,生灵涂炭,百业荒废。“虽非亡国,已历亡国之惨矣。”钱公来:《辽海小记》,祁孟瑜(出版者)1947年版,第18页。有报道称,仅“盛京一省损失资产二千万两,死伤约三万余人”。《调查东三省居民之损害》,《大陆报》第三年(1905年)第十五号,纪事,内国之部,第6页。然而,不论是战胜而骄的日本,还是势力萎缩的沙俄,两国均拒绝赔偿中国所遭受的战争损失,致使中国在丧失主权之余还要坐受无妄之灾。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唯有“局外中立”的中国,才是战争的真正受害者。

除了战火造成奉天的直接破坏之外,日俄战争的结果——两国对中国权益的分赃,无异于雪上加霜,又带来了新的灾难,对晚清中国的影响尤为深远。战后,两国签订《朴次茅斯和约》,完成对侵略目标的瓜分。中国东北地方由一国独占变为日俄分踞南北。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日本强迫中国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不仅确认了俄国让渡给日本的中国权益,而且又通过“附约”攫取了更多的额外利益,使中国的领土和主权进一步丧失,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劫难;日本势力植入“南满”,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打开了方便之门,特别是为日后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华,埋下了祸根。此外,战争胜利者日本又加紧了对朝鲜的控制,至宣统二年(1910)完全兼并了朝鲜,为侵略中国提供了方便。

二、清政府的应对举措

面对日俄两国剑拔弩张之势,清政府既无从斡旋以调停二者之争,又无力阻止两国在自己的领土、领海上兵戎相见。最终,只能划辽东为战场供二者厮杀,被迫奉行“局外中立”以自保。清政府的“局外中立”之举,实出于迫不得已。既有来自列强的授意与安排——美国力主中国应守局外中立,德、法、英等国皆表赞同(《录呈往晤美外部问答关于日俄开战事》,外务部全宗档案,02-23-001-12-001,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又有囿于综合国力的限制因素(详见喻大华:《日俄战争期间清政府“中立”问题研究》)。综合国力的限制,更使得清政府无力阻止日俄两国在自己的领土上兵戎相见。事实上,当日俄态势吃紧之际,清廷内部也进行了该何去何从的讨论。最终,中立派的意见占据上风,决定“日俄果决裂,我当守局外”。其中,袁世凯的意见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清政府面临的窘境,颇具代表性:“附俄则日以海军扰我东南,附日则俄分陆军扰我西北。不但中国立危,且恐牵动全球。”(详见《直督袁世凯致外部日俄开仗我应守局外祈核示电》[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九日],王彦威辑,王亮编,王敬立校:《清季外交史料》卷179,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第4页)。此外,俄日两国尤其是日本亦主张清政府局外中立,并希望将东三省以外地方作为中立区。俄国同样也希望将东三省以及蒙古东北部作为交战区。但是,清政府仍然竭力将战事影响限定在东三省之内,将辽河以东划为交战区,辽河以西划为中立区。清廷上谕谓:“现在日俄两国失和用兵,朝廷念彼此均系友邦,中国应按局外中立之例办理。著各直省将军督抚、通饬所属文武,并晓谕军民人等,一体钦遵,以笃邦交而维大局。毋得疏误!”(《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25,《清实录》第58册,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948页)同时,外务部照会驻京各国公使与清政府驻外使节,向所在国外务部切实声明:“日俄失和,朝廷以两国均系友邦,重念邻好,奉上谕按局外中立之例办理。业经通行各省一律遵守并严饬弹压地面,保护商教。盛京、兴京为陵寝宫殿所在,责成该将军敬谨守护。东三省城池、衙署,民命、财产,两国均不得损伤。原有之中国兵队,彼此各不相犯,辽河以西俄兵已退之地由北洋大臣派兵驻扎。各省及沿边内外蒙古,中国按照局外中立例办理,两国均勿侵越。惟满洲地方尚有外国驻扎兵队,未经退出之地面,中国力有未逮,恐难实行局外中立之例。东三省疆土权利,无论两国胜负,仍归中国自主,不得占据。”(《日俄失和奉上谕按局外中立事》[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外务部全宗档案,02-23-001-12-002,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战争爆发后,清廷意识到,“此事为全球各国所注意,实我中国大局安危所关”。《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32,《清实录》第59册,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87页。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一面竭力维护被迫执行的“局外中立”政策,一面积极谋求调停,以减少破坏。几度争取无果后,只能期盼战局早定,寄希望于战争善后,将其视为捍卫国家主权的一个重要契机。一方面,尽快恢复战区的行政主权,收回各项权益;另一方面,实施改革整顿以发展地方,巩固边圉。

正因为如此,清政府对于此次战争善后极为重视。除了朝廷与地方外务部门以及相关地方政府之外,其他内外官员大多积极参与其间,建言献策;朝廷地方,大力支援。就内容而言,既有事前的认真筹议、准备以及战后一段时期内对受灾民众的赈抚,又有不断深入、扩大的内政改革以及贯穿始终的外交斡旋。内政以如何减少战争冲击、加强东北边疆防务、促进“龙兴之地”的发展为核心;外交以收回东三省、极力抵制日俄侵略,维护国家权利为基本内容。

战争爆发不久,清廷即全局动员,着手这一事务。在向各官员广泛征询善后意见的同时,基本选定湖南巡抚赵尔巽作为战争善后的地方负责人,命其晋京陛见,后留京权署户部。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月,日俄战事渐近尾声之际,增祺丁忧,盛京将军出缺,清政府命署理户部尚书赵尔巽补授盛京将军,同时全面负责战争善后地方事务。《东省善后并不另派专员(北京)》,《申报》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第三版。

战争乃因日俄争夺东北与朝鲜而起,两国通过战争虽然完成了对侵略权益的暂时瓜分,但依然对中国东北垂涎三尺,觊觎更多的未得利益。因此,与日俄等国的外交接触成为处理战争善后的一项重要事务。同时,对于日俄战后的奉天而言,改革内政、发展地方是治本之计,无疑更为重要。日俄之战凸显了清政府东北地区边防的薄弱及其面临的严重危机,引起清廷的高度重视。战争过后,清政府亡羊补牢,决定改革地方以巩固东北边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