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难先 在“文化沙漠”种一棵树

文/马斯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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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陈难先，1943年生于浙江省绍兴市，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英语专业。1982年10月调入深圳市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组建并管理一小、二小、一中、二中共四所学校，即育才学校。曾任蛇口工业区教育卫生办公室主任、党委宣传部长、社区教育顾问等职。2003年退休。

陈难先今年75岁，虽已满头白发，但仍能一刻不停地讲几个小时，据说这是早年间在东北当老师时练就的本事。这位深圳育才学校的创始校长，在27岁与教育结缘，40岁来到南国被称为“文化沙漠”的深圳，60岁退休，直到今天，都始终与“教育”二字紧紧相连。

被“抢”到西语系

陈难先考上北大是一件让周围人都挺感意外的事，这份意外跟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气候有关。陈难先出身地主家庭，早年跟着父母从浙江绍兴搬到了上海。由于“出身不好”，陈难先一直处于自卑的状态。“一个自卑的人同时也是自负的”，陈难先这么评价自己。1962年的高考重点学校可以填12个志愿，陈难先的第一志愿填了复旦大学的新闻系，第二志愿开始就是北大中文系、西语系、东语系以及俄语系。陈难先的老师让他填个师范学校保底，但是被他拒绝了。

“新闻系不会要我的，党的喉舌岂能交给你这样的人去把握，不可靠么。”陈难先笑笑。而在当时的北京，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提出了“不‘唯成分论’”，他认为家庭出身不能自己选择，但道路是可以自己选择的，并在北京率先落实了这一方针。就这样陈难先凭借高分顺利被自己的第二志愿——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但是陈难先的英文成绩吸引了西语系招生老师的目光，于是他被“抢”到了西语系。

20世纪60年代，尽管是在北大，英语教学辅助设备跟今天相比还是有所欠缺。“当时我们西语系里的录音机，你们可能都没有见过，有这么大，这么厚，”陈难先拿手比画了一下大小，继续说道，“女孩子都不一定提得动这个录音机，太重了。”这样笨重的录音机需要向系里登记借用。系里有一间听音室，学生想听录音需要借耳机。“我们可以凭学生证去借一个耳机，这个耳机有一个插销，然后从墙上的三个插孔选一个插进去，一共只有三个选择。”不像今天的收音机节目那么丰富，60年代的北大西语系也只提供三个频道，“你不能‘点菜’。”

回过头来看，北大20世纪60年代的学习条件，自然是不能与今日相比的。但是跟其他院校来比，已经算是相当优越了。在陈难先的印象里，每个人考上北大之后都是满满的自豪感，没有人会说“这什么破录音机”之类的话。

除了教学设备的欠缺之外，在当时的西语系也很难见到外籍老师的身影。陈难先那一批60年代的西语系学生，只在大二上过一年的口语课。“这跟我们北大培养外语人才的方向有关，我们这个西语系叫西方语言文学系，它培养的人是搞语言文学的，所以相对来说对口语不那么重视。”在当时的西语系教授中，大多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归国的留洋教授，但也有少数没有留洋背景的“土教授”。陈难先对自己在北大求学时的教授仍留有相当深的印象：“有些教授的口语可能没那么流利，但在专业方面的学问有时甚至高过外国人，他们的外国文学和语言的造诣水平是一流的。”

1967年，陈难先从西语系毕业，正值时局变动。他的命运和许多北大人一样，悄然发生了改变。

十年黑龙江，一生为园丁

1968年，陈难先和其他西语系毕业生一道离开了北大。当时，为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这些毕业生被当作劳动改造的人，送到了河北唐山郊区一处名叫草泊的地方。陈难先在这里种了两年水稻。

等到再教育结束，不少人希望回到浙江、江苏等地工作。“我当时也想回浙江，但是报名的人太多了，刚好连队在号召大家去边疆，我就主动报名去了黑龙江。”

来到黑龙江之后，陈难先到省教育厅报到。“省教育厅给了我六个地方让我挑选，我把这六个地方的地名抄下来就走了，在省教育厅楼下买了一份黑龙江的地图，在马路边就对照着地名开始找。看到了尚志，就在哈尔滨东边，牡丹江和哈尔滨的中间。”陈难先最后选择了尚志县，但仍不知道会被分配到尚志的哪所学校。

到了尚志之后，陈难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到村子里的小学当老师都是可以的。但是陈难先也提了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我是南方人，每年总要回家探亲，希望这个村子离铁道近一些；第二个要求是我不会做饭，希望学校有食堂或者学校边上可以有搭伙的。就这两个要求。”陈难先的这番话令当时尚志县的教育局同志有些感动，直夸陈难先老实：“你这两个要求简直跟没提一样，现在我们这儿的高中毕业生都不愿意回村子里当老师，何况你还是北大的毕业生。我就给你留在尚志县城里头。”陈难先就这样在尚志县城的一所中学开始了自己的教书生涯。

起初，陈难先教的是英语，但是半年后陈难先就跟校长请求停了这门英语课。在当时的英语课本中，内容大抵都是一些政治口号，“Lesson one: Long live Chairman Mao; Lesson two: A long long life to Chairman Mao（第一课：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我当时就想，这种口号我把学生教得滚瓜烂熟、发音标准，是没有用的。他们学会这么几个政治口号不等于会外语。”陈难先又想到鲁迅先生曾说的“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他觉得这样的教课就是在浪费学生的时间。就这样，陈难先安全地劝说校长停了英语课，开始在中学里教各种文科科目，如历史、地理、社会发展史。“但是我教得最多的还是语文，因为我高考那会儿就想考中文系，我的语言功底还不错。”

时间来到了1975年，“恢复高考”的消息逐渐传播开来，陈难先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第一时间建议学校恢复英语课。直到这时，陈难先才重新站上英语课的讲台。

然而在黑龙江的这几年里，陈难先始终适应不了东北的大碴子。“那时候一天三顿，顿顿大碴子，菜里边一点油也没有，胃也吃坏了。我现在长久的严重胃溃疡就是在那个时候造成的。”生活上的不便，使他产生了离开黑龙江的想法，早期黑龙江方面是答应肯放人的，但是没有地方肯接收。然而等到南方有人肯接收陈难先，黑龙江又不肯放人了，“我又不会去走后门不会去送礼，也不稀这样做。”陈难先就这样继续留在了黑龙江。

继续待在黑龙江的这三年里，陈难先开了两期中小学英语老师培训班，义务培训尚志的中小学英语教师。三年之后，即1980年，陈难先离开待了整整十年的黑龙江，回到了浙江。陈难先不无感慨地说：“一个原先不想读师范的年轻人从此就入了教育行当了，而且一干就是一辈子，一直到退休。”

“不那么崇高”

回到浙江之后，陈难先在杭州电子工业学院（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英语。1982年的一天，陈难先接到了来自昔日校友韩邦凯的电话，询问他是否愿意到蛇口的培训中心来做老师，韩邦凯让陈难先在电话里就做出决定。“我当时脑子飞快地转了一下，我说‘行’。”

韩邦凯原先是陈难先北大的同窗，早几个月到了深圳蛇口来发展。而陈难先在回杭州之前一直保持单身，直到1981年才跟韩邦凯的妹妹结了婚。这个电话相当于是韩邦凯对妹夫的一次邀请，陈难先回忆说：“我当时也来不及请示远在上海的妻子和在安徽农村的父母，因为韩到了深圳之后经常写信回上海，所以我妻子一家对于深圳的情况也有所了解，我相信她也不会反对我来。”就这样，在校友兼大舅子的推荐之下，陈难先从挂了电话到踏上深圳这片土地，只用了短短21天。“我离开杭电像扔了一颗炸弹，尤其是年轻老师跟炸了锅一样。‘有愿意离开杭州的，谁啊？大学老师都不愿意当了？’就是这样的。”在这21天里，陈难先辞去了原先的工作，放弃杭州户口，来到了这个连城市名都被大家读成“深川”的地方。

陈难先在杭州教书的时候，工资是68.50元一个月，既要给在安徽农村的父母寄生活费，又要时常回上海去看望妻子和岳父母，日子过得紧巴巴。但到了深圳之后，工资变成了168元一个月，每个月增加的99.50元，对于陈难先养家糊口来说，算是解决了大问题。“我来到深圳的基本动机，写在一篇题目叫《不那么崇高》的文章里。来深圳参加建设特区不假，但来的时候的基本动力和愿望，不是说我只是因为建设特区才来的。”

陈难先到了深圳之后，才真正感受到了为什么这里被称为“文化沙漠”。深圳地处海边，交通相对不发达，文化底蕴也不深厚。他回忆那个时候要买些教学用品，蛇口没有就要跑到南头，南头也没有的话要跑到广州，而很多东西确实要跑到广州才能买得到。但是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毗邻香港的深圳很快就形成了自己的城市文化，后来陈难先在创办育才学校的过程中使用香港原版教材，这种“培养学生学会跟资本主义打交道”的教育理念，也是深深植根于深圳独特的城市氛围中。

七八顾茅庐

刚到蛇口那会儿，陈难先很喜欢蛇口的民主氛围。“蛇口的袁庚是一个很民主的人，他尊崇法国思想家狄德罗的理念，保护人说话的权利。即使你讲的不对或者你反对我，我也保护你的话语权，袁庚基本上在推行这样的理念，这种理念对于北大学生来说是非常容易被接受的。”陈难先回忆说现在的蛇口人都在怀念当时的那种蛇口精神，这种精神被万科的王石称为“蛇口基因”。

陈难先起初是在工业区的培训中心教书。1983年初，工业区要组建一所学校，找到了陈难先，想请他出任校长。一开始陈难先拒绝了：“我心想，我之前别说校长了，连教导主任都没做过，不敢贸然接下这个任务。”但是陈难先是当时工业区为数不多的既在中学又在大学有任教经验的教师，人事部的干部就一次次地拜访陈难先，前后去了七八次，盯着他要他答应。“最后连韩邦凯和我夫人在家里都说了，陈难先你就不要拿架子了，答应吧，诸葛亮才三顾茅庐，人家顾了你七八顾了你还不答应。”就这样，在“内外交困”之下，陈难先接下了这个重担。

1983年4、5月间，陈难先以蛇口工业区育才学校准校长身份开始学校的筹建工作。当时的陈难先深知自己肩上的任务之重。“如履薄冰、诚惶诚恐”，是陈难先自己对于当时心境的描述。

陈难先为了解决招聘好老师这一问题四处奔波游说。20世纪80年代的人事调动不如现在自由，人往往是跟单位挂钩，可以说是点位所有制。“那时候光你自己同意来深圳可不算，还要看你原先的单位放不放人，因为单位拿着你的档案，没有档案很多事情都办不成。”尽管面前摆了这道坎，招老师的时候陈难先还是亲自出马，一路北上，在20天里走了15个省市，第一站杭州最后一站沈阳，“火车、汽车这么一段一段地坐”。

一路上颠颠簸簸，陈难先吃了不少苦。在淮南招到了两个老师之后，陈难先从水家湖站一路北上赶赴北京，但火车上没有空座位。“天津站下的人多我才捞到一个座位，之前我一直站在两个车厢衔接的地方，厕所都进不去，厕所都挤满了人。”

除了旅途的奔波，招老师时碰壁的情况也发生了不少。在武汉郊外的围垦区，陈难先好不容易找到两位“文革”之前的大学毕业生，想动员他们到育才去。那时正值武汉发水，陈难先挽起裤脚蹚大水，跑到了区教育局，获得同意，但是在市教育局，却仍功亏一篑。同样的事情也在长沙发生……尽管招老师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阻碍，但这20天陈难先还是从各地招来了一批优秀的教师。而在第二年，北京东城区的四所重点中学也在政府的牵头之下，以特级教师郑俊选为首，带来了一批优秀老师到深圳育才学校对口支援。从北京来的这些老师解决了育才早期的大困难，他们跟中国中小学教育最前沿的先进思想接轨，眼界高一些，这种眼界“不是蛇口的眼界”，而是能够使育才的办学眼光和北京最好的学校“站到了一样的平台”。

教师班子组建起来了，可是校舍问题又摆在了陈难先面前。当时只有一幢校舍，12个教室，但第一年就招了12个小学班、3个初中班。校舍不够怎么办？就把老师办公室腾出来供上课用，老师们挤在一处办公。陈难先就向工业区副主任熊秉权提了意见：“你一定要建一个新的校舍我才能招生，而且一定要第二年的8月交给我用，这样我才能招生，否则我是不能招生的。”第二年8月，新的校舍如期交付到了陈难先手里。

育才领路人

陈难先始终不忘自己在燕园所受的教育，燕园大家儒雅、严谨，在生活上如同父母般的关爱，在学习上又严格要求学生。陈难先把这一点带到了育才，他的办学理念和教育理念带有强烈的北大因子。

“学生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首先提出来的一个观念。”陈难先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我到现在仍然只是一个讲师，没有高级职称，我也申请过高级职称但是没有评上。”当时深圳没有高级教师职称评委会，需要委托广东省教育厅进行评审。陈难先拎着育才学校13位老师的申请材料来到了省教育厅。“一个月之后还是我去拿材料，给我材料的人很不好意思地跟我说，陈校长，你们只有一个人没被评上。”而这个人就是陈难先本人。评高级职称需要有兼课，但陈难先在学校不上课。育才学校当时已经建立了第三所学校，陈难先是三所学校的校长，且没有副校长、秘书，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陈难先一个人来管。陈难先1983年上了一年课之后，觉得工作量太大便专心从事校长一职。“我当时任校长，要是我在上课的时候，有着急的公事要处理，那么学生的课谁来上？还是让其他老师去上课，这样学生的学习比较有保障，我教反而没保障，这不叫‘害’叫什么。”而这个兼课的考察在评高级职称时有一票否决权，陈难先就是这么被否决的。

当时的省教育厅干部看到陈难先有这么多的教学经历，又有过硬的翻译著作，却因为这一条被否，感到十分可惜，便建议陈难先在学校上思品课，绕个弯来解决这个问题。但这立马被陈难先拒绝了：“我申请的是英语高级职称，这个职称说明的是我英语教学的水平，这跟社会主义思想品德课有什么关系。”宁可不评高级职称也不弄虚作假。“这就是北大学生，他讲道理、认道理，他不认那个。”

随着经济特区的成立和外向型社会的建设，深圳这方“文化沙漠”逐渐被影响。陈难先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要培养我们的学生能够跟资本主义打交道”。深圳与香港仅一水之隔，许多先进的信息正是从香港传到了深圳。“那时候国门还没有完全开，但我觉得国门总有一天会开，那么外语能力就要加强，要了解世界的情况。”陈难先为育才的学生引进了全市最早的牛津版英语教材——English for today，这套教材是当时香港的学生正在用的，陈难先希望通过外语的学习打开学生的视野。除了英语课上用先进的教材，陈难先也看好电脑，主动为学生开电脑课。

此外，陈难先还提出了“保护学生学习兴趣”的理念。育才学校每年都会举办科技节、艺术节、体育节、书画展览会。学校也拥有自己的芭蕾舞队、交响乐团，甚至有育才芭蕾舞团的小姑娘长大之后在德国成为专业芭蕾舞演员。

早期的深圳教育是一张白纸，陈难先带领育才在摸索和实践过程中逐渐找到了自己的目标——将育才建设成为一流学校。从1983年至今，陈难先在蛇口度过了35年。在这35年间，他创办的蛇口育才学校从当初只有400名随迁子女的普通企业子弟学校，发展成为我国第一个以追求社会效益为唯一目的的教育集团，教职工逾千人，就读学生逾万名，在国内基础教育界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育才办学的先进与成功，让陈难先成为1990年南山区成立时首任教育局局长的最佳人选，但是陈难先拒绝了。“这就是北大的人，愿意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他不愿意蝇营狗苟，不愿意见到领导点头哈腰，领导讲得不对你还说是对的。这样他不愿意。”

2003年陈难先正式退休。退休之后，他虽然不像往常一样在固定的时间上下班，但还是闲不住。陈难先曾经当过15年深圳市人大代表，“比较敢给深圳市政府提建议”。而有时候他说的话“连教育界的人都说他、骂他”。他说了现在的深圳中小学“钱多了，真的浪费”；说了“民办机构NGO没有钱”；他还说了“深圳市对农民工子弟学校资助不够”。

看到陈难先退休了，一些做公益教育的年轻人就想请陈难先给孩子们讲讲课。接触多了，这些年轻人就希望陈难先能够多参加他们的活动，还请陈难先给公益社区取名字。陈难先给一个社团取了个名叫“青芒果社区”。他在这个几百人的虚拟社区中很活跃，经常跟年轻人互动交流。

20世纪80年代的陈难先为了给学生开电脑课主动学习电脑知识，而现在的陈难先在自己的书桌上摆了一台电脑，仍然在学习如何扫描文字、照片，如何快速把自己多年前的稿件敲进电脑，以及如何和年轻人线上交流。在书桌周边，还有整整三大墙的书。退休后的陈难先把书房当成了自己联系知识世界和网络世界的栖息地，“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结交万物，怡然自得。

【祝福北大120周年】

我希望北大能够真正地把北大的精神传承下去，现在的北大不是我想象中的北大。我觉得无论是北大深研院毕业还是本部毕业到深圳的校友，要把北大的“正能量”带到你的工作和生活中去，让工作变成很愉快的事情，你个人享受你的快乐，这个才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