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壹章 风俗年画概说

民间风俗指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是一个社会群体在语言、行为和心理上的集体习惯。

民间风俗的内容包括物质生产民俗、物质生活民俗、社会组织民俗、岁时节日民俗、人生礼仪、民间信仰、民间科学技术、民间口头文学、民间语言、民间艺术、民间游戏娱乐等。

风俗即民俗，它丰富多彩，装点我们的美好生活，其内容主要有节日风俗、婚姻风俗、生育风俗、丧葬风俗、服饰风俗、饮食风俗、住居风俗、信仰风俗、家族风俗、礼节风俗等，这些在年画中都有生动表现。

我国古代绘画品类里，没有年画这一画种，但是宋代已有“岁旦在迩，席铺百货，画门神桃符，迎春牌儿。纸马铺印钟馗、财马、回头马等，馈与主顾”的文献记载，只是未以“年画”之名来总称其品类。

明朝年画题材逐渐扩大。“十二月二十四日，谓之交年，民间祀灶……人家各换桃符、门神、春帖、钟馗、福禄、虎头、和合诸图，粘贴房壁。”宫廷大内，则“室中多挂绵羊太子画帖。司礼监刷印《九九消寒诗图》”。也没提到“年画”二字。

清代，曹雪芹作小说《红楼梦》，其中有刘姥姥游大观园一段故事。当贾母依栏坐下，问刘姥姥这园子好不好，刘姥姥念佛说道：“我们乡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来买画儿贴……”刘姥姥说的当然是农村贴的年画儿，可知清初北京称年画为“画儿”。

到了清道光二十九年，李光庭著《乡言解颐》，书中记有“新年十事”，其中“年画”一事中说：“扫舍之后，便贴年画，稚子之戏耳。然如《孝顺图》《庄稼忙》，令小儿看之，为之解说，未尝非养正之一端也。”

此时始将民间过新年时粘贴的门神、灶君、钟馗、福禄、和合以及《孝顺图》《庄稼忙》等含有教育儿童和描写农村劳动生产的各种画儿，统一称作“年画”。同时，文中也明确了“年画”的定义和性质，即准备农历过年时，人们打扫屋子、清洁卫生之后，在门窗或室内张贴的木版彩印画，叫作“年画”。

风俗年画主要描写劳动人民喜庆丰收的场景，如《庄稼忙》《孝顺图》（俗称“二十四孝”）等，或含有教化意义。从现存全国各地明清两朝的木版年画来看，它的题材内容确是包罗万象。除了那些以历史人物、神话故事、通俗小说等为题材内容的作品外，还描写渔樵耕读“四业”、三教九流、屋木舟车、山水名胜、珍禽异兽、仙花瑶草、水族草虫、商埠新景、各地风尚、汽车火轮、枪炮战争、西洋风俗等，仿佛是一部民间生活百科图绘。

人的一生各个时期可以用年画来表现，从而积累了很多关于世俗生活的年画题材。表现现实生活及习俗的年画题材有行旅图、访友图、进香图、庙会图、九流图、三百六十行行业图、问卦图、各类改良图等。

年画虽然岁末腊月才大量出现在乡村市集、城镇街巷，但平时节庆、婚丧风俗中，也仍可得见各种不同题材形式的年画。以往大凡岁时节日，和平日嫁女聚亲、生子弥月、入塾读书、考试中举、升官授职、拜师收徒、酬师谢神、养蚕获利、捕鱼丰收、出猎平安、安家迁居、谢医挂匾、祭天酬神等民俗活动中，都有年画点缀其盛。

春节风俗的文化特征是尚红和喜庆。户外高挂的红灯笼，朗照着青松白雪，十分高雅、喜庆，而传说灯笼杆又为民间传说中的姜太公姜子牙所立，有“太公在此，百无禁忌”，或“太公在此，诸神退位”之说。此处“诸神”，乃是邪神，因有太公在，“诸神”不敢骚扰。

春节风俗中，要贴斗大“福”字，有的是福字年画，即字中有画、书画合一，如清代的绵竹年画《全家福禄》。

有的地区是贴“合家欢乐”“喜庆丰收”的年画和斗大“福”字，年画两边有对联“欢乐迎新春，人寿年丰福”。

有的地区门首及窗棂要贴“又是一年春草绿，依旧十里杏花红”等大红春联，年画上写着：“新年到，新年到，老头着新衣，小孩戴红帽。”满街秧歌红红绿绿，就连小儿买鞭炮也多挑拣红色。红乃诸色中最为喜庆之色，红可避邪，代表兴旺发达，故有“红红火火”之说。

富贵之家，甚至要垒直径五尺、高达丈余的旺火，可燃烧几日几夜，以示旺气冲天、兴隆繁盛；屋里屋外要照得通明透亮，象征新岁新年、大路通天、亮亮堂堂。

春节习俗中家家都要着新衣、戴新帽、穿新鞋，至少人人要买一双新袜子；要购置新碗筷，希望添丁进口。农家住房再旧，也要裱糊里外三新，宛若洞房。人与人交谈，往往要互道新一年的规划与打算。恰如新春联所写：“爆竹一声辞旧，桃符万象更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除夕的风俗最能体现温情。这一晚农家都要在正屋的北墙上把三代宗亲，即有列祖列宗名字的家谱图挂上，设供桌，摆供品、香炉、蜡台，请祖宗们除夕回家过年。

吃过年夜饭，阖家点灯守岁，辞旧迎新，彻夜不眠。据说，这样守岁是为了驱除赖在家里不走的百鬼。也有人认为，谁在除夕夜守岁不眠，谁就会在新的一年里万事如意、身体健康。

迎祥年画中常见的一个题材是“和合二仙”，全国各地木版年画都有此形象，即使在西南白族、彝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也有“和合二圣”之图；形象大都类似，画两个蓬头散发之童子，身着绣衣，或赤足，或芒履，一捧彩盒，一持荷花。

如杭州商店铺家开市之日，悬“和合二仙”纸马于招牌上，谓“青龙马”，又叫“青龙吉庆”，象征财源不断之意。新婚人家亦悬挂“和合”之图，此俗乃从《周礼·地官·媒氏》疏之“三十之男，二十之女，和合使成婚姻”及《易林》“使媒求妇，和合二姓”之说而来。

此外，江南新婿回女方家中，若夫妇同拜堂上所悬“和合二仙”之年画，表明将夜宿于女方家中，否则不拜。

明人杂剧《闹门神》提到了和合诸神。关于“和合二仙”的衍变，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云：

宋时杭城以腊日祀万回哥哥，其像蓬头笑面，身着绿衣，左手擎鼓，右手执棒，云是和合之神，祀之可使人在万里外，亦能回家，故曰万回。

可见当时和合之神只一个。

据翟灏《通俗编》谓：“国朝雍正十一年封天台寒山大士为和圣，拾得大士为合圣。”故“和合二仙”又称“和合二圣”。

五谷丰登年画由北宋灯笼锦（别名庆丰年）演变而来，于莲花中安置灯笼（或宫灯），灯旁悬挂谷穗，四周有蜜蜂飞动。

丰登意为丰收上场打晒，指年成好，农作物丰收。

“五谷丰登”出于《六韬·龙韬·立将》:“是故风雨时节，五谷丰熟，社稷安宁。”

五谷丰登是文学作品中的常用词，在洪深《香稻米》第一幕中有：“今年呢，难得这样五谷丰登，稻子收得这样多。”

“灯”——“登”，“蜂”——“丰”，皆取谐音，取其风调雨顺、丰收吉庆之意，为岁末年画。

在古代民俗中有一种偷，叫“偷灯笼”，不是为自己偷，而是为别人祈子嗣。“偷”以后，接着还要“送”，即送给那些结婚几年无子嗣的年轻夫妇。这一风俗既有喜庆意味，也有戏剧乐趣。

偷灯笼、送灯笼，一般是“偷”“送”的人在冬腊月做出决定，第二年正月十五元宵节晚上行动。农村的习俗是“三十晚上的火，十五晚上的灯”。“偷”“送”者做好准备，等下半夜灯笼的主人熟睡以后，由几个动作敏捷的年轻人，偷偷把主人的灯笼摘下来，贴上写有“早生贵子”的红纸，然后找两个童男（八九岁的男孩）举着，后面跟着一群祝福的男女，喜气洋洋地给受家送去，有时还加放一挂鞭炮。接受灯笼的年轻夫妇，热情地用烟茶招待。众人祝福一阵，说笑一阵，才愉快地散去。

凡是接了灯笼的年轻夫妇，当他们添了儿女后，又要笑闹一场。做“三朝酒”（孩子出生十来天后，招待庆贺客人）时，对当年送灯笼的全请坐席，而对原灯笼（冬瓜）的主人，特请坐上席，表示感谢，并给孩子取与灯笼有关的名字，以示纪念。

古人每遇疑难和不测常求神拜鬼，以祈排忧解难，得到精神慰藉。年画中对此也有表现，并且，有些年画成为占卜算命的工具，如《六十花甲子采茶牛图》。

古代风俗，遇到病灾或意外变故等疑难事不得解决时，往往靠占卜寻求解答和心灵慰藉。当时流行的占卜形式有抽签、六爻卦、掷铜钱看字面、相面、算命等。

古代每临红白喜事、打墙盖屋、分居乔迁、支锅垒炕、出门远行等都要找“好日子”，即所谓“黄道吉日”。信此道者认为找“好日子”办事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此外，古代看风水的风俗也很盛，看风水主要择房基和茔地、墓穴，俗称看“阳宅”“阴宅”。信此道者以富贵人家为主，谓如占风水宝地，可保主人人丁兴旺、福寿绵长、鹏程万里。

古人占卜许愿表现了民俗风情。古人凡遇病灾疑难，或前途命运未知，多要占卜，这时候，八卦图就派上了用场。或婚事，或求子，向玉皇、城隍、观音等神灵许愿，祈求神祇保佑。穷者焚纸烧香，富者杀猪宰羊，按时还愿。

古代还有巫术风俗，有的人得病以为得罪了神灵，或是邪魔鬼怪作祟，不求医而求巫。男巫俗称“神汉子”，女巫俗称“神婆子”。巫以“叫魂”“许愿”“祭神”等手段行巫术。有人受巫婆神汉蛊惑，笃信狐狸、黄鼠狼成精成仙，能附体借人说话，并贻祸于人。

古代每遇干旱，祈雨风俗盛行，木版年画或道教画表现了这一风俗。

祈雨、“过大驾”是民众特殊的祭神形式，遇到天旱或雹灾，由当地的“名流”“士绅”出面，募集财物，祭祀神仙，祈求保佑。祈雨时，大街小巷悬挂“雨签”（用绳索悬挂一些五色纸穗），上插小黄旗，并请道士、尼姑日夜念经。

如有下冰雹征兆，“名流”“士绅”就组织“雹泉老爷出巡”，俗称“过大驾”。农历四月八日，正是小麦将熟之际，人们怕冰雹打毁庄稼，遂沿街焚香，顶礼膜拜。

巫术风俗是中国民俗文化的一大特征。中国古代巫术风俗主要有驱邪巫术和求福巫术两种形式，它们有时又是关联互通的。求福巫术是人们以巫术手段为自己求取福分的巫术，它与驱邪巫术有着内在的联系，都是主动运用巫术的力量为自己服务，所不同的是一个在于攘除外来的侵害，一个期望得到未来的好运。

从情感状态看，实施驱邪巫术时，情感紧张，手段有时难免怪异，特别是在他们认为邪气旺盛的时节；求福巫术的实施都是发生在感情平和之时，因此，巫术形式活泼多样。求福巫术贯穿在时令节日之中，它具体表现在祈年（求农业丰产）、祈财、祈子（祈求子孙繁衍）与祈寿福等方面，体现了民众对自身生存状态的关注。

农业是中国民众的生产主业，农业收成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计。以巫术手段促成农业丰产，表达了人们的一种心理需求。祈年巫术主要集中在年节阶段。在农民对自然环境有强烈依赖的时代，因为无法确知自己的劳动是否能达到预期效果，人们创造了种种具有祈请丰收性质的巫术形式。

正月初，一般有“鞭春”之俗。立春前一日，“采松柏枝插入池中，歌唱似栽秧状，酌酒饮满，取丰稔之兆”，这是一种典型的祈年巫术。此外还有人日招六畜之魂、八日祈谷等。

正月十五是年节的终点，也是祈年巫术的集中点之一。据《荆楚岁时记》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楚地已有做油膏祭祀蚕神及元宵夜迎紫姑“以卜将来蚕桑”的巫术。

上元节吃汤圆在旧时也有祈年的成分，“俗谓糊田塍，使不渗漏也”。元宵夜，一些地方如小年夜那样持灯照村落、田野，名曰“祈丰”。除年节外，其他节日的祈年巫术也或多或少地存在。

中国人追求多子多福，因此祈子巫术亦属于求福巫术。祈子巫术大多是模拟性巫术。“剪彩为人”“贴人于帐”，为古代的祈子巫术。后世祈子巫术多集中在八月中秋，如楚地有“摸秋”一俗，“楚俗中秋送瓜，祝人有子”。

杨家埠年画《一门三状元》的正中是状元府，有老者出门迎接（圣旨）；右上角，老师批文授业；左下角，子孙苦读经书；右下角，报子送来得中状元的消息；左上角，庆祝状元荣登榜首。

这是中国古代农民家庭教学形式——私塾及学子奋斗目标的写照，也是中国古代禄风俗的真实反映。这类年画通常是炕头画（横披），是表现科考生活的年画，一般属于诞生早、流传时间较长的木版年画。

科举兴，禄神起。自从有了科举制，功名利禄就成为文人们追逐的梦，文人希望通过科举步入仕途，通过仕途来显达，通过显达来发财。所以，古代有很多这类年画。如一门三状元、马上封侯、三元及第、爵禄封侯等形象的年画在民间十分流行。

这些年画都反映了民众特别是文人们对自己人生未来充满美好的愿望，期盼着加官晋爵、平步青云。

科举为读书人当官提供了一条捷径，当官不再是梦想，也不再难于上青天，这使得读书人有了盼头，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奋斗目标。于是，读书人蜂拥而来走独木桥，人人都想把梦想变成现实。

与此同时，古代很多著名的大臣纷纷写劝学文章，用高官厚禄来吸引读书人。因此，古代人的观念中，人生有四喜：

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金榜题名是人生四喜之一。如果状元娶亲，则占其二，为双喜临门，喜上加喜。所以，古代状元娶亲的年画也是畅销种类。

科考路漫漫，不管结果如何，古人科考得中状元的希望从没停止过。这种向往，在民间年画中形成艺术形象，成为激励人前进、奋斗的一种精神力量，也是一种寄托和安慰。

科举考试以名列第一者为元，乡试第一称解元，会试第一称会元，殿试第一称状元。中状元者号为“大魁天下”，为科名中最高荣誉。因其为殿试第一甲第一名，亦别称殿元；又因居鼎之首，亦别称鼎元。

据考证，自唐高祖武德五年的第一位科举状元孙伏伽开始，到清光绪三十年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止，在这1282年间，可考的榜数为745榜，共产生了592名（一说504名）状元，加上其他短命政权选考的状元以及各代的武状元，中国历史上总计可考的文武状元为777人（也有其他不同数据）。这些状元中有唐代的贺知章、王维、柳公权，宋代的张孝祥、文天祥、吕蒙正，明代的胡广、杨慎，清代的翁同龢、张謇等。

状元的文化地位至高无上，所以古代有很多表现状元及第和状元府的年画，如《状元坊》年画表现了状元登科后骑马回乡游街的盛况。

清代年画《家堂》表现了古人祭祀宗亲的风俗。“家堂”是在除夕的早晨悬挂于堂屋正北墙上的大幅年画，通常挂到正月初三早晨才撤下，也有新年过后也不撤下的。

家堂格式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在下面的画幅上，部分人物形象有所差异，但也是大同小异。家堂展示的内容是程式化的，主体画面自上而下分为两部分。上部分的顶部，绘有一对容貌慈祥、面含微笑的老年夫妇，他们端坐在宗祠之中，象征着本家族的祖先，俯视着子孙后代。

在二老前面画有一供桌，其上置一牌位，写着“三代宗亲”四个字。供桌的下面是长长的甬路，甬路的两侧，画有一排排规整的格子，用来记录已逝的祖先、长辈或同族人的名字。

名字排列是有规矩的，男居左，女居右，夫妻二人左右对称呼应；辈分最高的在顶层一格，其他长辈名次按辈分高低依次向下排列。古代讲究男尊女卑，一般说来，男人都有名字，女人的地位低贱，除富贵人家的女人外，很多女人都没有正式的名字。但女人去世后，是必定要在家堂上登记的，所以这些没有名字的女人，很多只好冠以“李氏”“王氏”或“张氏”等称呼。

清代年画《家堂》的下部分是以大户人家的房屋建筑为背景：正中是高大的门楼，大门两侧有尊中国传统的大石狮子，造型高大英武又不显得狰狞可怖。飞檐屋宇之上饰有中国传统的吉祥物，以及象征益寿延年的松柏、仙鹤及梅花鹿等。

画面下部的底层，是热闹的吉庆图画，充满了新年的欢乐气氛。画中的人物分左右两组排列，左侧一组身穿明朝的服装，右侧一组身穿清朝的服装。大人们个个头戴官帽，腰系博带，谈笑风生，显得光鲜富贵；孩子们有的玩耍嬉戏，有的手举花灯，有的燃放鞭炮，显得欢乐无比。

家堂上的画面表现了门前礼仪的风俗，古代不仅父子家人要有门前礼仪，就是客人来访也要迎来送往到门前。为了表示好客与友好，古代迎宾之礼讲究“三揖三让”。

“三揖三让”，客进大门，进大门后，还要再让。《礼记·曲礼上》:“凡与客人者，每门让于客”，“主人入门而右，客入门而左”。每到一层门前都要让客，表现出礼貌教养。

为了表示对贵宾的欢迎，自古有拥彗迎宾的礼仪风俗。彗是扫帚。《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阴阳家邹衍受到各国诸侯的礼遇，他到燕国时，燕昭王为表示对邹衍尊师般的敬意，“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拥彗先驱”，不一定要带头洒扫，而是在贵宾来临时，执帚门前，候立于最前边，表示门里门外已经打扫干净，恭候莅临。

家堂反映了古人对血缘关系的高度重视，显示出明确的宗法伦理观念。从家堂上的文字所记载的内容分析，每家的家堂上所登记的都是脉络清晰、层次分明的族谱。

家堂风俗讲究除夕的早晨悬挂。古人认为这天家堂悬挂得早，日后家中会出勤快之人；挂得晚，家中将生懒惰之辈。农家人过节图吉利，所以每当此日到来，农村中的家家户户都会早早吃饭，然后将自家的家堂“请出”。

挂上家堂前或后，要在家堂前的供桌上摆放佳肴、美酒、新鲜水果及香案、蜡台等各种供品，用以敬奉祖先神灵。除夕之夜，家家都要明烛高照，生香焚纸。

人们在这种祭祀中，除了表达对祖先和先辈的尊敬与怀念之情外，更在于他们相信，敬奉逝去的家人，他们的灵魂就能够保佑其后人人丁兴旺、家族昌盛。

中国古代有慎终追远的风俗。“慎”是谨慎，“终”是寿终。父母寿终时，须依丧礼，谨慎治理丧事。父母之丧，以哀戚为重。

“追远”则是丧葬之后，须依礼依时追念祭祀。“追远”之“远”有二义：一为父母去世已经久远，二为祖父母以至历代祖先，距今已远，皆须追祭以时，祭则必诚必敬。子子孙孙追远祭祀，是为不忘本。

武强年画《三代宗亲》就是表现慎终追远风俗的，周围一圈小画是二十四孝图。

慎终追远有一些仪式，其中最常见的有神主牌和祭品冥纸。立牌位源于立尸。古人立尸用意在“孝子之祭，不见亲之形象，心无所系，立尸而主意焉”，故“尸”和“像”的意义相同，只是象征和追念。但流传至今，牌位已蒙上道教亡灵观的色彩，成了三魂中之一魂的住处。

“忠孝传家”是讲孝道的。儒家的孝道认为，孝是一切道德的基础，孝是至善的美德。

中国是礼仪之邦，诗书传家，仁义治国，五千年的历史文明，就是关于仁义纯孝的故事。老莱娱亲让人感动，曹娥寻父让人悲悯，仲由负米让人慨叹，刘兰姐感动姑婆、双孝老祖母更是让人敬爱。

从历代圣贤的行为可以得知，他们皆以行孝得天下，扩之而成圣成贤。如《孟子·告子（下）》所言：“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尚书·尧典》称舜为“克谐以孝”。

“孝道”是人天性自然的流露，又是维系家庭、社会、国家的相当重要的因素。《孝经》将家庭、社会、国家联系起来论孝，提出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的三境界，可谓精练而传神。

《忠孝传家》这幅古画，以“忠孝传家远，诗书继世长”为主题，表现的正是古人的忠孝风俗。

《冬猎》表现的是古代北方贵族的冬猎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