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启蒙运动_经济情操论：亚当·斯密、孔多塞与启蒙运动（修订版）（思想会系列）-QQ阅读男生武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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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启蒙运动

在18世纪晚期，启蒙运动被视为时代潮流，同时它也是一个派别。首先，它是一种观察与思考的方式。它是人类思维的一种状态，不是沮丧，但同样也不可忽视。用孔多塞在《伏尔泰传》中使用的词语来形容，它是一种精神状态、精神倾向。 Vie de Voltaire（1789），in Oeuvres de Condorcet. Ed.A.Condorcet O’Connor and M.F.Arago.Paris：Firmin Didot，1847-1849.，4：182. 就像康德在《何谓启蒙？》中所说的那样，它是一场“思维方式的变革”，或者说是一次在“人类的思想方法”上的渐变。 A “Reform der Denkungsart，” a change in the “Sinnesart des Volks，” Immanuel Kant，“Beantwortung der Frage：Was ist Aufklarung？”（1784），in Werkausgabe，ed.Wilhelm Weischedel（Frankfurt：Suhrkamp，1968），11：55，61；What is Enlightenment？in Kant’s Political Writings，ed.Hans Reis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pp.55，59. 在奥地利改革家温迪西·格拉茨（Windisch-Grätz）和孔多塞与斯密的通信中，“教育”一词被译为“文化教谕”。 Ian Ross and David Raynor，“Adam Smith and Count Windisch-Grätz：New Letters，” 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358（1998），172. 就像黑格尔在其1807年的《精神现象学》中《启蒙思想同迷信的斗争》一文中所写的那样，启蒙运动的作用领域是“纯粹洞察力及其传播”，会像“香水”或“传染病”一样渗入人们的思想中去。 G.W.F.Hegel，Phenomenology of Spirit（1807），trans.A.V.Mill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329，331. 这个意义上的启蒙运动，特别是它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是本书最为关注的部分。

从今天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意义上来说，启蒙运动代表着哲学家和文学家群体。它由那些思维方式已有转变的理论家或历史学家，以及倡导启蒙思想的人们组成。几乎每一位介绍18世纪晚期政治（或者经济）生活的学者都知晓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在1769年提出的欧洲“新思维方式”，或者是诗人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称之为在英国“下层秩序特征”上的“剧变”。这一剧变始于18世纪70年代，而《国富论》就是这场剧变的“宪章”，这一剧变还是一场“巨大的、名副其实的道德革命”的一部分。 Johann Gottfried Herder，Journal meiner Reise im Jahr 1769（Stuttgart：Reclam，1976），p.79；Robert Southey，“On the State of the Poor，the Principle of Mr.Malthus’s Essay on Population，and the Manufacturing System”（1812），in Essays，Moral and Political（London：John Murray，1832），pp.110-111.索西说过，这个时代中的这种新的倾向或精神是与“制造业体系”相联系的，而“亚当·斯密的书是其法典或者说是信仰的自白”（p.111）。那些在这一轮思想新浪潮中享受、讴歌以及密谋的人们组成了启蒙运动（或者是哲学家们）的各个流派。在这个意义上，启蒙时代是一个相当小型的18世纪文人团体的运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法国，或者是与法国有联系，而且他们中的几乎所有人都对其他人的思想与倾向感兴趣。

托尔·弗兰斯米尔（Tore Frängsmyr）在关于瑞典启蒙思想的著作《寻找启蒙》（Sökandet efter Upplysningen）中，区分了对启蒙运动的三种解读，即将启蒙运动作为一种哲学态度，将启蒙运动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特别时代，或是将其作为一场以法国为中心的思想运动；与弗兰克·文图瑞（Franco Venturi）一样，托尔采纳的是第三种（也是含义最为模糊的一种）解读。这也是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通缩主义者”意义上对“一场思想与制度革新运动”的理解。相比之下，J.G.A.波考克（J.G.A.Pocock）强调大多数的“启蒙思想”是为了改革宗教机构与政治机构之间的关系而提出的。我更愿意采用对启蒙运动的第四种意义上的理解，即将启蒙运动看作一种（潜在）思维的普遍趋向。这与将启蒙运动看作一种（牛顿式或培根式的）哲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体现每一个人的共同思想趋向，即便是那些很少被引导并很少有时间来进行思考的人。这种趋向不仅是哲学家才具备的（启蒙思想流派或运动的一个惯常说法，比如斯密和孔多塞的观点：每个人生来就有成为哲学家的素质，无一例外），它是即将发生改变的思维的一种状态，也是诸多改革方案的一个结果。波考克写过，“启蒙思想的总目的就是阻止一切形式的形而上学式的确定性”；启蒙思想的倾向既是那些以此为目的的作者们（他们中的一些人是思想家或哲学家）的一种状态，也是所有其他并非研究哲学的人的一种处境，而这些人最终可能会生活在不确定性之中［波考克《野蛮与宗教》（Pocock，Barbarism and Religion，1：250）］。

无论针对何种意义上的启蒙运动，经济思想都是最引人注目的。政治经济学正以我们现在还不了解的程度卷进一场关于公众启蒙的哲学大争论。在柯尼斯堡（Königsberg），哈曼（Johann Georg Hamann）翻译了加利阿尼（Galiani）的《关于小麦贸易的对话》（Dialogues sur le commerce des blés）；在里加，年轻的赫尔德（Herder）的愿望是，法国莫雷莱神甫（Abbé Morellet）对东印度公司的批评，也能成为沙俄（改革措施）的一部分。他下定决心要“从政治、国家、财政的角度”来思考每件事情，并“为这个新的经济体提出一些更适合沙俄经济的建议”。 “What Morellet Did in France，Why should I Not Do That Elsewhere？” Herder，Journal meiner Reise im Jahr 1769，pp.29，80，86-87. 狄德罗谴责对有息借贷的控制，并为谷物贸易的规章辩护。 “Apologie de l’abbé Galiani，” in Denis Diderot，Oeuvres，ed.Laurent Versini（Paris：Robert Laffont，1995），3：123-160；“Observations sur le Nakaz，” ibid.，576-577. 康德则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第三个二律背反（即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中，将决定论者的立场（对魁奈而言）称为“先验的重农主义”。 Immanuel Kant，Critique of Pure Reason，trans.N.Kemp Smith（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65），p.412. 在《末路的王国》（见《形而上学者的道德伦理的基础》）中提到人性时，他认为人们或者拥有一个“市价”“奢侈品般的价格”，或者拥有“一种内在的价值——即尊严”。一个“与普遍的人类倾向与需要”有关的品质会有一个市价（Marktpreis）；一个仅与鉴赏力有关的品质（诸如“机智、活跃的想象力、幽默”）有一个奢侈品般的价格（Affektionspreis）；基于“意志的箴言”的道德品质（诸如“基于原则基础上的善良”）拥有“一种先天的、无与伦比的价值”。Immanuel Kant，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 of Morals，trans.H.J.Paton（New York：Harper and Row，1964），pp.102-103.也见于康德对才能的市价、禀性的奢侈品般的价格，以及超越了一切价格的品德的内在价值的评论（Anthropologie in pragmatischer Hinsicht，in Kant，Werkausgabe，12：634）。

18世纪的大多数时间人们进行着让人又爱又恨的、无休止的、不着边际的公开争论。这场普遍大讨论通常涉及经济政策。达朗贝尔（D’Alembert）曾写过，“人们把从神学家们的学术纷争到贸易的问题都拿来讨论并分析，或者至少提及这些问题”。 D’Alembert，“Eléments de Philosophie”（1759），quoted in Ernst Cassirer，The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trans.Fritz C.A.Koelln and James P.Pettegrov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1），p.4.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认为，“这（事事都拿来讨论的做法）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不幸（而并非那些绅士们所认为的荣耀）”；这个时代是一个“诡辩的经济学家以及算计者”的时代。 Edmund Burke，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1790），ed.Conor Cruise O’Brien（London：Penguin Books，1982），pp.170，188. 税收与规章、行会与税务检查以及宗教是开明舆论的主要关注点。与亚当·斯密同时代的爱丁堡牧师亚历山大·卡莱尔（Alexander Carlyle）认为，亚当·斯密最严重的罪行是“引入无约束的、全民参与的商业，它在流通商品的同时也传播了思想”。 Alexander Carlyle，Autobiography of the Rev.Dr.Alexander Carlyle（Edinburgh：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s，1860），p.547. 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思想中的商业本身就是一种商业观念，或者是商业政策。在《何谓启蒙？》中，康德认为启蒙思想的核心是宗教问题。而这一核心是即将讨论的主题，有必要对它做“尽可能多的讨论并讨论任何你想讨论的话题”。但是康德还认为，经济问题也是讨论的一个主题；征税官员会说：“不准讨论，即刻纳税！”而四海为家的公民“公开表达他们认为这种财政措施是不正当甚至不公正的想法”。 Kant，What is Enlightenment？pp.55-56，59.

即便对于商人，启蒙的潮流，甚至商业思维的哲学史也是受到关注的领域。1791年，当作为编辑兼经济学家的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erson）介绍他那短暂的爱丁堡杂志《蜜蜂》（The Bee）时，他以《对外国通信者的常规问题》（“General Queries to Foreign Correspondents”）一文集中讨论了各种见解与思考方式。关于宗教场所，他问，“它们对于某一阶层人们的品行和思维意向有什么影响？”“哪种贸易通常会减少较低阶层的妇女参与？”“国家在新闻自由方面的情况是怎样的？”关于强加于租赁租约上的条款，他问，“能不受约束且普遍地表述这些问题吗？”关于消费税，他问，“消费税是以随意而又武断的方式来征收的吗？”关于征税官吏，他问，“规则是否十分清楚而明确地约束他们的行为，使得他们在没有明显罪责的情况下无法违背规则？”“在这里，哪种偷窃行为被视为最无关紧要的？而普通人认为哪种偷窃行为是罪大恶极的？”他对他的通信者或是贸易旅行者的指导令人印象深刻。它的目的是“阐释人类思想的历史”。安德森提议公开来自“在外国的绅士”的报告，他们或者可以服从与爱丁堡有商业关系（从威尼斯到埃尔西诺）的“贸易机构”，或者可以服从编辑（“如果可能的话”，写在“一张完整的纸上；因为在英国，不论一张纸是多小，邮资都是分开支付的”）。James Anderson，“To Foreign Correspondents，” The Bee，or Literary Weekly Intelligencer，1（1791），xvii-xxv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