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面的理性自由主义

到1800年，斯密已经变成一个现代的商业英雄。这并不是说对他思想的矛盾解释突然终止了。在英国，直到维多利亚时代，18世纪90年代早期的那个有颠覆性的斯密还继续存在着。到了19世纪20年代，经济学家托马斯·霍奇斯金（Thomas Hodgskin）捍卫斯密思想以免其受到他的“评论者和追随者”的错误解读；他说过，斯密从未混淆自然的法则与人类的财产法则，他也从未将政治经济学的学说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全部关系”。迟至1881年，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推论道，斯密的关于契约自由和工人是财富之源的思想，其不可抗拒的结果是“站在工人阶级一边的政府”；这一思想同样也是“斯密的外国影响——法国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比阿特丽斯·韦伯（Beatrice Webb）在1886年回顾道：“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是18世纪充满激情的反对少数对多数的阶级暴政与压迫斗争的科学表述。是通过何种静悄悄的革命事件和自然的思想转变，它将自己变为19世纪的‘雇主的信条’了呢？”

在德国，这样一个转变的过程甚至更慢。德国没有伯克来宣称贸易自由是封建制度智慧的结果；在19世纪的德国经济学说中，在历史法学的“伯克-萨维尼”（Burke-Savigny）派与无民族偏见的一个改革的康德学派的斯密主义学说之间的确存在很大的分歧。实际上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在1883年批评斯密缺少保守的情操，说斯密完全不了解有机的社会结构，因此他“不会去关切地保护它们”；“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的理论的特点是片面的理性自由主义，为摆脱现存事物而进行的并不频繁的冲动的努力……不可阻挡地导向了社会主义”。在之后的一篇文章中，门格尔辩称斯密是穷人的朋友，并观察到他被路易斯·布朗克（Louis Blanc）、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等人频繁引用：“亚当·斯密将自己置于一切的富人与穷人、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之中，而他无一例外地支持后者。我几经沉思才使用‘无一例外’这一表述，因为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没有一个例子是他作为穷人与弱者的反对者而代表了富人与强者的利益。”门格尔的兄弟，即法学家安东·门格尔（Anton Menger），在威特布莱德于1796年所使用的相同章节的基础之上，同时称斯密为社会主义法学先驱（见《对全体劳动产品的权利》）。

斯密这种带有颠覆意味的名声甚至持续到20世纪的前几十年。斯密的研究者詹姆斯·伯纳（James Bonar）于1924年就他所说的“亚当·斯密中的革命要素”向国家自由俱乐部（National Liberal Club）讲话。这一讲话从包括了劳工权利的“首要原则”扩展到代表着苦难人们的“情感呼吁”，再到“细节的改革”。伯纳说过，“这个任务并不新颖”，“但是经济学家们不愿意一直考虑这个问题”；“它给那些初次读到它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然后，读者发现自己把它当作一个规则用来掩盖错误或者进行辩解，此外，他通常不会考虑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