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商业与国家

互惠性依赖

在18世纪晚期的欧洲，商业组织与政府组织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交织在一起。作为《国富论》主要议题的“大不列颠的商业体系”，是规章、（地方）法规、悬赏、视察、偏见、权利和条例的集合。“自由制度”或者“明显而简单的自然自由体系”是斯密自己的理想，也是杜尔哥与孔多塞的理想，它是一种政府的准则；它是对“普通司法条例”的一个归纳。因此，主张改革的理论家的职责之一就是确认政府应尽的职能以及应提供的公共物品。这也是为了将商业领域和政府领域区分开来。但是本书所涉及的理论家们也一直在思考着日常生活中的政治组织。他们对所处时代商业政治环境下的政策、政府行为的正义性十分感兴趣。

早在18世纪60年代，有关粮食的政治经济学就已经成为自由制度的核心象征。主张谷物自由贸易，无论对于杜尔哥与孔多塞，抑或斯密，都是其学说的首要目标。他们都认为，自由贸易是保护人们免受短缺之苦的最好措施；而政府干预粮食供给会妨碍商业流通，因而会引起短缺甚至饥荒。从那时候起，他们的观点就被简单地诠释为贸易是好的而政府是坏的。

对于这些观点，本章的讨论将提出一些更为综合的看法。我们将会看到，杜尔哥、孔多塞与斯密提出了有关政府干预的详尽而复杂的政策，政府干预的正当性与贸易的有限性明确地联系在了一起。关于谷物贸易，他们几乎在同一时间提出了十分相似的观点。但是，与斯密不同的是，孔多塞是为了避免受到对自由事业苛刻支持的指责而被迫为自己辩护，而斯密一生都没有面临过这种指责。同样，杜尔哥与斯密也不一样，他在1770年详细地研究过一次现实的饥荒事件。在分析导致饥荒的原因时，杜尔哥和孔多塞远远超越了斯密——从对劳动力与土地以及谷物的“市场需求”的方面，以及涉及这些不同市场的政府政策方面。

对杜尔哥与孔多塞而言，对谷物自由贸易的承诺是与对其他市场中的政府干预的支持相一致的。杜尔哥论证道，不同市场的情况“是通过一种互惠的依赖而彼此联系起来的，并且自发达到均衡状态”；他甚至把买卖双方之间的关系称为“某种试错（tâtonnement）”（他明显是第一个使用这一隐喻的人，而后来这一隐喻在市场分析中被广泛运用）。但是，他与孔多塞也关注市场的缓慢出现，关注持续的非均衡状态，关注在早期的自由经济中为了确保起码的安全而进行的政府干预。他们介绍了在一场大的经济改革之后公共政策进退两难的窘境：法国1763～1769年推行的谷物不完全自由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