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情操论：亚当·斯密、孔多塞与启蒙运动（修订版）（思想会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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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经济趋势

情操的历史

1763年1月，亚当·斯密在他的修辞学讲稿中提到，对塔西佗（Tacitus）而言，“历史写作的美感”就是政治理论有关情操的描述。在斯密看来，历史事件有其内生与外生的动因，前者与人类的情操相关，后者则与环境相关。斯密认为，正是忽视了内生原因才导致现代历史学家的著作“大都沉闷呆板”。相比之下，古代的历史学家们则专注于个人的“思维的感受与激情”或是“人类思维的运动”，从而使作品显得更加精彩。斯密推测，塔西佗想通过引导读者“进入历史人物的情感与思维中”来讲述历史中的公共事件。斯密说，这样写作历史，“或许并不能够教会我们很多有关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的知识，然而它更为生动，并且会引导我们学习一门有用的科学，即有关人类行为动机的学问”。Adam Smith. Lectures on Rhetoric and Belles Lettres. Ed.J.C.Bryce.Oxford：Clarendon Press，1983.，pp.112-113.这些是斯密于1762～1763年在格拉斯哥大学所发表的演讲的学生誊写本。斯密并没有将演讲发表的打算，而且在斯密去世前不久，他的确销毁了几乎全部文稿，包括有关修辞的早期演讲的文本。参见Dugald Stewart，“Account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Adam Smith，LL.D”（1973），Adam Smith. 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 Ed.W.P.D.Wightman and J.C.Bryce.Oxford：Clarendon Press，1980.，p.327.

而人类行为的动机，也同样是斯密的关注点。他的第一位传记作家杜格尔德·斯图尔特（Dugald Stewart）在1793年的斯密传记中写道，斯密终生都在研究“在所有活动中人的本性，尤其是有关人类的政治历史”。他关注“人类思维的原则”“人类宪法的原则”以及“思想的自然进步”。这一研究风格，正如在《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或者“他的丰富、动人的文章”中所展现的那样，充分体现在他“对人物和习俗的刻画”上，或者体现在“当他作品的主题引导他强调想象与内心的时刻”。Stewart，“Account，” pp.271，291-292，314-315.

在斯密笔下，《国富论》是“对大不列颠的整个商业体系的……猛烈攻击”。Smith to Andreas Holt，October 26，1780，in The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 2nd ed.Ed.E.C.Mossner and I.S.Ross.Oxford：Clarendon Press，1987.，p.251.但是，它也是一部有关日常商业贸易的历史，是“理性和演说才能发展的必然结果”。《国富论》还是对人类思想史的一份贡献。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R.H.Campbell and A.S.Skinner.Oxford：Clarendon Press，1976.，pp.25，30.它是对日常生活中的个人情操与思想迸发的刻画。正如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在《查理五世传》中所言，斯密的巨著在欧洲封建社会厚重的神学暗影之下，以“被忽视、被压抑、蒙昧的人类思想”作为开端。William Robertson，The History of the Reign of the Emperor Charles V（London：Strahan，1769），1：18-20；罗伯逊写道，“在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之后，黑暗重回并扎根于欧洲，而且比以往更为厚重”（p.20）。它终结于一个新的启蒙社会中。在这样的社会，个体独立，有理性也有争端，有贸易也有交换。人们以各自的偏见，谈论烦恼与压迫，并反思各自的道德情操。

本书所涉及的这一时期有关经济生活的争论，本身也是一场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思想与演说的角度来描述的。例如，杜尔哥认为，自由贸易就是一场“买卖双方之间的辩论”，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订立合同、捕捉传闻、讨论彼此承诺的价值，并反思“观念与现实的风险”。“Lettres sur le commerce des grains”（1770），in Oeuvres de Turgot et documents le concernant. Ed.Gustave Schelle.Paris：Alcan，1913-1923.，3：326；“Mémoire sur les prêts d’argent”（1770），in Oeuvres de Turgot et documents le concernant. Ed.Gustave Schelle.Paris：Alcan，1913-1923.，3：192.孔多塞在1775年发表的关于垄断和垄断者的论文中，以列举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的《多情客游记》的开篇揭示了这样的场景。在这本书中，伤感旅行者约里克与小酒馆老板M.德桑在加莱大街上谈论着购买一辆轻便马车的事情。孔多塞写道，“他（约里克）感觉到从心底生出的一股对M.德桑的隐隐的仇恨”；伤感旅行者象征着对现实世界的敌意：他讨价还价，最后以12基尼成交，甚至还在“平衡商业贸易带来的情绪”上占了优势。“Monopole et monopoleur”（1775），in Oeuvres de Condorcet. Ed.A.Condorcet O’Connor and M.F.Arago.Paris：Firmin Didot，1847-1849.，11：43；Laurence Sterne，A Sentimental Journey（1768）（London：Penguin Books，1986），pp.33，38.在18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法国，斯特恩的书格外流行。其中最有名的两位崇拜者就是孔多塞的朋友Amélie Suard和Julie de Lespinasse，他确实是取了斯特恩深爱的英印混血儿Eliza Draper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名字（而这一名字稍后也成为孔多塞女儿的昵称）。参见Francis Brown Barton，Étude sur l’influence de Laurence Sterne en France au dix-huitième siècle（Paris：Hachette，1911），pp.25-37，and Correspondance inédite de Condorcet et Mme.Suard，M.Suard，et Garat（1771-1791），ed.Elisabeth Badinter（Paris：Fayard，1988），pp.139，180。

斯密在《国富论》的开篇就提出，财富的源泉应该从对经济规律的把握中找到，这种把握对于个体差异很大的人们（例如，哲学家与普通的街头搬运工人）而言具有共性，它本身是理性与演说才能的成果。斯密将文明社会中的“公平而又有目的的贸易”关系与不平等个体之间（包括狗及其主人之间）那种“屈从、奉承式的殷勤”的关系做了比较。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R.H.Campbell and A.S.Skinner.Oxford：Clarendon Press，1976.，pp.25-26，29.在他的自然法讲稿中，斯密将交换比作一种雄辩术。斯密认为，“每个人都必须去说服别人，这很明显是本能的意愿”，而这是“人类思想的原则，在这一原则基础之上会发现交易的意向”；“对我们而言，支付一先令这种具有如此简单明了含义的行为，实际上是在提供一个论据来说服一个人去支付，并要说明这样做对他而言是有利的……按照这一说法，可以说所有的人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地对其他人进行演说”。“An Early Draft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 Adam Smith.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Ed.R.L.Meek，D.D.Raphael，and P.G.Stein.Oxford：Clarendon Press，1978.，p.570.

对斯密而言，经济生活也事关情操。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写道，对关注与重视的渴望是世人忙碌辛劳与熙来攘往的主要目的，而“我们追求财富、避免贫穷主要是出于对人类情操的关怀”。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Ed.D.D.Raphael and A.L.Macfie.Oxford：Clarendon Press，1976.，p.50.情操是经济奋斗的目标，也是经济交换的附属品。在商业生活的各种关系中，个人的判断常常与自己和他人的情操评价有关。与人们生活中的其他方面相同，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所有人都对斯密所说的“彼此的特点、意图与行为”感兴趣。他们有荣辱感，渴望得到承认和尊重。他们都有“焦虑和沮丧的时刻”。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R.H.Campbell and A.S.Skinner.Oxford：Clarendon Press，1976.，pp.120，768.1776年孔多塞在《对谷物贸易的思考》中写道，税收改革将释放出“压抑的情绪”，而且，对穷人而言，自由贸易将减轻他们对被忽略的恐惧、“被无视的感受，以及猝不及防地被置于所有的烦恼与暴虐之下的感受”。Réflexions sur le commerce des blés（1776），in Oeuvres de Condorcet. Ed.A.Condorcet O’Connor and M.F.Arago.Paris：Firmin Didot，1847-1849.，11：161，191.

情操影响着经济生活中的理性，而理性也影响着情操。大卫·休谟在《关于道德原则的调查》（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中写道，“理性与情操在几乎所有的道德决定和结论之中同时存在”，它们还共存在于斯密和孔多塞所说的经济关系中。David Hume，Enquiries concerning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and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ed.L.A.Selby-Bigge（Oxford：Clarendon Press，1962），p.172.在1821年，贾科莫·莱奥帕尔迪（Giacomo Leopardi）在提到“情绪化的”这个词时说过，这个词是欧洲语言（gallicismi or europeismi）中的一个，是“作为日常对话的一部分的哲学”中的一种。“情操”一词也与利欧帕迪称之为术语的词有所不同，它不是赤裸裸的“孤立的”；它是一个能够激发出“一连串思想”与“大量概念”的词，同时它是模糊不清的。Giacomo Leopardi，“Zibaldone di pensieri，” in Tutte le opere，ed.Walter Binni（Milan：Sansoni，1993），2：1213-1216，1234-1235.没有被明确界定的情操论却是斯密和孔多塞的政治与道德理论的核心。情操是一种能为人所感知并对它做出反应的感觉。情操也使个人与他（她）所在的更庞大的关系（如社会、家庭或国家）产生联系。安妮特·拜尔（Annette Baier）写道，“当休谟使用这些术语时，‘情操与热情’是包括思想和意见的。前者极其需要后者”。基于“思考的热情与纠正了的情操”，思想对于休谟的道德理论的必要性和它对于纯推理的必要性是一样的；“反思”与“纠正”都是必需的社交活动。Annette Baier，A Progress of Sentiments：Reflections on Hume’s Treatis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pp.180-181.也见Peter Jones，Hume’s Sentiments：Their Ciceronian and French Context（Edinburgh：University Press，1982）；John Mullan，Sentiment and Sociability：The Language of Feeling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Oxford：Clarendon Press，1988）以及第5章和第8章。斯密关于情绪与意见的叙述，见Martha C.Nussbaum，Poetic Justice：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Public Life（Boston：Beacon Press，1995）。当代生活的交流同时也是在思想和情操方面的交流。在翻译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Discours sur l’inégalité）时，斯密指出，“社会人”“通常与自我分裂”；他“仅仅存在于别人的意见之中，而且他只能从别人的意见中获得自身存在的情操”。“Letter to the Edinburgh Review”（1756），in Adam Smith. 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 Ed.W.P.D.Wightman and J.C.Bryce.Oxford：Clarendon Press，1980.，p.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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