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商业社会

在本书所涉及的时期里，经济纠纷中那些离题的、反映经济现实以及个体自我觉醒的特征，既是经济进步的原因，也是经济进步的结果。斯密和孔多塞认为，商业繁荣的两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个人人格的独立。斯密认为，一个有序的良好政府与有着充分安全感的国民相结合，是国民财富增加的核心，这也使人们的观念和情感解放成为可能。个人得以免除“对权威的附属地位”，以勤奋工作来改善自身处境，不再“担心来自上级权威的暴力”。他们拥有对自身的安全感。

自由政府被认为是普遍繁荣的必要非充分条件。休谟认为，它必须还带有某种意图与观点，“为了产生相应的作用，自由必须伴随着特殊事件和某种思想的转变”。1776年，孔多塞曾写道，实现谷物类自由贸易的唯一难题在于“人类的偏见”，包括人们对“资本家”的偏见；在“贸易自由”与“尊重财产”方面，唯一真正重要的转变在于“公众观念”。对斯密而言，自由贸易兴起的历史是一部思想解放的史诗，正如他在《国富论》中所讲述的关于私人信贷与公众债务的故事那样，自由贸易是“道德因素”胜出的历史。在人们的生活与观念中，个人变得独立了，尤其是他们不再受迷信与偏见的束缚。斯密在《国富论》第三卷和第四卷中描述了财富进步，他说，他将“尽可能全面、清楚地解释”“利益、偏见、法律和惯例”。

反过来，商业繁荣也会对思想独立起促进作用。在斯密对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城镇的介绍中，商业与制造业逐渐引入了秩序和良好的管理制度，“尽管我们极少注意到这一点，但是迄今为止它是所有影响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个人对庄园主和他们长官的依附减弱了，也不那么易于感受到突发性贫困所带来的恐惧。当富裕的益处扩展到更大范围的人群，即“仆人、劳工以及各种工人”时，这些影响就更加明显。休谟认为，18世纪的英格兰的巨大优势就存在于这样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中，“财富分散于民众之中”，而且“高价格的劳动力”是“数百万民众幸福”的源泉。斯密认为，劳动力的高价格使劳工更加勤勉与“愉快”，并且激励了“改善自己境况并可以在安逸与充裕之中度过一生的合理愿望”。

孔多塞认为，人类精神的历史是一部有关大众情操的历史；同时也是思想进步和普通人福祉得以增进的历史。孔多塞曾写道，直到18世纪晚期，政治史与哲学史和科学史一样，都只不过是少数人的历史。而大多数家庭的思想与观点是最隐秘、最受忽视的，而且对此仅有极少记载遗留于世，这部分历史是最难写作的。对这部分历史的忽视不能仅归咎于历史学家的缺陷（“史学家的偏见”），它需要大量的信息或观察，但是它是哲学的真正目的。

思想和情操的历史“关乎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关乎统治原则如何形成以及这些原则如何受被统治者的影响而改变，关乎制度形成以及如何被认识；思想和情操的历史是关乎书本知识和大众精神的历史，也是关于那些广泛存在并有显著影响的特定偏见的历史”。就像在人类精神进步的最终时代那样，它将结束于一个“平等的不同原因”彼此强化的社会中。教育变得更加平等，这反过来使工业和财富变得更加平等。至少，社会将会有足够的平等来消除“完全依附”，并确保在日常经济生活中，或者在行使个人权利时，任何人都不会受到强迫而去盲目地依赖其他人。

斯密和孔多塞都认为，文明的商业社会的兴起绝不仅是有益的。在某些情况下，对普通人的意向而言它的确是充满危险的。斯密认为，劳动分工会“使理解力变迟钝”，并将思想导向“昏庸”。“一生都只是在执行几个简单操作”的人在“人性的特点”方面（包括他享受“理性的对话”的能力和对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做出评价的能力）都是残缺而畸形的。孔多塞曾引用斯密的话来表达他的观点，即商业与机器工业的进步会成为人类进步的障碍，甚至是人类“永恒愚钝”的一个原因。但是，斯密和孔多塞都认为，针对这一弊病，普及公共教育是有效的也是唯一的解决方法。商业社会的最终目标不是“平等教化”。但至少，它是对“那种伴随着真正的依赖并助长盲目自信的不平等性”的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