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质类型与百科全书

16及17世纪，欧洲在新世界盖上了它的烙印，自己却固守在一个旧世界的阴影中。古代亚洲的文化威望，特别是旧约中的亚洲，依然没有断裂。来自中国并被欧洲知识分子贪婪接纳的新信息，似乎表示当代的东方依然具有强大的文化生产力。不过，莱布尼茨所期望的知识分子间的文化对话，可惜不曾实现。18世纪后半叶，欧洲在思想上已摆脱当时的亚洲，敬而远之，视之为产生阻力、带来压迫的传统。其中也包括了自己的亚洲情结。

的确，过去两者有某些共同之处，如基督教及伊斯兰中古时代的骑士制度，但欧亚关系现在愈来愈被架构成为一种集体的对抗，因而出现特别戏剧化的冲突局面。在启蒙运动史学家的解释下，十字军东征主要展示出基督教教徒的狂热和被误导的追求名誉。1769年，平常不太习惯激烈批评的威廉·罗伯森，干脆把十字军东征称为“一座独一无二的人类疯狂纪念碑”，给收复耶路撒冷的萨拉丁苏丹打的分数，明显高于入侵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徒。不过，1780年，梅利（Mailly）在有关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历史著作中着重点完全不同，首度强调出文化间的斗争：“这是欧洲和亚洲的斗争……。”模式简化起来。“欧洲”和“亚洲”有了各自的轮廓，各自在一道鸿沟的两边对立。无怪乎正好是赫伦这位晚期启蒙主义者发出警告，不可将整个亚洲过度简化，同时他特别点出了这个大陆的多元文化。他对亚洲历史与民族的初步观察，介于小心翼翼的简化和特别注意个别地区、国家及文化的特点之间。当时法国地理学大师、拿破仑最器重的地理学者——孔拉德·马尔特-布伦（Conrad Malte-Brun）的看法则不那么保守，对同时代人来说，也更具代表性。1812年，他十分肯定地提到，“亚洲民族的道德特质”，普遍的基本特点便是不会变动。

这个时期，弥漫在整个19世纪的“亚洲人”及“亚洲”的固定形象已经散布开来。观念的统合和二分密不可分。一个新的东方概念形成，“东方”和伊斯兰画上等号，没有预留任何空间给譬如说埃及非伊斯兰的住民（像科普特人）（Kopten）及地中海东部诸国和岛屿。在世纪之交，一种新的认知愈益重要：认为有可能透过异国风味的现象来探究亚洲的本质。希波克拉底（Hippokrates）已概括提到亚洲人的柔弱与懒散。1806年，一份新的亚洲杂志的纲领性前言表示，“亚洲人的风俗与思维方式和我们不同”。这类的“深刻认知”能够让人迅速找到目标。特殊之处很快便被还原为一般之物。奥斯曼人变成了“完美的亚洲人”。认识了亚洲人，也就认识了奥斯曼人。就算有被歪曲的嫌疑，标准还是固定下来。那个仿佛说“亚洲人会说谎”的偏见，躲在这些现象背后窥伺着。谁相信这一点，便会特别注意到爪哇人和马来人的诚实，因为他们有违“东方民族在这方面的一般缺陷”。例外证实了规则。

最后，在文学类型上酝酿出一个大陆。1824年，有着丰富波斯经验的退休英国外交官詹姆斯·查士丁尼·莫里尔出版了他的《伊斯法罕的哈奇巴巴奇遇记》（The Adventures of Hajji Baba of Isfahan）。此书立刻成了畅销书，亦让莫里尔成了种族小说的创始人。他企图在故事中描述形式上并不会让欧洲流浪汉小说读者感到惊奇的风土人情。这部流浪汉小说在伊朗出版后没有被视为反波斯的讽刺文章，有很强的说服力与描述能力，地方色彩浓郁，和同一时期那些异国幻想作品大不相同。贫穷工匠背景出身的骗子哈奇巴巴，被描写成一名十分让人喜爱的流浪汉，整天得过且过，靠着说谎和虚构的故事做到高官，接着又立刻身败名裂。他没有现代欧洲人该有的合理生活计划、坚毅性格及认真态度。生命是个令人难以忍受的厄运。哈奇巴巴具备所有他的创造者认为是波斯人民族特质的特性。更有甚者，哈奇巴巴是东方人，在他身上体现出东方。

在20世纪末，大陆特质集中在个别人物身上的现象，和另外一个随着18世纪展开、完全不同的“异族”智力机构形成对比。1769年，巴泰雷米·戴伯罗（Barthélemi d’Herbelot）出版了一本超过千页的大开本书籍《东方图书馆或认识东方民族的通用辞典》（Bibliothèque orientale ou dictionnaire universel contenant généralement tout ce qui regarde la connoissance des Peuples de l’Orient）。戴伯罗的作品整合了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法国关于近东和中东的研究。在枢机主教马萨林（Mazarin），以及之后的科尔贝的推动下，法国学者已在国家委托下收集希腊文手稿、罗马的钱币及各式各样有关古代的东西，亦旁及东方语言手稿。巴黎的王室图书馆因此成为欧洲东方手稿的最大收藏中心。1692年，能够阅读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迦勒底文、叙利亚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及土耳其文的戴伯罗，被聘为法兰西学院东方语文教授，他大概是这方面最为杰出的专家。戴伯罗几乎完全根据各地区的原文出版的文献及原始手稿，撰写出一部巨著。而且，在他死后由其友——《一千零一夜》的译者安东尼·加兰德——附上一篇纲领性的导言，以备出版。这是本结合了方志学、历史、近东及中东文化的百科全书，整个18世纪都赖以参考。爱德华·吉本亦称这部作品是自己了解阿拉伯人及土耳其人历史的主要文献之一。

戴伯罗和加兰德的“东方”，不是一个和西方对比鲜明的伊斯兰世界。两人——加兰德尤其明显——认为这是一个文化相遇的空间，仔细照顾到伊斯兰势力范围中的基督教徒及犹太教徒。他们发现从旧约与古希腊罗马世界，经过拜占庭帝国直到现在，存有一种连续性。他们不强调差异和文化冲突，而是强调互补及相互影响。《东方图书馆或认识东方民族的通用辞典》一书涵盖八千多条以字母顺序排列下来的条目。由于戴伯罗在安排材料上没有自己的体系，也不刻意修饰，便尽可能在推论范畴上保持开放，没有任何简化“东方”的地方，题目广泛全面，展示出一个庞大与无比多样的文明图像，无法还原成“本质”。这个被诱发出来的世界具有无尽的多样特质，一如加兰德在翻译中给同时代读者展现出来的《一千零一夜》。无数当地的文献说明了东方这个地域的广度与巨大。戴伯罗那部巨著所代表的认知非欧洲文化的方式，就是拒绝随意将异类的人过于本质化，只用固定几个肤浅的标志来加以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