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绎出来的正义

尤斯蒂绝不是唯一指出文化之间“相对性的认识”的欧洲作家。1649年，地理学家伯恩哈德·瓦伦纽斯（Bernhard Varenius）发现，对日本人而言，他们眼中的欧洲人就几乎和欧洲人看日本人一样可笑。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致力于一种具有美学意味的种族中心论，将一切不熟悉的事物拒斥为野蛮；休谟的看法是，一旦有了这种情绪上的冲突，而且相关各方都据理力争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种有益的自我怀疑。法兰西学院后来的“秘书”让-弗朗索瓦·马蒙泰尔（Jean-François Marmontel）在《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中指出，各个文化对可笑事物的看法皆有不同。让-尼古拉·德默尼耶提出相对的思想试验，靠着想象，把欧洲的风俗移到非洲：如果我们在非洲人身上见到某些欧洲人的行为，就会感到惊讶和怪异。勤奋收集民族志信息的德默尼耶，并不只在欧洲以外地区收集材料。和亚当·弗格森一样，他的民族志并非研究外国人的学科，而是有关人类社会化的各种变化形式的知识。1798年，查理·阿塔纳塞·瓦肯奈尔（当时他还是一名有抱负的年轻人，后来成为法国的学术贵族）也加入其阵营，尝试说明社会发展形式与认知方式的交互影响。他认为定居的农业民族必然视游牧民族为蛮族，同时也批评更为发达的工商与贸易民族因为奢华而软弱腐化。这种想法并不完整，但有趣，指出认知异国文化的知识社会学的可能性。

提纲挈领地要求变换角度，和真正落实到文章中，是两回事。杜撰文学的作者上手比较简单，实际上，他们往往也不太动脑筋，只把在欧洲旅行的土耳其人或中国人打扮得像穿上了嘉年华会的服装，不像孟德斯鸠，赋予他们自己真实的文化身份。许多《波斯信简》这样的文学类别，并未呈现其创作者的东方图像：某些虚构出来的“土耳其人”，举止行为就如同一般放荡不拘的欧洲人。

要求在历史作品或游记中描绘真实情况的人，就得大伤脑筋，看看有无其他的描述可能。譬如，历史学家可以运用当地的文献和历史作品。约瑟夫·冯·哈默-普格斯塔并不是第一位这样做的欧洲史学家，但往往比其他人更会玩弄一种高超的变换角度游戏，例如，他不会把拜占庭及奥斯曼史学家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观点修改成同样的故事，反而保持当时的相对性，并一一列举出来。他稍晚在自己的大作《奥斯曼帝国史》（Geschichte des Osmanischen Reiches，1827-1835）中呈现出欧洲人及奥斯曼人对法老时期埃及的截然相异的看法。哈默亦出色标示出——有部分无法避免——欧洲或帝国历史写作的界线与位于自己文化范畴界线外的民族的民族志：

色诺芬（Xenophon）、恺撒、修希底德及塔西佗虽然把自己同时代大部分的历史流传给后世，但少了波斯帝国的历史著作、英国宫廷诗人及高卢巫师的传说来正确验证他们的真实性。

史学家及旅游文学作家亦可试着保持价值中立及不偏不倚的判断，透过欧洲这边可资比较的东西，平衡“异类”所谓的负面特质。1688年至1723年，苏格兰船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东非和中国之间的地区从事贸易航行，留下许多受访地区生动的描述。他认为，如果在罗马可以见到一名圣人用于书写的手臂遗骸，那东方也就毫无神奇之处。约在同一时间，声名狼藉的地中海穆斯林海盗，并不比基督教徒海盗，特别是野蛮的马耳他骑士，来得凶残。1762年，尤斯蒂提醒他那些可能把阿拉伯人视为蛮族的读者，在葡萄牙最近有52人被一群“极端的宗教狂热分子”活活烧死。爱德华·吉本最喜欢的修辞手法之一，便是保持不偏不倚的判断。例如，他津津有味地叙述着十字军东征者和他们的穆斯林对手，如何把对方说成蛮族。吉本不断提到西方蛮族，自觉乐在其中，因而以相当友善的态度描述早期的伊斯兰，借此和中古早期的基督教进行论战。约瑟夫·冯·哈默-普格斯塔不断为亚洲争取正义，却未对1218年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人占领布哈拉（Buhara）时的“大量暴行”默不作声。不过，他未勾勒出亚洲骇人的凶残面貌，反而继续谨慎说道：“拜占庭史学家在法兰克人攻陷君士坦丁堡（1204）时所提到的暴行，又出现在占领布哈拉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