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力量

德国人很早就意识到远程攻击的价值，认为其成功不在于制造了多少伤亡，而更多地在于打击了敌人继续参战的意愿。1915年齐柏林飞艇首次突袭伦敦，虽然英国人认为任由德国人从自己头上飞过是件丢人的事情，士气受到了打击，但是这次袭击的实际战果很有限。后来，英国人学会了怎样对付齐柏林飞艇，德国飞机也提升了进攻效果。1917年夏天，德国飞机空袭伦敦炸死162人，炸伤432人，英国人士气极度低落。在此之前，英国人一直集中空中力量支持法国部队。这次伦敦空袭之后，虽然支援法军仍是其优先考虑，但英国政府发誓要展开报复行动，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民众。当时，英国皇家飞行队的主要目标除了保护法国军队的战壕之外，就是攻击德国人的前线运输补给线。空军将领休·特伦查德（Hugh Trenchard）当时正试图发展一种新策略，即如何尽量把稀缺资源当作一种独立力量利用起来，使它能够以足够的数量和持续性对既定目标进行集中打击，发挥决定性影响。虽然他判断远程轰炸机最终有能力攻击柏林，但是英国人挨炸后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轰炸德国。

特伦查德的想法对美国空军产生了重要影响。德国空袭伦敦后，美国空军派部队抵达英国参战。奈普·戈瑞尔（Nap Gorrell）上尉是其中一员，他的任务是向美国飞机制造商提各种要求。此时，戈瑞尔开始酝酿一个空战计划。他的想法和特伦查德一致，认为需要制定“一个打击敌人的新策略”。他称之为“战略轰炸”，专门用来阻碍德国人从本国向前线源源不断地运送补给。他设想，德军倚赖的是相互关联的工业生产基地，其中还包括少数重要目标。一旦对这些工业基地发起进攻，当地民众的士气就会受到严重打击，不愿意返工继续从事生产劳动。这些老百姓甚至会对空袭忍无可忍，并由此向政府施压要求想办法和解。要想实现戈瑞尔的计划，就得让一支由上千架飞机组成的飞行大队日夜不停地执行任务，针对一个又一个目标进行系统性攻击。这个计划没能成功，因为它太不现实了。对空中力量而言，压倒一切的任务是保护和支援前线的部队，而且规模如此之大的飞行大队已经远远超出了当时的飞机制造能力。

戈瑞尔计划的重要价值在于，它涉及了当时一些核心人物的观点，这些人到战后成为发展战略空中力量的积极倡导者。除了特伦查德，其中还有为了组建独立空军不惜走上军事法庭的美国将军比利·米切尔（Billy Mitchell），以及千方百计让意大利军队接受先进制空权理论的朱利奥·杜黑（Giulio Douhet）。戈瑞尔通过其朋友，意大利飞机设计师乔瓦尼·卡普罗尼（Gianni Caproni），结识了杜黑。而米切尔之所以会和上司闹翻，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强硬谋求制度上的独立，而不是他的创新思想。在当时美国的工业实力背景下，他并不怎么担心“战术”任务会脱离“战略”。杜黑撰文记述了1911年意大利军队在利比亚展开世界战争史上首次空战的情况，之后于1921年出版了他的划时代著作《制空权》（Command in the Air）。杜黑表达的观点并不为他所独有，但他对空军战略逻辑的陈述却是最系统的，也是最尖锐的，尤其是在1927年该书第二版问世的时候。杜黑的逻辑事实上延续了马汉的思想，而马汉则继承了约米尼的理论框架。马汉认为打赢一场决定性海战有助于夺得制海权；杜黑将它运用到空战中，认为可以通过果断的空中攻势取得制空权。

正如阿扎尔·盖特（Azar Gat）所说，不管人们热衷的新型战争武器是陆上的还是空中的，其背后显示的是一种现代主义魅力，它可能代表了一个建立在机器基础上理性的、崇尚技术统治论的超高效社会，它和政治理论中的精英主义、艺术中的未来主义密切相关，自然也为法西斯主义埋下了隐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围绕新式武器建立新战略的人都接受这一整套思想，其中许多人对此并不认同。他们当时只是在想象一个虽不遥远却无力企及的未来，他们的理论是围绕对科技的乐观主义和对人性的悲观主义发展起来的。

一战以后，有关空中力量的各种观点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围绕以下五个核心主张。第一，这也是最重要的主张，只要部署合理，仅凭空中力量就能取得胜利。这一主张的必然结果就是，空中力量必须拥有自己独立的指挥体系，不应该听命于陆军和海军的需求。这一点在不少“战略”航空参考文献中都有所体现，其中提到，远程轰炸任务比单纯的“战术”辅助应用手段高明得多，它可以单枪匹马地达到战争目的。

第二，由于打垮敌人（这是条经典的获胜途径）需要付出高昂的生命和财富成本，因此地面战仍将以防守为主。但有了空军之后，打仗就不一定非要击溃敌军了，因为战机可以飞到前线直抵敌方的核心部位。特伦查德说：“对于空军部队来说，打败敌国不一定非要先击溃其武装力量。有了空中力量就可以省去这个中间步骤了。”

第三，和水面作战相比，空中作战时进攻比防守更具威力。正如杜黑所说，飞机是“最卓越的进攻性武器”。后来，英国首相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极为生动地表达了类似观点，他在1932年警告“大街上的老百姓”，“如果遭遇空袭，什么也救不了你。不管人们怎么说，投弹手根本就不在乎”。1937年，英国战斗机司令部指挥官、空军上将休·道丁（Hugh Dowding）还说，空袭在伦敦引发了极度恐慌，这样下去“顶多再有两周”英国就会战败。

第四，上述这些空战的潜在决定性影响与其说是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得来的，倒不如说它们更多的是通过破坏政府的战争能力而取得的。敌方会在广泛的压力逼迫下求和。1927年特伦查德写道，空中行动的目的是“瘫痪敌人的各个军需品生产中心，阻断其通信和交通联络”。直接攻击敌人的“生命中枢”比打击保护这些设施的武装力量的战果更为显著。因此，从较为人性化的角度来看，关键基础设施受损使得国家战争机器渐渐难以为继；而较不人性化的解释则是，空袭导致民众士气低落、消极怠工、惊慌失措，当这些情绪达到一定的程度和规模时，政府便不得不放弃战争了。

第五，先发制人的一方占有优势。杜黑认为，当部队“在保持自身飞行能力的同时还能阻止敌人升空飞行”时，那就具备了“制空权”。这个目的可以通过密集轰炸敌方空军基地和工厂（“把鸡蛋捣毁在鸡窝里”）来实现。这是一种倾向于趁敌人尚未做好战争准备就发起快攻（甚至先发制人）的战术。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根本来不及正式宣战。从地面战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促使一方采取先发制人战术的主要出发点是，预期自己一出手就能够取得决定性胜利。

所有这些主张都涉及实际操作问题。进攻型远程轰炸机除了携带燃料之外，还必须装载足够的火力，因此容易遭到飞行速度更快、动作更灵活的战斗机的攻击。如果白天执行任务，这些轰炸机很可能还未到达袭击目标上空就已经被敌人发现。它们也可以在入夜后采取行动，但那会降低投弹命中率。除此之外，还有报复的风险。杜黑认为，战争一开始，双方就展开了一场竞争，力图给敌方社会造成尽可能大的损失，这样胜者就可以抢先逼迫对方投降。这是一种可怕的景象，尤其是当任何一方都无法成功实施决定性打击的时候。相互破坏行动背后的逻辑是相互威慑，因为战争的任何一方都在想方设法让自己的民众免受报复性打击。1917年盟军讨论使用远程轰炸机进攻的时候，法国人一想到自己在德国人的报复行动面前十分脆弱，满腔热情顿时凉了一半。除非第一波打击能够击溃敌人的战时经济，但这显然不可能，因此人们寄希望于通过打击敌对国民众的斗志，尽早获取胜利。

杜黑认为，与训练有素、骁勇善战的军人相比，平民没有丝毫反抗能力。

无情的空中打击迫使国家社会结构完全瓦解。其国民出于自我生存的本能，为了终止恐怖和痛苦，会发起反抗要求结束战争。

杜黑对任何贬低早期大规模进攻的看法都嗤之以鼻，他认为空中防守没有意义，也没有必要将空中力量留作备用，更不用提什么让空军去支援陆海军执行辅助任务了。这些做法只会徒增命中目标的额外成本，然而他在优先选择打击目标方面却表现得异常模糊。寻找打击目标没有“一成不变的法则”，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物资、士气、心理状态”等因素。

无论是杜黑还是其他持类似主张的人，除了从英法对德轰炸的第一反应中获取一点推测外，都无法为他们的观点提供太多的证据。这引发了一些古怪的社会理论，比如下层社会普遍软弱、英国工人和德国工人各有各的抗打击恢复能力、惊慌失措的外国人带来的影响等。战前，受法国人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的鼓舞，人们对大众心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于那些担心民众介入政治生活，以及乐于驾驭大众情绪的人来说，勒庞提供了一个准科学基础，他的观点在当时相当受重视。本书第二十二章会着重剖析这个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勒庞认为群体是个极易受影响的集体，个人在其中会丧失独特个性。然而，为何本质上无理性的大众会要求投降呢，这个问题并没有确切的答案。况且，大众情绪还有可能转向另一个方向。1908年熟知勒庞作品的英国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写下《大空战》（War in the Air）一书。他设想的是民众（在该书中指的是纽约人）非但不恐慌，而且还变得极度好战。小说中，当局想投降，但民众却满怀激愤不答应。作为头脑的政府“被征服了，惊慌得不知所措”，身体却从头脑的管制下“解放了出来”。

纽约变成了一个无头怪物，根本不会集体投降。每个地方都在躁动反叛；各地当局和官员们也都自主地加入到那天下午的武装和升旗狂欢之中。

结果，德国只能兑现威胁，让纽约毁灭，“因为它突然强悍到难以征服，它是如此无序且桀骜不驯，不会为了逃避打击而选择投降”。

杜黑和他的同行们没有解释一国政府会通过什么样的确切机制被迫放弃一场战争。他们深受心理学和民主谬论的影响，认为精英应该站出来回应歇斯底里的大众民意。而其实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不会因为恐慌而选择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们可能会因为饱受惊吓而变得相信宿命，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放弃恬淡寡欲的生活，适应新环境，转而把一腔怒火发泄在敌人头上。如果他们真想结束战争，那就需要成立一个有效的政治反对派。否则，他们就很可能在专制政权的淫威下默默受苦。社会凝聚力和政治结构的基本因素，以及对战争政策及其实施情况的理解和支持程度等，都是非常关键的要素。无论是取代一个政府，还是让现有政府改变想法，需要的不仅是政治手段，还得依靠其他策略。

上述例子所阐明的冲突特征，指的是那些不想通过从物理上占领敌方社会来实现战争目标的行为。采用这种方式需要先构建一个敌方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获取关于其脆弱点和潜在压力点的可靠指标。如果这么做可以促成一次决定性行动，而不是致命的讨价还价，那么可以设想：一旦找到合适的点——不管是工业生产、政治控制，还是大众士气——敌人的整个系统就会被打垮。这种假设至今仍有影响力，但它充其量也只是个推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