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答《大众电影》记者问《英雄》
无名们，令人心疼地死了。《英雄》之魂魄，幽幽不散。它使普遍的中国观众获得了相当特别的感受。特别就特别在，它是一部制作绝对精良的影片，但除了制作精良而外，看过它的人却几乎再无话可说。
而我很听到了一些大不以为然的反应。对于电影，“制作”是一个姑妄言之的词。“制作”不仅仅是拍摄技术所能达到的水平。“制作”电影的一切技术手段，孤立地来谈都只不过更是某种器材和设备的功用，甚至只不过是资金雄厚与否的证明。而当其一旦充分地调动了服务于具体的一部电影，那一切纯粹技术性的功用，便都同时转化为电影的艺术成分之一了。好比电烙铁和“艺术”二字原本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一经操在烙画者手中，不论它是工匠还是艺术家，电烙铁的功用都开始进行着“艺术”的原创了。
在这一点上，张艺谋回答电视台记者提问时，格外强调他运用在《英雄》中的电脑科技手段不仅仅是技术的话，是有其道理的。我相信，在张艺谋这样一位有才华的导演的心目中，已没有什么电影技术手段纯粹是技术问题。肯定地，他刚一对某一电影技术动念，它在他头脑中便纳入艺术性的考虑了。正如电影科技手段，在斯皮尔伯格头脑中，首先是“制作”斯氏电影的艺术元素之一。
电影的“制作”水平是一个起码的水平。正因为是一个起码的水平，所以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电影人的重视；正因为越来越受到重视，所以标准越来越高；正因为标准越来越高，所以获得“制作”精良的公认越来越不容易。
故我认为，当普遍的观众评价《英雄》是一部“制作精良”的电影时，等于首先在重要的一点上视其为一部“好”电影了。
当然，《英雄》的“制作”者们，特别是张艺谋，肯定不仅仅满足于“制作精良”的评价。
张艺谋还另外希望些怎样的评价呢？
他显然是心存着另外的希望的。他对传媒的某些表白流露出了他一向内敛而又谨慎的企盼。他从未言明过，我们也便不甚清楚。
除了“制作精良”，我们作为观众，又能另外给予《英雄》些怎样的评价呢？我们何尝不愿多给予我们自己的这一位有才华的导演更由衷也更恰如其分的好评呢？
一部武侠片，除了能够达到“制作精良”的状态，另外又究竟会内涵着别种的什么意义呢？
于是我们听到艺谋在向我们谈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了，还有剑术的境界，还有侠士的英雄气概，还有舍生达到与敢死放弃的哲学思考什么什么的了。
在艺谋之前，李安也因了他的《卧虎藏龙》获奥斯卡奖而欣言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那么，《卧虎藏龙》里果真有什么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吗？我以为，没有。或许，竟也可以说是有点儿的。一丁丁点儿，极皮毛的稍微沾边的一丁丁点儿。倘非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层面去论说，实在是给人以举轻若重的印象。那么，《英雄》里是否便果真有了呢？我以为，也没有。有的也只不过是被张艺谋在电影中夸张了的，极皮毛的稍微沾边的一丁丁点儿——类似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浮光掠影。既肯定《英雄》的制作精良，又彻底否定了它的文化内涵，岂非等于是一种高高举起、重重摔下的评论方式么？否。我内心里并不存在贬低《英雄》的本意。据我看来，《英雄》之一流武侠片的水准，已经稳固地确立着了。
我想指出的是这样一种关于电影的真相，即：总体而言，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的载负，无论历史的还是现当代的，再也没有比电影更感性也传播更广远的事物了。而另一方面却是，迄今为止，世界电影史上真的比较令人信服地记录、展现、诠释和传播了一种什么文化的影片，少而又少，如凤毛麟角。
是的，我以为这就是电影和文化的关系的真相，总体和具体的关系的真相。好比园林艺术一定呈现着文化的形态，却并非每一花每一木因而必然也都特别文化起来。
中国全部的武打片，包括《卧虎藏龙》《英雄》这样制作精良的武侠片在内，其凝聚的所谓文化元素，我以为远抵不上一部《红楼梦》里具有的多，更远不如《红楼梦》里具有的文化元素那么令人信服，那么真有文化的认知价值。
文化的主要意义绝不在于好看，而大多数电影总是将好看当成第一位的追求。所以电影对于文化的立场一向是十分功利的。即使在不少标榜诠释文化的影片中，文化也往往很令人同情地被异化了。
武打片强调文化，实在是编导们自设自蹈的陷阱，也实在是很枉然的事，每使观众恰恰在文化这一点上质疑种种，并对影片产生不信任感。
而另一个关于电影与文化的真相乃是——特别我们中国大陆的编导，在自己给自己的电影品格定位的时候，那么习惯于强调的往往首先是自己电影的文化含量。无而偏言有，少而偏言多，仿佛不如此这般，自己对自己电影品格的自信，便一下子没了前提似的。
其实，文化元素的有无、多少，并不是什么评价一部电影优劣的铁律。某些出发点便千真万确地是为了展现文化的电影，也许反而没能成为任何意义上的好电影。某些商业策划显然的电影，也绝不是因而便与经典无缘。
那么，让我们来客观地评价一番——不谈文化，《英雄》除了制作精良，是否还另有它的艺术特征？
剑术的境界吗？——那太玄乎其玄了。玄得秦王在面对一幅“剑”字猛言“悟到了”的时候，我们几乎只有哑然一笑。何况，关于剑境与字境互通文明这一点，一系列武侠片中皆有渲染，不是《英雄》的慧眼所识。别人们用片断在影片中表现过的，自己们借鉴于当成贯穿全片的立意框架，怎么讲也难以算是构思的新颖，反而是拙。
侠们“一笑慰昆仑，生死两由之”的气概吗？一切武侠片中的侠们都是那样的。不那样不成其为侠。
“放弃”的思考吗？——耗资三千万美元诠释此点，不是并不比一篇思想性小散文写得更透彻吗？网上报刊上，旨在说教“放弃”道理的小散文比比皆是。
严格说，武打片和武侠片是极有区别的。武而成侠，便是另类。正如文而为士，意味着特立独行。
侠们是离群索居的人。和开武馆的教头不同，也不像绿林好汉那么喜欢动辄拜把子结兄弟，或占山为王。侠们是背叛社会的人。他远远地隐着自己关注它。他把替天行道引为己任，其剑一旦出鞘，血光飞溅，虽死而后快。
应该承认，张艺谋们对侠这一类古代另类人物的揣摩，是很虔诚的，是深怀着敬意对待的。他们对侠的理解，也是唯恐流于浅薄的。也许，他们认为，诠释了侠，便同时诠释着一种文化了。那么，“侠”的现象，够不够得上是一种文化的现象呢？也可以说是够得上的。但“侠”这一类古代人物，在中国悠久的古代文化中，根本就是被古代文化超现实了的一类人物，仿佛《封神榜》里大多数半神半人的人物，更是想象的成果。我们所熟知的，几乎无一不是虚构的“侠”。载于史而又真配被尊为侠的人物，实在是少得很。
“侠”一向是王权的对立面。是中国古代的人们之心理需要的产物。无论对“侠”们作怎样的诠释，都等于是在真实的文化的长河里钓起虚构的鱼儿，并进行生物学的认识。恰恰是这一种对超现实的文化意象的虔诚，显然地，将《英雄》在剧本阶段就囚在太过理念的笼中了。“叙述一个好故事永远是值得的”，这是张艺谋作为有才华的导演对于电影的极有见地的经验之谈。但《英雄》却告诉我们，他似乎对于电影又有了新的理解，那就是：表达一个好主题同样是值得的。他要表达的是什么主题呢？即使“侠”这一类一向对立于王权的意象化的古代人物，为着一位王者慷慨赴死，无怨无悔，并进而从无名身上，试图使“侠”的精神升华到不可能再高的涅槃，以完成“王既系道，故以祭道”的思想。我一时还难以得出结论——这一种思想作为一部武侠片的主题，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但我们得承认——无名确乎是迄今为止许许多多武侠片中少有的一位“侠”的形象。在“好的故事”和“好的主题”之间，分明地，使张艺谋激动的更是后者。或者，他以为，人物一旦彻底放弃了对自身命运的自主，而完全服从于编导们的“主题使命”的驱动，未必不也是有意义的选择吧？
因而，倘我们有幸预先拜读过剧本，我们看到的一定是相当席勒式的创作风格的体现。席勒式的创作风格是一种什么样的创作风格呢？是一种重思想的表达甚于重形象塑造，重形式的唯美甚于重细节的魅力的风格。在《英雄》中，我们所见之细节，尽是精美的制作方面的细节，而无刻画人物鲜明个性方面的细节。与席勒的艺术理念相反，别林斯基曾说：“如果所谓主题思想干扰作家（包括戏剧家）塑造人物，他应该不去想主题思想会是什么。”席勒也罢，别林斯基也罢，孰是孰非，更难以作出定论。但事实是，张艺谋选择了席勒。相对于张艺谋，香港的另一位功力深厚的武侠片导演徐克，似乎一向遵循的是别林斯基的艺术理念。虽然，两位同样有才华的导演，也许根本都对席勒与别林斯基不感兴趣。正由于张艺谋不由自主地作出了有别于徐克的选择，所以我们才得以看到一部有别于“徐记”的武侠片。徐克的武侠片是情节小说式的。《英雄》则是叙事诗式的。诗性的主题，诗性的色彩，诗性的人物，诗性的画面，甚至，制作精良到了连音响也具有诗性的效果。这一切合成了一部唯美特征的武侠片。将诗性最大程度地引入了一向最少有诗性追求可言的武侠片种——
这是张艺谋对中国武侠片的前途的掘进。《卧虎藏龙》也有几处诗性的片断。它之所以在奥斯卡奖角逐中榜上有名，不因别的，乃因此点。而在《英雄》中，诗性不仅是片断，更是贯穿始终的激情。唯美不只是形式。精良追求，遂成气质。张艺谋打造唯美，同时收获了诗性。唯美是诗性的酵母。
这便是唯美相对于艺术，虽然一向受到着怀疑，却又一向使艺术家执迷的原因。
即使只字不谈文化，《英雄》也毕竟是使得一位导演欣慰的一部影片。即使人物未免概念化，因了诗性的收获，《英雄》也不失为一部优秀的武侠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