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犹太流亡杂志《论坛》中的文学文本与文化身份建构

范劲

摘要：20世纪三四十年代流亡上海的犹太难民曾创办了数量惊人的各类报刊，这些报刊通过讨论交流将移民凝聚成一个文化共同体，同时有意识地或在无形中塑造移民的文化自立意识，以补偿由纳粹迫害带来的身份丧失。本文从符号运动的角度，通过具体分析德文杂志《论坛》上发表的文学文本及其中的符号间相互指涉，揭示这种文化身份建构的一些重要侧面，从而为理解上海犹太难民在流散处境中展示的精神努力提供参照。

关键词：犹太 流亡 《论坛》 文化身份建构

一份刊物不仅是消息、故事和广告的载体，也是一个有具体结构的生态空间，其中每一因素有着自身的和在其他结构如小说、档案中截然不同的命运。一份刊物可以被视为一个文本本身而不是文本的累加，它既同外部的发行者、读者、同行报刊相关联，又有着自身内部的小结构，文章、封面、广告、插图都是这一小结构中的符码，它们的排列组合表现出一种潜在的语用规则和修辞策略，帮助搭建起整个文本的意识形态。这一点在一些非常时期报刊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

对于犹太难民来说，流亡上海这段时间无疑是一个极端非常的时刻。上海犹太难民的主体要么属于曾抱定决心留在德国，只是1938年“水晶之夜”后才放弃幻想的人群，要么就是德奥合并后仓皇出逃的奥地利人，上海是此时可供选择的唯一的移居地。因为是最后关头的被迫移民，这批犹太人被剥夺得最为彻底，上海的语言和生活环境又将他们完全隔离，几乎没有任何融入当地经济文化的可能。纳粹的灭绝威胁一直在近旁徘徊，只因德国和日本的微妙政策分歧才未真正降临。而在中东欧难民来到之前，已经有了更早定居上海的俄国犹太人，还有沙逊和哈同这样的犹太富商，这又使犹太人面临重新处理自身和整个犹太群体关系的问题。上海的复杂还表现在它是一个边界区域，华洋杂处的殖民史使中国人既是本地人又不像本地人，他们是客人又不是客人。在这种特殊处境下，上海反而涌现了数量远超出于其他流亡地的移民报刊，如《上海周报》《八点钟晚报》《上海犹太纪事报》《黄报》等，堪称了不起的成就，也正说明了精神上调适的需要最为迫切。譬如在谈到上海的犹太流亡戏剧时，Frithjof Trapp说：“基于它使移民文化身份得到确认的事实，戏剧成为社会凝聚的工具。”它替代了那些由纳粹迫害而丧失的东西——“政治与社会性的自我理解和要求文化上自立的证据”。所谓身份无非是建构身份的要求，只有处在非中心的“怪诞”（ex-centric）主体才有此愿望，所以霍米·巴巴曾精心挑选了“生成”和“紧急”两个词来凸现其中的内在关联：“紧急（emergency）状态也总是生成（emergence）状态”。

这些刊物的搜集整理早就在进行。法兰克福的德国图书馆（Deutsche Bibliothek in Frankfurt A.M.）从它1947年成立后就着手建立“移民文献藏室”，向全世界前犹太难民征集资料。在德国图书馆公布的有关文献中，《论坛》（Tribuene）周刊第一到十三期（1940年2月2日到5月的第一周）是保存较为完整，相对来说登载文学文本较多的杂志，这些文本多数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价值，却凸显了文化生成的一些基本特征。

《论坛》编辑部设在当时的杨树浦路61号，首期发行于1940年2月2日，由世盛印刷公司（Centurion Printing Co.）出版。作为当时上海移民的一个重要公共空间，《论坛》第一期即声明，要和移民一起共同塑造一个新生活：“您还能在《论坛》找到对往日的记忆和回想，它们会重新激活您以为已经遗忘的，和被粗陋的草率无知所摧毁的东西，培育那些超脱眼前的政治事件的价值。”上海犹太移民相对于其他地区（如巴勒斯坦和美洲）是最为缺乏政治意识的一支，政治上的惰性恰恰使文化的作用特别凸现出来，因为移民更愿意间接地表达自身要求。

《论坛》中文学文本的主要撰稿者有库·莱文、Robert Basil、Alphons、Heinz Petzall（文字编辑）等。其中最重要的是被称为“移民诗人”的库·莱文。莱文的一首表明了身份丧失处境的诗《“我”》，可供我们想象上海犹太人身份建构的起点。身份丧失的外在标志是对“是一个欧洲人么”的怀疑，因为在这里不可能像“正常的”欧洲人那样“有钱”，“每天刮两回脸”，“十四天理一次发”，属于犹太人的只剩下“肮脏”：

我来说说我自个儿，/坦白说，我完蛋了，/我再不能照镜子/是的，我根本就无法明白我自己。/这是怎么回事？我一定得说说，/硬领带了一星期，/老是穿这同一条脏裤子/我活得战战兢兢，/要是我出了什么事，您想一想，/我因为不幸进了医院，/那时医生会说：见鬼，不，/那是一个欧洲人么？……

作为建构性框架的英雄故事

身份一定是想象性的，首先筑起一个集体性身份，个体再根据这个参照系自我定位。为了塑造一种积极的自我镜像，和传统的接轨、远景设计、个体间交流和展示自我中蕴含的潜力是可以想到的几个基本建构层面，通过这些途径每个个体重新辨识出自身，即：（1）自身的渊源和前途，这是身份的历史来源和理想；（2）自身所处的交流网络，即身份在现实中的定位；（3）创造力作为身份的功能属性。《论坛》登载的英雄故事将这几个方面在某种程度上结合了起来，特别反映了受难和重生两个主题。它们在总体上带有起源神话的痕迹，承接了神话性文本对于开端的强调：当前的犹太人生活无非是祖先命运的重演，过去始终存在于当前。

《论坛》第一期中Alphons的短篇小说《米兰的遇赦》写一个因逃离战场被判死刑的少年的获赦，“奇迹”由一个勇敢的犹太拉比唤出。这是在1917年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克罗地亚，17岁的中学生米兰也被征从军。他第一次逃跑被判六个月监禁。母亲还在庆幸之余，却传来消息，米兰又逃跑了。他逃到一个中学同学、现在做妓女的海伦娜那里。她被米兰的传奇故事所吸引，把他藏在身边。但是有一天米兰妒忌心爆发，竟然穿上女人衣服混过岗哨，找到海伦娜工作的酒馆。两人一直争吵到警察那里，米兰的身份暴露了。军事法庭立即作出了绞刑的判决，三小时后执行！文本中的英雄人物这时出场了。一个犹太拉比来履行神职人员的职责，倾听他最后的愿望，告诉他，他的母亲和两个姐姐就等在外面。可是米兰说，除了得到赦免，他没有任何愿望，也不要见母亲。于是这位拉比离开牢房时，负上了一个更艰难的使命——从死神那里要回生命。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是完全没有希望的行动，而是抓紧了一切时间，甚至违抗程序直接和最高当局联系，因为他很清楚：“我做这些，不是作为军事人员，而是出于拯救灵魂的义务。”电话一直打到了奥地利皇帝办公室，一位高级将领回答他，因为没有具体文件档案，无法向皇帝汇报，只许诺设法将行刑时间推迟一天。就是对这一点也不能抱多少希望，因为在战时从未有过先例。可是在经过难熬的等待后，意外地传来了皇帝的加急电报，不是推迟行刑，而是赦免。

城里的人们载歌载舞欢庆一个生命得到挽救，犹太拉比富兰克福特成了英雄。可是小说结尾耐人寻味：二十年后，“我又一次听说了富兰克福特博士拉比。他是那位在瑞士枪杀威廉·古斯特洛夫（Wilhelm Gustloff）的医科大学生的父亲。这是个悲剧性命运，一个拯救人性命的人的儿子，摧毁了另一条性命。”古斯特洛夫是被纳粹捧为圣徒的反犹煽动者。文本这里的评论十分模糊，究竟是正义的伸张？还是受难悲剧的延续？在心理的震撼过后，富兰克福特代表的精神却让人更难释怀。

第三期第一篇名为《负十字架者》，同样可以读作一个有关犹太人群体命运的寓言。情节很朴实，1915年的欧洲战场上，一个受良心驱使的犹太战地拉比，一直摸索到阵地最前沿，希望对在伤痛和血汗中煎熬的士兵有所帮助。他碰到一个垂死的伤兵，向他索要一个十字架陪伴临终时刻。拉比自己并没有十字架（他的宗教没有对耶稣的崇拜），但他答应了伤兵，回到后方，设法以最快速度送了一个十字架到他身边。这正好同前面的故事形成对应，富兰克福特博士为受难者送去现实生命，无名拉比为垂死者送去灵的生命；前面是英雄后人成为国民公敌，这里的牺牲者是拉比本人。故事结局是，在拉比替死者合上眼的刹那，一颗流弹击中了他，他身后的传言是：犹太牧师竟想抢夺战友的十字架，遭了天罚。

标题的隐喻意义构成了故事的张力。显性层面是，拉比负十字架去安慰濒死的士兵，士兵得到了十字架。还有一个隐性层面，拉比死后被污蔑是更深层的“负十字架”，也暗示了犹太民族数百年来遭诽谤中伤的命运。考虑到犹太教不讲耶稣，拉比的职责只是行安息日圣礼，意义更蔓延开来。当濒死者乞求：“给我十字架，我不能没有耶稣就死去！”拉比没有一刻犹豫就满足了这个要求，说明他看重的是生命本身，而不是一个物质性象征。他不仅带来十字架，还倾出了自己的生命；不仅倾出了生命，还背负了最大的罪恶——要剥夺要死者的灵魂。可正是这绝对倾出使他成了活的耶稣，甚至其步态也酷似圣经中赴十字架的耶稣：“穿越废墟和苦难，只顾匆匆前行”，“双手紧握十字架，他跌跌撞撞得比跑回来时还厉害”。这个现代“负十字架者”的含义就是：“在那些因为佩刀和几颗发亮的纽扣就成了杀人凶手的狂热人群中，他走着他的路。一直往前，直到终点。”还有一个情况泄露了故事的隐喻性：既然两个权威证人，拉比和士兵都死了，谁又能活着回来，担保故事在每个细节上——如果不是故事本身——的真实性呢？文本的意识形态意图由此凸现出来。

隐喻性英雄传奇还有Alphons的《破冰下》（《论坛》第三期）。1938年9月，维也纳的纳粹暴徒如兽群出笼，在街巷呼啸砸抢。待恐怖风暴稍歇，叙述者去探望老裁缝波恩斯坦，后者像往常一样微笑着倚在店门上，充满了坚韧的乐观。老人对叙述者讲了他年轻时的一个插曲，这是一个充满隐喻性的复活故事：

1870年他还住在沙俄治下维塞尔河畔的一个波兰小城。那年大水冲毁渡桥，阻断了和对岸的联系。他的表兄门德尔和对面小城一个叫拉结（Rachel）的姑娘相爱，这种相隔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幸好严冬使河面结了冰，给了人们沟通的一线希望。这里已开始了宗教暗示：“冻牢的冰面对所有人来说就像上帝的馈赠。”拉结的名字也让人联想到圣经中雅各向拉结的坎坷求婚过程。接下来的故事更是约拿在鱼腹中祷告和重生的现代版。后来的一天，他陪同门德尔穿过冰面去看新娘，走到河中央时，脚下的冰裂开了，一转眼他就被河水卷走。但他始终没有失去知觉，他的心脏仍在激烈搏动。最后被冲到了河床拐弯处，冰面变薄了，一根绊住他的树根表明他被冲到了岸边，他知道，生死搏斗的时刻到了，奇迹只取决于意志：

某种东西像个内在的命令对我说：相信你自己，鼓起勇气，全力以赴。我的双手已衰弱，可我的精神还活着。这个内在的声音又呼唤我：你没有领会我的意思吗，难道你忘了，你的头骨坚硬，在万分危难之时可以拿它做工具吗？瞧，这儿冰薄了，光线已强烈地透进来，保持清醒，只管撞上去，用你坚硬的头颅去撞，因为事关你自己的生命。保命的本能，求生的意志以及赡养家庭的义务感，在我体内汇成强烈的合奏。于是我的头朝冰盖撞去，我的头颅击打得越来越猛烈，我知道，要么是冰面，要么是我的头颅，其中必有一方将碎为粉齑。突然我感到什么像是温暖的血，流到了我僵硬的脸上，那当儿我看到了奇迹发生。头骨是更强健者……

强调的正是“奇迹”，他神奇地回到了家人身边，他的冰下复活故事传遍小城，人们也相信这是“神迹”而非现实。故事讲授者最后说：“自从我获救那一刻起我再没有生过病，我已经93岁了可还想结婚，谁也不能说动我去美国我儿子那里。”这句话单独地构成了结尾第八节。而故事一开始已让读者知道，尽管已是93岁的耄耋老人，波恩斯坦还是强健而富有活力，这活力表现在他的风流倜傥上，因为他有几个在国外的儿子——这意味着他有令人羡慕的移民机会——，女人们都愿意接近他。前后呼应带出一种教训：不去美国是表明独立意志，还要结婚就是还有繁衍子嗣的愿望，这位躯干中流淌着年轻人血液的老人成了传统复活的象征。就是过于沉浸在奇迹氛围中，《破冰下》的作者忘记了交代，奄奄一息的他究竟如何回到家中的呢？另一期一个备注才将它补齐：他被路过的波兰地主在自己的庄园收留住了几天。

这些故事在情节技巧上都很粗糙，但无论对奇迹还是受难的强调，都表现出了典型的犹太人的宗教特征，传统以朴实无比的形式在难民群中传递。这些想象文本构成了一组中心符码，将许多一般性文本和普通的人物介绍组织在周围，从而使单纯事实报道也具有了超出自身的符指意义，即是说，中心符码在符号调动上的指引作用为身份需求提供了潜在框架。聚拢在这一指引周围的，有对19世纪犹太作曲家奥芬巴赫（Offenbach）的身份建构。建构始于身份介绍：“这是让·雅克·奥芬巴赫的生平，犹太合唱队主事贝希特的儿子，1819年7月21日生在莱茵河边科隆。”与结尾一句的重复强调构成了一个框性结构：“他，犹太人奥芬巴赫，一位合唱队主事的儿子，来自莱茵河边的科隆。”这当中回荡的音调正是：“他，犹太人。”有对俄国犹太诗人阿勒耶舍姆（Scholom Alej chem）的纪念，“他不是有阶级自觉的普罗塔列亚，不是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每个短篇都体现出对于沙皇俄国的犹太大众的苦难的深刻感触与社会同情”。在介绍德国反战作家弗里德里希·沃尔夫时，作者德莱福斯说，他至今不知道这位曾与自己共事过的诗人是“整个犹太人，半个犹太人，或者鬼知道是其他什么”，不过这并不重要，“他是良心。一个斗士”。尤其还是犹太人的斗士，他的《曼海姆教授》作为犹太人曼海姆的斗争悲剧是当时最成功的流亡戏剧。以上几个文本本身只是简单的人物介绍，但如果和英雄故事的符号线索联起来看，其象征意味就凸显出来了。

由于中心符码的吸引和光照，普通文本也能对身份指涉作出贡献。小说《良心》写一个德国犹太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隐蔽的反战行为。这位叫卡尔的士兵和他的部队在战场僵持中，和对面壕沟里的俄国人——在和平时期他们同是受压迫的劳动者——有了心灵默契，互相奏起对方的歌曲。最后他把负责押送的弹药丢弃到了荒野中。这个犹太人现在也身处上海难民群中，在战争终于爆发的激动氛围中，他讲出了埋藏心底多年的这个故事。这可以看作英雄品质在普通人身上的体现。甚至英语练习栏目也沾上了危机时刻对生存的激励色彩：“如果我们每期附上一两页Little by Little，希望不要令尊敬的读者感到无聊。毕竟学会和驾驭英语关乎每个人的生存。”《不光是美元汇率》看起来是在为《论坛》拉广告，说明恰恰在危机时期多做广告的商业好处，但也是在鼓励难民对于经济景气的信心：“阻止我们鼓起必要的劲头的唯一因素，就是我们最近几年由于经历缘故所重负的灵魂颓丧。”多做广告，就是鼓起信心的代名词，多向外界展示自我的潜在价值。

他者的对照

《论坛》也包括了移民对中国人的想象文本。初看这同身份建构无关，但其实，同他者对比是建立文化身份的基本程序。中国人和纳粹不同，他不是敌人，但却是新环境中的主导因素、代表环境陌生性的他者，建立一个移民文化身份，就必然要处理和他的关系。在我们看来，这个他者似乎被不公平地错置到真正的他者——纳粹——的位置上，可是这里的情况也最为复杂，这里有同中国人明白划界的暗示，也有在他身上寄托的自怜。

Robert Basil的小说《狗》模拟一个比狗还悲惨的中国流浪汉的精神世界。叙事者借用一个陈套叙事技巧，说他通过一个懂中文的传教士，将他从一个死去的中国乞丐身上得到的几页文字译出，就形成了这个类似鲁迅《狂人日记》的文本。主人公“我”是一个在与生俱来被人唾弃驱赶的氛围中，彻底丧失了人的生存感觉、感官发生了紊乱的“中国人”，他在那几页纸中陈述自己怎样为身份问题所困扰。他曾求助于自己寄居的破庙里的菩萨：“万能的神！请解除我的疑惑！为我找到谜底：‘我是一个人吗？’”菩萨不能开口，于是他跑到市上，插了草标出卖自己，这至少能证明自己的身体多少有些价值，可谁也不买。连狗也不如的他羡慕狗的命运：“如果有人愿买我，我一定要像一条好狗那样忠实。”直到最后有一个高鼻子洋人一脚踢开了他，骂他是狗，才解决了他的困惑，让他无比感激地知道自己真是一只狗。这就发生了后来一天的故事，“狗”在街上看到了一个洋女人美丽的双腿，以为自己在她眼里也一定是真狗，于是冲上去，要依偎在她双腿间，等挨了一阵痛打的他苏醒过来时，已经躺在牢房的四壁间。故事充斥着对中国人的传统幻象，比如对洋人的畏惧（“我”特别注意到洋人这类“人”在“人”中占据的更高地位），中国人无同情心、蔑视人的价值等等，就是这些构成了他者的符号结构，同时也就凸现了犹太人的人性观念。

同一作者另一篇小说《鸦片》写一个鸦片鬼卖妻的故事。Chang Liu的父亲在过世前用卖庄稼的钱为他买进了媳妇。女人强壮而勤劳，怀上了儿子后也带着身孕天天下地。Liu却是整天在炕上抽大烟，一心想着好收成能带来叫他快活的钱。女人临盆前几天，Liu目光呆滞地溜进了城，等他混了几天后回来，老婆又在地里忙开了，旁边多了个时时要喂奶的婴儿。Liu照样每天躺着抽大烟，直到有一天存货告罄，像疯子般又窜到城里借钱。回家路上听孔老婆子讲，有个商人要租个女人传宗接代，他马上就同意了这笔交易。当女人从地里回来，正诧异是谁的花轿停在自家门口时，鸦片鬼Liu已经冲出来，凶神恶煞地将孩子从老婆手上夺下，扔在炕上，连打带骂把她赶出了门。结尾是这么一句：

过了十分钟，当Chang的第三口鸦片烟缭缭升起，他已经听不见折断了胳膊躺在身旁的儿子的哭声了。

文本中的想象可分为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正表现了中国对象的传统和现实两方面。一是Chang Liu的父亲生前和朋友王的对话，王抱怨：“我老婆给我生了两儿两女，两个女儿的骨盆现在都已经像我老婆嫁我那会儿那样宽了（女人被化约成了生殖器官，笔者注），女儿是灾祸，光费钱。”这显示了女人在传统中的地位；一是由情节显示出来的现实维度，女人在现代中国经济和道德衰败的情况下，就遭到了更残酷的待遇。《论坛》涉及中国的文章大多出自Basil之手，除了对孔子、中国文字风俗等的介绍外，负面报道居多（如《中国的人口买卖》），似乎他对避难国印象不佳。但如果我们想到，对卖妻农民的描写，不太可能出于蜗居虹口市区的犹太移民的亲身经历，就可知这种他者想象并不起到批判现实的作用——难民们又何暇顾及于此，而只是在文本内部起着差异制造的作用，从反面道出文本提倡的价值。在这类想象中，现实政治因素其实已被删除殆尽，中国人和日本人也被视为同一阵营同一种族，因为由惯常的西方想象出发，日本不过是中国文化/种族的变种而已。作为“欧洲人”的犹太人对眼前的占领者同样抱有文化优越感。Basil有一篇关于日本茶道的散文探讨了东西方文明关系，他这里完全是从欧洲人角度来俯视日本：“最引人注目的是，直到我们的发明（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大炮和枪械，使日本得以在中国战场取得血腥的胜利后，我们才把日本看成一个文明国家。”在对中日的负面想象中，忽视人的尊严与女性低贱是两个重要方面，这同前面犹太英雄体现的精神正相对照。实际上，《鸦片》只是概念化地演绎了文化成见，小说的全知视角排除了读者批判性审视的必要。女性命运象征了“中国”的颓势，在中国他者无望地沉沦的同时，犹太人却以其信心实现了精神上的重生。但我猜测，这里的负面描述还有一层具体含义。上海当时的特殊环境，导致移民女性在融入当地经济生活方面比男子远为成功，在酒吧中服务是为数不多的就业机会之一，但这一职业严重动摇了犹太人的传统家庭观，在当时犹太报刊上引发了激烈争论。Basil本人在《论坛》上就发表了讥讽吧女的许多“仿奥斯卡·王尔德”的《虹口格言》:“女人们从前有沙龙，现在有——吧台”，“现在所有的已婚男人过得像单身汉，所有单身汉像男孩——只有有钱人过得像已婚男人”，等等。犹太群体既然视女人做吧女如卖身一般，自然感到自尊受到极大挑战，对中国（还有日本）妇女地位的描述在某种程度上能起到心理补偿作用。不过我们还会有另一种读法：这种中国流浪汉和中国女人的无身份处境正是犹太人自身的间接写照。

身份或非身份——动摇作为身份认同的辩证法

同病相怜的感觉的确时有流露，库·莱文的诗歌《卖艺人》由酒吧中两个褴褛的中国卖艺人而想道：“我们也是街头卖艺人，/我们也须耗尽形神，/人们给我们施舍，一份苦涩命运。……我们也从一人走向另一人，乞求着，/我们是陌生的，在异族人中，在遥远国度，/正像这两人，我们必须流浪，/——来吧小个子中国人，把手伸给我。”可见对照的功能除了区分也有合一，共同的苦难还能让移民同中国人认同。这种认同还扩展到了整个东方文明，Basil关于茶道的文章也同时承认了身份扩大的必要，既然西方接受了东方的茶文化，可见东西方也有融合的可能，因为茶道代表着整个东方的生活方式。这种复杂性反映了犹太人身份选择上的犹豫不决，这正是上海犹太难民生存状况中的一个极明显特征。围绕剧团的剧本选择问题，即哪一类符码更符合主体建构需要的问题，德莱福斯这位曾与沃尔夫、卓别林共事的剧评家兼导演，在《论坛》上同一些戏剧同人进行了激烈论争。剧目究竟以艺术性为准绳，还是以作者的犹太人身份为依据，究竟该采用更“犹太”的意地绪语剧本，还是不需因噎废食地将德语作品逐出舞台，这是意识形态也是文化身份选择的问题。认同美学标准，即是认同于欧洲文化共同体的标准，而非东欧犹太族群的地方主义。对于德莱福斯本人来说，被逐出德国并不意味着同德国传统的决裂，相反移民们全都为这样一种意愿，即“将德国文化圈所赋予我们的遗产庄严地保存并且加以发扬”所承负。

库·莱文的小说《转变》反映了在上海的环境中身份实现的困难。雅可布是一个刚到上海四个月的犹太少年，对周围环境和人充满了极端不信任感，沉默寡言（语言的丧失是身份紊乱的表征）。富有同情心的拉赫曼博士想帮他走出非正常状态，带他到了自己工作的酒吧。在那里他邂逅了一个叫路特的酒吧女孩。路特告诉他，由于生活所迫，她会和她不喜欢的男人睡觉，这在单纯的雅可布听来就像是受难者的忏悔，他心头涌出了一种使命感，不但要用爱情去填平对方的情感生活，还要使她经济上自立。他情不自禁地向她撒谎，说他在电车公司当钳工的收入能勉强维持两人的生活，她不用再向别的男人祈求施舍，明天他就给她送钱来。可是钱从哪里来呢？雅可布一夜未眠。实现这个诺言的强烈冲动令他丧失了理智，竟然偷了室友的手表去典当了15元，如约送到路特手中。在向警察自首后，他被判五个月监禁。路特收到他一封信，信上说，他换到一家新开的停车场工作了，如果对方以后收不到他的信，只是因为他太忙的缘故。“转变”即是身份的转变。纳粹的迫害将雅可布由正常少年变为无语者，这是转变之一；由拉赫曼博士的介入带来的转变是超越也是堕落，他转变成了损害难友的小偷；他试图去转变另一受难者，却缺乏基本的物质前提，拯救者自己进了监狱，不再能履行其义务。在文本的符号空间中，女性就是犹太身份本身（对女性的拥有是多数民族传统身份和家庭价值的象征），这一身份的维持和现实处境已成悖论关系，就像雅可布的宗教要求和盗窃行为间的矛盾一样。但在身份的不可能中已预示了何为理想，理想的拒绝现身又使追求成为一个不懈的过程。依违之间已标出了一个容纳变化生成的空间，这个有意味的虚空正如霍米·巴巴说的“时间留滞”（time-lag），它使变化、协商成为可能，使各种向身份的意向性——这种意向性就是身份的实质——都得以满足。动摇和非确定乃是身份认同在现实中的运作逻辑，也是《论坛》作为身份创作的超文本之具体情节。

《论坛》上有的文章中对于身份问题的深层思考让人想到今天后殖民主义的主张。譬如《海涅作为移民》一文可以说分析了移民身份的内在结构。这是一种分裂和边缘状态，但从这种分裂中最容易促发创造性的新事物。这种特性为所有欧洲人所分享，因为“所有各自区别的欧洲人都有灵魂冲突。所有人都是灵魂和精神上的混血儿”，而尤其明显地体现在犹太人身上，海涅这位客居巴黎至死的流亡诗人正是犹太人命运的典范。库·莱文在一篇幻想散文《中国炉边的遐想》中以向自我倾诉的形式讲述了一段遐想。一个绵绵阴雨天中，昏昏欲睡地蜷缩于不温不火的中国炉边，在他眼前幻出一系列奇异的人形。第一个人赤裸身体，以树叶遮羞，他说，他就是从伊甸园被流放到了地面的亚当，但他是“第一个人，而且是——第一个移民”，他的移民正是人类史的第一步，流亡是为了独立地生存和建立一个以这种独立存在为基础的人类社会。接下来现身的是中国精神的代表孔子，他也是流亡者，他欢迎作者来到中国土地，劝告他利用好流放的时光，使真理在地球上获得胜利。然后是被流亡到圣赫勒那岛的拿破仑，他除了鼓励犹太人的团结：“一种语言将你们联结成一体，你们将成为整体的一部分”，还保证，一旦自由的钟声在德国土地上响起，法国的大炮将撕碎中世纪的幽灵。最后一位黑衫形体却是出人预料的，他是希特勒过去的盟友、后来被逼逃亡的政敌斯特拉瑟（Gregor Strasser）。作者的意思不难理解：无身份就是身份本身，移民的“流散性”（diaspora）不仅成为犹太人的身份象征，而且代表了整个人类的生存状况。结尾的感想是：“我们必须以更多的尊严来担当移民的命运，一当我们意识到，那些时代历史上的伟大移民如何以骄傲和使命感在承受他们的命运。”不过纳粹政客也成了流亡英雄，只能说是以讹传讹的结果。

对结局的想象

不难发现，几位主要撰稿人在倾向上相当一致，可见这种文化价值的维护和主体意识的建构也属有意为之。《论坛》要移民把流散处境当作炼炉，在其中锻炼出新生来，就像德莱福斯的呼吁：“在这个我们移民被抛入其中的、称作上海的熔炉，有价值者有一天将会凝结而出，而无用者将会作为煤渣留下来。”

那么，一种成功地融入了新环境，和他者达成一致的状态是什么呢？作为这个呼吁的实现，作为对流散生活终点的设计之一，《虹口1960……》表达了对未来的憧憬：犹太移民在战后上海欢庆1959年末的除夕夜。在作者库·莱文的想象中，气派的虹口剧院坐落在倍开尔路和百老汇路拐角处，正在上演的Harry Hauptmann的轻歌剧《地上之天》象征着被建成了地上乐园的战后上海。引人注目的是，二十年前塑造了难民文化生活的艺术家和演员老当益壮地继续发挥作用，歌剧的男女主演Karl Bodan和Olga Hajegg夫妇，丑角Walter Berg和Hilde Friedmann，都是在移民中耳熟能详的、也是《论坛》杂志登载的戏剧广告中常常现身的名字。这些人名是代表危机时奋斗精神的符码，它们的符号价值曾经被纳粹剥夺殆尽，但在“上海”这个蛮荒的狂野中，历经了艰苦工作，应有的价值得到了全额兑现——每个人成其为所是正是意识形态给出的身份许诺。剧院散场后，欢庆的人们乘各式豪华轿车驶向高级酒店。当年拥挤肮脏的华德路住所被原样保留作纪念，但移民的苦难已成了仅供人凭吊的辛酸往事。“过去了，过去了”，现在的上海四处流溢着富足和安乐，凡是有力量挺过那些最艰辛岁月的人们，个个过得幸福惬意，而那些在第三帝国垮台之后匆忙赶回一片废墟的德国的人，由他们的来信看来，无疑处境不佳。

可有意思的是，在富足的上海，享用豪华轿车和高级酒店的人群仍是欧洲人，中国人在一旁殷勤服务。“优雅的中国侍者身着无可挑剔的燕尾服，将冒泡的香槟酒倒入精致的玻璃杯中”，只因为“没有欧洲人乐意在餐馆做服务工作”。地上乐园恢复了东西方以往的等级秩序。尽管在经济上力求融入当地社会，犹太人的欧洲身份却难以割舍。叙述者谈到歌剧时有一句微妙评论：“只有一点让我感到意外——剧本用德语写成，因为观众不能迁就英文对白。”德语的回归表明了老欧洲人地位的恢复，在未来的虹口乌托邦中，再不用为使用德语或意地绪语而争吵，谁也不能说讲德语是纳粹的专利，甚至也不需要为了生存而使用商业国际语言英语——冲淡了的欧洲语言。对一个受难群体偶尔流露出的优越感，自然不必要去苛责，它仅仅证明了文化身份的未完成状态，但如果由“上海熔炉”熔炼而出的最终还是一个老欧洲人身份，那样一个结果未免有些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