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塔拉斯·布尔巴》看“愚人爱国主义”

范锐

摘要：《塔拉斯·布尔巴》表现出明显的爱国主义情绪，但身为乌克兰哥萨克的人物对俄罗斯的爱国情感的合理性是可疑的。本文认为这种爱国主义源于对群体认同的需求，其实质是通过拥有共同的统治者建立起群体认同和国家认同。这种需求由于与哥萨克的自由精神相悖而被我称为“莽愚爱国主义”。而作为知识精英的果戈理则在建立群体认同的同时强调己群与他群之间的对立，以人的群体和国家属性掩盖了人性的共性，构成“智愚爱国主义”。

关键词：塔拉斯·布尔巴 果戈理 群体认同 莽愚 智愚 爱国主义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作品分成两类：具有短期价值的和具有长期价值的。而后者的价值体现之一，就是在经历了人类文明的漫长演变之后仍然能接受基于演变后的价值观的价值评判，并至少产生这样的意义，即以其自身的落伍来表明人类文明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讲，经典可以永远经典，却不必永远正确，果戈理的《塔拉斯·布尔巴》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一、《塔拉斯·布尔巴》的爱国主义情绪的体现

与《死魂灵》《钦差大臣》以及《外套》等作品相比，《塔拉斯·布尔巴》既非果戈理的长篇代表作，也非戏剧或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也不是处女作或成名作，就像一位非长非幼的儿子一样，地位并不显眼，但这并不妨碍它在这位大文豪的作品中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不仅体现于作者使用了在其创作生涯中比较少见的历史题材，也体现于作者塑造了在其创作生涯中同样少见的充满英雄气质的形象。在卑琐狡诈浅薄的乞乞科夫、赫列斯达尼科夫、泼留希金以及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们中间，视死如归的布尔巴父子和他们的哥萨克伙伴们如同在宠物中昂立的狮子。

另一点独特之处是，虽然果戈理在世时就经历着关于他对俄罗斯的感情的争论，《钦差大臣》《死魂灵》中的讽刺与批判使他几乎赢得了类似于今天中国常见的“汉奸”一类的名声，并在包括《塔拉斯·布尔巴》的小说集《密尔格拉得》发表的第二年就不得不远走他国，但《塔拉斯·布尔巴》中的爱国主义热情却从未遭人怀疑。对果戈理褒贬参半的别林斯基的评价代表着人们的普遍态度：“通过惊人的艺术创造，使历史上小俄罗斯的精神形象永垂不朽。”而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先让我们来看一看这种爱国主义在作品中是如何体现的。

在查波罗什哥萨克分兵一半去追击袭击了谢奇的鞑靼人之后，塔拉斯·布尔巴即将率领剩下的一半人和杜勃诺城中的波兰军队决战，这时他发表了战前演讲：“我想和你们谈谈，老乡们，我们的盟友之义是个什么东西。你们一定听父亲和祖父说过，我们的国土怎样受到所有的人的尊敬：希腊人早已闻知我们的大名，我们又从查尔格拉得收取过供金，我们有华丽的城市、教堂、王侯，俄罗斯血统的王侯，咱们有自己的王侯，却不是天主教邪魔外道的人。伊斯兰教徒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抢走了，一切都化为乌有了。只剩下我们这些孤苦伶仃的人，我们的国家也像死了可信赖的丈夫的寡妇一样，跟我们一样地孤苦伶仃！伙伴们，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团结一致地握起手来了！我们的盟友之义就是建立在这上面！再没有比盟友之义更神圣的关系了！父亲爱自己的孩子，母亲爱自己的孩子，孩子爱父亲和母亲。可是，兄弟们，重要的还不在这儿，因为野兽也爱自己的孩子。可是，在精神上，而不是在血统上，牢固地结合在一起，却只有人才能够办到。别的国家也有伙伴，可是像在俄罗斯国土上所看到的这些伙伴却不曾有过……人们竭力模仿鬼知道的伊斯兰教风俗，厌弃祖国的方言，不愿跟自己人说话，出卖自己的同胞，像在市场上出卖没有灵魂的家畜一样……可是，即使是一个最卑鄙的人，即使他卑躬屈膝，在地上打滚，浑身沾满尘土，弟兄们，他也总还有一点俄罗斯的感情。这种感情总有一天会觉醒过来，那时候他，这个不幸的人，就会两手捶胸，抓头发，高声地诅咒自己的卑贱的生活，准备用痛苦去抵偿可耻的行为。让他们大家都知道，在俄罗斯的国家里，盟友之义是个什么东西吧！如果死到临头，他们任何一个人也不能够像我们这样地死去！……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他们胆小如鼠的天性不允许他们这样去做！”

这段话几乎可以说是整篇小说的点题之语，如果《塔拉斯·布尔巴》是一篇中国高考作文，那么主要就要靠这段话去赢得分数。但恰恰是因为大作家过于想让他的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主人公讲出一番哲理来弘扬主旋律，这段话也是全篇最不协调的文字，远不如“别耽误工夫啦，鬼杂种！人家给你荣誉，你就接受吧，老狗！”这样的文字动人。但我们并不想探讨文体。显然，布尔巴这番话的主要目的是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官想激起战士们同仇敌忾的士气，所以强调的中心是“盟友之义”，事实上他也达到了这个目的。但同时，这段话又包含如下典型的爱国主义思维特征：

1．我们对他人的胜利是荣耀，如“从查尔格拉得收取过供金”；他人对我们的胜利则是罪行，如“伊斯兰教徒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抢走了”。

2．我们的东西是珍贵的，如“俄罗斯血统的王侯”；他人的东西则是卑贱的，如“天主教邪魔外道的人”。

3．我们拥有他人不可能拥有的东西，如“别的国家也有伙伴，可是像在俄罗斯国土上所看到的这样的伙伴却不曾有过”；“让他们大家都知道，在俄罗斯的国家里，盟友之义是个什么东西吧……他们胆小如鼠的天性不允许他们这样去做！”

4．我们身边存在着巨大的“不爱国”威胁，这是所有爱国者的噩梦，如“人们竭力模仿鬼知道的伊斯兰教风俗，厌弃祖国的方言，不愿跟自己人说话，出卖自己的同胞”。

当我说这是典型的爱国主义思维特征时，曾考虑是否应该用“狭隘的”来限制范围，但是很遗憾，上述特征确实是大多数爱国主义者所共有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整部小说中，对国家或民族的认同具备着不同层面，这在下文将会提到，但恰恰是在这段重要演说中，布尔巴，或者说作者通过布尔巴，将主人公的国家认同明确无误地定义为“俄罗斯”。布尔巴这段动员无论在鼓舞士气还是在振奋爱国精神方面都效果明显，虽然在接下来的战斗中他们全军覆没，但是很多人都没忘掉在牺牲前留下爱国遗言：“别了，弟兄们，伙伴们！愿正教的俄罗斯万世永存，保持永久的荣誉！”

“但愿杀尽敌人，俄罗斯国土年年欢庆！”

“我不惋惜离开这个世界。愿上帝赐给每一个人这样的结局！让俄罗斯名扬千古吧！”

“我认为，兄弟们，我死得很痛快：斫死了七个，用长矛刺穿了九个。马蹄踩死了许多人，我也记不清用枪弹打死了多少人，愿俄罗斯永远繁荣强盛！”临别祝愿，和祝酒词一样，是几乎所有民族的习惯，这本身并不奇怪。但考虑到小说的时代背景，就会发现这群果戈理所说的处于“半野蛮时代”的哥萨克对“俄罗斯国土”如此情真意切，是一件可疑之事。

二、《塔拉斯·布尔巴》中的群体认同层面和“莽愚”爱国主义

2009年，果戈理200周年诞辰之际，受到俄罗斯官方赞助的电影《塔拉斯·布尔巴》上映，小说中随处可见的以俄罗斯为对象的爱国主义表达在电影中得到了强化：编导甚至不顾整部影片的写实风格而让哥萨克烈士们在刀矢横飞的混战中有机会字正腔圆、一字不落地在临死前完成对俄罗斯的深情告白。完全可以想见，该片在今日之俄罗斯和乌克兰获得了截然不同的评价。

《塔拉斯·布尔巴》取材于无法考证的民间传说，基本可以说是虚构作品，时代背景也难以确定。但从种种情节推断，尤其是考虑到小说结尾处那场声势浩大的反抗波兰统治者的哥萨克大起义酷似17世纪中叶的赫梅利尼茨基起义，把小说的时代背景界定于16—17世纪是合理的，也是被公认的。

但这样问题便随之而来。布尔巴所属的查波罗什哥萨克并没有生活在俄罗斯，而是生活在乌克兰。在赫梅利尼茨基于1654年作为乌克兰哥萨克领袖与俄罗斯签订佩列亚斯拉夫条约之前，俄罗斯沙皇并非他们的统治者。因此，别林斯基所说的“小俄罗斯的精神形象”并不确切，因为是在佩列亚斯拉夫条约之后乌克兰才获得了“小俄罗斯”之称。当果戈理笔下那些垂死的哥萨克说出“愿俄罗斯永远繁荣强盛”的时候，他们很可能不是俄罗斯人而是乌克兰人。

当然，历史上俄罗斯和乌克兰渊源复杂，本文无意对此作历史考据。本文想探讨的是，既然“哥萨克”的本意就是自由人，既然他们原本是从莫斯科、波兰、立陶宛等各处的政权下为了追求自由而逃亡出来的人群，他们为什么在“去国”之后却又选择了“爱国”？而且，为什么选择了俄罗斯来作为他们热爱的对象？

答案看上去似乎是很简单的：任何一个人类群体都需要建立相互之间的认同感，当他们需要相互确认“我们属于同一××”的时候，“国家”二字确实是“同一”后面的选项。但事实上哥萨克们的选项并不单一，在《塔拉斯·布尔巴》中，群体认同的需求可满足于如下层面：

1．作为哥萨克人的认同；

2．作为乌克兰人的认同；

3．作为俄罗斯人的认同；

4．作为斯拉夫人的认同；

5．作为正教徒的认同；

6．作为基督徒的认同。

我们发现，第6个层面排除了“伊斯兰教徒”和布尔巴万分蔑视的犹太人；第5个层面则排除了同为斯拉夫人和基督徒的波兰人，因为他们是“天主教的邪魔外道”。那么为什么不把俄罗斯人也排除呢？为什么不作为一个乌克兰人或者哥萨克人去爱国呢？历史上那些大名鼎鼎的俄罗斯的反叛如博洛特尼科夫、拉辛、普加乔夫不都是哥萨克人吗？

本文注意到，果戈理在解释布尔巴的性格，事实上是在解释整个哥萨克性格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布尔巴非常固执，这是只有在艰苦的15世纪，在欧洲的半游牧地带才会产生的一种性格，当时整个蒙昧原始的南方俄罗斯被自己的王公们所遗弃，历经蒙古掠夺者贪得无厌的侵袭而完全荒废了……当时古老而和平的斯拉夫精神受到战火的洗礼，形成了哥萨克气质——俄罗斯人天生的豪迈奔放的性格。”

如果要在这一段文字中找一句关键语，我认为是“南方俄罗斯被自己的王公们所遗弃”。这使我们联想起布尔巴的战前演讲中自豪的语句：“我们有华丽的城市、教堂、王侯，俄罗斯血统的王侯。”事实上，布尔巴的演讲是作者对哥萨克性格的解释的复述，正因为被“俄罗斯血统的王侯”抛弃，这些“孤苦伶仃的人”才建立了“盟友之义”，而建立盟友之义的结果则是不要忘掉王侯们。

因此，这些被王公们抛弃的孤苦伶仃的人却并不打算抛弃王公们，当他们需要在自己中间建立认同的时候，他们认为王公的存在是必需的，而俄罗斯就因为满足了这一点而成为他们忠诚的对象。乌克兰虽然拥有基辅和比俄罗斯更早出现的王公，但在布尔巴的时代，被波兰统治的乌克兰却没有正教贵族来满足哥萨克们的忠诚所需；而哥萨克本身并非一个民族，他们逃亡者的源起和历史都无法产生受到认可的贵族血统。因此，当布尔巴把“盟友之义”定义为只能产生在“俄罗斯的国土上”的时候，当他说“在精神上，而不是在血统上，牢固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俄罗斯”其实指的是俄罗斯王公们，“俄罗斯的精神”其实指的是对俄罗斯王公们，并且只对俄罗斯王公们的忠诚。很显然，这种忠诚后来演化为对沙皇，以及沙皇之后的统治者们的崇拜与热爱。

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俄罗斯的王公们以及其后的统治者们对人民的统治，从古到今，从来没有善良过，否则也就不会有因为不堪忍受的逃亡而出现的哥萨克群体了。但有趣的是，哥萨克们可以不满、逃避甚至反抗现实的苦难，却对苦难的源泉报以不变的善意，原因仅仅在于这些统治使“我们”成为“我们”。我们过得好不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我们”。当苦难变得不堪忍受的时候，可以归罪于“我们”之外的“他们”，如土耳其人、鞑靼人、犹太人、异教徒，而“我们”还是“我们”，甚至变成更加密切的“我们”了。这种思维是有趣的，但更准确的表达是可悲的。

因此，布尔巴们对俄罗斯的热爱，体现出一种对逻辑的愚昧违背：一方面哥萨克精神本身就源自对自由的追求和对奴役的逃避，另一方面他们又以拥有对统治者以及由这些统治者所代表的国家的忠诚而自豪。群体认同的需求使得布尔巴们简单地把人类划分成“我们”和“他们”，而“我们”则被一厢情愿地置于事实上与之风马牛不相及的统治者名下。他们一方面自命自由，一方面又自命高贵，而这种高贵居然是来自被他们认为是高贵的统治者，而且他们主动要求被统治，并以被统治为荣。

在俄罗斯历史上有一种“圣愚”现象，即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都异于常人的宗教苦修者。虽然这些圣徒们和布尔巴式的哥萨克看上去毫无关系，但正如美国学者汤普逊所说：“在圣愚崇拜中，人格的非理性方面受到了器重，而理性的和肉体的方面则被贬抑。圣愚的行为否定西方的逻辑，嘲弄西方的经验。”①也就是说，圣愚们和果戈理的哥萨克们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反西方式的理性和逻辑。对布尔巴来讲即使波兰已经算邪魔外道，可以想见他对真正的西方的态度。但同时，哥萨克们的性格和生活方式显然与圣愚们大相径庭，因此我有理由把布尔巴式的爱国主义称为“莽愚”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具有如下特征：

1．不是因为国家可爱而爱国，而是因为需要爱国而爱国；

2．爱我的国家，不是因为它可爱，而是因为它是我的国家；

3．我的国家有权使我蒙受苦难，原因在于这是我的国家；

4．我的国家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原因在于它不是我的国家；

5．当我的国家事实上不属于我的时候，我假设它属于我，以便我爱它。

这种爱国主义的反智和愚昧的特征如此明显，乃至于已经不必论证了。

三、果戈理的“智愚”爱国主义

必须指出，由于《塔拉斯·布尔巴》的虚构性，当我们在谈论这些哥萨克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谈论一些由果戈理塑造的文学形象。这些文学形象显然有其现实意义，“莽愚”爱国主义是果戈理再三提及的“俄罗斯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现实或历史中，却未必有像布尔巴那样的哥萨克存在，莽愚爱国主义的真正创造者和可能的践行者其实是果戈理先生。

当然，把这位大文豪、人类文化的精英代表称为莽愚未免太不客气，但事实上，果戈理之“愚”也是显而易见的，而这种愚也通过爱国主义体现出来。果戈理和布尔巴一样也是乌克兰人，但在他生活的时代沙皇已经统治乌克兰一个多世纪之久。虽然不屈的乌克兰从来没有放弃过获得独立性的努力，虽然杰出的乌克兰同乡塔拉斯·谢普琴科表现过成为真正的乌克兰民族歌手的努力，但作为说俄语的乌克兰人，作为沙皇治下的前八品文官和有钱乡绅的儿子，果戈理对俄罗斯产生认同也是正常现象。但问题是，什么是俄罗斯？

果戈理身上具备着从他的前辈普希金到后辈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一以贯之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传统：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时，俄罗斯知识分子便诞生了。”这种情怀的产生本来就与俄罗斯特有的信仰和历史有关，同时又特别容易在对俄罗斯文化的关照和感知中得到释放。在《塔拉斯·布尔巴》中果戈理不放过一切描写山川、河流、草木、天空的机会，对于这片土地的深沉感情无处不溢于笔端——由于他的生长背景，这一切在他看来都不独属于乌克兰而是属于俄罗斯。这种对民族文化的深沉感情正是俄罗斯文学最动人之处。但同时，果戈理又把这种感情寄托于强调自己的民族和别的民族的区别之上。也就是说，只有在表现“我们是不同的”，而且“我们是正确的”，而且“只有我们是正确的”的时候，我们才能表达对我们民族的爱，我们才是爱国的。

正如《死魂灵》第一部那著名的结尾：当俄罗斯在飞奔的时候，“其他国家和民族都闪到一旁，一边用疑惑的眼光望着它，给它让出一条路来”。在《塔拉斯·布尔巴》中，果戈理这样解释哥萨克的暴动：“不，整个人民起来了，因为人民的忍耐到了尽头，——他们起来复仇，因为他们的权利被蹂躏，他们的人格遭到可耻的贬损，祖先的信仰和神圣的习俗被凌辱，教堂被亵渎，异邦老爷们横行霸道，实行宗教合并，压迫日甚一日，犹太人在基督教的国土上令人发指地行使着支配权。”

这个段落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作者的话而非作者记录的人物的话，也就是说，这段话表达的是作者本人的观点。因此在果戈理看来，哥萨克因为受到异邦人（例如犹太人）的罪恶的凌辱而进行的反抗是正义的。但是他对哥萨克动不动就“绞死所有的犹太人”、仅仅因为不想让“哥萨克的精力白白浪费”就发动劫掠，以及残杀婴孩、割掉妇人的乳房，“捉住了男人，把他的皮从脚跟直到膝盖剥下来”的暴行也予以了揭露，然而，这种揭露毫无批判之意，而恰恰是因为他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对。

和“半野蛮”的哥萨克相比，果戈理同样认为人类分成“我们”和“他们”，同样认为“我们总是对的”，“他们总是错的”。在对“我们”进行认同的同时他自然选择了对“他们”的不认同，充满魅力的俄罗斯文化在果戈理这里不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具有俄罗斯个性的同时失去了人类的共性，果戈理的悲天悯人其实只是悯俄罗斯人，他爱俄罗斯和俄罗斯人，但俄罗斯人因为是俄罗斯人，就不再是人。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安德烈·布尔巴这个人物。在自己所热爱的敌国女人面前，他这样表白：“谁说我的祖国是乌克兰？谁把它给我做祖国的？所谓祖国，是我们灵魂所渴望的东西，是我们觉得比一切都可爱的东西。我的祖国就是你！”有趣的是，当小说中的人物表达热爱的时候，对象都是俄罗斯，而当背叛的时候，果戈理却少见地使用了乌克兰。要不是安德烈这番话，我都几乎要以为这位作者忘记了查波罗什属于乌克兰这一事实。但在这里我们不必去探究果戈理是否居心叵测，重要的是，安德烈的话在今天看来无可辩驳。

在地球村的时代，一个人有权抗拒或改变未经他本人选择而具有的一切属性，包括事实上是被强加的国籍。对于作为个体的人来讲，国籍只是他的可变属性之一。一个剥离了原有国籍的人，其作为一个人的本质丝毫不受损失，而失去真诚的爱情则可能是更大的损失。无论如何，选择忠于爱情还是忠于国籍，是个人的不受干涉的权力。

而果戈理在塑造这个注定成为牺牲品的可敬人物的时候，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于是一个哥萨克毁灭了！对于整个哥萨克骑士精神来说是永远消失了！他再也看不到查波罗什地区、父亲的庄园和上帝的教堂！乌克兰再也看不到自己那个保家卫国的最勇敢的儿子了。老塔拉斯将从自己的头上扯下一绺白发，诅咒养出这样丢脸的儿子的日子和时辰。”随后果戈理就让老塔拉斯杀死了这个叛国者儿子。

虽然塔拉斯的杀子一直作为英雄行为被俄罗斯读者传颂，但正如前文所述，其合理性远远不如被杀者行为的合理性。因为安德烈是一个个体的人，哥萨克骑士、查波罗什人、老塔拉斯的儿子，都只是他作为人的属性之一，改变这些属性是安德烈本人的权力，根本不构成被塔拉斯处决的理由。事实上，果戈理在这里的主要成就不是描述老塔拉斯大义灭亲的壮举，而是在把安德烈作为一个反面人物处死的同时，也出于天才作家的本能写出了他激烈而深刻的情感和思想，这些情感与思想足以使这个人物在一百多年以后成为正面形象，因而反映出果戈理的违背其观念的对人性的敏感。

所以，当果戈理关注人性的时候，他是一个天才；但当他是一个爱国者的时候，他就成了一个愚人。就实质而言，果戈理的爱国主义与其笔下的哥萨克们的爱国主义，在结果上是一致的，即都是愚昧的。只是由于作为知识精英，他的愚昧产生的机制有所不同，不算“莽愚”，可以说是“智愚”。这种智愚爱国主义使得他成功地塑造了塔拉斯·布尔巴这样的“莽愚”爱国者形象，并且和后者一起构成了一种“愚人爱国主义”的整体。

回到本文的开头，有长远价值的文学作品，不会拒绝人们在多年后以新的价值观去衡量评判，即使评判的结果是这部作品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过时，但这种过时恰恰因为体现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而具备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我们可以以今天的价值观批判《塔拉斯·布尔巴》，但并不意味着这部杰作失去了意义。何况，愚人爱国主义在今日之世界，无论在俄罗斯还是在别的地方，还大量存在，他们对这部作品报以毫无批判的褒奖态度，这又正好说明了重新并仔细审视这部作品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