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论坛
亚里士多德论教育
谁也不会有异议，立法者最应关心的事情是青少年的教育，因为那些没有这样做的城邦的政体都深受其害。应该教育公民适应他生活于其中的政体，因为每一政体一开始就形成了其固有的习俗，起着保存该政体自身的作用。例如，平民制的特征之于平民政体，寡头制的特征之于寡头政体，其习惯特征愈优良，由之而来的政体也就愈贤明。
显而易见，在教育方面应有立法规定，并且教育应是全邦共同的责任，但也不能忽视教育的内容以及实施教育的方式。关于教育的实例，如今是众说纷纭。无论是有关德性还是有关最优良的生活，人们对年轻人应该学习的内容莫衷一是，至于教育应该偏重于思想内容还是偏重灵魂的伦理特性，人们同样是争论不休。现今实施的教育也令人迷惑难解，谁也不清楚应当进行什么样的训练，不清楚应当注重生活的实用还是应注重德性的修养或卓越的智识。所有的观点都有人称是，一旦涉及德性问题，依然是各执一词。因为不同的人所崇尚的德性不会直接相同，从而他们关于修养德性的观点理所当然地要彼此相异。……一个人行为或学习所为的目的能产生很大的差异，为自己为朋友或者是出于德性的行为都不会丧失身份，然而一旦出于其他目的，同样的行为往往就会显出卑贱和奴性。
现行的教育科目，根据前面所说，就可以分为这样两类。
因而，应当有一种教育，依此教育公民的子女，既不立足于实用也不立足于必需，而是为了自由而高尚的情操。……儿童们的教育中包括一些实用的课程，例如学习读写，但并非仅仅为了实用，而是为了通过它们得以步入更加广阔的知识天地。同样，学习绘画也并非为了在私下的交易中不致出差错，或者在各种器物的买或卖中不致上当受骗，而毋宁是为了增强对于形体的审美能力。处处寻求实用是对自由大度胸怀的极大歪曲。……
如今在那些似乎是最关心儿童的城邦中，有的只是造就了儿童运动员一般的体质，却损害了他们的体形和阻碍了他们的发育。斯巴达人虽然没有犯这种错误，他们却对儿童进行艰苦的训练，认为这样可以大大增强其勇敢。然而，正如我们多次重复的一样，教育不能仅以一种德性或最主要地以这种德性为关心的目标。即使他们致力于这一目标，也并没能付诸实现。因为在其他动物和人群中间，我们看到勇敢并不是与残暴结合在一起，而总是伴随着温顺的类似狮子的性格。……首要的东西是高尚而不是残暴，狼或其他凶残的野兽不可能面临一个高尚的危险，只有善良之人才有可能慷慨赴险。有些人教育儿童过于注重粗野的身体训练，却忽略了必要的教诲，其实际的结果是把儿童变成了低贱的工匠。他们仅仅教给儿童们于政治有用的事情，可是就按这种做法其结果也不如他人。所以我们不需以过去的业绩来评价斯巴达人，而要看他们现在的情况；因为如今他们在教育或训练方面终于有了敌手，而早先却没有。
既然音乐带来快乐的享受，而德性在于快乐和爱憎的分明，那么，必须阐明的是，没有比培养正确的判断能力、学习在良好的情操和高尚的行为之中求取快乐更要紧的事情了。节奏和曲调模仿愤怒和温和、勇敢和节制以及所有与此相反的性情，还有其他一些性情。其效果十分明显，灵魂在倾听之际往往是激情起伏。在仿照的形象面前感到痛苦或快乐与亲临其境面对真实事物的感受几乎相同，好比一个人面对某人的雕像时倘若仅仅因其优美造型而不因别的缘故而生欣喜，他在亲睹雕像所仿照的原型时也必定会同样感到欣喜。……音乐的教导很适合少年的本性，青少年们由于年龄关系极不情愿忍耐那些缺少快乐的事物，而音乐在本性上就属于令人快乐的事物。而且，音乐的旋律和节奏可以说与人心息息相通，因此一些有智慧的人说灵魂就是一支旋律，另一些则说灵魂蕴藏着旋律。
存在着两种目标：可能的目标与适当的目标，人更应该追求可能的目标，又应追求与自身情况相宜的适当目标。这些目标受年龄差异的影响，那些饱经岁月风霜的老者很难再唱紧张高亢的曲调，自然本性要求给这种年纪的人一些轻松的乐曲。正是在这一点上，一些擅长音乐的人十分恰当地批评了苏格拉底，责备他把轻松的曲调排挤于教育之外，其理由倒不是它们能使人飘然陶醉，而是这种陶醉本身不同一般（因为酒醉更主要是令人亢奋），竟然趋于消靡。所以一旦老之将至，就应额外选用一些轻松的曲调和旋律。此外，假如某一曲调井然有序且富教育作用，就宜于在儿童时期的教育中采用，例如吕地亚调，它在所有的曲调中显得最具备这种特征。这样，教育明显应基于三项准则：中庸、可能的与适当的。
（节选自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题目为本书编者所加）
大学的观念
作为特殊学校的大学
大学也是一种学校，但是一种特殊的学校。学生在大学里不仅要学习知识，而且要从教师的教诲中学习研究事物的态度，培养影响其一生的科学思维方式。大学生要具有自我负责的观念，并带着批判精神从事学习，因而拥有学习的自由；而大学教师则是以传播科学真理为己任，因此他们有教学的自由。
大学的理想要靠每一位学生和教师来实践，至于大学组织的各种形式则是次要的。如果这种大学理想的活动被消解，那么单凭组织形式是不能挽救大学生命的，而大学的生命全在于教师传授给学生新颖的、符合自身境遇的思想来唤起他们的自我意识。大学生们总是潜心地寻觅这种理想并时刻准备接受它，但当他们从教师那里得不到任何有益的启示时，他们便感到理想的飘渺和希望的破灭而无所适从。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他们就必须经历人生追求真理的痛苦磨难去寻求理想的亮光。
我认为，大学的理想始终存在着，只要西方国家的大学里还把自由作为其生命的首要原则，那么实现这种理想则依赖于我们每一个人，依赖于理解这一理想并将它广为传播的单个个人。
青年一代正因为年轻气盛，所以从其天性来说，他们对真理的敏感程度往往比成熟以后更为灵敏。哲学教授的任务就是，向年轻一代指出哪些是对思想史做出重大贡献的哲学家，不能让学生们把这些哲学家与普通的哲学家混为一谈。哲学教授应激励学生对所有可知事物、科学的意义以及生活的真实性持开放的态度，并通过自己对此所作的彻底深入的思考和演讲，激发学生去把握和深思。哲学教授应生活在大学的理想之中，并且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去创新、去建设和实现这一理想，他不必讳言知识的极限，但是他要教授适当的内容。
危机与振兴
由于众多大学并存的现象，造成了毁灭真正学术的趋势，因为学术研究为了拥有读者，只好投其大众之好，而大众往往只顾及实际的目的、考试以及与此相关的东西。受其影响，研究工作也只限于那些有实际用途之物上，于是，学术就被限制在可了解、可学习的客体范围内，本来应是生存在永无止境的精神追求的大学，这时也变成了普通学校。另一方面，固定的学习计划解除了单个个人在寻找自己的精神发展之路上所要经历的危险，但是，缺少这种在精神自由中的冒险，也就失去了独立思想的可能性本源，而仅仅剩下发达的专业技巧而已。也许他仍可成为具有广博知识的研究者，但理想中的人物是具有独到精辟见解的学者，而并非是那种掉书袋的研究者。当人们开始分不清这两种人时，那便是大学衰落的信号。
在商品经济发达的今天，真正献身于学术研究的人是需要勇气的，在一般人看来也是一件不平常的事，但有史以来研究工作就不属于普通人所能从事的工作。一个运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的人，只有当他把追求真理当作一种内在的需要时，才算是真正参与学术研究。科学的危机就其实质而言，就是人的危机，是人们不能以无限的求知欲面对科学发展所产生的危机。
目前整个世界弥漫着对科学的错误看法。科学享受着过分的尊重，由于现实生活秩序只有通过技术才得以治理，而技术则通过科学成为可能，所以，在这个时代里，人们产生了对科学技术的信仰。但是，科学的本真意义被遮蔽，人们仅仅钦佩科学的成就，却并不明白科学的奥义，因此，这种盲目的信仰只能变成迷信。真正的科学是一种智者的知识，假如把信仰科学的焦点集中在科学技术的成果上，而不去了解其方法，那么在这种错觉中，迷信就成了真正信仰的赝品，人们就会把希望寄托在仿佛是固定不变的科学成果上。对科学的迷信导致了：对一切事物的了解都是乌托邦式的，认为科学技术无所不能，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人类从此可以过上幸福富裕的生活。简而言之，就是把凡是理性思考的内容看成是绝对正确的信条。这种迷信的力量几乎侵蚀了所有人的心灵，包括学者在内。这种迷信在某些个别情况下似乎被克服了，但总是一再出现，并在相信这种迷信的人与本真科学的批判理性之间撕开了无底的深渊。
大学的改革
从大学改革的双重观点来说，与这两项任务不可分离的，一是大学组织和建设的外部改造，二是为赢得大学观念新形态的思维方式的内在转变。单纯以课程来实现知识的供给那就将失去它本来的意义，同样的，单纯的观念玄思也将造成乌托邦式的狂热。怎样正确处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决定着大学的命运。
人们普遍认为，大学的更新要与整个人类观念的改变联系起来把握，其结果仿佛会导致国家观念的觉醒。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懂得怎样运用权力，唯其如此，国家的意义才能深深扎根于民众的日常思维方式中。如同所有精神生活一样，国家不断校正自我的形象，在精神的斗争中显示出自由，精神通过共同的任务存在于与它相联系的对立面中。这样的国家充满了尊重知识的气氛。因此，在大学的精神创造中不仅要寻求最透明的意识，而且还要寻找国民教育的根源。
学生的自由与责任
大学生是未来的学者和研究者。即使他将来选择实用性的职业，从事实际的工作，但在他的一生中，将永远保持科学的思维方式。
原则上，学生有学习的自由，他再也不是一个高中生，而是成熟的、高等学府中的一分子。如果要培养出科学人才和独立的人格，就要让青年人勇于冒险，当然，也允许他们有懒惰、散漫，并因此而脱离学术职业的自由。
假如我们希望大学之门为每一个有能力的人敞开，就应该让全国公民，而不是某些阶层中的能干人拥有这项权利。这就是说，不要因为一些需要特别技巧应付的考试而淘汰了真正具有创造精神的人。
通过一连串考试，一步一步地抵达目的地，这种方式对不能独立思考的芸芸众生来说是十分有利的，而对有创造精神的人来说，考试则意味着自由学习的结束。大学应始终贯穿这一思想观念，即大学生应是独立自主、把握自己命运的人，他们已经成熟不需要教师的引导，因为他们能把自己的生活掌握在手中。他们有选择地去听课，聆听不同的看法、事实和建议，为的是自己将来去检验和决定。谁要想找一位领导者，就不该进入大学的世界，真正的大学生能主动地替自己定下学习目标，善于开动脑筋，并且知道工作意味着什么。大学生在交往中成长，但仍保持其个性，他们不是普通人，而是敢拿自己来冒险的个人。这种冒险既是现实的又必须带有想象力。同时，这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升华，每一个人都可以感觉到自己被召唤成为最伟大的人。
精神贵族与社会贵族迥然相异，每一个有天赋的人都应该寻求读书的机会。精神贵族有自己的自由，不论是在达官贵人或工人群中，在富商人家或贫民窟里，均可发现他们，但不论何处，精神贵族都是珍品。而进入大学学习的年轻人便是全国民众中的精神贵族。
精神贵族与精神附庸的区别在于：前者会昼夜不停地思考并为此形销体瘦，后者则要求工作与自由时间分开；前者敢冒风险，静听内心细微的声音，并随着它的引导走自己的路，而后者则要别人引导，要别人为他定下学习计划；前者有勇气正视失败，而后者则要求在他努力之后就有成功的保证。
如果人们不是从精神冒险和对学习生涯自我负责中萌发自我意识，而是听任所偏好的社会为自己定下生活目标，屈从于老一辈人的幸福观；如果人们不是独立地去思考，而是让传统的观念烙下印记，那么，这些传统观念将取代年轻人所特有的精神躁动感。
（摘编自[德]雅斯贝尔斯著、邹进译：《什么是教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
何谓世界一流大学
——丁学良教授在北京大学的讲演
过去一千年，是今天的大学从产生、转型到发展的完整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哪一个区域有一所世界著名大学，这所大学几乎就是这个区域兴旺发达的明确无误的标记。要想成为一个大国，必须有众多的大学，还必须有伟大的大学。“伟大”主要是就它的精神气质而言，即是要挑战世界，而又包容世界；立足本国，而又面向全球；传承过去，而又超越过去；把握未来，而又脚踏实地。
一、关于大学的理念
从教育机构、研究机构到服务机构，有关大学的理念经历了三个阶段。
今天的大学来源于中世纪末。公元11世纪，“大学”最亲近的祖先在意大利中部的Bologna出现。今天，Bologna大学还在那儿开着呢，有将近六万学生，国际上有影响的高等教育会议时不时在那儿举行，就是大家对这位“爷爷大学”高度敬意的表示。11世纪末至12世纪初，“大学”在法国和英国先后出现，然后逐步传播到西班牙、葡萄牙、德国、中欧以及美国等地。
从大学在近代初期一出现直到今天，关于大学理念，没有停止过探讨和争论。其间的演变，至少经历了三个比较大的阶段。
“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在现代化刚刚起步时，西方对此问题回应的主导思想是：“大学应该是一个教化的机构，目的是培养颇有学问的青年绅士。”
到工业革命全盛期，大学的理念有了相应变化。当时，德国伟大教育家洪堡强有力地争辩说：“现代社会里大学的功能不仅仅是从事教育，它还必须从事研究。”根据他的理念于1810年建立的柏林洪堡大学宣称，它是“所有现代大学之母”。当年蔡元培先生就是带着这样的理念回到中国的。当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他同时也是中国中央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这就深受洪堡的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市场经济、工业社会、国家体系变得越来越复杂，第三种大学的理念就提出来了。它指出：大学不单是教育、研究机构，还是服务机构，要为即将在非常复杂的行业和部门就业的人员，提供系统训练，为工业、农业、商业、服务业、公共部门等领域提供智力支持。美国是这种理念兴起的主要地方。不过当时也有对这种观念和做法提出反对意见的，就连哈佛商学院的创建也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这里插一句，欧洲越古老的大学，对开办专业学院越不热衷，像牛津和剑桥，直到20世纪后期才开办商学院。商学院成立不到四年，就引来不少捐款，设立多个教席。不过，牛津校方至今还是不敢走得太快，他们虽然也开办了“大学发展办公室”，专职募捐，但是却把办公室塞进一条狭窄小街，旁边是卖烤羊肉串的小饭馆，真是难为了它！
当大学迅速扩张时，自己就发生分层了。绝大多数大学，可能一开始都想同时发挥三个功能。但是，只有很少的大学具有这样的资源和机会。在这一背景下，大学开始划分类型了。其中最惹人关注的，就是把知识创新、观念创新当作最根本的目标来追求。这类大学一般被称为“研究型大学”，它们在高等院校里的相对比例越来越少，虽然它们的绝对数目在缓慢增长。
二、评鉴研究型大学的一般标准
从师资、生源、课程，到硬件设施、财源乃至综合声誉，评鉴大学的标准是多元的、不断发展的。
当今世界几个高教发达国家对研究型大学的衡量标准，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以下九条。
1．教员整体素质
教员整体素质由一些技术性指标和一些比较抽象但仍然是可以把握的指标组成。硬的技术性指标，主要指一所大学里所有教员中具有博士学位的人数比例，比例越高越好。这个指标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显得越来越重要，博士学位成了在大学任教的入门证。
还有更复杂的指标来衡量大学教员素质。首先是学术研究成果，与此相关的是在学术界和文化界获得的奖励和承认，然后是教学表现。即使是非常出色的教师，“教书”只是工作的1/3，如果研究方面的表现不够出色，就不能在研究型大学里待下去。
一个大学什么都可以失去，但不能失去一流教员，因为教员是大学的灵魂。
2．学生的素质
学生的素质和生源的优劣，对大学来说当然非常重要。在西方，好的研究型大学也通过考试来招生，但考试在总的评价标准里所占分量远不是决定性的。他们更看重学生潜在的素质，看重学生将来能够成为知识创新者的那些蛛丝马迹，看有没有多方面的才艺。还有两项因素越来越重要：一是有没有社区服务的经历，如帮助穷人、帮助老人、环保运动等，是否到非常贫困甚至危险的第三世界做过义工，因为这表明了年轻人对社会的承诺；二是有没有领导和组织能力，这对学生以后在社会上的成功关系很大。
3．常规课程的丰富程度
常规课程的丰富多彩，给教员的研究和学生的培养创造了广阔的知识架构，同时也给知识创新提供了开放的可能性。在课程的内容中，应该包括学科的最新进展。一个大学能不能提供丰富多彩的课目，不仅要看开出的课目数量，还要看教员有没有做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如果没有开创性的研究工作，那么即使开一百门课，在位于学术前沿的学者眼里，也是没有很多实质意义的。
4．通过公开竞争获得的研究基金
在知识创新的大环境里，一所大学通过大范围、公开、高水平的竞争得来的研究基金的多少，体现了这所大学的教员在各个学科方面在世界上大概处于什么位置。研究基金多，不仅仅意味着钱多，更表明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一些重大项目的很大一部分，由这所大学的教员参与。这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长时段的无形资产。
5．师生比例
假如一所大学里有教员一百人，学生一千至两千人，这样的比例在正常范围内。假如师生比例达到一比五百，那就很难让每个学生得到适当指导。师生比例一比一，虽然对学生的指导关照无微不至，但成本太高。所以任何一所好的大学，在配额师生比例时，都得在教育素质和教育成本间寻求平衡。
6．各项硬件设备的量和质（略）
7．大学的财源（略）
8．历届毕业生的成就和声誉
大学既然是知识创新、知识传播机构，那么毫无疑问，即使有再好的教授、再多的钱，最后也要看它们的产品——看毕业生在社会上的成就。衡量历届毕业生的成就，并不仅仅是看多少人做了大官、挣了大钱，更重要的是看多少人在各行各业里处于创新前沿。其中最重要的是那些对人类的观念和知识的创新、对社会的制度创新起到先导作用的毕业生。
一所大学的历届毕业生会成为学校和社会乃至全球之间联系的动力和网络。一些古老的大学对自己的毕业生有不断的关怀，很令人感动。比如，你只要在哈佛大学获得过一个正式学位，那么终你一生，你永远都具有两个权利：你可以选举“哈佛大学董事会”成员，它一共有30个成员，是大学的最高监事机构；你还可以选举“哈佛大学校友会”的领导机构。不论你在什么地方，只要你给学校留过一个地址，学校每年都会把选票及时送给你。
9．学校综合声誉
对于一所研究型大学来讲，学校的综合声誉至少包括两个衡量指标。第一是让其他研究型大学的校长、院长、系主任、资深教授在匿名情况下，对它的对口系科、学院、学校整体进行评价。这是“内行看门道”的评价。第二是用人单位的评价。比如，评价一个大学的法学院办得怎样，它的课目如何，毕业生的素质、能力如何，要去问这个国家的法院法官和最主要的法律公司的资深律师；对于工商管理学院，要问大公司、银行等工商企业的资深管理人员。
三、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气质
University（大学）的词根是universus，是“普遍”、“整个”、“世界”、“宇宙”的意思。大学从诞生的那天起，其精神气质就是一种“普遍主义”。前面提到的公元1100年左右，在意大利中部Bologna出现的现代大学的“爷爷”，当时它的教授和学生都不是来自一个国家，教学的内容也不限于一国的事务。世界上最古老大学间的关系，同样体现出普遍主义的精神。剑桥大学是怎么来的？是13世纪牛津的教师和学生对牛津不满，跑到剑桥办了个大学跟牛津竞争。哈佛又是怎样成立的？是一帮剑桥毕业生，对旧大陆不满，跑到新世界开办的。出于对母校的敬重，他们把哈佛大学所在地叫Cambridge，即剑桥。耶鲁大学则是一帮哈佛大学的人不满哈佛才开办的。一流大学的普遍主义精神体现在普天之下都是我的领地、世界人才为我所用的气质之中。
普遍主义的取向在当今信息时代和全球化时代，变得更加重要。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就必须在世界范围、在大尺度上去跟天下的好大学竞争。在全球化时代，产业、公司、雇员、政府效率、国家体制等方面的竞争，都越来越变成跨国的竞争。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流大学的智力支持，不能源源不断地提供新的观念、知识、信息、人才，这样的国家就只能在世界分工体系里处于下等或者至多是中下等的位置。别人要欺负或暗算你，都不怎么难。
四、大学兴衰和大国兴衰
在21世纪，一个中等规模以上的国家，如果不拥有世界水平的大学，那么它就永远只能充当国际分工的小配角，拣人家的残余，当“大脑国家”的“手脚”。要看21世纪究竟是谁的世纪，不看别的，就看谁拥有更多世界水平的大学。
过去一千年，是今天的大学从产生、转型到发展的完整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哪一个区域有一所世界著名大学，这所大学几乎就是这个区域兴旺发达的明确无误的标记。
11至12世纪，现代大学的前身在意大利半岛出现，意大利随后就是文艺复兴的基地，最早的城邦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地便是在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当近代大学在英国兴起时，英国很快就成为全球领导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国家。位于大巴黎的那一串名校，为拿破仑的武功文治、革命大业、帝国辉煌提供了思想、技术、艺术的支持。当19世纪研究型大学的观念从德国萌发的时候，德国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最重要的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创造了典型的美国高教体系，世界也就进入了所谓“美国世纪”。
大学兴起带来国家昌盛，不仅仅是西方现象，也是世界现象。在亚洲，日本的东京大学是明治维新的产物，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也是白人种族社会之外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北京大学也是维新变法的产物，它的前身京师大学堂的创办，使中国迈进了现代社会的门槛。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要想成为一个大国，必须有众多的大学。这里的大国不一定指疆域辽阔——“大国”在英语里不是“a big country”，乃是“a great power”，是指在经济规模、创造的物质财富、全球竞争力、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对全球都有重要意义。而如果要想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有众多大学还不够，还必须有伟大的大学，至少要有一两所。“伟大”主要是就它的精神气质而言，即是要挑战世界，而又包容世界；立足本国，而又面向全球；传承过去，而又超越过去；把握未来，而又脚踏实地。
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教授说：“现在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沾沾自喜，因为国际上很多人都在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不知道这句话的根据在哪里。在我看来，要想使21世纪成为中国人的世纪，中国必须要有几十所世界级的大学。”
我基本上同意他的判断，因为中国人口占了全世界的近1/4，假如不能建成几所乃至十多所世界水平的大学，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就是一句美丽的空话。这样美丽的梦咱们中国人一个世纪来已经做过许多回了。
一个国家的实力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硬力量”，包括生产力以及看得见的技术应用；另一方面是“软力量”。进入21世纪，软力量显得尤其重要，大学更加成为软力量的发源地，诸如新知识、新观念、新方法、新组织形式、新制度结构，都属于软力量，它们不仅体现在经济上，更体现在政治、法律、文化上。
我的简短结论是：在21世纪这个全球化的纪元，一个中等规模以上的国家，如果不拥有世界水平的大学，那么它就永远只能充当国际分工的小配角，拣人家的残余，当“大脑国家”的“手脚”。要看21世纪究竟是谁的世纪，不看别的，就看谁拥有更多世界水平的大学。
（摘编自2005年1月26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