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西方传统休闲观

中国休闲思想的产生则是在奴隶社会时期，西周时的《诗经》中有所反映，出现了人们对休闲生活赞颂之雅词，如《小雅·六月》中的“比物四骊，闲之维则。维此六月，既成我服”,“四牡既佶，既佶且闲”; 《国风·汉广》中的“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分裂状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正是在此时期产生了影响深远的中国传统休闲思想，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道家和儒家的休闲思想。

西方国家的休闲思想源于古希腊，随着社会的变迁，休闲观念的相关内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中世纪的欧洲由于受到天主教和封建庄园主的统治，休闲思想深受宗教、阶级观念的影响。18世纪后，受到启蒙运动和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出现了“旅游”热潮和其他相关的休闲方式以及休闲观念。

一、中国的传统休闲观

（一）先秦时期的休闲观

1．道家休闲思想

（1）“虚静无为，逍遥自然”的休闲观

道家以老庄为代表，主张“无为而治”、顺其自然、心斋坐忘、逍遥无待的休闲境界，追求出世之道、回归自然、逍遥不羁的休闲状态。

道家的主要休闲观是“道法自然，无为而为”。所谓“道”，是指世间万物变化发展所遵循的必然规律，而道的本质就是以“自然”为根本的无为状态，正如老子所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所谓“无为”，是要人们顺应自然而不刻意去追求，为达到物我两忘、精神飘然无为的休闲境界，老子主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从内心达到“虚静”，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因为“虚静”是万事万物的本真状态，致虚守静就是使本心虚怀若谷，使之处于虚静无为的自由精神境界。

庄子以“逍遥”之心超越自我，从而达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无为状态，使自然无为之道上升到极高境界，这是人们精神上极度悠闲自得的状态。由此可见，道家的“无为”休闲观是自我身心的休闲愉悦，而“逍遥”是指摆脱对人的一切精神束缚，使人在精神上得以解脱进而超凡脱俗，真正实现休闲养性之目的。

（2）“重人贵生”的休闲观

老子认为：“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由此可见，老子将天、地、人、道四体并列，提倡“重人贵生”的思想。可见，道家强调人的生命价值的重要性。为此，老子还进一步提出“益生、养生”的思想和修炼方法，即：“载营魄抱一，能无离手？专气至柔，能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瑕疵？”换言之，神形在“气”的聚合下浑然一体，其最终目的乃消除心灵的积淤，以达到修心养生。

庄子秉承老子养生思想，进一步提出“心斋”“坐忘”和“见独”这三种静功养生法，认为“心斋”就是心志专一、排除杂念、保持虚静的精神状态；“坐忘”是通过静坐定心进入物我两忘的心境；“见独”是感悟到独一无二的“道”的存在。道家“养生”追求的是理想的生命状态，也是“休闲”所追求的生命本真状态——身心悠然自得。所以，中国传统休闲活动作为一种休闲生活方式而存在，顺应了生命的本然以及对生命永恒性的追求，以此实现生命的价值。

（3）“天人合一”的休闲观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道家所提倡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主张，即人要效法天地，天地要效法道，道终究以“自然”为法。这样，“人”与“天道”在“自然”的层面上达到“合一”。老子所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是在阐明“道”是整个宇宙统一体、滋生人世间万事万物的本源。庄子在老子宇宙整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主张“万物一体”“道通为一”的思想。他指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是从道家的宇宙生成论演化而来的“天人合一”论，说明人与“天道”在本质上是相互通达、人与自然和谐为一。庄子“天人合一”思想的另一层含义是人的精神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庄子·秋水》说：“天在内，人在外，德在乎天。”可以说，庄子将“天然”看作是内在的精神性，将“人”的形体看作是外在的，而高尚的修养则顺应自然。

简言之，“天人合一”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一种休闲精神之状态。这里的“休”，其基本意义是“人倚木而休”，即人类对自然和自由的天然热爱。这足以说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并融为一体的生命情趣，以及在与大自然的融合中所得到的彻底放松和休闲。当然，要达到真正“道”的绝对精神意义上的休闲境界，只有实现心境与自然的高度和谐。

2．儒家休闲思想

（1）比德的休闲观

儒家思想以其入世之主张，讲求独善其身，主张适度的闲适来追求个人的休闲娱乐。延续千古的“比德”儒家休闲观一直影响着人们的精神道德提升；也就是说，休闲游士在领略自然景观美和人文景观美的同时，也接受人格操守的陶冶。譬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梅、兰、竹、菊常被拟人化、被人格化，简称“四君子”，是“君子”人格的体现，是对有德者的赞美。竹，虚怀有节，直杆凌云，可谕高风亮节；梅，风雪独傲，玉骨冰肌，似若孤高自赏；兰，清雅幽香，芳草自怜，颇为洁身自好；菊，凌霜而荣，傲骨晚香，不与群芳斗艳。古人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孔子乐于游历奇川大山，观山川之厚重而引思出仁厚的儒家思想。汉代学者刘向指出：“夫山茏苁蔂嶵，万民之所观仰。草木生焉，众物立焉，飞禽萃焉，走兽休焉，宝藏殖焉，奇夫息焉，育群物而不倦焉，四方并取而不限焉。出云风，通气于天地之间，国家以成。是仁者所以乐山也。《诗》曰：‘太山岩岩，鲁侯是瞻。’乐山之谓也。”这段话说明了山如儒家所推崇的君子一样具有包容仁慈之广袤的胸怀，做人应像高山所具有的高尚品德。由此可见，孔子以山水比德就是对自然山水的拟人化，而休闲游士对自然客体的拟人化或人格化则是受儒家休闲观的影响，将人的文化精神赋予自然山水。

（2）“中庸适度”的休闲观

儒家所倡导的“中庸”，其基本原则是在休闲游憩之时“允执其中”，即把握适当的限度，兼顾事物的不同方面，保持事物的平衡，以使言行合乎礼所规定的道德标准，注重整体，不偏不倚，和而不同。“中庸”的目的是在休闲中达到“中和”状态。这里所谓的“中和”，是指对喜怒哀乐等情欲要有适度的控制。“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过度的喜不叫喜，过度的乐也不叫乐。对喜怒哀乐的状态能掌控，无所偏倚，这就叫“中”。平时能持中，一旦在休闲嬉戏中能把握自己的度，就能中节，这就叫“和”。“中和”能使人们在休闲之中保持内外之平和的休闲状态。受传统儒家休闲观的影响，中国士大夫在休闲形式和内容选择上注重“中和与和谐”，讲究主体的情感与理性和谐统一，因而他们的休闲之雅趣当选欣赏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形式。他们往往以“中和”为审美尺度，即“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孔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也就是说，休闲远游要掌控“中和”之度，远游的目的、方向要明确，父母健在最好尽孝道，不必远游；如必须要远游，则一定要有充分的理由，同时把家里安排好，说明归期，不要让父母担忧。

（3）“仁礼”的休闲观

儒家休闲注重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要达到和谐社会之目标，儒家以仁为其核心思想。譬如，孔子基于“亲亲”思想，把“仁”解释为“爱人”。孔子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也就是说，儒家主张休闲内容要赋予道德内涵，推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仁爱思想。所谓“仁”，已成为人的道德的最高境界，成为人的生命价值的重要体现。如何才能做到仁爱呢？儒家主张进行礼乐的教化，而儒家关于礼乐有许多具体的论述，如：“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儒家正是通过礼乐与仁爱的结合兼用，寻找到实现休闲的可行方式与途径。具体到个人休闲而言，儒家以习“六艺”进行休闲教育。所谓“六艺”，指的是诗、书、礼、乐、射、御。“六艺”中的礼和乐属于个人修养的重要内容；如果人人都接受礼乐之教化，整个社会环境也就充满仁爱，从而造就一个祥和、大同的理想休闲社会。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休闲观

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年——公元581年），由于长期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互相倾轧、战争频繁，士大夫处于生死未卜、彷徨苦闷的境地，正所谓“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加之原来建立的主体儒学思想的衰微以及封建门阀制度把持入仕之门，士人对仕途失去了信心和精神支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雄伟大业已成为虚幻，玄学在这一时期勃然兴起。

玄学始于老庄道家思想。《老子》一书这样诠释“有”与“无”：“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立言玄妙，行事雅远为玄远旷达。“玄远”，指远离具体事物，专门讨论“超言绝象”的本体论问题。因此，浮虚、玄虚、玄远之学可通称之为玄学。魏晋以来的士人在玄学中获得独立人格与精神自由，而要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慰藉，他们首先选择的方式就是远离尘世而隐居于山林之中，体会虚静与空宁，实现放任自由的逍遥生活，从而形成了具有影响力的“隐逸文化”。当然，魏晋已降的“隐逸文化”的表现是多方面的。魏晋时代的玄游源于七位士人（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这些正直的士人痛恨权贵，以老庄玄学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石，以谈玄为荣，以玄游为时尚，以自然山水为友，史称“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以纵情放荡、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对抗昏聩动荡的社会，寻求个性的释放，追求道家的虚静玄趣。其行动则表现为饮酒、常流连忘返于山水之间。其中又以阮籍和嵇康最为典型。嵇康徜徉于山水中领略道玄之真谛，追求精神与道玄的冥合，热爱大自然，引山水为知己。他在《述志诗》里云：“冲静得自然，荣华安足为”。他喜爱结交隐居山林的道士并与之悠游于山林之间，于山水中领略道玄之趣。据《世说新语》载，“嵇康犹于汲郡山中，遇道士孙登，遂与之游”。魏晋时期，由于受超越尘世的玄学影响，一些文人雅士把围棋看成一种行为放达的休闲方式，促使围棋的发展形成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酷爱围棋，其母去世时也不放下手中的棋子。据《晋书·阮籍传》:“母终，（籍）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被称为“千古隐逸诗人”的东晋隐士陶渊明，其田园诗达到“隐逸诗”的高峰，诗篇中最为有名的当然要数那篇题为《饮酒》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这首诗已达到了超凡脱俗的休闲境界，给人一种空灵、玄远、寂静、闲适和清丽的意境。只有在这种闲适的田园生活中，诗人的心情才自然而恬静，这才是真正的归隐。陶渊明笔下的田园休闲生活，成为了古代文人士大夫寄托理想的精神家园。此外，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凸显隐逸的精神，文中描述了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重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人人都“怡然自乐”，大家过着富庶安康的生活。这个“世外桃源”反映了诗人的美好心愿，也是诗人对黑暗现实社会的一种否定。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水画深受隐逸思想的熏染，许多著名的山水画家都是隐士或以隐居的境界作为心灵的理想归属，所以，在日常的绘画创作中，他们一般以环绕在他们身边美丽的山水、竹林等自然风光为题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水画就是借助有形之山和有形之水来表达无形的“道”的精神和境界，以创作山水画作为休闲方式成了魏晋南北朝士人抒发休闲隐逸之情的必选方式。在山水画中他们可以远离人世喧嚣，可以忘记俗世的烦恼。

（三）唐宋时期的休闲观

汉唐以来，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兴盛时期。隋、唐国强民富，政府开明，海纳百川，文化艺术百花齐放，儒、道、佛“三教”并立，出现了伟大的边塞诗人高适、豪放漫游诗人李白等。

在唐朝前期宽松的社会环境下，文人墨客崇尚奔放、自由和飘逸的休闲漫游生活，如同魏晋时期的文人一样大多纵情于山水之间，突出的代表人物是李白。李白自少年时期“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他游历众多名山大川，常年的漫游带给他无穷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他在漫游之际常常创作诗来度过休闲时光，把自由、奔放的休闲方式演绎至极点。诗句“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表达了诗人及时行乐、不吝休闲的儒道思想。唐朝的文人墨客既采纳儒家“入世”之精髓，也折中采用魏晋士人超然归隐避世的“出世”之道。《旧唐书·隐士传》中称：“高士忘怀，不隐不显，依隐钓名，真风渐鲜，结庐泉石，投级市朝，心无出处，是曰逍遥。”

盛唐社会稳定，国泰民安，休闲活动丰富多彩，有充满激情、豪放的运动休闲方式，如蹴鞠、马球等；也有借助重要的节庆活动与游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休闲活动，如元旦、元宵、寒食、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除夕等，人们往往会聚成群，嬉戏游乐。唐人春游踏青是唐代重要的休闲活动，春游既是盛唐风俗的重要内容，又是太平盛世的真实写照。春游内容有插花、赏花、斗花、送花、买花、画花、惜花、护花、宴饮、踏青、祭祖、泛舟、竞渡、吟诗、听曲、放风筝等活动。其中，赏花听曲是唐人春游的一大特色。当时，教坊中梨园子弟专为春游助兴演唱弹奏的曲子很多，如《杨柳枝》《春光好》《柳含烟》《满园春》等。男子蹴鞠、女儿荡秋千是寒食节的一道景观，无论宫中或民间，寒食节打秋千必不可少，场面生动、热闹。唐人有在九月九日重阳时节，登高望远、赏菊赋诗，喝菊花酒、插茱萸囊、佩菊花等习俗。

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和世俗文化发达的时期，特别是城市规模空前，商业发达，加之宋代重文轻武，这为休闲的发展提供了社会保障。宋代都市中流行奢侈享乐之风潮，而士大夫阶层正是这种风气的始作俑者，市民也有对高档奢侈品和娱乐品的消费能力，酒足饭饱之余便“优游逸豫，专用骄靡”，或在西湖上“买笑千金，呼卢百万”。在这一时期，宋代各种娱乐场所日趋兴盛。由于城市的发展、大量民间艺人的出现，带动了宋代城市居民乐于休闲的社会风气，专业的演出娱乐场所即瓦肆勾栏也应运而生，如汴京出现娱乐性的演艺表演，“酒楼茶坊的音乐演唱，瓦肆勾栏的杂剧艺伎表演，夜游天街观队舞”。之后，宋代理学兴起，周敦颐等理学家冲破汉唐儒学发展的困境，以佛道思想来诠释儒家义理，形成了新的儒学体系——“理学”。宋人较为关注“理学”之事，而只有少数人关心政治，宋人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关注自己的精神世界，故程颢云：“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知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宋代推崇重文轻武的国策，因而宋代士大夫阶层处境相对宽松，在追名逐利的同时，田园、山居的幽闲和清逸常常成为他们荣华富贵生活的一种心理上的补充和情感上的向往。宋代士大夫休闲生活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即高雅化。高雅化体现在士大夫对休闲活动形式和活动的物质条件的讲究、注重，就休闲的主体而言，充分体现了士大夫们的文人气质。高雅的休闲形式将士大夫与普通大众休闲生活区分开来，如在休闲品茶中，士大夫们享受的不仅仅是最后饮茶的那一瞬间，而是参与、体验从种茶到取水、烧水、煮茶等全过程。士大夫们对茶叶、饮茶器具都要求是上品，就保证了最后泡出的茶是上品。同时，这样细腻的休闲品茶的方式不单解决了口渴的生理问题，也是追逐高雅休闲的一种方式，士大夫能从中领会到休闲、清雅的意境。

在宋代重科举入仕，读书人只有读“四书”和“五经”等儒家经典，参加科举并中举之后方能真正成为士大夫阶层中的一员。自孔孟时代以来，读书最初是一种入仕的重要手段，但久读诗书便自然养成了许多士大夫对阅读书籍的嗜好，逐渐形成了每日读书的休闲习惯，并将读书当成了人生之目标。

（四）明清时期的休闲观

到了明朝，主流社会禁止一切动摇儒家伦理纲常的思想行为，把“发乎情，止乎礼”作为规范普通百姓的行为准则，以“存天理，灭人欲”来扼杀人性的自由。文官深受封建道德的约束，不敢随意表达自己的个人观点和主张。晚明时期，时局动荡，仕途变化莫测，官员大都忌讳或厌谈政治时局。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城市有所繁盛，人们的主观意识开始追求人格独立与生活的享受，因而有了文人游乐和市民冶游；同时，与节庆、节气有关的休闲文化活动也兴盛起来。

市民冶游主要以近郊冶游为主，传统节日，如踏青、清明节、重阳节等节气出游，人们倾城而出，享受出游的乐趣，或登高望远，或游湖荡水，五岳名山留下游人们的足迹，西子湖畔有他们的身影，秦淮河岸回荡他们的唱和。在这山水之间，他们感受着自然之美，体味人生的价值和生活的乐趣。扬州每逢清明，“城中男女毕出，家家展墓。虽家有数墓，日必展之，故轻车骏马，萧鼓画船，转折再三，不辞往复。”

名人雅士推动休闲游娱，社会上掀起了一股追求人性自由的思潮，士人们尽力摆脱传统纲常礼教的束缚，开始追求休闲超然的生活。他们积极拥抱大自然，游山玩水，品茗论道，典型代表人物有诗书画全能的艺术家唐寅。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唐寅离开苏州，坐船达镇江，经镇江到扬州，游瘦西湖，然后又坐船沿长江抵达庐山。庐山的秀丽山水给唐寅留下深刻印象。之后，他又乘船溯江而上到黄州，观揽赤壁之战遗址。后再南行至湖南，登岳阳楼，游洞庭湖；尔后继续南行登南岳衡山，漫游武夷名山。唐寅由闽转浙，游雁荡山、天台山，渡海去普陀，最后抵达安徽，游黄山与九华山。此时，唐寅囊中已罄，只得返回苏州。唐寅历时9个多月的千里游乐，尽情享受山川之美，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超脱尘世、排除功名浮利的老庄道家思想，在情景交融之中以期达到心物感应、物我两忘的境界。他的这种悠闲之情在其诗、画之中都有呈现。

明朝中叶，休闲文化活动较多，包括棋类、冶游、垂钓、射猎等活动，也包括与民俗相关的娱乐活动，如观灯、舞狮、赏花、赛龙舟等。其中，围棋活动尤为普及兴盛，且棋艺高超之人颇多，到明中叶形成了永嘉、新安、京师三大棋派。

清朝前期，经历明、清朝代更替之阵痛的汉族文人，往往通过休闲旅游凭吊前朝遗迹，以此来寄托亡国之忧思。他们从闲适的游山玩水之中寻求人生的乐趣，这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种休闲方式。譬如，明末清初的戏曲理论家李渔，受晚明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常自出游，家居的日子并不多，照他自己的说法是：“渔二十年间游秦、游楚、游闽、游豫、游江之东西，游山之左右，游西秦而抵绝塞，游岭南而至天表。”李渔丰富的旅游经历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保障。

李渔所作多是关于山水景物之评说，有较系统阐释休闲理论的《闲情偶寄》一书，论述养生、饮食服饰、园林艺术等休闲文化，以“居室部”“器玩部”“饮馔部”“种植部”“颐养部”等分别论述休闲活动，并涉及休闲的环境、方法和思想等议题。

清前期，在满汉人群中主要流行一些彪悍刚劲的休闲活动，如摔跤休闲活动空前繁荣。这个时期的摔跤结合了满人的摔跤与汉人的传统相扑。其中，有军中摔跤、宫中摔跤以及民间摔跤，而民间摔跤主要以街头比武形式为主。民间摔跤集中于北京街头的天桥、日坛等地，到处是摔跤的艺人，常常吸引众多的民众观看。汉人的冰嬉倍受清朝统治者的推崇，甚至被称为“国俗”，因而冰嬉作为一种休闲方式在民间广为流传。它可分为4种休闲项目，一是滑檫，即滑冰，主要是比速度；二是打滑挞，即高台滑冰；三是冰山蹴鞠，即冰上踢球；四是拉冰床，即冰上拉撬。

二、西方的传统休闲观

（一）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的休闲观

古希腊人由于受民主城邦文化的影响，强调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其表现为维护人的尊严、崇尚人的自由以及个人价值的实现等。古希腊智者学派的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第一次将人的价值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古希腊城邦休闲娱乐活动也充分反映了古希腊的人本精神，如公共宗教节庆、奥林匹克运动会、戏剧演艺等都是古希腊人展现自我的舞台，这也是西方国家较早出现的休闲公共空间。

西方国家休闲思想发端于古希腊，并影响了西方人的休闲观。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学派都主张把学问与休闲思想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知识同自由相关，自由又同休闲相关，还认为休闲与教养、教育、美德、愉快、幸福等不可分。“休闲”一词在古希腊语中为“skole”，其意思指的就是“学习和教育的场所”。古希腊人称这种场所为“闲暇”，而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学校”，闲暇包含教育的意思。

亚里士多德被誉为“休闲之父”，他被公认为是第一位对休闲进行系统研究的哲人。在他看来，“休闲是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他论述、诠释了休闲与幸福、教育等相关问题，甚至认为休闲是摆脱劳动后的心无羁绊的沉思状态。亚里士多德的休闲思想主要有以下三点：

1．休闲与幸福观

亚里士多德将自由时间与休闲区别开来，认为自由时间不一定能带给人们真正意义上的幸福。人在自由时间里的沉思和休闲状态才是一种“境界”，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休闲。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第十卷中将快乐、幸福与美德联系在一起，认为达到幸福就是要培养人们的美德，而适度的德性的选择才能带来幸福，太多或太少都是恶。他认为：“合于德性的活动就是这样的事物。这样的活动既令爱高尚的人们愉悦，又令自身愉悦。所以，他们的生命中不需要另外附加快乐，又令自身愉悦。”美德使人快乐，也是幸福的真正来源，当然，合于美德的幸福实现活动是最令人愉悦的。他同时指出：“幸福就应当算作因其自身而不是因某种其他事物而值得欲求的实现活动。”而爱智慧的活动是所有合于德性的实现活动中最令人愉悦的。所以，闲暇一定是令人快乐幸福的。

2．休闲与教育观

古希腊休闲一词的词源意义就是接受教育的场所，只有接受知识才可能进行“自由闲暇选择”，从而使人们选择闲暇成为可行。反过来，人们获取知识离不开教育，而闲暇总是与自由相伴，自由又总是与知识教育相关联。换言之，“学习者必须先通过习惯培养灵魂，使之有高尚的爱与恨，正如土地需要先耕耘再播种。”也就是说，闲暇的获得首先是要经过被他人教育的过程，然后逐渐转化为自我教育的过程。因此，古希腊提倡学习“四艺”，其中就有音乐，首先要学会懂得欣赏音乐，才能在闲暇中享受音乐所带来的乐趣。人们需要不断地自我教育和自我完善，也才能懂得真正意义上的休闲。

3．劳动与休闲对立观

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古希腊社会，奴隶从事提供衣、食、住、行等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劳动，而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公民并不从事这些繁杂的体力劳动。希腊的公民权只属于少数特权阶层，奴隶制保证了那些有权和闲暇时间的特权阶层享受休闲。古希腊社会把手工劳动者、商人等排除在公民之外，劳动者没有被给予公民权。没有公民权的奴隶仅能从事生产劳动，他们除了劳作没有时间获得知识、教育，也就没有时间学习如何休闲和沉思，更不可能有自我完善的机会，自然也就无法获得幸福、闲暇。休闲只属于特权阶层，而奴隶的劳作为特权阶层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大量自由时间。对于特权阶层而言，劳动是毫无价值的，“劳动”一词在古希腊语中有可悲的含义。因此，亚里士多德才将休闲看成是优越于劳动的活动。他的这种休闲思想是建立在劳动与闲暇对立、奴隶与公民对立的基础上的。

古希腊有影响力的哲学流派不止一家，这些流派以不同的方式表现自己的休闲哲学观点。以下几个流派主张自然休闲的本我状态生活。

犬儒学派（Cynicism）认为，物质满足并不能给人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快乐。对该派而言，所有的社会秩序和制度都会扭曲人性。这派人物寻求人性的自然状态，极为欣赏一种几乎是原始人的生存方式。

怀疑论者（Skepticism）认为，生活无好坏之分。他们倡导人们应该过一种简朴而宁静的生活。

斯多噶主义（Stoicism）认为，人们应当选择去过一种顺应自然规律的生活，这才是最好的生活。

伊壁鸠鲁学派（Epicuranism）认为，世上存在两种快乐：一般说来，较高层次的快乐常常是指沉思、欣赏和开发智力所带来的快乐；较低层次的快乐是对天生嗜好的本真反应。

由此可见，在古希腊已经形成不同的休闲观，主要的流派观点归纳于表1-1中。

古罗马军队通过征战带来财富的繁荣、社会的稳定，国家也由农业社会转化为具有阶层结构特征的城市社会，社会阶层细化为4个阶层：参议员，拥有大量的土地与权力；元老院官员，拥有超过25英亩的土地；平民，财富较少；佃农，处于社会下层。古罗马大部分的劳动工作由佃农和奴隶完成，而剩下的有闲阶层拥有大量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以公元354年为例，古罗马在这一年有200个节日，包括175天的比赛。城市化发展以及商人的投机使大量城市平民处于失业状态，罗马皇帝为安抚这些平民，专为后者安排免费娱乐和提供救济，史称“面包和马戏”。基于上述原因，罗马人开始举国上下追求、享受休闲生活，但他们注重休闲的功利性而非休闲的幸福、品味。其休闲表现为消费型的休闲。为此，古罗马大量兴建公共休闲设施。因此，古罗马的大浴池、室外剧场、运动竞技场、公园、游园等公共建设比较突出。

作为社交休闲场所的大浴池在当时风靡整个罗马城，人们喜欢洗浴，导致浴场规模浩大。据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研究，当时有个卡拉卡拉大浴场，占地124400平方米，同时可供2300人入浴。到了古罗马帝国末期，罗马城建立了阿格里帕大浴场和850个小浴场。很多浴场可男女共浴，浴场由此堕落为淫荡之地。

古罗马斗兽场为闲人提供娱乐，同时也可以处置一些犯人。在斗兽场里，角斗士之间进行着永无休止的比赛，一直决斗至死。为吸引观众的趣味，还增添了斗熊、斗虎、斗牛等项目。由此可见，古罗马的休闲活动充满血腥、放荡、腐化、奢靡和变态的味道，导致整个社会道德沦丧、经济倒退，这成为古罗马帝国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中古时期的休闲观

欧洲中世纪（the Middle Ages），也称“中古时期”（the Medieval Times），是欧洲文明发展相对缓慢的时期，它约始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约终于公元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文艺复兴开始和资本主义萌芽。中世纪的前期也被称为“黑暗时代”（the Dark Ages），而整个中世纪由天主教和封建庄园制共同统治，使这个时期的休闲活动颇具特色。

中世纪早期，圣·奥古斯汀（St.Agustin）和圣·本尼迪克特（St.Benedict）的劳动至上宗教观影响较大。两者认为：劳动工作至上而神圣，休闲属于世俗生活。本尼迪克特派修道院的生活宗旨可以归纳为两点：祈祷和劳动——每天24小时除了劳动之外，有7次祈祷和默想。当时，大部分休闲活动被教会所禁止，而大众休闲活动很大程度上受宗教的制约、规范。在中世纪中期，宗教仪式、宗教节日、周日礼拜等活动都是以教会所规定的内容为主，其结果又成为普通大众劳动工作之后的一种短暂休息或附带的休闲。在中世纪晚期，随着教会限制令的松动，普通大众的休闲娱乐与宗教活动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宗教和世俗内容逐渐走向融合。如英国农庄在复活节的娱乐庆典内容主要有：在耶稣受难节爬上十字架，或者把整个大斋期里盖在圣坛上的盖布撕掉等富有戏剧性的活动；演绎精心制作的宗教戏剧——向信徒表演基督从坟墓中复活升天，参加游行，欣赏巡游演员或附近城市行会表演的圣经故事剧等。可见，这些宗教节庆活动在世俗化的过程中带给村民一些闲暇、娱乐。

中世纪的庄园制以土地分封为基础，统治阶级是庄园封建领主和骑士阶层。骑士（Cavalier）是欧洲中世纪时受过正式军事训练的骑兵，后来演变为一种荣誉称号，用于表示一个社会阶层——贵族阶级的最底层。所谓的“骑士精神”的标准是信仰基督，忠于领主，慓悍勇猛，讲究礼仪。以此为标准形成了中世纪的骑士教育和骑士体育。成为骑士的要求为：男孩7岁被送往领主的城堡或著名的牧师家里学习，教学内容主要针对战争的需要而设定，如赛跑、角力、拳斗、射箭、投掷重物等体能和技能训练，男孩在15岁学习结束后便成为“准骑士”。在中世纪有一项规定：凡年满15岁的准骑士均需接受系统学习——“骑士七技”，包括骑马、游泳、投枪、击剑、狩猎、游戏（包括下棋、球戏）和吟诗等。直到21岁，准骑士们在教堂接受由牧师和领主主持的隆重仪式后，方能被正式授予“骑士”称号。骑士们平时除了从事其正常的训练外，还经常开展各种球戏和竞技比赛活动，同时也有义务帮助封建领主进行骑马、竞技、剑术、枪术、跑步等身体训练，以后发展为今天的休闲体育活动。

作为休闲方式之一的旅行，在中世纪的欧洲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旅游，人们外出大多并非单单为了游乐观光，而是出于商业或宗教目的，在路途中为美好的景色所吸引而暂时驻足，以此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已。《圣雅各-孔波斯泰尔朝圣指南》的作者记载：“在这条路上，我们还应该到卢瓦尔河畔去朝拜圣马丁的遗骸，那是个可尊敬的主教和听忏悔的神甫。”

中世纪特别是其晚期，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人们生活的稳定，旅行开始有了发展。民间休闲活动有音乐、舞蹈、竞赛等项目，赌博也很流行，虽然教会明令禁止。

文艺复兴运动最早于14世纪在意大利兴起，以借古讽今的方式弘扬古希腊的人本精神，以人文主义为思想武器来对抗天主教的神本主义。人文主义的核心就是强调个人的价值和尊严，肯定个人的自由和世俗生活，认为人类生活充满了希望，人应该享受尘世的精神生活和物质财富。自然，人文主义思想与天主教的禁欲思想相悖。

文艺复兴运动早期，但丁肯定“人类是自由的”，并认为：“人类一旦获得充分自由，就能处于最佳状态。”进入文艺复兴的后期，尤其是宗教改革的后期，西方世界开始摆脱中世纪“黑暗时期”的阴影。伴随着人文主义、理性主义和世俗主义的兴起，上流社会的社交休闲娱乐活动出现繁荣景象，大众休闲活动得以普及，也促使了大众休闲教育的实现。

在文艺复兴后期，英国哲学家及教育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把游戏作为教育的组成部分，他认为：“儿童们所有的游戏及娱乐活动，都应该在正确和有益的指导下进行。”由于当时教会还仍然在向民众灌输劳动至上、休闲是一种罪恶的伦理观点，所以，文艺复兴所带来的休闲教育和大学的世俗化对打破宗教束缚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贸易、金融等领域，这个时期人们积累了大量财富，渐渐形成了中产阶层，他们把更多的时间和财力投入到休闲活动当中。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可以凭借财力参与狩猎、宴会、舞会、歌剧、演戏、艺术等活动，大力兴建剧场、歌剧院等公共休闲设施，以促进艺术、文学、娱乐等方面的发展。譬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弗洛伦萨的梅迪奇家族凭借自己的财力，修建教堂及公共休闲设施并对公众开放，还资助艺术家从事创作活动。从16至18世纪，欧洲贵族不断开发私人领地，建造鱼塘、避暑山庄、室外剧院和动物园等设施，如巴黎的杜伊勒里宫和卢森堡花园，而当时这些私人花园和公园都是向公众开放的。

文艺复兴时期，由于人们还不能摆脱宗教的影响，因而休闲活动仍与宗教活动有牵连。人们旅行以经商、外交、温泉疗养、朝圣等为目的，但朝圣旅行者仍然是主流，陆路旅行主要以朝圣旅行者居多。例如，朝圣者从美因茨步行到威尼斯就需要15到20天的时间，两地相距370英里；朝圣者能够在3个月内很从容地从德国到达耶路撒冷。当时，定期举行的市民游行有颂扬当地守护圣徒的仪式性游行。守护圣徒负责城市公民与圣母玛利亚之间的沟通。游行队伍带着圣徒的遗物从教堂出发，绕城一周，回到安放圣徒遗物的教堂。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狂欢节中，普通民众暂时摆脱压抑获得身心放松，在狂欢节上人们尽情地欢乐。后来，欧洲狂欢节的彩车常常以教皇和当地的牧师来取笑。由于公众庆典伴随酒水的饮用，所以狂欢节期间常有吵闹和暴力行为，体育比赛也比平时激烈。

文艺复兴末期，许多户外休闲娱乐活动在普通大众中流行。由于受到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普通大众按照古希腊的休闲观来安排自己的休闲生活，如摔跤、狩猎、游泳等项目。

（三）近代时期的休闲观

18世纪，欧洲掀起的启蒙运动是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向封建教会发出直接的挑战，为日后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做了思想准备。法语中，“启蒙”的含意是“光明”。当时的思想家们认为，人们处于黑暗之中，应该用理性之光驱散黑暗，把人们引向黎明。他们积极地抨击专制主义的腐败和宗教的非理性，倡导自由、平等、民主和科学。

在18世纪启蒙运动和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在英国绅士的带动下，出现了休闲“大旅游”（Grand Tour）的热潮，其影响开始在欧洲蔓延，“大旅游”也为文化和思想在全欧洲的传播起到一定的作用。许许多多来自贵族家庭的年轻人开始在全欧洲旅游，其旅游的目的地是以巴黎、佛罗伦萨和罗马为主。当时的欧洲人把“大旅游”作为一种休闲游学方式，由此欧洲有了“旅游育人”或“旅游培养下一代”的说法。

18世纪后期，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工业革命前，社会主要是以农业占主导的生产方式，休闲娱乐与劳作是密不可分的，而休闲活动往往受制于季节更替和农作物生长周期的影响。在前工业革命时期，人们的娱乐活动以圣诞节、元旦节、复活节等庆典中的街头巡游以及庆祝丰收等活动为主。然而，工业化开始之后，生产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由于工业化要求高效率生产和严格界定劳动时间，这样，工作和休闲逐渐剥离开来，而新的工业化大生产对于工人来说劳动带来的是对心灵的扭曲，劳动者失去了对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而休闲蜕变为工作之后的发泄手段。

一方面，新的“有闲阶层”是伴随着工业化生产对工人劳动的掠夺来获取财富而出现的。随着有闲阶层在政治、经济地位上的提升，他们便开始标榜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其输出文化价值观的形式是以“理性休闲运动”（Rational recreation）来规范普通大众的粗放型休闲方式。这场运动的结果使下层阶层的休闲活动更贴近中上阶层那种理性、优雅的娱乐休闲活动。理性休闲运动的主要内容有：知识教育、艺术欣赏、户外休闲和体育运动等。

另一方面，工业革命也给劳动阶层带来了商业消费能力和更多的余暇时间。由于高效率的劳动和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工人们不得不选择一些休闲方式来恢复身体的疲劳和释放被压抑的个性。19世纪，这种休闲消费需求的加剧促使了消费需求被打上商业的烙印，导致了工业化时代休闲需求转化为可以获利的巨大商机。譬如，人们对休闲娱乐的需求产生了音乐会，使音乐会在19世纪50-60年代发展成为最流行的休闲方式之一；又如，在英国，有些音乐厅的建设耗资在1万英镑以上（在当时可算天文数字），可以同时容纳数千人欣赏音乐。1866年，伦敦有33个大型音乐厅，每个平均投资1万英镑左右、平均容纳听众1500人，而其中的阿尔汉布拉宫（Alhambra）可同时容纳3500人。此外，其他大众商业休闲观赏项目如马戏表演、剧院演出等，也获得休闲娱乐产业经营者的商业投入。

在19世纪，读书和报刊阅读休闲活动出现商业化趋势，由此以营利为目的的流行书籍和报纸大量增加，如1816—1838年报纸的销量增长了33%,1836—1856年又增长了70%，而1856—1882年的增长率高达600%。在19世纪早期，调查者们发现，在被调查的200个工人家庭中至少有60个妇女有固定阅读的习惯。随着19世纪工业革命的推进，英国掀起了户外运动的热潮，如狩猎、钓鱼、射箭、旅行、登山、游泳、水球、滑冰、疾跑、跳远、跳高、撑竿跳高、投石、掷铁饼、羽毛球、板球、地滚球、高尔夫球、橄榄球、足球等。当然，这些休闲体育活动也很商业化。伴随英国的对外扩张，户外运动和游戏的影响很快传到了欧洲大陆、美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

除此之外，英国海滨休闲城市的兴起也是大众休闲商业化的产物。譬如，18世纪兴起的海滨城市巴斯（Bath）、布莱顿（Brighton）等，这些起初是绅士贵族出游度假的海滨城市，在工业革命后逐渐接纳普通大众；同时，这些海滨城市修建了大量的休闲娱乐设施及公众休闲场所，以获得更大的市场、更丰厚的利润。休闲娱乐设施包括酒吧、咖啡屋、游乐场等。此外，一些以前仅供贵族阶层享用的奢侈休闲活动，如温泉浴、高尔夫等也逐渐向普通大众开放。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变迁，在西方国家演绎出不同的休闲文化与形式，生产力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休闲方式与休闲观。在人类社会不断演进的过程中，时代的变迁赋予了休闲以新的内涵，要点详见表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