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 阴谋论

到目前为止，我们分析了符号域中舆论形成的三种模式。通过否定实现分化，通过对比践行分化，通过讽刺引导舆论。本章将要分析的是最后一种，即第四种模式——阴谋论。第一种模式宣称“我不是查理”。第二种模式强调“我不是查理，我是Y”。第三种模式表示“我是刺杀查理的人”。第四种模式则明确指出：“《查理周刊》事件并不存在。”巴黎《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几小时后，此类言论便在社交网络上迅速传播，它们采取精心设计、专业的或半专业的形式，旨在“揭穿”《查理周刊》事件是一个骗局。通过指出事件动态的细节，特别是通过（伪）分析媒体呈现，以及传播大量能佐证其观点的图片和视频，这些理论得到了分化，并受到关注，从而暗示恐怖袭击从未发生。他们认为袭击事件由不被大众知晓的秘密机构一手策划。

至少在一开始，一些流传甚广的阴谋论，并没有指出这些替代机构的身份，而是局限于否认关于谁是凶手的主流假设。后来，同样的阴谋论者试图指出恐怖袭击事件的幕后真凶，往往指的是“通常的犯罪嫌疑人”（以色列等）。例如，就在袭击事件发生几小时后，卡罗·西比利亚（Carlo Sibilia），一名意大利“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政党的成员（这个政党经常拥护主流评论员所定义的“阴谋论”）宣称：“难以置信的是，曾公开抨击货币发行中违法行为的经济学家马瑞斯（Maris），在《查理周刊》袭击事件中丧生。”这句话说的是法国经济学家伯纳德·马瑞斯（Bernard Maris）在《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中不幸身亡。但“难以置信”这一意义含糊的句子却暗示：此次袭击不是恐怖分子所为，而是由秘密机构精心策划，唯一目的便是让与其处于敌对状态的经济学家闭嘴。这个理论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以至于在西比利亚的博客上，很快就充斥着讽刺的评论，说《查理周刊》的所有其他受害者都是“可信的”被杀害。然而，需要强调的是：阴谋论的认知度并非唯一的问题。这一事件确实表明，这种离奇的解释有一定的受众，意见领袖们可以通过明确或隐含地支持它们来寻求差异和获取价值。

阴谋论的修辞手段常包含图像。罗萨里奥·马西亚诺（Rosario Marciano）是意大利“化学凝结尾阴谋论”（chemtrail conspiracy theories）最积极的支持者之一。他与贝佩·格里洛（Beppe Grillo）类似。后者在袭击事件发生后不久，便开始“分析”事件中的图片和视频，得出的结论是：这一切都是精心策划的。和平卫士艾哈迈德·梅哈拜特（Ahmed Merabet）在袭击中被残忍杀害的视频，实际上是一名演员的恶作剧。这种阴谋论及其视觉分析显然是一种假揭穿。他们不仅指出了图像和视频中荒谬的“符号”，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提出一个连贯的现实重建方案：如果艾哈迈德·梅哈拜特没有死，那么在他葬礼上哭泣的亲属们是谁？他们都是演员吗？然而，再次强调这些阴谋论认知上的可靠性和修辞上的巧妙性并不是主要的问题。更令人担忧的是，仍有一群少数派准备在错综复杂的社交网络中支持并传播这些解释，换句话说，对于许多现代人而言，他们渴望通过支持非主流的现实表现，从而获得更强烈的身份认同感，这比人类的同情心更具号召力。虽然艾哈迈德·梅哈拜特的亲属们仍围着他的棺材哭泣，但匿名评论者们却体验到通过否认其真实死亡而获得存在感的兴奋。正因为如此，那些为了赢得追随者及地位而传播这类阴谋论的意见领袖，如同那些支持凶手的人一样不负责任，比如迪厄多内。意见领袖嘲笑受害者，在情感上接近行凶者，而阴谋家们则把受害者变成糟糕的间谍电影里的临时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