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社会文化史观下的中国近代史解释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一直呈高速发展态势。工业化在20世纪50年代奠基以后，到改革开放时期进入全面发展阶段。从传统工业化（主要是机械化）到自动化再到信息化，同时伴随高速的城镇化，只历经40余年，其速度之快，前所未有。短缺经济时期人们的温饱问题似乎瞬夕之间就已解决。在解决温饱问题阶段，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生活方式、审美标准等一切方面都还十分简单，也十分单一，在很多方面有全社会一致性的追求。198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过一部由齐兴家导演的名为《街上流行红裙子》的影片。这部未引起人们高度注意的影片实际蕴含了极为深刻的社会生活史意义，展现了一个时代的特征。它从一个特殊视角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但这种改变还是初步的。人们追求新生活，但又还未在文化需求上打开广阔的视野，因而追求的目标颇为单一，跟随潮流，缺乏个性。该片典型地呈现了追求温饱时期普通人的心态和行为方式。但这个时期很快过去了，对生活的个性化与多元化追求迅速成为社会风尚，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也急速前行，信息化与全球化的共生共长把更新的生活方式与观念形态带入中国社会。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中国历史都似乎进入了新的时代。
2017年，中共十九大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内容广泛，其中特别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这一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中共十九大的新时代定义实际道出了普通人在对日常生活形成新的需求的同时产生了众多新的观念，追求的多元化和高层次化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新现实。从文本看，“新时代”起始的标志为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但任何历史时代的开始与结束都不是截然可分的，“新时代”起始有一个标志完全必要，但“新时代”的形成必定经历了逐步酝酿的过程，这个过程从大体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就开始了。
无论是“温饱”阶段还是“美好”时代，中国民众对生活的认知（生活的文化体现）和追求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这一变化不断加速，导致社会生活与文化高速复杂化。这个潮涌一般的变化也自然会在历史学家的心灵中“回荡”，触动史家解释历史的兴奋点。由于“新时代”社会变迁的复杂性极大地超越了过往时代，史家历史解释体系的变化亦显得比“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的形成复杂许多。
学者代洪亮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史学出现了社会史“复兴”的“重大变迁”。这似与当时社会发展不无关系。20世纪80年代中期尚是现代化史观解释体系应现代化大潮激荡而呼啸于近代史坛之际，但这并不影响新的解释体系开始萌生。这似乎正是社会史逐步成为史家“复兴”关注热点的逻辑。
社会史学在西方是早已成熟的历史学分支学科。代洪亮对中国社会史学的华南学派和华北学派（是否存在这类学派尚存分歧）的形成和发展状况作了简明的评介，认为“在中国社会史学界，学派特色最为典型的当属华南学术群体”。他们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独树一帜，形成了“历史人类学”的“学术传统”。“‘华北学派’有两个中心”，一是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二是北京的社会史“学术团队”，“两个中心地理位置上同处于华北，研究风格上与‘华南学派’等有所联系也有所区别”。华南的社会史学术群体与华北学术群体的具体主攻方向有差异，各学术群体内众多学者各自的研究风格和具体研究对象也不无区别，但共同点是研究对象均“侧重于社会结构、社会生活与社会文化”，总体上区别于“1949年之后逐渐成为主流的革命叙事模式与80年代逐步确立的现代化叙事模式”。论者认为，在革命和现代化叙事与西方后现代史学兴起的条件下，中国社会史学一开始“就面临着一种较为尴尬的局面”。的确，中国社会史学“复兴”之际，革命叙事仍被广泛使用，现代化叙事正方兴未艾，且二者也能大体覆盖社会史研究领域。但社会史学毕竟是以独有路径研究社会结构、社会生活与社会文化的史学分支，是社会发展提出的更多新问题必须从历史中寻求回答的新需求的产物，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并不影响其复兴与发展。社会史以独特的历史解释对现实的回应亦具有独特的意义。不过，社会史学因有其特殊的方法、史料来源亦有不少特殊路径，未受专门训练的史学学人不能直接上道，发展速度和广度不会很快扩张，不易迅速成为史学主道。这确乎正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高速发展导致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迅速复杂化的现实在史学观念上的反映。社会呈现出的日益复杂化，加之西方史学思潮涌入的影响，使走在已经不算年轻的社会史轨道上的史家兴趣盎然，也应接不暇。与极其复杂的现实“兴趣”打成一片的社会史解释体系自身亦趋向复杂化、多元化，这也决定社会史学难以形成有如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解释历史的铺天盖地局面。
20世纪90年代，在各种历史解释体系继续多元并行之际，社会文化史被史学界推上了历史解释现场。学者梁景和强调，“中国社会文化史是中国史学自身发展的产物，是中国文化史、社会史、社会文化史发展链条上的一环。改革开放的大势，催发了文化史的复兴，改革开放的深入，迎来了社会史的兴盛。文化史研究偏重于精神层面”，“社会史研究偏重于社会层面”，“社会文化史研究则关注两者的共生共荣，很多文化观念问题反映在社会生活等社会问题的层面上，很多社会问题与文化观念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就成为“社会文化史”梁景和的文章收入《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首届学术研究会论文集》，此段阐论旨在表明中国社会文化史观与西方新文化史有关系，但绝不是对西方新文化史理论的引介，而是有中国风格的自创解释体系。具体而言，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兴趣”引起史家对社会文化史关注的产物。
关于社会文化史的解释对象，说法很多，但从根本看，即是梁文所说社会生活与文化的有机结合体。另有学人常建华指出，社会文化史应当借鉴西方新文化史，“把日常生活史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对象”。左玉河言，社会文化史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就是把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的变化”给“呈现出来”，而且“一定要从‘生活层面’上升到文化层面”。刘志琴指出，“社会文化史是以大众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的变迁为研究对象”，“探讨人民大众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关注热点和价值观念的演变和时尚”。刘志琴的文章阐论似乎仍把“大众文化、生活方式、社会风尚的变迁”作为并列的认知客体，但实际并非如此。“人民大众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关注热点和价值观的演变”显然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人们因为有生活方式的改变，才推动价值观改变；有一定的新生活方式，也必有相应的关注热点。而有一个更高层次的价值观，有更高视角的关注热点表明人们的生活方式已上升到一定高度，并将成为追求更新生活方式的动因。如前述及，如果处于计划经济时代的生活方式中，就不会有“街上流行红裙子”，而街上有了“流行红裙子”则表明社会生活已进入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在这一点上的价值观已发生变化：不仅追求有衣穿，而且开始看重衣着的审美，这种产生于新生活方式初步形成之上的价值观显然会引导人们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方式。
梁景和把此间的逻辑关系阐释得更明确，“社会文化史是研究社会生活与其内在观念形态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一个社会的人们为什么要这样生活，是什么样的观念决定的；一个社会人们的生活变化引起了哪些思想观念的变化；由于新思想新观念的影响使一个社会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一切都是社会文化史要研究的问题”。梁景和进而具体论道，“社会生活的目标是要不断地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生活质量的高低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所谓绝对是指在不同的特定时期内，不同的生产水平，给人提供不同的物质条件，人们会感到不同的物质享受，每一次新增的物质享受都能体现着生活质量的提升。所谓相对是指个体的感受是不同的，心境的不同是影响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个体的身心愉悦，特别是心境的愉悦，不完全与物质生活的高低成正比。人们社会生活的质量是要追求物质享受与精神享受的统一”。上述阐论无疑说明人类只有在物质存在形式上获得解放的同时，也在精神存在形式上获得同等的解放，或者说，人类只有在获得物质解放的同时也理解了解放对自身的意义时，人类文明才真正在前行道路上树起了一座里程碑。物质解放是生活方式的优化，对物质生活的意义的理解就是文化的提升，二者互为因果。社会文化史有众多解释，但这显然是最为重要之点。此点不仅是“新时代”中国社会的问题，也是全世界人类社会的共同问题。正因为如此，中国社会文化史家尽管十分强调社会文化史是中国本色的学术，但基本观念却与西方的新文化史有相当多的一致性。
姜进译介的林·亨特所编《新文化史》的总序指出，“无论貌似平静的日常生活，还是轰动一时的重大事件，新文化史研究的焦点都是当时当地参与其中的人群对自己的生活和周围世界的体验和理解，她（他）们的生存策略以及表达自己诉求的特殊方式。相信生活在过去的男男女女正是以自己的生存策略以及对自由解放的向往开辟了人类生活的无限可能性”。维多利亚·E．邦内尔和林恩·考特为理查德·比尔纳其等所著《超越文化转向》撰写的引言中介绍了海登·怀特等众多史家的见解，其中直接介绍了克里福德·格尔兹对新文化史的论断：“人是一种悬浮在他自己织就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文化就是那些网，而对文化的研究因此就不会是寻找法则的实验科学，而是寻找意义的一种阐释科学”。格尔兹强调新文化史为“寻找意义的一种阐释科学”是指不能一般地叙述社会生活的史事，而是要从史事中揭示生活者对其生活意义的认知。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化史超越了社会史。从这些更具哲学性的阐论来看，关注人类社会生活和人对社会生活意义的理解及相互关系，确乎是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共同志趣。
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社会生活及人们对生活意义的理解都是社会存在。因此，社会文化史显然整体性地处于唯物史观关照之下，是唯物史观领域的具体史学流派。但社会文化史也不只是一种史学方法流派，而是从价值论上把社会生活及人们对生活意义的理解视为影响社会演进更重要因素的一种历史观，是主要通过对人们社会生活及与之相关文化变迁的研究揭示社会演进方式的历史解释体系。该史观未经历由理论建树到实践研究的发展过程，其理论探索与历史解释一开始就处于并行状态。作为中国史学界一种新史观解释体系，由于研究者上道装备仍然要求较高，加之史学多元趋势日益明显，以社会文化史观解释体系研究中国近代史还未形成潮流，成果也不算很多，目前见到的集中性成果有《新文化史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五四时期社会文化嬗变研究》《娱悦大众——民国上海女性文化解读》《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清末民初北京国民道德建设的社会文化史考察》以及梁景和主编的《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论丛》中的多部著作，等等。此外尚有一定数量的论文面世。从总体上看，社会文化史尚处于缓慢成长进程中。
发展缓慢并不表明前途暗淡，社会文化史由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高速发展所催生，高速发展的社会演进必将为其成长提供越来越深厚的土壤。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以后，在解决广大人民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成为国策的条件下，社会生活的演进会进一步提速，社会问题也必将更多更复杂。在国家的倡导下，人们对美好生活意义的理解已开始呈现出越来越广阔和深刻的趋向：有丰富的物质生活条件而无日益充分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无优美的环境、健康的身体、便利的医疗卫生、高质量的教育、丰富多彩的娱乐等都不会或不完全会获得精神上的“美好”之感。乡村的欠繁荣、贫困地区的发展差距，更使一部分人群生活欠美好，更欠“美好”意义的理解。国家把解决这些问题提上日程后，社会将在更广阔的维度发生更深刻的变迁，并带出更多更深层次的问题。社会的巨变及巨变提出的问题必将越来越强烈地触及更多史家的心灵，在越来越多史学研究者中激起与此“现实”打成一片的史论“兴趣”，努力从历史中去寻求现实社会变迁的因由及对变迁带出的问题作出回答。中国近代史学界近年形成的“向下看”风气正是历史解释进一步转向普通人日常生活史的表征。罗志田引用梁启超的话强调，“‘欲了解整个中国’，必须‘一地一地分开来研究’，尽可能‘把乡土的历史、风俗、人情考察明白’”，倡言通过区域下层社会研究解释中国历史的意向十分强烈。
越来越多史家关注近代社会生活史研究，而能够对近代社会生活史作出与现实社会发展及相伴问题与意义更为相关的解释体系即是社会文化史观。社会文化史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社会条件下兴起，也必然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的演历进一步成长发展，最终产生属于这一时代的史学。
社会文化史观解释体系的对象十分广泛，但主体一定是中国近代史。从大历史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仍然属于近代以来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组成部分。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目标在于建成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目标则是把这一目标转化为现实。因此，由现实社会发展问题引起的史学“兴趣”在中国近代史解释中才能寻出更具直接意义的历史回答。同时，社会文化史虽可综合使用多学科方法，如人类学田野调查、口述历史、访谈录等，但社会文化史毕竟仍然是历史学，档案和文献等依然是最可靠的证据，而档案文献只有晚近时代方有大量遗存。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对档案文献的收集、整理和数据库建设已呈加速进行态势，这一点在近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年度项目中不断增加档案、方志等文献整理项目的立项上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现实的紧迫需求和研究基础，尤其是史料基础的进一步扩展，将使社会文化史观对中国近代史的解释获得更强大的动力，社会文化史学人对“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能够出现更为令人兴奋和欣慰的新气象”的希望似不会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