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学术概观”丛书总序
一、社会史进程中的“学术德国”及其世界影响
作为西方大国之一，德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19世纪初以来世界现代大学与学术中心场域的德国、就更具研究价值。但遗憾的是，至今为止，中国的德国研究仍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这不但与德国蒸蒸日上的国际地位不相称，也不符合中国走向世界的大趋势。无论是“和平崛起”的诉求，还是建设“世界和谐社会”的理想，任何一个大国的振兴过程中，都不可缺了“求知识于天下”的环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曾经以教育国家建设而成就世界现代大国的德意志，其历史与经验，都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任何一个大国，发为其表是经济、社会的繁荣，深入一层则会理解制度建设的重要，再往下追则所谓文化精神是也。然而，奥妙并不仅仅停留于所谓的“物质—制度—文化”的三阶段。即便在文化层面也要区分“风俗文化—社会文化—学术文化”等不同层次，最为核心、具有整体社会灯塔意义的，当属“学术文化”，自19世纪以来，则尤其表现为由现代大学所聚集的知识精英群体所创造的学术思想。由于现代大学创立后“教学与科研”紧密相联系的基本品格，必然导致人类知识体系的系统总结和重大重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文化科学（人文学科）等基本分类方式具体以各学科的建制而在大学中分类而立，这是人类知识集成化的“革命性”变革。
作为人类思想史上的灼灼灯塔，德意志民族的意义怎么高估也不过分。而德国民族之所以能横扫天下，在哈耶克看来，从1870—1930年的六十年间，“德国成为一个中心，从那里，注定要支配20世纪的那些思想向东和向西传播。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李斯特还是施莫勒，桑巴特还是曼海姆，无论是比较激进形式的社会主义还是不那么激进的‘组织’或‘计划’，德国的思想到处畅通，德国的制度也到处被模仿。”[1]在我看来，德意志民族之所以能以其“德国制造”（无论使德国思想、制度还是器物）走出一个世人艳羡的“德国道路”，乃在于其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德国学术”为支撑，正是通过一代代德国知识精英的浮士德式的求知不息的努力，构建起了成体系的德国学术，也成就了世界文明史上辉煌灿烂的“学术德国”。何谓“学术德国”？李长之先生曾有言，人类思想史上有三个时代使其心怦怦然而向往之，除了古典时代的希腊、周秦之外，现代国家只有德国当选。在他的心目中，这个人类现代文明史上巍巍乎高哉的唯一国度，“这是一个坚实而有活力的民族，他们很有青年气，坦白而直率，所好所恶表现得极其明白。这都是从他们的语言文字、文学著作而可感到的。”[2]而我要特别强调的则是，德国之所以成为德国，就在于它不仅是个强力国家乃至“铁血宰相”的国度，而首先是一个“学术国家”。何谓“学术国家”，借用留德归来的贺麟概念，乃所谓“学术建国”，突出的是高深学理的重要性：“学术是建国的钢筋水泥，任何开明的政治必须是基于学术的政治。一个民族的复兴，即是那一民族学术文化的复兴。一个国家的建国，本质上必是一个创进的学术文化的建国。……我们民族生活的各方面，国家建设的各部门，都要厉行学术化（此处所谓学术，即德文的Wissenschaft，本义为知识的创造，亦即理智的活动，精神的努力，文化的陶养之意。通常将此字译为“科学”，但此字一方面实较一般所谓科学含义稍广，一方面又较一般所谓科学含义更深）。……使全国各界男女生活，一方面都带有几分书生气味，亦即推崇真理、尊重学术的爱智气味；另一方面又都具有斗士精神，为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斗争的精神。”[3]这段论述或许过于理想化，但其指向却并不错，正是因为德国以学术立国，所以其知识氛围甚佳，学术基础扎实，故此思想灯塔能够作用于现实的社会、政治运作之中，且效果彰然。从19世纪初期面对拿破仑的暴力征服（当然这也是法国革命的面相）时，普鲁士国王毅然以创办柏林大学为应对之手段，到不久之后德国大学迅速在欧洲崛起，成为各国礼敬求学的宝地，乃至1871年俾斯麦以“铁血战争”完成德国的统一，在历史长河之中来衡量，其实十分短暂。这种长远战略决策的“无用之用”抉择，确定了德国的现实崛起。
而我更看重的，则是各先进国家，对德国学术之发达所表现出的心存敬畏。所谓“无知者无畏”，多少有些玩笑意味；但“知者心存敬畏”，则是智者成功的不易法则。一个内心无所敬畏的人，是很难有所成就的，即便有之，也终将败亡；同样，一个内心不存敬畏之感的民族，也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法国人是德国人的世仇，但恰恰是法国人，最早就意识到了德国文艺、学术、思想的巨大进步，“春江水暖鸭先知”，用这点来比拟法国精英，真是一点不错。这首先当归功于斯太尔夫人（Mme De Stael,1766—1817），这个优雅的法兰西知识女性以《论德国》（De L'allemagne,1810）一书全面改写了西方世界的德国图景，她称赞：“德国人为追求真理而追求真理，不考虑人类能从中谋取什么利益。他们政府的本性不曾为他们提供伟大崇高的机会来获得荣誉、并为祖国服务，所以他们在一切问题上都专心致志于沉思默想，向苍天寻找他们狭窄的命运在地面没有满足他们的空间。他们沉湎于理想，因为现实生活中没有任何东西合乎他们的想象。”[4]“德国人犹如人类思想这支军队的侦察兵。他们探索着新路，他们试验着不曾与闻的方法。当他们从无垠的境界遨游归来之际，谁不怀着好奇的心情，希望知道他们说些什么呢？”[5]作为后来者的法国留德学人的阿隆则毫不客气地扬德抑法：“我阅读东西，很少经过认真考虑，往往摇摆在两极之间。一方面是社会学家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另一方面是西南德国的新康德学派的李凯尔特和马克斯·韦伯。我觉得两方面都蕴蓄着无穷的宝藏。法国的作家，一下子便相形见绌，几乎显得有点贫乏了。……”[6]
18世纪的时候（包括在法国革命后），很多俄国人到德国留学，特别是哥廷根大学。别林斯基（Belinsky, Vissarion Grigoryevich,1811—1848）极端推崇德国，再三强调：“德国——德国才是现代人类的耶路撒冷。”[7]日后，别尔嘉耶夫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德国精神对俄国文化的重大影响：“德国精神是富有阳刚之气并强有力的，它在征服俄国人肉体之前已经战胜了俄罗斯人的灵魂。而且它发生作用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被国际社会民主思想所诱惑，使俄国德意志化、征服俄罗斯精神，此乃俄罗斯知识分子丧失个性的途径之一。”[8]
其实，远不仅是欧洲知识精英如此推许德意志。对美国人来说，“到1900年为止，横渡大西洋到欧洲伟大的学术研究中心，主要是德国的大学留学的差不多1万名美国学者，坚定地服膺于学术研究和以科研为基础的教学和学习的思想回到美国。”[9]而美国最优秀的社会学家帕森斯则强调其留学海德堡大学的关键意义：“我在1927年拿到了博士学位。这场求学德国的经历对我的一生至关重要……”[10]
日本人更不用说，早在1862年，福泽谕吉就设想“建立象德意志联邦那样的国家”。后来经过明治制度创建者们的努力，真地建立了以德国为楷模的政治军事制度，最终“把日本也造就成像德意志帝国那样的军国主义怪物”，而我们不可忽视的是，“当山县有朋创建帝国‘皇军’的时候，伊藤博文负责制定宪法，他的幕僚班子和山县有朋一样挤满了归国的留德学生和德国顾问。”[11]而就日本的德国接受史来看，宪法接受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从“普鲁士·德意志宪法模式的确立”到“普鲁士·德意志宪法理论的接受”有其特定之过程[12]。
德国竟是如何的一个国家啊，这里既产生了人中之至人的歌德，也诞生了共产主义巨子马克思，更不用说铁血宰相俾斯麦，一代大哲黑格尔，当然也有哲人气质的音乐诗人瓦格纳，带领这个民族走向辉煌与毁灭的艺术家型政治狂人希特勒……德国之所以能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在于其能以“学术建国”，以“学术立国”，是一个绝对的“学术国家”。就此而言，如何深度认知理解这个学术德国，资鉴其在大国兴衰进程中的得失成败、经验教训，就是我们作为德国学研究者的题中必有之意。
二、全球化视域中的“德国学术”及中国留德学人之认知
作为世界现代学术第一阶段中心场域的德国，无疑是有着极为骄人的学术事功的。总体来看，德国大学之发展相较英法虽起步较晚，但可谓“后来居上”。经过18世纪哈勒大学与哥廷根大学的革新，更经过19世纪初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改革运动，到19世纪中期，德国大学已经明显在世界上占领先地位，拥有多所世界第一流的高等学府。柏林大学更是长期以来享有世界性的声誉[13]。高等教育的发达，也促进了德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德意志的国力；而德意志国家的统一，反过来也促进了大学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德国成为了当时世界科学的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大学处于鼎盛时期，也是“近代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颠峰”[14]。难怪德国学术在当时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心目中地位极高，蔡元培就称：“救中国必以学。世界学术德最尊。吾将求学于德，而先赴青岛习德文”[15]。而在已有留日经历学人型政治家马君武的眼中，也是“德国文化为世界冠”[16]，并不惜两度留德长达七年，攻下了工学博士学位。至于像陈寅恪、季羡林、冯至、陈铨、贺麟……，这些学人，无疑都可进入中国现代学术建立期最为重要的人物之列，他们对德国学术与文化的选择和接受也都获得了骄人的成绩。但在充分肯定前贤所成就事业的基础上，我们也要能看到不足，为的当然不是“苛求前贤”，而是思考自己如何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无疑，这是具有挑战性的。
我们要追问的是，对于作为世界学术中心的德国学术，我们有一个怎样的把握？我们能有一种总体上的宏观认知吗？这样的工作，并非前贤没有意识，蔡元培先生早在留德时代就意识到：“学无涯也，而人之知有涯。积无量数之有涯者，以于彼无涯者相逐，而后此有涯者亦庶几与之为无涯，此即学术界不能不有学术史之原理也。苟无学术史，则凡前人之知，无以为后学之凭借，以益求进步。而后学所穷力尽气以求得之者，或即前人之所得焉，或即前人之前已得而复舍者焉。不惟此也，前人求知之法，亦无以资后学之考鉴，以益求精密。而后学所穷力尽气以相求者，犹是前人粗简之法焉，或转即前人业已嬗蜕之法焉。故学术史甚重要。”[17]所以他会凸显“学术史”的概念，对德国的精神科学史之发达别有会心。甚至到了1936年，任中德学会中方干事的冯至组织出版《五十年来德国之学术》，强调的是另一重考虑：“有许多中国留学生离开祖国，骤然走入另外一国的学术界里，往往感觉头绪纷纭，往日所预想的和目前所看见的不能互相衔接，中间彷徨摸索，要牺牲许多时间和精力，现在这本书将德国五十年来各门科学的派别发展作一个明显的记载，它对于想到德国求学而预先要略知德国学术界概况的人，一定可以给许多参考上的帮助。”[18]在我看来，这一思路固然是方便留德学生的切实路径，也确实是一项重要的学术过程。但其整体视域似仍不够宏阔，因为我们对德国学术的认知目的，决不仅仅是为了求学之便利；留德学人不远万里负笈此邦的理想，也绝非仅是为稻梁谋。1924年时，何思源即强调：“德意志民族唯一超越为主之观念即其国家之观念，其他人生之伦理，社会之道德及一切之哲学思想，皆是在此种国家观念势力之下，而受其影响与支配，明白德国人国家之观念，即明白德国民族全体之精神，及其一切行为动作之根源。”，所以，说到底，“德国人的哲学乃是重国家之哲学，自康德、黑格尔、菲希德等以至俾斯麦时代，威廉第二时代，几乎无一个学者不是同其趋向。”[19]由此我们则不难见出，德国学术与德国民族性的根本关联。
但必须意识到的是，那代学人虽然身负重任、胸怀大志，但局限于历史与语境之具体限制，终究不太可能在学理上从容探研、沉潜明道。正如五四一代代表学子、日后的杰出留德学人王光祈所意识到的那样：“吾辈皆系过渡时代人物；介绍之功，实多于创作。务使吾辈后人，凡吾辈之十年始能求得者，彼辈只须一年工夫，即可尽得。然后再以九年之力，从事深造。”[20]先生之逝（1936年），已逾甲子矣；而先生之志，则仍有待来者努力。如此立说，并非否认前辈人绍介西学的功绩，而是强调在一种更为开阔的知识史与学术史视域内去审视、比较与定位，而不应泛泛地以民族自豪感代替客观的学术评价尺度[21]。就此来说，曾经为世界现代学术之中心的德国学术，自然值得大书特书。
三、“德国学术概观”丛书的思路及意义
问题在于，德国人自身的“学术史”意识究竟有多少？对于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德国学术”来说，我们作为外来之人，又究竟该怎样把握？这些才是真正值得追问的。就我有限的目力所及，在相关学科领域，乃至具体的研究领域，学者都并不缺乏学术史意识，譬如Hermand, Jost的《德语文学研究史》是系统性的学科史叙述[22]，而Fohrmann, Jürgen和Voßkamp, Wilhelm所编《19世纪的德语文学学术史》、《学术与民族——德语文学学术之形成史研究》[23]等著作则偏向专题讨论的学术史研究。而关于歌德研究和浪漫派等具体学域的研究，也都有具体的著述[24]。所以，我们这套丛书采取的策略，乃是努力为汉语学界读者提供一个各学科的概观式介绍，为进一步深入地对德国学术的学术史研究打下较为坚实的基础。在具体操作方式上，我们采取的不是一种“就学术论学术”的高深路径，而是希望借助大家之手笔，以深厚之学力而述每一学科之思想发展史。也就是说，此套书并非严格意义的学术史研究或学科史总结，而希望能通过每个学科的梳理以提供史实，映衬思想；突出大家，带动思潮；借助线索，呈现宏观。
就每卷作者而言，我们充分尊重学者撰作的自由度，不做体例上的硬性规定，只希望能兼顾知识性与可读性，既有专业学术的高深学理支撑，又能化为润物无声的流畅易懂文字；并提供读者进一步考索探究的学习指引，列出对读者富有启发性的参考资料和文献。
在效果上，则希望篇幅适中、语言简洁、思路清晰，不仅能给在校的学生（包括大学生、研究生等）可以开卷有益；就是一般知识界也可获得“移目域外”的备用钥匙。
希望通过这样一项工作，能在学术史研究方面铺垫基础，为中国学界之“了解世界”、“走向世界”、“研究世界”略做有益之事。在此基础上，如果能进一步加强与推动学术史研究，既译介外国的优秀学术史著作，同时也将研究对象设定为外国学术。其实海外汉学研究这些年来蔚为潮流，从本质而言，这还是一种“外国学术史研究”。故此，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不仅要讨论比较具有通约性（普适性）的学科思想史，也要探讨具有国别特殊性的问题。
我要感谢北大出版社王立刚兄的盛情邀请，虽然此题是我素所关心之命题，但并未想到随即付诸实施。立刚兄“慧眼辨识”，希望我能担纲这套丛书的设计与主持工作，也就促成了我与德国学术的深度结缘。所以我们几乎是一拍即合，在没有任何资金、任何项目、任何来源的背景下，完全依靠一腔热情开始启动了这项学术工程。
我更要感谢汉语德国学研究界各位前辈与同道的鼎力支持。高宣扬先生已年近古稀，但对学术之诚，可谓“愈老弥坚”，独力承当了两部书稿的撰作。曹卫东兄同样主动请缨，主持了两部书稿的工作。至于因此套书之组织而结识的前辈与同道，更是不辞繁难，或指引线索，或提供材料，甚至亲自上阵，推进学术。虽然此前大家多半耳熟能详，但通过这样一次具体的学术操作过程，还是有了更具体而微的同道交流。而通过这套丛书的组织与撰作，它让我重新认识到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一个实质上的“学术共同体”的建构可能。我们不仅要能概观“德国学术”，我们更要能通论“德国学术”，从这个意义上，对这个人类文明史上很可能是最为重要的宝库之一的德国学术的开掘，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义不容辞的学术责任和担当。
其他未曾身与这套丛书的学界同仁，也使我对相关学术概念的理解颇有启发。范捷平教授曾与我深入讨论“德国学”的概念问题，他很早就在浙江大学建立了“德国学研究所”，可见至少就命题而言，早已拔得先筹；孙立新教授曾尝试提出“批判的德国学”命题，希望能提出某些新鲜的思路；而陈洪捷教授则在北京大学组建起跨学科的“德国研究中心”，若论跨学科的相互交流，北大同仁可当拔头筹。韩水法教授始终关于德国大学与学术的命题，我们颇多共鸣之语。但我想，更重要的，我们还是要立足于“在学论学”，毕竟我们立身的基础是“学人”，虽然市场化的喧嚣浪潮无往而不逐，无往而不利，但我坚信，利益虽然是不可回避的核心要素，但却绝不能代表全部。只要有对学术的“知学之诚”和“向学之心”，我们必然可为中国崛起的“学术立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故此，这套丛书的设计，其初衷在于，努力梳理和探索作为现代世界第一阶段学术中心的德国学术。我们希望深入德国学术思想的堂奥，希望不仅能了解作为民族国家的德国学术，更能借助学术分科、知识分类的思路，具体到学科内部了解其对于人类知识的贡献，从而在一定意义上重建德国国家的知识谱系。这一思路，不仅对参与现代中国的学术建设乃是极为必要之事，也非常有利于清理中国“日耳曼学界”的家底，希望能够赢得学界认同、集腋成裘、逐步推进。
叶 隽
2011年5月23日—6月23日作于北京
[1] 〔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7—28页。
[2] 《介绍〈五十年来的德国学术〉》，载李长之：《德国古典精神》，成都：东方书社，1943年，第205—206页。
[3] 贺麟：《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原刊《云南日报》1938年5月，贺麟：《文化与人生》，第22—23页。
[4] 〔法〕德·斯太尔夫人：《德国的文学与艺术》，丁世中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6—7页。
[5] 同上书，第7页。
[6] 〔法〕雷蒙·阿隆（Aron, Raymond）:《雷蒙·阿隆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反思》（Mémoires—50 ans de réflexion politique），杨祖功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57页。
[7] 《别林斯基致友人信》（1877年），转引自〔英〕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198、199页。
[8] 别尔嘉耶夫：《俄国革命的精神基础——论1917—1918年》，圣彼得堡：俄国基督教人文学院，1998年，第215—216页。转引自林精华：《想象俄罗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154—155页。
[9] 〔美〕伯顿·克拉克：《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页。
[10]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s（Introduction, Part II）, in Parsons, Talcott:Politics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Free Press,1969. pp.59—60．中译文引自〔德〕乌塔·格哈特（Gerhardt, Uta）:《帕森斯学术思想评传》（Talcott Parsons—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7页。
[11] 当然应注意到：“事实上作为现代化的后起者，德意志帝国只是个发育尚未完全的‘现代’社会，而日本‘向西方学习’，最终落实到以德国为榜样，这不可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失误。”确实，从日本最后走向军国主义的结局来看，明治维新只能说是暂脱日本于困境，并未奠立下万事太平的根本制度。钱乘旦：《论明治维新的失误》，载《新华文摘》2000年第8期，北京，第76—77页。
[12] 参见肖传国：《近代西方文化与日本明治宪法——从英法思想向普鲁士·德意志思想的演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13] 为纪念柏林大学的创建者威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后改称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关于该校，请参见Bode, Christian Becker, Werner&Klofat, Rainer:Universitäten in Deutschland（德国的大学）. München:Prestel,1995, S.30—31.
[14] 贺国庆：《德国和美国大学发达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82页。
[15] 黄炎培：《吾师蔡孑民先生哀悼辞》，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页。
[16] 《〈德华字典〉序》，载马君武、莫世祥编：《马君武集（1900—1919）》，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73页。
[17] 《中国伦理学史》，载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1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61页。
[18] 《编者序》，载中德学会编译：《五十年来的德国学术》第1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页。
[19] 何思源：《德国民族及德国人之国家观念》，原载《东方杂志》第21卷18号，见马亮宽、王强选编：《何思源选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26—27页。
[20] 王光祈对魏时珍语，转引自王勇：《王光祈留德生涯与西文著述研究——一位新文化斗士走上音乐学之路的“足迹”考析》，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博士论文，2006年，第127页。
[21] 有论者称：“世界上四大文化圈，故希腊罗马文化、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都有悠久丰富的学术传统为之奠基。就中尤以中国的学术思想最为发达。”刘梦溪：《总序》，载陈平原等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鲁迅、吴宓、吴梅、陈师曾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页。情感可以理解，但不知这“最”之一字如何就能轻易做出结论？
[22] Hermand, Jost:Geschichte der Germanistik（德语文学研究史）. Reinbeck bei Hamburg:Rowohlt, 1994.
[23] Fohrmann, Jürgen&Voßkamp, Wilhelm（hrsg.）:Wissenschaft und Nation—Studien 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wissenschaft（学术与民族——德语文学学术之形成史研究）. München:Wilhelm Fink Verlag,1991. Fohrmann, Jürgen&Voßkamp, Wilhelm（hrsg.）:Wissenschaftsgeschichte der Germanistik im 19. Jahrhundert（19世纪的德语文学学术史）. Stuttgart &Weimar:Verlag J. B. Metzler,1994.
[24] 包括书目的编撰，如Pyritz, Hans:Goethe-Bibliographie. Begr. von Hans Pyritz unter redaktioneller Mitarbeit von Paul Raabe. Fortgef. von Heinz Nicolai u. Gerhard Burkhardt,2 Bde. —Heidelberg:Winter,1965—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