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宗教改革与教育发展

人文主义在德国并未取得很大的影响和成就，也并没有达于下层，于是，消除德国现代进程的种种弊病就历史地落在了影响深广的宗教改革运动之中。德国教育史家鲍尔生指出：“文艺复兴运动是从意大利输入到德国的一种贵族学术的美学运动，马丁·路德发动的宗教改革运动则是一种具有民族性和群众性的伦理运动和宗教运动。”^[1]

中世纪后期，教会的腐败越来越严重，对于金钱也越来越关注，分裂的德国成为了“教皇的奶牛”。当时教皇为兴建圣彼得大教堂，在德意志大肆推销“赎罪券”，宣扬只要支付金钱，上帝就会赦免其本人和死去亲属的罪孽，死者的灵魂就能升入天堂，鼓吹“当你购买赎罪券的银钱叮当落在箱子里，你的亲人就从炼狱的火焰中出来了”。教会的无耻敛财激起了人们的不满。于是，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在维腾堡公国的维腾堡教堂的大门上贴出了批判教会弊端的“95条论纲”，从而开启了宗教改革之路。

宗教改革的核心是人人都可以自主地信仰宗教；信仰是个体的内在过程，无须教会和神父的中介。路德主张，人只要信仰上帝，就可以直接和上帝沟通，直接向上帝忏悔，都有直接阅读和讲解《圣经》的权利。这种“因信称义”的思想，打倒了权威的信仰，标志着人相对于教会的成年。

在黑格尔看来，宗教改革实际上是用宗教的形式确立了人的主体性。上帝被提升为一种空泛的神，被限制在超验的领域，宗教的内容也被缩减至最小限度，从而扩大了人的活动的合法范围。此外，宗教改革否定教会的权威，主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从而也促进了人的自由解放的普遍性，使得文艺复兴以来的人的感性解放和理性解放的主张，逐渐向普通民众渗透，尽管这一渗透仍带有相对较多的宗教色彩。

文艺复兴的标志就是学习和教育的复兴，但那时的教学仅限于富裕的商人和城市统治者的子弟，而宗教改革对于教育的影响却带有人民性和普遍性。路德对于教育改革非常热心，尽管他只有少数的作品直接探讨教育。针对当时教会学校的衰弱和反教育的感伤，路德建议取消僧侣和修女学校，主张由国家来兴办教育，以确保道德和社会秩序。在他看来，政府拥有比父母更多的资源来兴办学校，并且，适当的教育既可以有利于政府，也可以有利于教会。他要求国家赶紧把办学的事情抓起来，“使别国人民能够看到我们是人，既能学习，也能教导，使得通过我们，世界也可以变得好起来。”^[2]

路德在宗教改革运动期间明确地提出了普及义务教育的主张。他强调全国儿童，不分贫富、男女都应当上学，父母有责任送子女入学，国家应当像强迫臣民服兵役一样强迫他们将自己的子女送进学校。为使普及义务教育得以切实的贯彻，他认为学校中应使用德语进行教学，以利于下层人民子女接受教育。需要指出的是，路德并不排斥文艺复兴，相反他认为，培养公民领导的最好的模式是古代教育，因为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献提供了最为完备的、充分的公民生活的所有方面。

路德呼吁改革学校教育和大学教育的思想，由其朋友、后来被称为“德国的教师”的梅兰希顿（Philipp Melanchthon,1497—1560）所落实。梅兰希顿试图把教育和虔敬、博学与雄辩统一起来，并按照新教的—人文主义的精神来改革教育。他于1529年为萨克森公国制订了学校计划。在路德和梅兰希顿的影响下，维滕堡公国首次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学校制度。这个学校制度也是西方第一个完整的学校制度，成为当时德国各公国效法的榜样。由于宗教改革，公立教育在16世纪末获得了较大发展。

宗教改革实际上是一种广义上的教育改革，或者说，它要求相应的教育变革。“路德新教的教会是一个语言的教会，一个读着、讲着、祈祷着、歌唱着的语言性教会，而不再是一个圣礼和礼拜仪式的教会了。生活是要靠具有自我意识的语言来解释的，这种语言传递的不再是直观上的形象，而是意识方面的信息。因此，新教文化创造的不是一种视觉文化，而是一种听觉文化，一种人与人之间进行思想意识交流的语言文化。这种对语言的专注，训练了人们智慧的灵便和反复的思考，教会了人们远比那些变成了礼仪式的忏悔要多得多的东西，使人们懂得了‘我’与‘世界’之间的距离，‘我’与‘自我’之间的距离，并使人们在传统与习俗面前变得更为独立。……读与写也不再仅仅只是布道士们的需要，而是全体新教徒们的需要了，从而也就在新教徒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写、读能力的解放圈子。正是这个解放圈子给德意志的世俗文化带来了巨大的成果，并注定了新教邦国中教育的成长与飞跃。所有这些，都为德意志的启蒙运动和哲学革命打下了烙印。”^[3]

在宗教改革及其教育实践中，出现了反宗教倾向。16世纪中期，在德国（特别是南部）和意大利的一些邦国，出现了与宗教改革相对立的、试图复兴中世纪的虔敬运动。西班牙的罗耀拉（Ignaz von Loyola,1491—1556）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他建立了耶稣会学校，试图把人文主义与基督教教义和旧的经院哲学糅合起来，只要前者不与宗教相冲突。这种学校强调自我训育、自我约束和权威，但忽视国民教育。

总之，在16世纪，中世纪的总体生活进一步分化，由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影响，科学和教育开始复兴，并向民间渗透。不过，拉丁语仍是个体教化的手段和前提，教育精英倾向严重，存在着深刻的阶层差异，不重视德语，忽视民众教育，但已与中世纪的教育有着根本不同。

[1] 〔德〕鲍尔生著，滕大春等译：《德国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30页。

[2] 吴元训编：《中世纪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688页。

[3] 李工真著：《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