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农军”作者的文化准备与“新人”想象
《林海雪原》与《三国演义》小说结构的相似
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主要描述的是“一支三数十人的小分队怎样征服林海，穿透雪原，与数十倍于自己的国民党匪徒——所谓‘中央先遣挺进军’周旋作战，终于将匪徒全部歼灭的故事”[1]。小说共写了四个“惊险奇绝”的战斗故事：一是奇袭奶头山，剿灭许大马棒匪帮；二是智取威虎山，歼击座山雕匪徒；三是绥芬草原大周旋，智斗匪首侯殿坤、谢文东等；四是大战四方台。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又穿插着若干的大小故事和传说。曲波在《林海雪原》中“讲故事”的成功得到了当时权威批评家的肯定。侯金镜指出：“我们不能不钦佩作者讲故事的能力，每一个战斗都有不同的打法，每一个英雄战士都有自己不同的遭遇和行动。”[2]批评家主要从技术角度来肯定作者“讲故事”的能力。所谓“讲故事的能力”，一是指作者能将故事情节讲（写）得“奇峰凸起”、“变化万端”；二是故事布局不但能够“几个主要战斗故事当中交错着许多小故事”，还能有闲笔“花开三朵各表一枝”；三是作者的语言能力，“注意口语化”, “注意语言在表现人物的性格身份时的确切性”。[3]他们把曲波“讲故事的能力”、“语言的能力”归结为向“古典小说的优秀传统”学习、对“民间口头文学作品”做认真研究的结果，甚至直接点明“作者向《水浒传》、《三国演义》去吸取东西”。[4]后来有更为细致的研究者，将《林海雪原》的写法，与《三国演义》作了对比，认为有颇多相近之处：
（《林海雪原》）全书共三十八章。开头的三章，血洗杉岚站，鞠县长牺牲，少剑波受命剿股匪，小分队猛扑老爷岭，可以说是个开门见山的引子。接着就以一只胶鞋的来踪去迹着手，揪出一个又一个的匪徒，发现一个又一个的匪巢，克服一重又一重的困难，歼灭一股又—股的匪徒，终于获得彻底的胜利。从第四章到三十七章，主要写的是三个战斗：即奇袭虎狼窝，大破奶头山；乔装改扮，里应外合，智破威虎山；火烧大锅盔，林海雪原大交锋，李鲤宫前大打出手，残余股匪一网打尽。三个战斗构成了三个各有特色却又互相联系的中篇，仿佛是三个扣得很紧的连环。特别是前面的两个战斗，各自有它的开端和结尾，中间又有亚里士多德所谓“转变”与“发现”，因而有发展有波澜有高潮，简直可以说是完整的中篇小说。而构成三个大的连环的，又各有其小型的九连环，仿佛是中篇里包合着短篇。这些短篇也大抵是有头有身有尾的，几乎可以独立存在。许多互相联系的独立小环构成三个互相联系的独立大环，这个大环里的小环又与那个大环里的小环互相联系呼应，从而组织成了一幅既错综复杂又统一完整的图画，这便是《林海雪原》故事结构的特点。——这样的故事结构，也不是《林海雪原》的作者所独创的，倒是作者善于学习和继承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表现手法的结果。例如《三国滨义》的第四十三回到第五十回，写的是以火烧赤壁为高潮的东吴与刘备共拒曹操的故事，如果把这一大段单独抽出来，也可以成为一个有头有尾的中篇。而这个中篇之内，又包合着许多独立的故事，诸如舌战群儒、群英会、草船借箭、苦肉计、借东风、火烧赤壁、华容道等，不仅都已家喻户晓，而且基本上都编成了京剧。京剧里的三国戏，有时候，各出戏单独演唱，有时候，特别是演员较多准备唱群戏的时候，住往这几出互相联系的戏就连在一起演唱。京剧演唱三国戏的不同的办法，正好说明了这种大故事套小故事的结构关系。《林海雪原》中打破威虎山这—段，已经编成了好几个剧种的戏，想必都是个大戏，不知编剧者，可曾根据原作故事结构的原则，考虑从大戏中抽出一节来到农村和工厂去作小型演出没有。[5]
论者在这里指出《林海雪原》的写作从《三国演义》那里学习了“大故事套小故事”的结构方式，这从学理上看，大致还是可以成立的。不过本书更倾向于认为曲波所受《三国演义》的影响，更多的是来自戏曲，如上引论者所言，在“三国戏”的演出中也是贯彻着大故事套小故事的原则。
《三国演义》自成书以来在中国政治实践中的作用，已被许多人所注意。从统治者这面看，“在清朝前期，《三国演义》不但是满族的政治教科书，还是军事教科书”; “太平天国起义以后，湘军将领左宗棠、刘蓉，都被人比为《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即使起义军也将他们称作‘赛诸葛’”。[6]明末农民军将领李定国，清末的义和团，都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特别是义和团，“诸如神坛降神，宣称‘玉帝敕命关帝为先锋’，赵子龙、马孟起、黄汉升等皆来会师，而团主私室所供神像，首为关帝，还有赵子龙、周仓”[7]。不过，虽然在明代《三国演义》等“通俗小说广泛普及”, “但通过高价媒介物——书籍得知三国故事的人却是少数，大多数不识字的群众可能通过评话、弹词等说唱曲艺或迎神赛社时表演的戏曲欣赏三国故事”[8]；对“大部分是文盲和半文盲”的“中世纪晚期的城乡居民”来说，“他们的知识来源，主要靠耳食目治。因而，茶馆、酒楼、书场、戏院、寺观，以及邻里相距的庭院树荫，都是古典的大众传播场所”。[9]具体到农民，“三国”的知识可能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戏曲，即所谓“社戏”。[10]曲波的情况可能也是如此。根据曲波的自述，戏曲对其影响甚深。少年时期他最喜欢的几出戏是：《打渔杀家》、《狮子楼》、《八大锤》、《群英会》、《铡美案》, “喜欢它们褒贬分明，智勇兼备，灭恶倡善，英风侠骨”。在他学习武术的武术馆，也经常谈论“正史、野史、民间的能人故事”，使他“陶醉于这些故事的文、武能人之中”。[11]
古典小说、民间戏曲对曲波的影响是促成他写作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但是曲波的写作与其出身地胶东半岛的地域文化似乎也有着隐约的联系。
曲波原名曲清涛，1923年出生于山东胶东半岛黄县。父亲务农，甚至还领导过小型的农民反抗斗争，同时兼做点小买卖；反抗和买卖皆以失败告终。曲清涛出生时，父母已年过四十，前面的九个孩子均已夭亡。此时家境并不富裕，略有薄田，父母供他读了六年书，到高小毕业，13岁起即辍学在家。当时年少气盛的曲清涛认为“在家种一辈子地，不甘心”，父亲为了帮他“消消愁，解解闷”，先后给他买了几本书，第一部书《说岳全传》，第二部《水浒》，第三部《三国演义》。他在家干农活之余看这些书。这样呆了一年多。[12]1938年全国抗战军兴，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在蓬莱、黄县、掖县三县建立了政权——“北海行政专员督察公署”。受身边师友的影响，曲清涛积极投身抗日运动，先想直接加入救国军，因年龄太小，未果，旋及考上由北海公署主办的胶东公学，从此改名曲波。曲波在胶东公学学习了几个月，这是他高小毕业后第一次比较有系统的学习。1939年4月，北海公学与“军政干部学校”合并，不到18岁的曲波没有被编进连队打仗，而是被送到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的政治部组织科，“正式成为八路军的一员了”。[13]组织科将曲波分配到政治部领导的文艺单位“国防剧团”，他先在部队里当了一阵文艺兵，之后又到作战部队做文化教员。[14]曲波小学毕业后第二次比较集中的学习，是1943年3月到1944年6月在抗日军政大学山东分校学习，据他自己说，是“1943年去的，1944年6月份毕业，呆了一年三个月，主要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15]日本投降后，胶东部队奉剿匪任务挺进东北战场。曲波进东北后担任了牡丹江军区二团副政委，驻军海林。1948年10月，在辽沈战役中他负了重伤，股动脉被打断，造成大出血。手术后留下了残疾，一条腿短了4厘米。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曲波转业到了铁路系统，历任沈阳皇姑屯机车车辆厂副厂长、齐齐哈尔铁路机车车辆厂党委书记、一机部第一设计分局副局长、德阳第二重机厂副厂长、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后又调到铁道工业总局当副局长。
曲波正式写作小说是1955年在北京一机部工作期间，但1950年他由部队转业到地方，特别是从担任齐齐哈尔某厂的党委书记开始，在现实生活中就常常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他“经常要对工人进行传统教育”[16], “鼓舞群众为事业而奋斗”[17]，每逢这样的时刻他“都有意识地讲讲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的故事”，而“考其效果，收效不少”。[18]“讲故事”的经历给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他后来曾总结说，“按照本来的事实”，就会“讲得拉杂无章”，而如果进行“综合、概括、精练”，则可能“讲得骨架完整了些”; “效果最大”的“讲故事”方式，则是“泛起我内心的情感，加以理想化的塑造”。[19]这种“理想化”是一种“夸张”，也是一种能力，这能力是天赋。他自小熟读《三国》、《说岳》等小说，能把《三国》、《水浒》、《说岳全传》“象说评词一样地讲出来，甚至最好的章节我能够背诵”[20]。可是另一方面，似乎和胶东半岛的地域环境也有一定的关系。胶东半岛依山傍海，“浩渺无垠的海洋，是触发半岛齐人富于幻想的自然条件，商贾盛行，人流频频，又使半岛齐人见多识广，而言语流利，反应灵敏，更造成半岛齐人极富想象力的思想和能言善辩的能力”[21]。笔者1999年初见曲波先生，即为先生之“言语流利”所折服——尽管他一口胶东口音，考之《林海雪原》整部小说，其想象的基础是在山东而不是东北。作者写少剑波的经历，所回溯的最光彩的战斗经历是发生在山东。就是小说题名“林海雪原”之“林海”，也是面对东北森林时对家乡大海的一种自然联想。
“新人”想象与“现代”教育
现代人关于自身作为“新人”的想象，即“人的主体的创造”, “和现代有关人的知识的创造是不可分割的”。[22]“农军”出身的曲波，在小说中所想象的“新人”，是与他所掌握的“人”的知识有关的，与他所受的教育亦有关。
1911年帝制废除，1912年民国建元，民权高涨，平民教育与平民文学、平民政治一起在新文化运动中活跃。据杨东平的考察，最早提出平民教育理念的，可能是1910年章太炎在日本创办《教育今语杂志》，提出“提倡平民普及教育”的办刊宗旨。1915年陈独秀发表《今日之教育方针》，提出“以人民为主人”的“民主国家”的“唯民主义”教育方针。[23]由此视之，教育是“人民作主人”的关键性起点，教育的成果如阅读能力与写作能力也成为衡量是否成人的重要指标。曲波是民国时期的高小毕业生。根据研究者考察，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令，“清学部之教科书，一律禁用”。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教育部审定共和国新国文》，这套书影响很大，其中第一册迄至1924年，已在各地再版重印达2218次。这一册的开篇为“人、手、足、刀、尺”，后人评价整套小学课本“文字浅显，所选教材不出儿童所见事物之处，颇合小学程度”[24]。一个也许不太离谱的推论是，在教育不算落后的山东，曲波所受的小学教育大致应与《教育部审定共和国新国文》的程度相一致，也就是说“人”可能是他接受教育早期认识的字。
同时，五四时期的科学与民主等理念，在解放区，经由一些通俗的刊物的“转译”，也能传达给具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而这些“工农兵”青年（主要是军人），正是“革命历史小说”的潜在的作者。解放区冠名以“大众”的刊物，成为培养这些文学青年的摇篮，促成他们的科学崇拜、卫生崇拜。五四文化传统经由解放区的文化普及路径（军队、学校、报纸、杂志）进入到这些主要由农家出身的军人的精神系统中，其中的核心价值观，科学（卫生）、平等（男女平等、无尊卑）成为指认现代人最核心的标识，也是作者于新社会构造新的“主体”，建构“新人”想象的基本来源。自然可以说“革命历史小说”的叙事掩盖了诸多革命的阴暗与丑陋，比如经常可见的等级壁垒，无谓的牺牲等等，但“革命历史小说”当中的人学想象亦有不少新质值得肯定，即它们确实传达了底层“工农兵”的解放感。这里交织着作者关于科学、民主、“人的解放”的种种想象，尽管这种想象可能会被当时的批评家所嘲笑，但在当时的历史情势中，却也可能展示“无产阶级作者”真实的心灵世界和精神状态。这是“工农兵”作者“新人”想象的一个方面，他们心目中的“新人”是懂科学知识，有平等思想有文化的“解放”的人。
“新人”想象的另一方面则是对文字自主权的重视。这里，既指小说的人物对写作、言说与成人关系的重视，亦指写作——出书这一“文学行动”本身对于“工农兵”作者的意义。而新文学的语言也被他们当做重要的资源，可以通向“文学”的场域。五四白话文运动以来所产生的现代文学作品，其语言是以一种“书面语”取代了另一种“书面语”，非以“口语”代“文言”，这种“现代汉语书面语”的来源有三：“首要来源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口头语，其次是百余年来的翻译文本，再次是两千多年来的古汉语文本。”[25]到1930年代，已经有人将“新文学”的形式称作新的“民族形式”,1949年之后的文学，其直接源头无疑是新文学作品。特别是对那些文化程度较低的“工农兵”作者来说，古文和译文基本上成不了他们的文学资源，他们的文学资源，一方面是古代长篇小说（未必经过阅读，可以是听书和看戏的形式），另一方面，新文学作品也是他们文学语言的重要资源。对很多作家来说，新文学的影响又是经由解放区的通俗作品来转译的。
从经历看，曲波于1930年代在山东家乡高小毕业，1938年参加八路军。在国语统一过程中，“小学和军队的作用最大，它们把国语带入每一位国民家中”[26]。曲波受到了国语普及的教育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说他的文化脉络是内在于新文学传统的。但就个人修养而言，鲁迅和毛泽东的著作不是他长年通读的，真正对其写作构成切实影响的新文学内容，恐怕还是解放区冠名以“大众”的刊物，这些刊物将新思想进行了有效的通俗转译。这些“大众”刊物固然不能像被定为规范的鲁迅和毛泽东的作品那样“字汇丰富”、“语法精密”、“体裁自由”、“表现力提高”，但却给作者提供了一份新的生活世界想象的图景，是其后来写作时“新人”想象、科学崇拜的重要的来源。据曲波的战友介绍：“在抗日战争那么艰苦的生活中，他对文艺就有着特殊的爱好，直到现在他还保存着成本的在抗日战争时期胶东地区出版的文艺刊物——《胶东大众》。”[27]《胶东大众》是胶东解放区文协主办的刊物，意在帮助“小学教师、中学学生”、“质量高的高小学生”、“农村知识分子”、“解决问题”，它的常设栏目有：“写作指导”和“青年园地”、“工作经验”、“青年卫生”和“科学知识”等。“青年卫生”一栏的内容是有关“知识青年本身的一些卫生常识，疾病问答”, “科学知识”一栏的内容“着重是日用科学知识，教学中关于科学上疑难问题的问答，科学创造的介绍，科学家的介绍”。[28]曲波受到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的影响，这可说已是常识，作者在创作谈中也一再提到，但他每说及新文学的影响，往往语焉不详。从曲波对《胶东大众》的珍藏，或可推测这样的刊物文章的程度或许与他的接受程度是吻合的。甚至，我们从《林海雪原》小说中对于卫生知识与科学知识的津津乐道也可看出这份“大众”刊物影响的痕迹。我们从《小白鸽彻夜施医术》原稿中可以找到两个例子，一是白茹解释草药何以能治冻伤，分析道：“这些植物和动物，都是防寒能力极强的，冬青林越冷越茂盛，岩石上的万年松，根子都露在外头，可是年年冻不死；松胶也是松林受伤的部位才产生的，不用说这是松林的一种本能，用它自身排出的松胶来保护它的创伤。这些东西所以能在严寒地带生存，一定是它们自身有一种非常大的抗寒素。”另一处是少剑波向战士们解释“人的身体和所有的物质一样，同时是不能受得激冷和激热”，举了例子来说明：“比如一个瓶子你装上热水，又马上把它放进冷水里，这瓶子马上就会炸碎。我们在农村时挖的白薯和葡萄，如果被冻了，再放进菜窖，一定要烂掉。所以得逐渐升温，慢慢冷才成。”白茹解释的时候用了一个自创的名词“抗寒素”，而少剑波则用的是生活中常见的事实，这种解释的水平确实是通俗易懂的。而作者在原稿中特别加上这样的说明，意在突出白茹、少剑波都是拥有科学知识的“新人”。
此外，曲波的“新人”想象中还有着自我塑造的冲动。1980年代他谈到了自己当年写作时更为个人的原因：
……后来因在一次工业会上我发表了对一长制的不同意见，触怒了主持会议的高岗，我碰了大钉子，就调到北京工作了。当时，很苦恼，七情除喜外，六情都有。每逢佳节倍思亲，回忆当年，回到战争年代，津津有味。我想我能不能写一本书呢？开始我觉得咱没那个本事，后又想，是不是可以较量较量。于是下决心干……再加上当时心怀不通，只有一路通，如写不好，誓不罢休。我从事文学创作是在特殊情况下发生的。[29]
对“心怀不通”的曲波来说，1955年他开始动笔写《林海雪原》时，内心郁结着当时无以言说的“怀才不遇”的“卑中情”，这一感情的强烈程度不亚于对战友的怀念之情。在战争中牺牲的那些“勇猛之极，坚贞之极，心灵淳良之极”[30]的战友，自己与他们在生死线上结下的单纯、亲密的友情；尤其身为屡获胜战的青年指挥官的自豪感，于现实挫折与不平中，更闪耀着诱人的底色，在写作中再度充溢心间，因此，在小说中曲波在自我的投射物——少剑波身上，寄予了很大的珍爱、赞美之情。因而，虽然小说扉页的题辞是将此书献给已经牺牲的英勇的战友们，但是小说的真正的“男一号”却毫无疑问，既不是杨子荣更不是高波，而恰恰是名字中也嵌了一个“波”字的少剑波。对于这一点，1950年代的批评家侯金镜是有所发现的，他在长篇评论文章中指出“少剑波是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 “作者花了很多笔墨表现少剑波的勇敢、智慧、果断性等品质”, “这个人物和整个故事结合得很紧，成为提起所有复杂情节的‘纲’”，并且直接点明“在这方面作者用的心思也很多”。[31]敏锐的侯金镜既看到了少剑波这个人物在小说情节中所起的“提纲”的结构作用，更洞悉了作者将他安排为中心人物是有意为之的。
菲力浦·勒热讷的研究表明，作者不能过分地谈论自己是普遍现象，自传作者都会声明“写作是出于为他人着想”, “出于义务感”，或者声明自己的传记能够提供科学的资料、人道的资料和伦理的资料；自传有意义是“因为他们代表了某个团体，某个社会阶层，某代人或某种性格”。[32]曲波在1950年代与读者订立的“事实契约”中，重点强调自己的写作出于“责任感”和“负疚感”，而且小说中的英雄人物是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英雄”这一阶层（群体）的典型来刻画的。这是在强调自己写作方面的社会动因，也即为他人提供资料，为某个群体代言。勒热讷指出，强调了为他人着想之后，作者就可以为自己的写作寻找某些个人的动机，“找到自己一生所隐藏的意义，为将来总结出一条生活之道，从而为自己定位”[33]。这也是贯穿于《林海雪原》一书中的一个核心的动力，因而将少剑波予以美化也是人之常情。
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也在想象中构建自己的“主体”形象，这一英俊智慧、有文采、深孚众望的英雄，才是小说真正的主角。而杨子荣只是一个为年轻首长提供过很多有用情报的优秀的侦察人员。这是一个“新人”形象，是从梁启超他们呼吁“少年中国”以来出现的“新人”形象。如果说“革命与历史的伟大表征，是五四文化运动的遗产之一，马克思主义美学使这种表征更为伟大”，最终是“一个伟大人物来代表人民，即投身实践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体”，领袖人物的文学作品，成为时代的表征，毛泽东的诗歌“被奉为这位领袖人物身上所具有的崇高的顶点”,[34]那么在领袖还没有成为唯一的代表之前，曲波这样的“农军”新作者都试图以自己的形象来“代表人民”。而有意思的是，这个“新人”是一名军人，作者所塑造的“新人”群体是一群军人。这些由农而军的军人，从未将自己当做“农人”，而是自豪于自己的军人身份。
[1] 侯金镜：《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读〈林海雪原〉》, 《文艺报》,1958年第3期。
[2] 同上。另外，王燎荧在分析作者写作成功的原因时，也提到“作者编造故事的才能”。王燎荧：《我的印象和感想》, 《文学研究》,1958年第2期。
[3] 侯金镜：《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读〈林海雪原〉》, 《文艺报》,1958年第3期。
[4] 侯金镜：《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读〈林海雪原〉》, 《文艺报》,1958年第3期。另外，何其芳说：“作者一定很得力于我国的古典小说，因为从其中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他学习古典小说的写法的痕迹。”王燎荧说：“我们看到作者似乎曾多量的读过侠义小说和古典小说……”（参看何其芳：《我看到了我们的文艺水平的提高》；王燎荧：《我的印象和感想》, 《文学研究》,1958年第2期。）
[5] 吴岩：《谈〈林海雪原〉》，第18页，1958年。
[6] 朱维铮：《在中世纪晚期的〈三国演义〉》, 《走出中世纪》，第11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7] 同上书，第123页。
[8] [日]上田望：《明代通俗文艺中的三国故事》，收《三国演义丛考》，周兆新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9] 朱维铮：《在中世纪晚期的〈三国演义〉》, 《走出中世纪》，第12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10] 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张俊义、王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11] 曲波：《卑中情——我的第一篇小说〈林海雪原〉》, 《山西文学》,1983年第6期。
[12] 这一段关于曲波生平的记述，主要依据曲波访谈录第7部分“曲波的求学经历”。参看本书附录。
[13] 曲波口述，徐东春整理：《“小白鸽”首次披露：曲波抗日回忆录》, 《文史博览》, 2005年第13期。
[14] 同上。
[15] 据笔者1999年11月25日对曲波访谈的记录。
[16] 曲波：《我是怎样写〈林海雪原〉的》, 《山东文学》,1981年第10期。
[17] 曲波：《卑中情——我的第一篇小说〈林海雪原〉》, 《山西文学》,1983年第6期。
[18] 同上。
[19] 同上。
[20] 曲波：《关于〈林海雪原〉》, 《北京日报》,1957年11月9日。
[21] 王钦法、王涛：《昆仑紫气》，第31页，齐鲁书社，2007年。
[22] 旷新年：《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2部下卷），第22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23] 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载《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1915年。
[24] 姚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小学新文学教育》, 《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8期。
[25] 何九盈：《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语文转向——兼论现代汉语书面语的三个来源》, 《汉语三论》，第67页，北京：语文出版社，2007年。
[26]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第13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27] 参看马晴波：《读〈林海雪原〉后所想到的》, 《人民文学》,1958年第1期。
[28] 参看《胶东大众·征稿启事》, 《胶东大众》第34期（1946年6月）
[29] 曲波：《我是怎样写〈林海雪原〉的》, 《山东文学》,1981年第10期。
[30] 这是1999年11月9日，曲波和笔者谈起杨子荣、高波等牺牲了的战友时所用的评语。
[31] 侯金镜：《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读〈林海雪原〉》, 《文艺报》,1958年第3期。
[32] [法]菲力浦·勒热讷：《自传契约》，杨国政译，第78—7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33] 同上书，第79页。
[34] 王斑：《历史的崇高形象：20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孟祥春译，第14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