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论

当然，元明时期经义、经疑之作尽管在民间十分通行，各种版本、各种类别层出不穷，但还是有有识之士提出异议，甚至批评。如李时勉（1374—1450）正统六年（1441）擢国子监祭酒，“崇廉耻，抑奔竞，别贤否，示劝惩，新条教，变士习”^[1]。据说“古廉李先生在成均时，松江士子新刊孙鼎先生《诗义集说》成，请序，先生却之，请之固，则曰：‘解经书自难为文，近时惟东里杨先生可当此。况六经已有传注，学者自当力求。此等书吾平生所不喜，以其专为进取计，能怠学者求道之心故也。’”^[2]不过，这类书由于实用便捷、立竿见影而大受追捧，受众广泛，市场潜力看好，而需求巨大、购销两旺又带动了编撰、刊行、销售等各个环节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利益链。当然，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科举程式限定了士人的独立思想和自由发挥，使得死记硬背和钻研帖括之学成为登第的捷径甚至是必由之路，所以这类书才能派上用场，大有用武之地，甚至成为不可或缺的利器。在这种大环境之下，尽管有如李时勉之类的清醒人物时而发出一些不同的声音，但这毕竟是极其微弱的，根本无法撼动科举文体乃至科举制度，也无法影响周边士人的价值取向或备考方式。

[1] （明）焦竑《熙朝名臣实录》卷一九《侍郎李忠文公》，明末刻本，“中国基本古籍库”收录本。

[2] （明）叶盛《水东日记》卷六，清康熙刻本，“中国基本古籍库”收录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