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年中国留日学生“黄帝”之再造
——排满、肖像、西方起源论

一、序言——排满主义和黄帝

清末，尤其在最后十年的革命热潮之中，“排满”口号影响之大，流传之广，举目皆彰。清末革命运动之目标若仅限于推翻专制王朝体制，建立共和制政府，不难想象作为革命果实的中华民国之成立将会大大推迟。清末革命运动之所以深入人心，迅速壮大，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在运动中植入的讨伐满族虐政、光复汉族统治的“排满种族主义”。^[1]1907年，杨度目击革命运动高涨时曾评论道：“排满革命四字，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2]当时的排满主义狂潮，由此可见一斑。

排满情绪热潮席卷中国，乃始于17世纪中叶的满族征服之初，而非清末。例如，记录清兵在征服关内疆域时大肆杀虐之暴行的《扬州十日记》及《嘉定屠城纪略》，作者笔端饱含民族憎恶感情。这两册书尽管被清政府列为禁书，但仍在整个清朝统治时期秘密流传于民间，不断刺激着汉族人民的复仇情绪。果然，孙中山等清末革命活动家最初作为革命宣传材料所利用的，就是这些书籍。^[3]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末革命家堪称清初反清民族主义者的后裔，但他们并未满足于仅仅趋鹜两百年来之反满情绪。区别清末与清初的排满论，可依据两者的诸多差异，其中之一便是前者所持的浓厚“科学”色彩，即指出“汉族”“满族”之差异根源于“人种”不同的近代人类学（按现时的说法，应为体质人类学或是人种学）的登场。

将世界人种分为五大类（高加索人种·白人、埃塞俄比亚人种·黑人、蒙古人种·黄人、马来人种·褐人、美洲人种·红人）的西方近代人类学知识的介绍，始于19世纪后期。此后日本、中国等东亚的先进知识分子纷纷试图借此方法来解读世界的现状及未来，清末的革命活动家亦不例外。当时人类学的普遍说法，将汉族、满族作为蒙古人种的分支，定位于不同“种族”。此分类为革命派排满主张恰好提供了“科学”的依据。^[4]即满族不仅是文字风俗相异、文化程度低下的蛮族，根本上同汉族源于不同的种族，故理所当然应被汉族所驱逐和摈斥。邹容所撰《革命军》，堪称清末最为普及的革命宣传小册子，其中的主张正是典型之例。

此外，清末同清初排满主义的另一个显著差异在于：清末的排满主义，导致了明确的汉族概念---亦可说是作为汉族的民族认同---的兴起，和以汉族为核心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之构想圆融无碍，浑然一体。革命后诞生的中华民国，因为将其自身重新定义为包括满族在内的多民族国家，故对于汉族民族主义的过度强调，至少作为正式立场一直被讳避；而另一方面，活跃于革命之前的大多数汉族知识分子，曾构想以居于本土十八省的汉族为核心的单民族共和国的蓝图，代替以满族为统治民族的多民族帝国，却也是事实。^[5]20世纪初叶，在排满主义的洪流之中，“汉族”作为一个拥有想象上共同祖先的假想的血缘集团迅速诞生，继而刺激和鼓舞汉族民族主义的诸多工具相继出台，也正说明了这一点。^[6]

在诸多酿铸汉族民族主义的工具中，近年来尤以传说中的汉族之鼻祖，即中国最初的帝王黄帝，备受学者关注。虽在以《史记》为首的历代古典史书中，作为中国文明之始祖屡被提及，但在漫漫历史长河之中，黄帝这个人物却一直隐晦不彰，未唤起世人关注。直到20世纪初叶，排满革命论潮卷全国之时，却突然作为汉族之始祖备受瞩目，大放异彩，重新为世人所乐道。换言之，试图借助人种学的知识，从历史角度证明满族为有别于汉族的异族，从而煽动反满情绪的革命派人士，不得不明示汉族为何人，最后只能着眼于汉族之共同始祖---“黄帝”。

中华民国成立后，虽然汉族民族主义的公开颂扬被讳避，黄帝的定义也因此从之前所谓“汉族的伟大始祖”，成为“中华民族”的始祖，经历过立场的微妙变化，但黄帝作为中华民族主义之象征、崇拜对象这个事实丝毫未易。时至今日，位于陕西省黄陵县桥山曾为荒山的所谓黄帝陵所在之处，历经民国期间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数次修缮、扩建工程及国家领导人莅临视察，已成为一处规模宏伟的庙宇纪念堂兼观光胜地，华侨归乡访问团等参观者络绎不绝，盛况空前。此景与日本战败前的神武天皇---传说中的第一代天皇---及其陵墓（或供奉神武天皇的橿原神宫）所受之重视十分类似。^[7]

对于清末的黄帝崇拜和反满民族主义两者之关系，此前学术界有较丰富的研究积累，尤其就传说中的黄帝之即位年（或是诞生之年）为基准的黄帝纪年法的出现，展开了详尽论述。^[8]此外，文化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以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霍布斯鲍姆（Eric J. Hobsbawm）的《传统的发明》^[9]为理论依据的诸多解释尝试。这些最新研究指出，黄帝崇拜的出现，属于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集体忆念的构筑过程，黄帝像是民族认同的凝缩象征，而围绕黄帝的诸般事象，应理解为“民族神话”。^[10]

这些论述当然并无不当。然而诸多文化史之研究，虽指出黄帝崇拜的出现乃广义上近代民族国家创始期必然现象之中国版，所憾未能明确论述黄帝像于特定年份、特定场所，以及以特定形式出现之来龙去脉。中国近代的黄帝崇拜及画像的出现，乃在1903年之东京，而彼时之黄帝乃生于远古西方的巴比伦，率领后来成为汉族的原始部落民千里迢迢迁至中国的英雄。此类饶有兴味的现象出现之经过，原非“民族神话”之研究范围，而须以历史学方法予以分析。

二、黄帝像的出现及其发展

如前所述，中国近代黄帝崇拜的出现及其画像---在此统称为“黄帝热”---始兴于1903年的东京。具体说来，“黄帝热”的兴起表现在如下各方面：1．采用黄帝纪年刊物的出现；2．黄帝肖像画的制作及流传；3．有关黄帝事迹论说的出版等。关于第一点，已有诸多研究积累明确论述，兹不赘论。在此只需指出，当时采用黄帝纪年蕴含不奉清王朝正朔之意，是排满革命的明确表示。

首揭黄帝纪年的刊物是留日江苏同乡会于东京发行的《江苏》月刊杂志。创刊于1903年4月的《江苏》，未经任何解释，从第3期（同年6月）起，就将其底页发行日期，从此前的“光绪二十九年”，变更为“黄帝纪元四千三百九十四年”。不久后（1903年7月11日）刘师培发表题为《黄帝纪年论》一文，刊登于上海的报纸《国民日日报》。他在极力主张采用黄帝纪年益处的同时，不忘将文末执笔日期记为“黄帝降生四千六百一十四年闰五月十七日”。此说一出，各方景从，虽然其称呼及起始年代一直并未明确，但《浙江潮》《二十世纪之支那》《黄帝魂》《醒狮》《民报》等刊物却相率沿此纪年，后又被援用于武昌起义后革命政权的布告之中。^[11]

此外，上文提及的开创黄帝纪年使用先河的《江苏》第3期的卷头，同时还登出了黄帝的写实画像（“中国民族始祖黄帝之像”），这一点也说明《江苏》在“黄帝热”中的先驱作用。印有黄帝像页的背面，更附有赞辞（无署名）:“帝作五兵，挥斥百族，时维我祖，我膺是服，亿兆孙子，皇祖贰兹，我疆我里，誓死复之。”因黄帝本为无从考稽之传说人物，其黄帝肖像自然乃基于空想所绘，但这幅相貌堂堂的黄帝像，似乎远比其他黄帝像更受当时中国人的青睐，不仅迅速为《黄帝魂》（1904年1月）、《国粹学报》（第3期， 1905年4月）等所复制及转载，更被原样袭用于中国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的创刊号（1905年11月），可以说是清末革命派公认的黄帝像。^[12]对于清末革命家来说，最为熟知的就是这幅写实风格的黄帝像。

在此有必要将黄帝的各种肖像画进行分类。上述《江苏》第3期宛如照片的黄帝像流传于世之前，在中国广为传布的黄帝形象多为线条构图，让人联想到中国历代皇帝像，譬如明代的博物图鉴《三才图会》中之画像。与之相比，清末的两大类黄帝像，愚见所及，均出自日本东京。一类是前文所提由《江苏》率先刊登，继而为《黄帝魂》《国粹学报》《民报》所转载的佩戴玉冠的写实风格的黄帝像，另一类则是模拟武士立像的线描黄帝像。后者的典型可见于《二十世纪之支那》第1号（1905年6月）卷首之“中华始祖黄帝肖像”。《二十世纪之支那》创刊于东京，创办人是宋教仁、程家柽、陈天华等早期革命家。虽然该杂志仅出一期就早早夭折，但却是后来《民报》的前身。关于《二十世纪之支那》载黄帝像的由来，在创刊人之一宋教仁的日记《我之历史》中可见若干记述。在准备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的1905年1月26日的日记中，宋记述了拜访一友人时的情景：

见彼处有《警世钟》数册，余遂取一册，摘其开始所印之黄帝肖像，将为插入杂志之用。^[19]

这次拜访半月后，宋把这幅黄帝像转交印刷所。^[20]根据宋教仁此条记述，可知《二十世纪之支那》中的黄帝像，即戎装立像的线条画，源于此前的《警世钟》，即被冠以“革命党大文豪”之称的陈天华（1903年4月来日）在1903年秋冬之际于东京刊行的革命宣传小册中的肖像画。此外，因为陈天华先于《警世钟》发行的《猛回头》（1903年夏刊行于东京）的卷首，确曾插入《黄帝肖像后题》一文，可得出结论：该画像在《猛回头》出版之前就已绘制、印刷。^[21]就是说，这个武士立像风格的黄帝像，同《江苏》刊登的写实画像几乎同时出现于1903年的东京。

然而，这个武士立像的黄帝像，却未被继《二十世纪之支那》之后创刊的《民报》所采用。如前文所述，刊于《民报》卷首的是源自《江苏》的写实风格的黄帝像。^[23]秉承《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民报》，却刻意摒弃原刊之黄帝像，另择他图，说明《民报》的编辑们，即中国同盟会的首领们，比起勇猛威武的线条画武士像，更心仪于端庄的写实风格的黄帝画像。对写实风格黄帝像的偏爱，反映了革命人士把近代的英雄风貌比附远古人物的一种态度，或者是一种审美观。清末时期，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分别为新旧象征的黄帝写实画及线条画并存的局面，至此正式宣告结束，写实风格的黄帝画像作为清末革命家心目中的共通形象得以确立。

以上便是清末黄帝像演变的大致情形。那么这两种代表性画像的构思来自何处？因为是黄帝这个神话人物的风貌，想来定为想象力丰富之人所绘，但无论是线条画，或写实画，都无任何线索可资稽考其绘制者。但是，《江苏》系列的写实风格的肖像乃模仿明治天皇之“御真影”（见左图）肖像为代表的日本富豪、显贵肖像画，却是众目皆彰。上文所提及的黄帝纪年的首倡者刘师培更说道：“中国之有黄帝，犹日本之有神武天皇也”^[24]，明确表明黄帝纪元乃仿袭于日本的神武纪元（1872年正式制定）。由此不难揣度，绘制黄帝像的构思，乃来自同为铸造国民手段的“御真影”型肖像。^[25]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留日学子中不太可能有想象力和绘画才能堪当绘制“御真影”型黄帝画像的人才，也难以想象当时日本流传的众多显贵、伟人的石印画像、写真画像中或有日本人均不太熟知的黄帝画像。或许是《江苏》借用他人画像权且充当无人知晓其容貌的黄帝画像，也未可知。^[26]

较之《江苏》载画像来源无从考据，《二十世纪之支那》（或为陈天华宣传革命之小册子）所载线画黄帝肖像却存在值得关注的近似版式。而该近似画像的出处，不仅恰好生动呈现了留日学生的救国运动在1903年向反清革命运动转化的鲜活场景，其所显示之背景也明确回答了上述《江苏》第3期何以突然刊载黄帝像、采用黄帝纪年从而引发了“黄帝热”。该画像刻于“军国民教育会会员徽章”（见下页图），其图片载200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而出版的大型图片资料集，概为中国首次公开。^[27]徽章正面刻有“轩辕氏[黄帝]之像”，中央是黄帝像浮雕。徽章反面有“帝作五兵挥斥百族时维我祖 我膺是服”之赞文。这幅黄帝浮雕像---无论从纶巾，还是斧戟、带饰、甲胄---一看便知和《二十世纪之支那》的线条画黄帝像如出一辙。^[28]此外，徽章反面“帝作五兵……”的赞文，和《江苏》载有黄帝像一页背面赞文的前半部分也丝毫不差。

采纪念黄帝的徽章为标志的军国民教育会，其前身乃留日学生1903年4月末于东京成立的拒俄义勇队，因遭日本当局干涉，同年5月11日改名，其活动等曲折复杂，但因其爱国民族主义性质，后来成为中国同盟会的原始团体之一。^[29]关于拒俄义勇队以及军国民教育会的活动，最为详尽的当数中村哲夫氏的研究。据中村氏研究，拒俄义勇队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之后，素怀排满复仇主义情绪的秦毓鎏等东京“青年会”成员取得运动主导权，并逐步将其政治主张巧妙地注入留日学生运动之中。^[30]这一观点之有力佐证，便是这枚黄帝像徽章，因为它表明军国民教育会“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的口号，实则暗含着排满民族主义主张。至于刻有黄帝像及四句铭言的会员徽章制定经过，在军国民教育会1903年出版之《军国民教育会纪事》中也明确提及^[31]，故这枚徽章正是军国民教育会之徽章，已毋庸置疑。《军国民教育会纪事》更记述了这枚徽章制定于同年6月14日，且制定之初还分为纯金一等徽章及银制镀金二等徽章，规定根据向教育会捐款多寡而分别授予。^[32]此外，6月14日以后，军国民教育会发起人秦毓鎏等在向教育会提交的意见书中，曾对黄帝像作出说明：“吾会宗旨固已表明，人人心中无不了然，徽章制黄帝之像，宗旨所在，不言而喻。”^[33]很明显，在公开场合不便露骨宣扬的排满情绪，却如此依托于黄帝像被暗示出来。阐释军国民教育会徽章中黄帝像意涵的秦毓鎏，似乎也参与了徽章设计。曾详述军国民教育会成立经过的陈去病，以及冯自由，分别谈及徽章的由来如下：

其面一人被甲独立，左握剑右持斧，题其上曰：轩辕氏之像；夹以地球者二；下书军国民教育会会员徽章。并铭其背曰：帝作五兵，挥斥百族，时维我祖，我膺是服。秦君效鲁作也。

会员徽章镍质圆形，大如墨西哥银圆，一面镌黄帝轩辕氏像，像系采自日本东京帝国图书馆，一面镌铭四句，铭曰：“帝作五兵，挥斥百族，时维我祖，我膺是服。”乃出秦毓鎏手撰。^[34]

上文中陈去病、冯自由所述之徽章设计，正是前文图示之徽章，据此可知秦毓鎏似正是徽章图案设计及制作者本人。如将此事实同秦毓鎏乃杂志《江苏》主编联系起来，我们就不难理解《江苏》第3期之后“黄帝热”急剧兴起的来龙去脉。事实正是，秦毓鎏等素怀强烈排满复仇主义情绪的东京“青年会”成员，在中国面临俄国不履行撤兵协议这一外来危机时，企图将排满（复兴汉族）民族主义注入1903年兴起的爱国主义运动中，并为将此意图寄托于被奉为汉族始祖的黄帝，特意准备了两种黄帝像，将其一用于军国民教育会徽章，另一幅则刊载于自行编辑、发行的杂志《江苏》卷头，并同时采用黄帝纪年。这样，以一目了然之形式，人为地创造出“黄帝热”。亦即20世纪初东京出现的两类黄帝像本属同源。^[35]

观其结果，他们的做法可谓切中要害。借助黄帝这一偶像，军国民教育会的运动将此前多数留日学生尚停留在爱国热情层次的意识成功转化为排满民族主义，乃至排满革命主义。制作刻有黄帝肖像的徽章，以及《江苏》与此呼应自第3期开始新宣传举措之后，各种刊物纷纷效仿，相继刊载黄帝肖像、采用黄帝纪年---如陈天华宣传革命的小册也插入线画戎装黄帝像---均标志着秦毓鎏等点燃的“黄帝热”之火已迅速蔓延。

接受“黄帝热”洗礼的留日学生之一即青年时代的鲁迅，亦即刚迈入弱冠之年的周树人。1902年4月来日的鲁迅，经在东京留学而激发其民族意识觉醒。众所周知，他在一张剪去发辫后所摄照片背面，曾记“自题小像”诗一首，即其明证。关于以“我以我血荐轩辕”一句收尾的这首诗具体作于何时，即大文豪鲁迅的民族意识具体于何时觉醒，各种鲁迅研究论著众说纷纭，各执己见。^[36]考虑到肖像出现所反映的“黄帝热”自1903年下半年在留日学生中迅速蔓延这一事实，青年时代的周树人是在1903年下半年的“黄帝热”中创作出这首小诗，这一推断当可成立。至少，以青年时代的周树人为代表的留日学生反清民族意识之所以高涨，只有把秦毓鎏等推动“黄帝热”的策略纳入视野后，才能得到具体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秦毓鎏等人确有作为革命宣传家的先见之明。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冯自由回忆称，他们是在“东京帝国图书馆”发现黄帝像，并加以借用的。由此可见，只有置身于把天皇形象巧妙诉诸视觉，以及显贵、伟人、豪杰画像随处可见的日本，才有可能产生并实现将黄帝形诸画像的想法。^[37]而在中国国内，尽管仅登载黄帝画像而不使用黄帝纪年不会被问罪，但直至辛亥革命爆发，除上海《国粹学报》曾照登《江苏》的黄帝像外，并不见试图创制黄帝画像的动向。^[38]这间接表明，黄帝像的产生这幕活剧得以上演，必须具备两个要素，即舞台---20世纪初的东京，和演员---寻求民族主义象征的革命派留学生。

黄帝像在东京问世的1903年，对留日学生而言是风云变幻、激荡不已之年：先有马君武于旧历正月在清国留学生会馆举行的新年集会上进行“排满演说”，使在场的清朝官员举座震惊^[39];4月至7月又有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的运动。而且，无论就清末社会思潮从爱国主义发展为革命（反清）主义，还是就革命运动组织史上各种力量汇聚而成立中国同盟会而言，这一年都被视作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年份。^[40]如此看来，“黄帝像”的出现，无疑是以画像形式体现这一系列变化的佐证。

三、黄帝西方起源论

1903年在东京兴起的“黄帝热”，除催生了黄帝画像外，也唤醒了中国知识分子依循黄帝事迹探寻汉族起源的意识。如前文所述，满族和汉族的起源，被认为直接关系到未来国家的蓝图，故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但凡对中国未来怀抱忧患者，无不关心满族的历史及汉族的起源和形成。梁启超、蒋智由（蒋观云）、章炳麟、宋教仁、刘师培等清末改良派或革命派人士，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的介绍者和创始者，其背景在此。换言之，他们诠释满族历史，引据黄帝事迹探求汉族起源，即使标榜学术研究，但其实质却是清末革命家政治活动的一部分。

有关汉族起源的探讨，几乎与“黄帝热”同时兴起。其时有“汉族（黄帝）西来说”---远古时代黄帝率汉族自西方巴比伦万里迢迢迁来中国---曾被极力主张，从者甚众。^[41]此说由法国东方学学者拉库伯里（Terrien de Lacoupérie,1845-1894）率先提起，并传入中国。此点在中国民族学史研究及辛亥革命时期历史人物研究中被频频提及。^[42]只不过，此学之所以得到中国知识分子首肯，还有另一因素发挥作用，即拉库伯里的代表著作《中国古文明西来论》^[43]曾经过日本远非严谨的介绍，或曰常识性普及。一本著作未经正式翻译、介绍，而其学说却经过曲解、加工和复制，成为该时代的通论，并开始规范人们的意识和行动，此类事例，特别是在明治时期的日本及受其影响的清末中国屡见不鲜，而拉库伯里的“汉族（黄帝）西来说”正是其典型之一。

拉库伯里成长于香港，其间汲取了中国古典学的深厚学养。1870年代去英国，正式开始研究东方学，曾任大英博物馆馆员、University College（London）教授等职，是一位东方语言学家。其业绩所涉甚广，如《易经》的翻译和解说、原始汉语研究、大英博物馆东方货币藏品整理等。晚年主要致力于杂志《巴比伦与东方纪事》（The Babylonian and Oriental Records,1886-1901）的编辑、发行及撰述。^[44]该杂志乃研究古巴比伦对东方影响的同人杂志。其发表于该杂志的大量论文汇成一册，即出版于1894年的遗著《中国古文明西来论》。然而，作为学术著作，该书内容、结构难称严谨，随处可见前后矛盾、抵牾、重复等。其主要观点是，汉族起源乃古巴比伦加尔迪亚部落（Chaldea）的种族之一“Bak Sings”，中国人自称“百姓”（baixing）即“Bak Sings”之讹音；汉族始祖黄帝（Huangdi）乃原指巴比伦酋长的“Kudur Kakhunti”之转讹。该书以古代中国和古巴比伦之间存在许多相似之处（二十四节气、七曜、干支循环、二十八星宿、中国古代文字与楔形文字等等）为据，试图“证明”其极富想象力的假说，即“Bak Sings”在Kudur Kakhunti带领下于公元前23世纪东徙，驱逐中国原住民苗族而定居于此。欧洲学术界原有中国文明西方起源说之基础，加之彼时古代西亚楔形文字的解读正逐步取得进展，故拉库伯里此说一出，即引起强烈反响。^[45]

最早向中国（准确地说是“用汉语”）介绍附会色彩极强的拉库伯里学说的，是“黄帝热”兴起之年，即1903年下半年开始连载的观云（蒋智由）《中国人种考》（《新民丛报》第35-60号， 1903-1905年，横滨）。^[46]附言之，该长篇连载水准颇高，堪称中国人正式研究中国民族史的最早成果。此后，不仅蒋的盟友梁启超等所谓改良派，连革命派领袖人物如刘师培、陶成章、章炳麟、宋教仁等也立即信从拉库伯里学说，奉之为不易之论。^[47]在探讨当时西方起源说何以能够超越政治立场而被广泛接受之前，首先需考察他们是通过怎样的途径接触到拉库伯里这一极富想象力的学说的。因为，不但信息流传过程极其错综复杂，而且该错综复杂的过程本身---亦即拉库伯里学说在明治日本传播时的某种暧昧---正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解释该学说为何被清末知识分子广泛接受。

当时部分欧洲学者认为，中国文明乃至汉民族似乎起源于西方。此类观点，明治中期综合杂志的海外短信栏等曾做点滴介绍，以刺激读者的好奇心。《国民之友》（第182号，1893年2月）曾在《海外思潮栏》刊载《支那人种乃为巴比伦人也》^[48]，即其代表。当然，自兴起伊始就以与西方的交涉史为其特色之一的当时的日本东方学，也不可能对此类新观点无动于衷，因而开始介绍已成西方起源说核心的拉库伯里学说。管见所及，在日本于1896年最早介绍拉库伯里学说的，是两位才华横溢的学者，即三宅米吉和桑原骘藏。^[49]

首先是三宅，他此前曾游学英国，受到古代东方学研究成就的触发，其后一直订阅拉库伯里的同人杂志《巴比伦与东方纪事》。他在概要介绍拉库伯里学说后称：“大体而言，虽不能据以为信，然其学术制度等彼此[中国古代与巴比伦]相同者多，甚至内有显然一致者，足以之为彼此间自远古已有联系之确证，此所以尤须注意者。”人们认为，三宅经年轻时海外留学后，试图在世界史中把握日本史，为日本史学研究确立了新的方法论。但由上述引文可知，关于拉库伯里学说，三宅尽管对其所提示的古代中国与巴比伦之间一系列相通之处颇为关注，但对其学说本身整体上不无怀疑。至于桑原，更以犀锐的笔锋斥论拉库伯里的学说为“臆断”，断言“彼等无外乎凭据人种之感情，或宗教之信仰”而鼓吹此说。可以说，拉库伯里的学说，从被介绍至日本伊始，即暴露在明治日本学术界怀疑的目光之下。

如果拉库伯里学说在日本因此类评价而盖棺定论，则黄帝西方起源论后来就不会在中国引发热议。但一本著作的出现却使事态出现逆转，这便是白河次郎、国府种德的合著《支那文明史》（博文馆，1900年出版）。《支那文明史》不同于当时主要按年代顺序记述重大事件的众多著作，而是一部将中国的文明发展史以事件、制度、文化领域分门别类同西方进行比较论述的崭新的中国史。该书出版时，著者白河次郎和国府种德均年不及而立，都是纵论史传、横论文艺的崭露头角的记者，而非严谨的东方史学家。^[50]由该书引据西方外文著作之多，可见其志向之无畏。该书与卫三畏（S. W. Williams）的巨著《中国总论》^[51]并列参考的，即为拉库伯里著《中国古文明西来论》；该书第三章《支那民族西亚来源论》以长达60页篇幅介绍拉库伯里学说，并给予肯定评价。20世纪初中国热议汉族（黄帝）西方起源说，其论据、渊源皆在该书此章。^[52]依《支那文明史》支持拉库伯里学说的中国知识分子，其来日几乎全在进入20世纪之后，最早者梁启超亦不早于1898年。他们或许是在不了解拉库伯里学说曾受到三宅、桑原的怀疑和批判的情况下，径直相信了《支那文明史》。

《支那文明史》按文化现象论述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内容十分丰富。然而，中国知识分子主要关注的却是其西方起源论。^[53]之所以如此，其一是拉库伯里的观点本身令人意外，即汉民族源自西方，而且是古巴比伦这一既陌生离奇、又足可激发研究兴趣的文明之地；其二是该书对拉库伯里所作解说的明显的“科学性”，如以插图形式比较《易经》卦象与刚刚解读成功的楔形文字的类似之处等。众所周知，古代西亚的楔形文字在19世纪中叶经英国人罗林森（Henry C. Rawlinson）成功解读贝希斯敦（Behistun）铭文之后，便被视为解读人类史的特殊文字而备受全世界关注。附言之，一般认为，日本开始包括楔形文字解读在内的古代东方学研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早也只能追溯到1917年出现后不久即消逝的名曰“巴比伦学会”^[54]的同好会；由此可知，《支那文明史》插图介绍楔形文字，实属例外。中国知识分子通过该书初次看到传闻中的楔形文字，且其所附对译暗示与中国古代文字类似，所受心理冲击之大可想而知。中国主要在1904年前后依据《支那文明史》撰写、发表的文章，对其插图青睐有加，争相转载（见插图），这表明了《支那文明史》---及其所转述之拉库伯里学说---的魅力所在，同时也如实反映了当时的所谓“新知识”是通过不断复制而成立的。

然而，看似引自拉库伯里著作的该楔形文字图，实为原著所无，而是《支那文明史》作者采自与汉族西方起源说完全无关的有关古代东方学的英语论文^[58]，且未作只字说明。不用说，除少数古代东方学者外，无人会去翻阅拉库伯里浩繁的原著，或者试图确认楔形文字图的出处，因此，对于日本及中国读者而言，《支那文明史》的转述即全为拉库伯里学说，也全部是史实。此类对西方学说既非概括、亦非编述的加工，是明治日本接受西方思想时的常见现象，而绝非仅有《支那文明史》的年轻作者为之。但远在伦敦的一位东方学者的新奇学说，经过介绍者追加“旁证”后，却不仅为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59]，而且也被日本的部分信从者奉为“几乎不可动摇之定论”。^[60]

自认为黄帝后裔的清末知识分子，无论革命派还是改良派，都无不赞同拉库伯里学说，即相信汉族乃古代由巴比伦迁徙而来。这除了他们未曾看穿该学说在明治日本被人为戴上“科学”面具外，当然还因为其心灵也被深深触动。支持拉库伯里学说的清末知识分子基于该学说所得出的结论完全一致，即其反映。请看蒋智由、陶成章、刘师培文的论述。

我种人于上古四千年前，世界草昧，舟车未兴而超越千万里高山、崱屴、沙漠出没之长道，以开东方大国，是则我祖若宗志气之伟大、性质之勇敢为何如。而其事业之雄奇又直为他人种之所无，足以鼓舞我后人之气概者，抑又何如也。^[61]

西洋历史中名誉赫赫之摩西，称其率以色列族出埃及，建犹太国，为不可及之事。然夷考其绩，徘徊四十年，卒不越红海之滨，以视乎我祖之由西亚以达中亚，复由中亚以达东亚，逾绝大之高岭，渡绝大之沙漠者，其相去果何啻霄壤哉。且我族祖先，非仅冒险远略之毅力，为世所不可几及也。其战斗之能力，亦举世莫能尚。^[62]

盖汉族入中国之初，处支那本部者为苗族。卒以民族竞争、优胜劣败，四百州之山河遂悉举而入汉族之手，则汉族经营中国之功，岂可一日忘耶。中国者，汉族之中国也。^[63]

上述引文表明，对他们而言，汉族西方起源说完全证明汉族是伟大的征服者，因此是优秀种族，统治中国实属当之无愧。在这里，外来种族一点，对汉族不仅无可羞愧，更是优秀种族之标志。而如果了解了清末知识分子如何观察和理解近代世界，则他们何以持有此种逻辑，也就不言自明。亦即，在他们看来，所谓近代世界史无非是雅利安、盎格鲁-撒克逊等所谓优秀人种不断征服劣等人种的历史，而在此过程中，身为土著民族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可言。^[64]在贯穿着优胜劣败“公理”的人类历史上，征服者即优胜者，成为征服者就拥有了取得统治者资格的根据。换言之，清末知识分子接受汉族西方起源说，由于其逻辑与承认西方人种在近代世界的优秀和霸权相同，从而通过比拟而得到了作为汉族理应拥有的类似的自尊心和优越感。

这种比拟思考方式，实为清末人种论及历史人物论所共有。在接受了社会进化论规定的人种优劣顺序的清末知识分子们看来，汉族作为种族，其文明程度尽管较之西方各民族大为逊色，但较之非洲黑人及中国国内尚未开化之少数民族，却显然远在其上，属于文明之列。^[65]此外，众所周知，出自清末知识分子之手的史传所颂扬的历史人物，除对外族入侵的抵抗者如岳飞、文天祥、郑成功等之外，还有不少远征异域者（或被视作远征异域者）如郑和、张骞、班超等。^[66]这表明，对本民族抱有的自尊，并非先天自然形成，而是通过寻求、确定哪个民族逊于本民族，并明确其差异、排定优劣来确立的；而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决然抗拒外族征服者的同时，却也难免被其本身试图成为征服者这一“强者的逻辑”所纠缠。假如把清末出现的黄帝称为民族主义高度凝聚的象征，则它是把有关民族主义的比拟思考方式凝聚后，才成为象征的。

从汉族始祖“黄帝”在1903年诞生于东京后，至今已逾百年，其间，“黄帝”从汉族的始祖，逐渐转化为“中华民族”的祖先，其立场已发生微妙变化，但对黄帝的颂扬却未曾中断。寓意黄帝子孙繁荣的汉族自我称谓“炎黄子孙”现在仍在使用，而黄帝陵祭祀年年举行，且规模不断扩大。如果黄帝是民族主义高度凝缩的象征，则这些现象或许是中国民族主义课题虽历经百年努力而仍未实现其目的的反映。

本文主要就近代黄帝的肖像及其西方起源说的出处和流传进行了考察，但有不少问题未及探讨，如有关两种黄帝肖像的原作未能明确考证等。在中国，对黄帝的颂扬今后还会继续，则试图通过涉猎古籍、揣度传说以解开黄帝神化之谜的研究，或许只会增加热度。而笔者则希望，近代“黄帝神化”的真相也能成为研究课题之一。

原文（日语）刊载于《20世纪研究》第3期（2002年12月），日文题目为：《20世纪初头の中国における“黄帝”热——排满·肖像·西方起源说》；中文版收于《清史研究》2005年第4期。收入本书时，做了修订。

[1] 章开沅《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动员：以“排满”宣传为实例》, 《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5期。详细论述清末民初的汉族和满族关系的新著有：Edward J. M. Rhoads, Manchus and Han: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1861-1928（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0）；中译本：路康乐著，王琴等译《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2] 《杨度致梁启超函（1907年）》，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98页。

[3]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0页。关于辛亥革命时期的宣传活动，可参看小野信尔《辛亥革命与革命宣传》，小野川秀美、岛田虔次编《辛亥革命研究》，东京：筑摩书房，1978年，第37-88页，以及小野和子《关于孙中山赠送给南方熊楠的〈原君原臣〉》, 《孙文研究》第14号，1992年。

[4] 关于排满革命论和中国近代人类学诞生关系的论述，请参看本书所收《辛亥革命时期的种族主义与中国人类学的兴起》。

[5] 深町英夫《中华民国成立时期的国家统一问题---统治多民族的正统性》, 《中央大学论集》第18号，1997年；江田宪治《中国统一多民族的课题---以辛亥革命时期的争论为中心》, 《京都产业大学世界问题研究所纪要》特别号，1998年；松本真澄《中国民族政策研究》，东京：多贺出版，1999年，第52-74页。

[6] 关于此点，坂元弘子《中国民族主义的神话---种族、身体、性别》（东京：岩波书店，2004年），以丰富的论据，提示了饶有兴味的观点。

[7] 高木博志《近代天皇制与古都》，岩波书店，2006年，第3-55页。另外，关于黄帝及黄帝陵的资料集，可参考张岂之主编《五千年血脉---黄帝及黄帝陵史料汇编》，西北大学出版社、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93年。

[8] 陈旭麓《清末革命党人的纪年》, 《近代史思辨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竹内弘行《民初纪年考》, 《中国研究集刊》第7号，1989年；竹内弘行《关于清末的私定纪年法》, 《名古屋学院大学论集》第31卷第1期，1994年。

[9]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London:Verso,1983；中译本：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Eric J. Hobsbawm, Terence O. Ranger, eds. ,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中译本：顾杭、庞冠群译《传统的发明》，译林出版社，2008年）。

[10] 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8号，1997年；孙隆基《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 《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1] 关于清末的各种黄帝纪年的论据、论争以及其出现和消失经过，前引竹内弘行《关于清末的私定纪年法》不乏卓见。

[12] 确切说来，《国粹学报》《民报》的黄帝像完全复制自《江苏》，而《黄帝魂》的则是对《江苏》版的粗劣临摹。

[13] 《江苏》第3期，1903年6月。

[14] 《黄帝魂》1904年1月。

[15] 《国粹学报》第3期，1905年4月。

[16] 《民报》第1期，1905年11月。

[17] 《三才图会》卷一，《人物》，页10。

[18] 许义宗《TOP中国纸币》，台北，1977年，第74页。

[19]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512页。

[20] 同前，第515页。

[21] 《猛回头》《警世钟》现均收录于《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关于刊行时间等书志信息，笔者参考了该书的编者注，但理应包含在小册原件中的黄帝肖像等图片，没有收录在此文集之中。【补注】笔者2004年9月调查北京国家博物馆的《猛回头》《警世钟》藏本，果然发现《猛回头》卷首有戎装黄帝立像；《警世钟》却没有黄帝像。

[22] 《二十世纪之支那》第1号，1905年6月。

[23] 陈孟坚《民报与辛亥革命》上卷，正中书局，1986年，第408-411页的《民报所刊图画来源的查证》是唯一可称为关于《民报》所采用画像的专论文章。该文称，《民报》所载黄帝画像乃沿袭《二十世纪之支那》。但是，如前图所示，实际二者相去甚远。

[24] 无畏（刘师培）《黄帝纪年论》, 《国民日日报》1903年7月11日，收于《国民日日报汇编》第1集（1904年）。

[25] 关于明治天皇“御真影”的出现及其作用，近年研究颇多，主要有：多木浩二《天皇的肖像》，岩波书店，1988年；佐佐木克《幕末时期的天皇·明治时期的天皇》，东京：讲谈社，2005年；增野惠子《关于明治天皇形象的变迁》, 《美术史研究》第38号，2000年。

[26] 明治时期随处可见的皇族及历代天皇的肖像集（参照神奈川县立历史博物馆编刊《王族的肖像---明治皇室影集的诞生》,2001年）中，有包括类似“御真影”风格的神武天皇像。

[27]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编《辛亥革命大写真》下卷，湖北美术出版社，2001年，第602页。

[28] 浮雕像只能辨识面向左侧的脸部，这是因为右半部分磨损，实际雕像应是正面像。

[29] 义和团事件后，报纸报道了驻扎在中国东北的俄国军队不实行原定于1903年4月开始的撤兵计划，对此义愤填膺的留日学生于4月末决定成立抵抗俄国的义勇军，号称拒俄义勇队，在向各界宣传号召的同时，还进行了军事训练。

[30] 中村哲夫《同盟的年代---中国同盟会成立过程之研究》，京都：人文书院，1992年，第63-95页。拒俄义勇队与军国民教育会的关系以及其活动，在本稿中未经特别注明时，均出于此书。

[31] 《军国民教育会纪事》，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1901-190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11页。

[32] 同前，第111、120、122页。

[33] 前引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110页。关于这份意见书提出的日期，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62-263页作7月4日，前引中村哲夫《同盟的年代》第84-86页则作7月5日。

[34] 陈去病《革命闲话》, 《江苏革命博物馆月刊》第6期，1930年（收于郭长海、郭君兮编《陈去病诗文集补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255-1259页）；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112页。

[35] 《江苏》第3期的刊行日期，杂志底页记载为1903年6月25日，但据同一期刊载的论说（譬如《满洲之密约译支那新闻》）内容看，实际刊行日期应晚于此时。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军国民教育会徽章的制作（6月14日）前后，秦毓鎏等人准备了线画（戎装立像）和写实画两种黄帝肖像。另外，《江苏》第3期中，除此之外还登载秦执笔的鼓吹民族主义的卷头论文《中国民族之过去及未来》（署名“效鲁”），他在这个时期以明确的意图开始宣扬民族主义的事实，由此可窥一斑。

[36] 山田敬三《鲁迅的世界》，东京：大修馆书店，1991年，第316-328页；罗芳楷、罗芳松《鲁迅〈自题小像〉作年辨微》, 《成都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北冈正子《鲁迅：在日本这一个异文化当中---从弘文学院入学到“退学”事件》，大阪：关西大学出版部，2001年，第400-406页。

[37] 声称乃于帝国图书馆觅得的黄帝肖像，具体取于哪幅原图，至今未能查明。现在的国立国会图书馆前身确为“帝国图书馆”，但以此名称开馆则为1906年，故声称1903年在那里觅得黄帝像的冯自由的回忆显然有若干混乱之处。不过这幅黄帝像同《江苏》版肖像一样，无疑都得自日本。

[38] 辛亥革命后一个时期内，曾流通过印有黄帝肖像的纸币，但其风貌却类似于《三才图会》中所见的历代皇帝图像。

[39] 关于该年正月“排满演说”事件的史实考证，可参见桑兵《癸卯元旦留日学生排满演说史实考辨》, 《学术研究》1984年第3期。

[40] 关于1903年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性，可参见严昌洪、许小青《癸卯年万岁---1903年的革命思潮与革命运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41] 所谓的西方起源论中，从原始汉族集团移动论，到文化及传说来源于西方，形成中国的原始文明，众说纷杂。现在，原始汉族集团移动论已不为世人所道，但在关于黄帝的传说及神话中觅求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之因素的比较神话学研究仍在继续。

[42] Martin Bernal, “Liu Shih-p'ei and National Essence, ”in Charlotte Furth ed. , The Limits of Change: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 p.96-98；徐杰舜《汉民族发展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6-7页。

[43] Terrien de Lacoupérie, 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sation from 2300 B. C. to 200 A. D. , London:Asher,1894．日本和中国均尚无该书全译本。

[44] H. M. Mackenzie, “Memorial Notice of Prof. Terrien de Lacouperie, ”The Babylonian and Oriental Records, vol.7, no.11,1894.

[45] 关于欧美学术界汉族西方起源论的由来，可参照前岛信次《汉族的两河流域起源论》, 《日本两河流域学会月报》第2卷第8期，1959年。

[46] 拉库伯里的汉族西来说，作为“中国人种西来之说”被介绍，始于连载第2回的第37号（底页记载为1903年9月，但实际刊行是1904年1月）。蒋智由的这篇论文，1929年由上海的华通书局以同名出版。另，蒋曾在1903年受梁启超之邀，担任《新民丛报》的编辑工作（前引《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11-312页）。

[47] 各论文出处如下：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新民丛报》第58期， 1904年；刘师培《论中国对外思想之变迁》, 《警钟日报》1904年6月20-21日；陶成章《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1904年），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212-316页；章炳麟《訄书》, 《序种姓》上（1904年）, 《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0-186页；宋教仁《我之历史》，前引《宋教仁集》下卷，第638、666-667页。附言，汉族西来说（或类似的中国文明西方起源论）在辛亥革命后曾一度平息，但1921年瑞典考古学者安特生（J. G. Andersson）在河南省仰韶挖掘出大量同西方出土品类似的彩陶后，重新受到瞩目，1940年代前，陆懋德、董作宾、郭沫若、顾颉刚等中国权威古代史家均多少受此说影响。

[48] 《国民之友》第182号载该短文（无署名），作为“汉族=巴比伦人”说的根据，介绍了“亨利·巴里登·麦克道尔在《哈普杂志》发表的《关于支那人种的新知识》”（Henry Burden McDowell, “A New Light on the Chinese, ”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 No. 511,1892）。另，McDowell作为自己论证的根据，引用了拉库伯里的研究。

[49] 三宅米吉《拉库伯里先生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学说》, 《史学杂志》第7卷第8期，1896年；桑原骘藏《评部分东方学学者有关中国古代史的学说》, 《国民之友》第287-288号，1896年。

[50] 白河次郎（号鲤洋，1874-1919），生于福冈县，明治、大正时期的新闻记者，政治家。执笔于《九州日报》等，任《神户新闻》等主编，后任国会议员。国府种德（号犀东，1873-1950），生于石川县，明治时期的汉诗人、新体诗人。东京帝大法科大学退学后，历任内务省嘱托、宫内省御用挂，同时在《太阳》《大阪每日新闻》从事新闻工作，后执教于庆应大学等。

[51] Samuel Wells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A Survey of the Geography, Government, Literature, Social Life, Arts and History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 Its Inhabitants, Rev. ed. , 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883.

[52] 《支那文明史》介绍了拉库伯里学说后，当时曾有许多中国文献引用、借鉴《支那文明史》。这一点，除陶成章《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外，宋文炳《中国民族史》（中华书局，1934年）、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世界书局，1934年）等著作亦早有说明。

[53] 涉及《支那文明史》对中国思想史影响的研究，有手代木有儿《梁启超---“史界革命”与明治时期的历史学》，佐藤慎一编《近代中国的思想家》，东京：大修馆书店，1998年，第80-88页。手代木说，梁启超著《尧舜为中国中央君权滥觞考》（1901年）一文有与《支那文明史》第五章《关于政治的观念及君主政体的发展》内容一致的地方，但经实际比对后，笔者发现二者并无明显对应关系，至多是思路大致类似而已。

[54] 佐藤进《巴比伦学会与古代学研究所---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研究在日本的兴起》,《立正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年报别册》第10号，1995年。

[55] 白河次郎、国府种德《支那文明史》，东京：博文馆，1900年，第53页。

[56] 观云（蒋智由）《中国人种考》（二）, 《新民丛报》第37期，1903年。

[57] 陶成章《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1904）, 《陶成章集》，第235页。

[58] Edwin Norris, “Memoir on the Scythic Version of the Behistun Inscript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15,1855. 《支那文明史》的著者们竟涉猎约50年前英国的学术刊物，乍看令人费解，但该杂志在当时的日本，是对楔形文字及古代东方史感兴趣之士必先参照的刊物。关于此点，请参阅户水宽人《温故录》，有斐阁书房，1903年，第25-26页。

[59] 《支那文明史》1903年被译成中文，由上海竞化书局出版。

[60] 佐佐木安五郎《读高楠博士〈文珠所说宿曜录所见之二十八宿十二宫七曜之名目论〉》, 《读卖新闻 日曜附录》1906年9月9日。

[61] 观云《中国人种考》（二）, 《新民丛报》第37期，1903年。

[62] 陶成章《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1904年）, 《陶成章集》，第259页。这段文字在该文中是陶成章自己的按语，但实际上几乎全部引自蒋智由的《中国人种考》（二）。蒋智由和陶成章均为浙江人，留学日本时交谊甚密（《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43、345-346页）。

[63] 刘师培《论中国对外思想之变迁》, 《警钟日报》1904年6月20日。

[64] 这样的社会进化论式的世界史认识之一端，可见于梁启超的《新民说·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 《新民丛报》第2期，1902年，以及《新史学·历史与人种之关系》, 《新民丛报》第14期，1902年。另外，明治时期日本的神武天皇东征神话也蕴含了同样的“征服者即优者”的逻辑，已无需赘言。

[65] 关于此点，请参看前引坂元弘子《中国民族主义的神话》，以及本书所收《近代东亚“文明圈”的成立及其共同语言---以梁启超的“人种”为中心》。

[66] 俞旦初《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英雄人物史鉴》, 《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