沼泽城堡里的国王（the King of Swamp Castle） 

在经典电影《巨蟒与圣杯》（Monty Python and the HolyGrail）里，沼泽城堡里的国王决定把他的王国建立在不稳固的地盘上，并为他这个看上去很愚蠢的决定辩护。“其他国王说我疯了，”他告诉他的儿子，“但我重复建相同的城堡，就是为了告诉他们。城堡沉到沼泽里去了，我就再建第二个。第二个又沉没了，我就再建第三个。第三个烧毁了，倒塌了，然后又沉入沼泽。”如果把参与圣路易斯市“同意搜查”项目的警官们比作沼泽城堡里的国王的话，他们似乎就更值得原谅。

事实是，几乎所有刑事司法领域的创新都建立在沼泽之上。圣路易斯市当时正经历青少年枪支暴力犯罪的高峰期。警方为了找到应对的办法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处于流通状态的枪支数量与人口数量一样多。对于遵纪守法的公民来说，可以很容易地通过枪支回购项目来减少枪支的持有量，但这对于问题的解决却帮助不大。更严重的是，枪支暴力犯罪发生最多的社区恰恰也是最不信任警察的社区。更不用说我们没有提到的其他一些因素，包括青少年缺乏工作与接受教育的机会，以及文化上的问题（例如“停止告密”行动^[1]），也会使在类似于圣路易斯市这样的地方开展减少犯罪的努力更为复杂化。

在面对诸如此类的挑战时，开展一个新的创新项目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在圣路易斯市也只有少部分的警官有勇气去尝试。这些必须面对的挑战可以破坏任何的创新措施，而无论创新措施本身设计或执行地多么完美。但圣路易斯市的试点却遇到了更多额外的障碍，其中许多都是由于创新措施自身的原因所造成的。考虑到后果通常都无法预料这一法则，对圣路易斯市的改革者们来说，或许好一些（或者至少是更合乎情理）的选择也有助于减少额外产生的问题。

在第一阶段，项目由警察局内部的一个独立机构实施，程序方面相对不正式也使项目能在免受警察总部干涉的情况下发展和调整。但是，也正是这种独立性导致项目走向消亡——一旦负责的警官被调任，项目就立刻不复存在。在第三阶段，警官们决定不再根据家长和社区成员的建议确定搜查的对象，而是转而依靠警察系统的内部信息，并希望由此能更有效率地确定搜查的对象。但他们没有预见到的是，来自社区的建议对于这个项目开展的正当性有多么的举足轻重。结果是，同意进行搜查的比率从第一阶段的98%降至42%。在另一方面，警官们考虑得非常周全，认识到他们如果想帮助那些已成惊弓之鸟的父母，使他们的家庭处于安全的状态，警方就需要与一个社区组织开展合作。但是，对合作机构的不当选择反而削弱了项目，并导致了最终的失败。

“同意搜查”项目纠结的历史向我们展示，开展一个项目并不存在什么完美的、没有任何风险的方法，简单地认为不同的决定本可以挽救项目并不恰当。免遭失败本来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免遭失败唯一的方法就是不去尝试任何事情。如果你能拥抱失败并学习将失败视为一块跳板而不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壁垒，那么成功就是可能的。毕竟，即使是沼泽城堡里的国王在建第四个城堡时也成功了。

圣路易斯市“同意搜查”项目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其短暂而又充满转折的存在过程恰好充分展现了导致刑事司法改革失败的常见原因。一般而言，失败有四种类型：

●概念上的失败（糟糕的想法）

●实施上的失败（糟糕的执行）

●营销推广与政治因素上的失败（不能吸引必要的财力和人力支持）

●自我反思上的失败（改革者在为项目争取支持时过于急功近利，以至于不能准确评估自身的弱点或不能在情况发生变化时作出应对）

“同意搜查”项目前景最美好的第一阶段，是说明政治因素导致失败的上佳例子。考虑到圣路易斯市混乱不堪的政治状况，项目与警察局局长（同时也是市长职位的竞争者）捆绑在一起就足以使蒸蒸日上的创新项目迅速被人遗忘，无论项目早期的成果有多么鼓舞人心。而且，机动后备队的警官们的独立性也意味着他们在警察局总部没有什么能够拯救他们项目的盟友。

为了避免落入下意识地认为所有的政治因素都是负面的这一思维定势，有必要强调的是，正是源于政治因素的力量才帮助“同意搜查”项目起死回生。毕竟，联邦司法部和之后联邦检察官的介入，才帮助项目重新启动。改革者们需要掌握的一项极为困难但又极为重要的技能，就是如何来掌控地方的政治因素，这也是我们将在本书中不断重复的一个话题。

但掌控地方政治因素方面的失败仅仅是“同意搜查”项目故事中的一部分。有的时候，改革者会被糟糕的想法击溃，正如“同意搜查”项目的第二阶段所展示的那样。很明显，放弃对发现的非法物品不进行逮捕这一承诺不是一个好的主意。即使是最有才华和最有奉献精神的警官也无法在这样的限制下使项目正常运转。因此，“同意搜查”项目的第二阶段如同第一阶段一样失败了，但却是基于不同的原因。这一次，不是政治因素导致的失败，而是概念上的失败。

在第三阶段，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同意搜查”项目拥有联邦检察官的积极支持和专门的资助。政治风向似乎与项目的方向保持一致了。参与这一阶段的警官们也有很好的想法和相关的经验来设计项目。但“同意搜查”项目再次失败了，这次的原因是实施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决定把一个有缺陷的宗教团体作为合作伙伴。

除了政治因素、概念和执行，还有一个导致失败的原因，在刑事司法创新中最重要但却最少被提及：不能进行有效的反思，从而搞清楚哪些有效和哪些无效。同样，“同意搜查”项目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展示了刑事司法领域从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有多么困难。

[1] “停止告密”（stop snitching movement）行动起源于美国巴尔的摩市，一起谋杀案的证人被枪击身亡，原因可能是检察官在法庭上宣读了这位证人的名字。此后巴尔的摩市街头出现了一些名为“停止告密”的CD、DVD以及印有“stop snitching”字样的T恤衫售卖，内容是警告向警方“告密”或作证的人不要再向警方“告密”了。——译者注